【高訪】王淦昌：隱姓埋名17年之後_風聞

上觀新聞 2019-12-13

20年前一場隆重的授勳儀式，王淦昌缺席了。

那次，他和另外22位科學家被中央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其中，他和錢三強、鄧稼先、郭永懷等7人，都屬“追授”。就在9個多月前，91歲的王淦昌剛剛因病離世。

“王淦昌”這個名字，曾在全球物理學界廣受關注，又一度神秘失蹤。一直到1978年後，才重回公眾視野。

上世紀50年代，王淦昌和一批中國物理學者受命前往蘇聯，參與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工作。在此期間，身為副所長的王淦昌領導的團隊，在同步穩相加速器上做實驗時，發現了反西格馬超負子。一經宣佈，收到了世界上100多家物理實驗室的賀電。

就在物理學界猜測王淦昌是否會因此獲諾貝爾獎時，60年代初，這個名字忽然銷聲匿跡。17年後，人們才知道，那些年王淦昌化名“王京”，一直工作在中國核武器研製的第一線。

上世紀60年代，王淦昌與聶榮臻（中）、朱光亞（右）在核試驗基地

從1961年4月，54歲的王淦昌決心“以身許國”，到1978年71歲回京擔任二機部副部長，他始終是中國核武器研製團隊中最年長者之一，親歷了原子彈、氫彈和新一代核武器研製，並主持了多次地下核試驗，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

在曾與王淦昌共事多年的賀賢土院士印象中，當年中國核武器研製團隊中對外使用化名的，似乎只有王淦昌一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王老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較高。”

作為中國物理學界的泰斗級人物，王淦昌的經歷頗為傳奇：13歲成婚，剛入清華大學就當了父親；抗戰時隨浙江大學一路輾轉西遷，遇空襲必定攜帶一克鐳；赴朝鮮戰場調查美軍是否使用“原子炮”，所乘汽車曾引來猛烈轟炸；1955年，48歲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

而人們瞭解不多的是，他隱姓埋名17年之後，這位知名科學家的晚年，究竟還在關注什麼，曾做過什麼，以及他對能源問題的終極思考是什麼？

很多人遺憾王淦昌曾與諾貝爾物理學獎擦肩而過，但當他離開核武器研製第一線後，他的戰略眼光或許更能體現一位大科學家的智慧與情懷。

受訪者檔案

賀賢土：1937年生，中國科學院院士。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1962年起參與中國核武器研製，曾任“863計劃”慣性約束核聚變主題首席科學家。

王韞明：1927年生，王淦昌次女，畢業於浙江大學生物系。

王遵明：1940年生，王淦昌小女兒，畢業於南開大學生物系。

1997年，王淦昌在家中與楊振寧交談

從“王京”到“王淦昌”

1978年9月，王淦昌（後排左三）解密後與來京的海外親戚相聚

高淵：王淦昌先生是什麼時候不再叫“王京”了？

賀賢土：那是1978年6月，他從四川綿陽的二機部九院調回北京，擔任二機部副部長，然後又兼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那年王老已經71歲高齡，在西部偏遠地區隱姓埋名工作17年，終於解密了，可以不用再叫“王京”。

王老是1961年4月份參加中國核武器研製工作的。當時，二機部劉傑部長和錢三強副部長約見王老，邀請他參加原子彈研製。因為這屬於國家最高機密，領導要求王老絕對保密，斷絕一切海外關係，並且更名為“王京”，他都無條件答應了，説“我願以身許國。”

第二天，王老就到二機部九所報到，就是後來的九院，開始了隱姓埋名的生活。

高淵：你剛去的時候，知道他的真名嗎？

賀賢土：我們內部都知道，但他在外面活動時，被稱為“王京同志”。我是1956年就知道王淦昌這個名字了，當時提出“向科學進軍”，我就讀的寧波中學組織收看科學家的講座錄像，其中王老講的是核聚變，讓我對物理產生了濃厚興趣，決定第二年考浙大物理系。

高淵：在中國核武器研製團隊中，改名的科學家多嗎？

賀賢土：我是1962年從浙大物理系畢業，留校擔任助教才兩三個月，就被調到二機部九所了。我在理論研究室，鄧稼先是主任，周光召是常務副主任，王老是九所副所長，主要負責核武器實驗。

