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諸葛亮的軍事才能_風聞

“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

以上為陳壽所著《三國志·諸葛亮傳》中的一段話，也是歷來用以説明諸葛亮武略不如文才（治國理政）的主要依據之一。歷史上諸葛亮的軍事才能的確沒有象《三國演義》小説中那般神乎其神，但是諸葛亮為三國時期最傑出的軍事家之一也是毋庸置疑的。

陳壽對諸葛亮的這段評價，我們需要考慮他寫作時的客觀環境，即其時陳壽已是司馬西晉朝廷中的一箇舊蜀漢降臣，受皇帝之詔來編撰漢末三國這段的斷代史；而蜀漢政權（創建者及核心人物）及諸葛亮本人自後漢至三國始終是曹魏集團的政治死敵，其互相敵對的程度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漢賊不兩立”（即“不共戴天”是也）；司馬氏為曹魏集團中後期的統治勢力核心人物，司馬昭時期滅掉蜀漢（果然是“漢賊不兩立”，只是最後的結局卻是“賊”滅“漢”），到司馬炎更是取曹魏皇帝而代之建立了西晉政權。作為陳壽一介降臣，由於蜀漢滅亡而叩頭於司馬西晉皇帝的御座之下，無法不戰戰兢兢、小心謹慎；更尤其是編撰史書這種事情，在封建皇權的高壓之下歷來是絕對要避免“以古諷今”而有意無意地觸犯當朝者。諸葛亮與司馬炎的祖父司馬懿在長安以西的隴右地區直接對陣數載，曾經是司馬氏（對陳壽而言意味着“今上”）的軍事勁敵；而諸葛亮又的確是一個文韜武略皆為出眾的人傑。這樣如何在不觸犯當今統治者的前提下儘量客觀地評價諸葛亮，就理所當然地成為陳壽立傳的核心出發點。

於是我們看到，在諸葛亮傳中，陳壽一方面對這位前蜀漢丞相不吝褒獎之詞，另一方面又有“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之語。實際上，以諸葛亮“未出茅廬而劃天下三分”，其已可稱為三國時期頂級謀略家之一；在劉備死後，諸葛亮實際主政蜀漢的12年，可以説是蜀漢政權政治最為清明、統治最為穩固的時期；諸葛亮後期六出祁山，以弱擊強，能逼得曹魏以司馬懿為首的眾多文臣武將不得不以深溝高壘、避而不戰的方法對付蜀漢軍的進攻，以拖待變，這其實從另一個側面説明了那個時期的蜀漢軍實際上具有很強的戰鬥力、諸葛亮具有很高的軍事指揮才能——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曹魏以強擊弱，完全可以直接消滅來犯之敵，用不着採用費時費力的“以拖待變”戰略。

當然，説諸葛亮是傑出的軍事指揮人才和戰略家，並不是説諸葛亮在軍事上是未卜先知、沒有犯過錯誤的神人（那是演義小説，不是歷史真實）。毛澤東曾有“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之語，前半句對諸葛亮的評價我以為極中肯（尤其是用在其軍事戰略和軍事指揮上）。諸葛亮思維縝密，考慮問題全面，深知劉備集團（蜀漢政權）既不具有天時，也不佔據地利，相比曹魏和孫吳而言本錢少、底子薄，禁不起任何疏忽大意而導致的損失，所以對經由其手所處理的政治、軍事事項皆以慎重考慮、謹慎行事的原則處理，“不弄險”成為諸葛亮一輩子的行事風格（也是無奈的選擇）。惟其如此，才能在確保既得戰略成果和利益的基礎上，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爭取時機實現形勢逆轉以實現自己在隆中對中確立的政治目標（消滅曹魏而使劉備集團一統天下）；就算“不得其時”（意味着曹魏集團在中原的統治沒有大的紕漏讓劉備集團及後來的蜀漢可以乘機取而代之），也可以在戰略上確保“三分天下有其一”這樣一個最低限度的目標（即保障自身的生存）。

諸葛亮主政中後期的六次北伐就是實現這樣的戰略意圖的具體軍事行動。歷來有不少人詬病諸葛亮六出祁山是窮兵黷武的不智之舉，殊不知在蜀弱魏強的戰略形勢下，諸葛亮採取“以攻為守”的方法取得鬥爭的主動權、迫使敵人按照自己的節奏行動實際上是蜀漢對付曹魏效率最高的戰略選擇——不然，蜀漢將在強大的曹魏的進攻面前疲於應付，所付出的代價不見得少，而戰略形勢卻更加糟糕，而且無法保證孫吳政權不會“趁火打劫”（對於劉備集團而言，“牆頭草”一般的孫權從來不是靠得住的盟友）——蜀漢並未因諸葛亮六出祁山的軍事行動導致“民貧國弱”、動盪不定，也從事實上説明了諸葛亮的北伐並非是不顧實際的“窮兵黷武”。

諸葛亮在戰略上最終沒有成功（消滅曹魏集團，進而一統天下），陳壽所言“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可以看做是主要原因——實際上就是説，劉備集團與曹魏集團之間的實力差距過於懸殊，根本不是僅憑一個優秀戰略家的謀略和軍略可以逆轉的；況且曹魏集團也不乏能臣猛將，曹操本人及其後的曹丕、曹睿、司馬懿等也都是一時的人傑，他們在統治策略上基本上沒有大的失誤可以讓對手加以利用。因此無論是曹氏當政還是司馬氏（通過政變）奪取權力，中原地區一直保持着綜合實力越來越強的趨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諸葛亮意圖使偏居一隅的劉備集團（蜀漢）在軍事上擊敗曹魏進而以武力實現天下一統（於劉氏），這樣的戰略目標基本上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司馬懿充分分析了敵我之短長，在軍事做到“以己之長克敵之短”，這是其最終在與蜀漢“六出祁山”的作戰中取勝的原因。

對於魏延的“子午谷之謀”，諸葛亮傳中並未有記載，而《三國志·蜀書·魏延傳》中有“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之語。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諸葛一生唯謹慎”。因為蜀漢國小力弱，全國的總兵力也沒有幾個“萬人”（演義小説中諸葛亮伐魏動輒出兵“三十萬”基本上只能看做是小説演義），因而諸葛亮對於魏延“異道”的建議始終認為是風險大於收益，所以才“制而不許”。從軍事鬥爭的歷史看，出奇制勝的戰例不在少數，更是軍事博弈中以弱勝強的重要手段之一。諸葛亮在臨陣用兵上的謹慎導致其只一味地以正面進攻作為對敵軍事鬥爭的手段，不能在戰略、戰役上採用出其不意的打擊手段，或可視為諸葛後期用兵在軍事戰略上的失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