當時隱姓埋名的很多，但改名字的只有王老一個。原因我沒問過，但很可能是因為他知名度高，出於保密的考慮。

高淵：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曾寫過一段日記，物理學家吳有訓教授跟他説，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出版的百年來科學大事記，中國人能名列其中的，只有彭桓武和王淦昌兩位。為何他有這麼高的聲望？

賀賢土：王老年輕時在柏林大學讀博士，師從著名女實驗物理學家邁特內。在此期間，他提出可能發現中子的試驗設想，兩次找到導師談及此事都被拒絕了。1932年，英國科學家查德威克，按王淦昌的思路進行試驗，發現了中子並獲得諾貝爾獎。

後來浙大西遷遵義、湄潭期間，他提出了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案，但當時國內沒有實驗條件，只好將方案寫成論文發表在美國《物理學評論》上。後來，美國科學家阿倫在論文中提到，他主要參考了王淦昌的方案進行實驗發現了中微子，成為當時國際物理學的重要成就。

王老到中科院工作後，還曾前往蘇聯的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並被選為副所長。在此期間，他領導的研究組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論文先後在中國《物理學報》和蘇聯《實驗與理論物理期刊》上發表。這是一個重大發現，被認為在微觀世界的體系上消滅了一個空白點。

1933年，王淦昌（左二）等中國留學生在德國合影

1952年王淦昌（右）在朝鮮戰場

“秦山核電站”為何沒有下馬

高淵：在你看來，他解密後最關心的是什麼？

賀賢土：可能因為做了很多年的核武器研究，到了晚年，他非常關心核能的和平利用。他剛當二機部副部長，就與幾位專家聯名給中央領導寫信，提出全國核電發展的統一規劃和集中領導。他們在信中説，中國發展核電十分必要，而且在核武器研製中培養了一支科研隊伍，但當前管理混亂，一定要統一規劃、統一行動。

這封信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視，批轉給了有關部門。1980年1月，中央發文指出，核電建設要全面規劃、分工合作，由二機部統一歸口管理。

高淵：但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三里島核電站發生了嚴重核泄漏事故，是否影響了中國核電站發展的決策？

賀賢土：三里島核電站發生事故時，王老正帶隊在美國訪問。那是1979年3月，中央組織了一箇中國核能學會代表團訪美，這是文革後很早的訪美科學家代表團。王老以中國核能學會理事長的身份擔任團長，目的就是考察美國核工業。

代表團在美國考察的第三天，發生了三里島事故，核電廠周圍將近20萬人撤離。有記者採訪王老，他明確回應：在弄清事故的原因後，三里島所發生的情況是可以避免的。回來後，他就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了積極開展原子能發電站研究的提案。

高淵：當時國內還是有很多不同意見吧？

賀賢土：對，王老一直在積極遊説。1980年，中央書記處邀請中科院專家為中央領導開講座。第一講是錢三強先生主講，第二講原本由另兩位科學家講能源危機的出路，王老聽説後，主動找到中科院領導要求他來主講。他的建議被採納了，題目改為《核能——當代重要能源之一》。

王老事先收集了大量資料，做了幾次預講。他把講解內容做成50張幻燈片，還專門有一段講美國三里島核事故，明確認為核電站是可以建在城市附近的。那天講座的效果很好，會上領導們最關心的是安全和成本問題。安全問題在會上講得很透徹了，會後王老專門就核電站的造價問題寫了報告，報送中央領導。

高淵：但秦山核電站上馬依然遇到了很多阻力？

賀賢土：1982年，國務院批准了浙江海鹽的秦山核電廠項目。但還沒動工，就遇到了強烈的反對聲。主要是不少人認為，我們可以引進國際上成熟的90萬千瓦核電站技術，沒有必要從30萬千瓦的原型核電站做起，這是閉關鎖國的思想。

王老那次很生氣，他明確回應，中國的現代化不能用錢從國外買來，尤其是像核電站這樣的關鍵技術，應該自主研發為主、國外引進為輔。為此，有17位科學家聯名向中央寫信，王老在信上第一個簽上自己的名字。後來秦山核電站沒有下馬，這封信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王淦昌率中國核能代表團訪美

1986年，導演謝晉（右）在北京與王淦昌及其女兒王遵明暢談

“大小王老”的越級上書

高淵：在王老晚年，他的名字經常和另外一位王老——王大珩院士連在一起，他們兩位關係很密切嗎？

賀賢土：他們都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的，王淦昌比王大珩大9歲，我們就稱呼他們“大王老”和“小王老”。

兩位王老關係非常好，他們喜歡在一起研究戰略課題。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總統里根提出了戰略防禦倡議，就是“星球大戰計劃”，蘇聯和東歐集團針鋒相對地制定了“科技進步綜合綱領”。同時，由法國牽頭的西歐17國提出了“尤里卡計劃”，其他像日本、印度、韓國等都制定了高技術發展計劃。

國內有關部門也開始考慮對策，但在具體行動上並未真正落實，前瞻性的戰略設計更顯不夠。1986年3月2日，兩位王老和陳芳允、楊嘉墀經過多方分析論證，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3月5日，鄧小平同志就在他們的建議上做了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出決斷，不可拖延。”

高淵：為什麼能這麼快就得到小平同志的批示？

賀賢土：因為這項建議關乎國家興廢的歷史挑戰，將決定中國在新的世紀能否站穩腳跟，他們決定不按部就班地一級一級往上呈報，而是走了“後門”。當時小平同志的女婿張宏，就在中科院技術科學部工作，四老就請他將信直接呈交給了小平同志。

高淵：後來的進展順利嗎？

賀賢土：緊接着，3月8日國務院召集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對建議信進行了充分討論。會議決定，由國家科委和國防科工委牽頭組織討論我國高技術發展計劃的具體事宜。

但馬上就遇到一個最關鍵的問題：需要多少經費？有領導問“大王老”，他沉默了許久，説能省則省吧。但四位科學家都知道，發展高科技耗資巨大。

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准了《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因為四位老科學家上書和小平同志批示都在這年3月份，所以簡稱“863計劃”，確定的首批專款達100億元。

1986年3月，向中央提出發展高技術建議的四位科學家。右起：王淦昌、楊嘉墀、王大珩、陳芳允。

高淵：這四位上書的老科學家後來都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863計劃”與“兩彈一星”是否有着某種傳承關係？

賀賢土：“863計劃”選擇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化、能源、材料等7個技術領域的15個主題項目開始高科技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其中航天和激光放在軍口，其他都放在民口，這也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軍民結合，以民為主”的指導思想。

這些主題項目都從戰略角度出發，突出前瞻性、先進性和帶動性，為21世紀着想。可以説，“863計劃”傳承了“兩彈一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國家目標作為共同的精神支柱，全國一盤棋、建設國家隊，建設糾錯機制、理論與實驗相結合，重視基礎研究、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

高淵：王老自己有沒有參與“863計劃”中，某一項具體的研究項目？

賀賢土：在王老晚年，他最關注的科研項目是激光聚變。大家都知道，核裂變和核聚變是獲得核能的兩種途徑，原子彈是核裂變，氫彈是核聚變，後者比前者的威力大得多，但必須用原子彈引爆。這也就是為何各個核大國都是先爆炸原子彈，然後才能爆炸氫彈。

現在全世界的核電廠和航空母艦等用的核反應堆是可控的，都是通過鈾的裂變獲得核能，而鈾的儲量是有限的。核聚變則不同，它是將大量氘和氚核加熱到很高温度，它們互相高速碰撞發生聚合反應，聚變生成氦核和中子釋放出能量的過程。和鈾不一樣，氘在海水中就可提煉，幾乎是用之不竭的。

高淵：為什麼核裂變的發展順風順水，而可控核聚變卻舉步維艱呢？

賀賢土：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科學問題太複雜，例如高温下各種不穩定性等問題的瞭解與控制，而且建造幾代聚變研究裝置也需要不斷解決技術問題。上世紀60年代初，激光技術誕生了，當時王老正在全身心投入原子彈的研製，但他注意到了激光強度大、方向性強的特性。

原子彈爆炸成功後，核武器研製重點轉向了氫彈。王老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能不能用激光打擊加熱氘核產生聚變中子,實現核聚變能可控利用？他和蘇聯科學家巴索夫幾乎同時獨立提出了這個設想，中國的激光聚變研究就此起步。

1992年，在中國當代物理學家聯誼會上，李政道問王老，在他從事的這麼多科研項目中，對哪項最滿意。王老考慮片刻後回答説：“我對自己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較滿意，因為這在當時是個全新概念。一旦實現，將徹底解決人類的能源問題。”

高淵：在“863計劃”啓動之初，這個項目為何沒有列進去？

賀賢土：這項研究我國雖然啓動得早，但因我國當時經濟困難，特別是後來發生的“文革”大大延緩了研究進程。制定“863計劃”時，王老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認為當時條件還不成熟，放進去是浪費錢。

到了1987年6月，在王淦昌和王大珩的大力推動下，我國第一代高功率激光裝置LF-12（基頻功率10的12次方瓦，LF指激光聚變）通過國家級鑑定。後改名為“神光-I”，是我國“神光”系列激光器的第一個。1988年8月，王老在意大利召開的戰爭與和平國際會議上，瞭解到了激光聚變的最新成果，回國後作了報告。我當時負責激光聚變理論研究，感到應該是時候了，就找王老請他上書中央，他立即打電話給王大珩請他起草，後來我加上于敏的名字，建議在“863計劃”中增列激光聚變這個直屬主題。

高淵：高層的反應怎樣？

賀賢土：李鵬總理很快就讓秘書通知王老，説馬上安排一次彙報會。那次是兩位王老、于敏、鄧錫銘和我五個人去中南海，做了詳細彙報。當時定了兩點，一是儘快制定一個總體研究方案，二是這個項目放在“863計劃”的軍口，就是由國防科工委負責。

高淵：後來王老在這個專項中擔任什麼角色？

賀賢土：因為年紀大了，他和王大珩先生一直擔任顧問。我先當秘書長，1996年開始負責全面工作，1997年任第二任首席科學家。王老始終很關心這個項目，1998年他去世前幾天，我去看望他，他還叮囑一定要把激光聚變搞成功。

這麼多年來，我們這個團隊始終記住王老的話，堅持自力更生，可以説連每一個螺絲釘都是自己的。這也是“863計劃”的核心，就是要推動原始創新，不能老是跟在美國後面。現在，我們激光聚變的研究已經處在點火前夕。

1990年10月，莫斯科大學授予王淦昌名譽博士學位

“王老頭”不是“書呆子”

高淵：你父親對你們5個兄弟姐妹管得多嗎？

王遵明：他跟別的父親不一樣，實在跟我們接觸得太少。他是1934年拿到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的，緊接着就去山東大學當教授。到了1936年，因為杭州離家近，他來到浙江大學，成為這所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一年後，日軍進攻上海，江浙一帶成了抗日前線，浙大開始西遷。

我們姐弟五個，前面兩個姐姐和大哥哥都是父親去德國之前生的。而我和小哥哥，都生在浙大西遷過程中，我們倆比前面三個要小十來歲。他不是出國就是出差，有時候會寄明信片給我，無非就是叮囑好好學習、注意身體。後來去了西部基地，聯繫得更少了，那17年中好像就帶我們上過一次香山。

我是1966年結婚的，他也沒能回來參加。但他對人特別好，不管是司機還是警衞員，他都沒架子。有一次，我愛人去二機部找他，他已經從西部回來當副部長了，門房一聽，説：“哦，你找王老頭啊。”

高淵：什麼時候知道父親在搞原子彈？

王韞明：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我正在北京父母家。聽到發“號外“，我趕緊跑下樓去看，我一看就心裏有數，父親肯定參與了。當時，我父親已經在西部工作了好幾年，信上他只説生活上的事，從來不説他在做什麼。我就猜他可能在做國防方面的研究，沒想到是研製原子彈。

高淵：他晚年在家裏，跟你們交流多嗎？

王遵明：父親最常説的話是，你們不要浪費時間。他每天晚上必看新聞，看完就回房間看書，有時候我們想看會兒電視劇，他説不要看了，再看就是浪費時間，大家去看書。

他平時最多聽聽京劇和評劇。有一次有人問他有什麼興趣愛好，他説我沒有很多興趣，我覺得興趣太廣的話，太浪費時間了。我覺得父親滿腦子都是業務，整天就想着專業的事。

高淵：有的回憶文章中説，你們兄弟姐妹常常背地裏管他叫“書呆子”？

王韞明：不會的，我父親才不是“書呆子”呢。他就是跟人家打交道時，有點一門心思，探討業務很專注。他常打電話問別人：“你有什麼好的IDEA，跟我説説。”確實有點衝頭衝腦的，年輕人可能有點怕他，他老是催人家。

高淵：作為王老的學生輩，在工作中你怕他嗎？

賀賢土：對我們來説，他就是一位慈祥和藹的父輩，他一般不跟人發火，但有時候會跟領導急。

1969年9月23日，中國成功進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試驗。那次是王老負責，我是理論設計人之一。試驗前王老剛進山洞，助手攜帶的探測器就猛響，王老要求立刻清查放射源，結果查明是氡氣超標，對人體呼吸系統影響很大。

當時每天在山洞裏工作的不僅有科研人員，還有很多施工的小戰士。王老要求加強通風，尤其不能在山洞裏吃飯喝水，口罩不能重複使用。有領導批王老是“活命哲學”，説他擾亂軍心。王老很憤怒，但他繼續跟大家一起在坑道里奮戰，直到地下核試驗成功爆炸。

高淵：據説你父親80壽辰辦成了學術報告會？

王韞明：那次是在北京科學會堂辦的，來了很多學者，有嚴濟慈、周培源、錢學森、錢三強等，李政道也特地從美國趕來，還有父親的學生胡濟民、程開甲等。

壽誕籌備期間，父親就説，最好的賀禮是做出學術成果。所以，在核工業部部長蔣心雄簡單致辭後，就由中科院上海光機所鄧錫銘等人作學術報告。最後我父親説：“我向大家彙報最近一個時期，我和一些同志開展準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況。”然後，打開投影儀就開講。這樣的賀壽活動也挺少見的。

1991年，王淦昌（中）訪問日本橫濱電氣技術實驗室

懷揣“通靈寶玉”的“牧羊教授”

高淵：父親晚年時，最懷念什麼？

王韞明：他常常跟我們回憶起在湄潭的日子，那是貴州遵義附近一個山清水秀的小鎮，抗戰期間，浙江大學物理系曾經遷到那裏。父親説，在湄潭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有活力、最富有創造力的時候。

1997年6月，我和妹妹遵明代表父親和全家重回了湄潭，去感謝湄潭人民的養育之恩，我們全家都把那裏視為第二故鄉。

高淵：抗戰開始後，浙大一路西遷，湄潭是最後一站？

王韞明：那時候我們不叫西遷，都叫逃難，一路上非常辛苦。先從杭州到建德，我們家租了縣城一間民房，我的弟弟出生在這裏，就取名王德基。前三個孩子出生時，父親都不在家，這次他看着母親分娩，還感慨原來生孩子這麼艱難。

沒多久，杭州失守了，建德也經常遭到轟炸，浙大決定向江西遷移，先後經過金華、衢州和吉安，才抵達泰和。浙大校長竺可楨先生的夫人和小兒子因為缺醫少藥，幾天內先後病逝，浙大師生都萬分悲痛。

1938年，日軍步步緊逼，浙大決定再次遷移。那年11月，浙大在廣西宜山開課。

高淵：宜山也艱苦嗎？

王韞明：除了城裏的文廟，只能在大草棚裏上課，而且沒有凳子，學生都站着聽課。更嚴重的是，宜山瘧疾等疾病流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患病。有個化學系的學生高燒昏迷，被醫院送到了太平間，幸好校醫正好從香港買到了特效藥，才救了過來。我父親給這個學生塞了錢，讓他買些好吃的補養。

而且宜山也不安全，日軍飛機經常來轟炸。遇到警報時，我父親家裏東西都不帶，但隨身必定要帶上實驗室裏的一克鐳，裝在小鉛盒裏揣在懷裏。有人開玩笑説，這是王淦昌的“通靈寶玉”，是他的命根子。

後來，日軍在廣西北海登陸，很快就越過了十萬大山，南寧也失守了，宜山成了前線。浙大決定北遷貴州，我們全家是1940年初到的遵義。我的小妹妹就是在遵義出生的，所以取名王遵明。

高淵：浙大這一路西遷，最終目的地是小鎮湄潭？

王韞明：對，浙大在遵義只是暫住。但條件不錯，就待了一段時間，到了1941年才把理學院、農學院等搬到了湄潭。

湄潭當地人非常歡迎浙大，主動把文廟、財神廟等騰出來當教室，在湄江邊上建造了大禮堂兼做飯廳，還在小鎮外面闢了200多畝地作為浙大的農場。由於浙大的到來，滿街都是師生和家屬，小小的湄潭成了大學城。我們家在南門外租了兩間臨街的店面房，借了幾張牀和桌椅，一家七口人擠在裏面，一住就是五年，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高淵：你父親在湄潭可以潛心做研究了？

王韞明：湄潭的條件是浙大西遷以來最好的，而且沒有敵機轟炸的危險，物理系的實驗樓蓋在湄江對岸的雙修寺裏，一路輾轉的實驗儀器全部開箱，設備當時在全國是一流的。

但我父親在遵義時患上了肺結核，到了湄潭因為環境氣候較好，稍微好了一點。我母親剛生了小妹妹，她沒奶水，就養了羊，想擠點羊奶給我父親和小妹妹吃。父親看到雙修寺附近的草比較多，每天牽着羊，走半個多小時山路，他在實驗樓裏做實驗，把羊拴在門口吃草，晚上再把羊帶回家。

這一路上要遇到很多浙大的師生，我父親無所謂，但他“牧羊教授”的名聲卻傳了出去。

高淵：你父親跟同事和學生們來往多嗎？

王韞明：他們經常來，父親會讓我媽炒幾個菜，所以我們家很熱鬧。後來的“兩彈一星”科技功臣之一程開甲，就是我父親推薦留校任助教的。

很多年後，我父親還會提到幾個當時讓他印象深刻的學生，其中之一是李政道。有一次他給李政道一本書，上面有十道習題，他圈出五道題讓李政道做，結果李政道把十道題全做了，父親説：“哪一個做老師的會不喜歡這樣的學生？”後來李政道談起在國內受到的教育，説吳大猷、束星北和王淦昌三位先生對他幫助最大。

高淵：跟你父親關係最密切的是束星北教授？

王韞明：他們在一起總是吵架，嗓門很大，都是在爭論學術上的問題。我們聽多了也習慣了，知道他們第二天又會和好如初。

他們倆只差半歲，我父親擅長實驗，束星北擅長理論。我父親當時比較瘦弱，束星北很魁梧，性格開朗坦誠，尤其是講課深入淺出，這一點讓我父親很佩服，我們兩家真的是親如一家。

1980年夏天，我父親和束星北闊別26年後，終於在青島重逢。他的女兒束美星當時住在隔壁房間，她回憶説，那天兩人一見面就提高嗓門爭論，一會兒又開懷大笑，一直聊到很晚，她第二天一早醒來，又聽到他們在房間裏聊天，也不知道睡沒睡覺。

束星北一生坎坷。他去世後，《狹義相對論》手稿雖然已經整理出來，但因為相當高深，找不到合適的人校對。我父親知道後説，你們早該告訴我。他找了專家完成校對，還申請了5萬元基金，並親自寫了序，這本書終於在束星北去世12年後出版。

1944年，王淦昌全家在貴州湄潭

1998年3月，王淦昌攝於家中

一輛疾馳而來的自行車

高淵：在家裏，父親一直管你母親叫“媽媽”？

王韞明：對，他是隨我們子女，用常熟話這麼叫的。

我父親出生在江蘇常熟的楓塘灣，是個只有十幾户人家的小村子。他4歲喪父，13歲喪母，他外婆覺得沒人照顧不行，就説了一門親事，物色了一個比我父親大三歲的姑娘當媳婦，就是我母親吳月琴。

那時候，我母親裹着小腳，是典型的舊式鄉下女子，但她勤懇自律，很受家裏長輩的喜愛。當時我父親還在上中學，他在學校裏從不説自己已經娶了媳婦，怕被同學取笑。1920年，他剛跨進清華大學校門半年，母親就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我的大姐王慧明。

上世紀60年代，王淦昌與夫人吳月琴在中關村宿舍花園

高淵：父親在生活上很依賴母親嗎？

王韞明：母親沒讀過多少書，很忠厚，對我父親非常體貼。父親在家裏什麼事都不幹的，手絹都不洗，從來不進廚房，連倒杯茶都是我母親給他倒好。他每次出差，也是我母親負責整理行李。

他們文化程度相差很大，談不上有多少交流。而且我母親話不多，這點我們前面四個姐弟都像她，只有小妹妹遵明話多。

晚年的王淦昌、吳月琴夫婦

高淵：母親照顧了父親一輩子，她走了之後，父親是什麼反應？

王韞明：我母親是1998年7月份去世的，父親很難過。畢竟十幾歲就結婚，相伴了一輩子。那以後父親很沉默，他以前話還挺多的。到了這年年底，父親也走了。

高淵：他是1997年在家門口被自行車撞了？

王韞明：對，那段時間我就住在父母家，在木樨地的一幢副部長樓裏。我父親每天的生活很規律，雖然已經90歲了，走路還可以，每天傍晚都要出去走一圈。

我天天都陪他走，但那天我剛從外面買了桃子回來，有點累。父親説他先出去，我説我一會兒來陪你。結果很快有人來報信，説你們家老頭摔倒了。我和家裏人趕緊跑出去，看到他已經坐在路邊凳子上，説被一輛疾馳而來的自行車撞了。

高淵：撞得厲害嗎？

王韞明：我當時感覺還可以，但他已經站不起來了。我們馬上把父親送到北京醫院，診斷是骨折。考慮到他年紀大了，採取了保守療法。後來一度恢復得還可以，在家裏拄着枴杖還能走走，我還陪他到下面院子裏曬太陽，但身體差了很多。

高淵：知道被誰撞的嗎？

王韞明：這事一直沒查出來。我妹妹還怪我為什麼不陪着，我們吵了一架。

高淵：後來父親去世的直接原因，是這次被撞嗎？

王遵明：主要原因是胃癌。我父親在浙大西遷途中得過肺結核，還傳給過我。1947年，全國選派12名教授去美國做研究，浙大選派了陳建功和我父親。父親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作了一年多，一個意外收穫是肺結核居然不治而愈。其實他沒用任何藥物，靠的是多喝牛奶。

父親去世前消瘦得很厲害，醫生老懷疑是肺部問題，沒往別的地方想，結果就耽誤了。等查出胃癌已經是晚期，得知病情後，他平靜地説：“我已經91歲了，該做的工作已經做了，雖然微乎其微，但總算沒有交白卷。”

高淵：“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後來是送到家裏的？

王韞明：父親住院期間，温家寶來探望過。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是胡錦濤代表中央來的。一開始我們不知道，在告別儀式現場，看到錦濤同志走進來，我們全家都很欣慰。

1999年9月，中央隆重表彰“兩彈一星”科技功臣，功勳獎章很快送到了家裏，可惜父親已經去世大半年了。如果他能親手領到，我們知道他會很高興的，這是對他畢生科研工作的肯定。

王淦昌（右）與李政道交談

王淦昌（左）在京西賓館與錢三強、何澤慧夫婦合影

高淵：現在回想起來，怎麼看待王老的一生？

王遵明：彭桓武先生曾經説過，“兩彈一星”的主要組織人是錢三強，工作中受苦受難比較多的是王淦昌。因為我父親是做實驗物理的，長期在西部野外工作。他在九院的威望很高，現在每年清明節，還有不少九院的老同事自發去為他掃墓，已經持續了20年。

賀賢土：對王老這一生，有人做過一個簡單的小結：他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奠基人之一，是國際核物理前沿的卓越開拓者，是中國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最早倡議者，是中國戰略高技術發展的策劃人之一，他還是傑出的物理教育家。正如周培源先生所言，王老一以貫之的理念，就是“以科學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