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足難飯飽——歷史上為節糧而產生的禁酒令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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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天吃飯，看地活人。

中國人常説生活要酒足飯飽，飲酒要飲陳年佳釀，品食要品野味珍饈。但是在古代以及兵荒馬亂的近代，酒足飯飽沒辦法同時實現，歷代政府為了豐裕糧倉、節省糧食而頻頻發佈禁酒令。本文將帶領各位瞭解過去的禁酒令是為何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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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的起源

關於酒，《淮南子》曾記載 : “ 清醠之美 , 始於耒耜 。”可見古代時期，我們中國人就將制酒與農業產糧掛鈎。由於我國是農業國，所以我們很早就將糧食釀酒發揮得淋漓盡致，還誕生了與酒有關的官職——酒正。

《周禮·天官下》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沉齊。”

但我們可能不知道，正是在產生“酒官”的周朝，相應地也誕生了最早的禁酒令，而這禁酒令，與糧食緊密相連。

《史記·殷本紀》載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這是形容商紂王的，周朝禁酒一是為了杜絕殷商的放縱之風，二是為了減少糧食浪費。

周初，由於戰事連連，使得糧食消耗巨大，而釀酒需要耗費大量的糧食。當時釀酒的原料主要以黍、稷、稻、麥、菽等糧為主，連年的戰亂使得勞動人口減少，產量鋭減，周朝不得不推行禁酒。這一因糧禁酒的措施，日後在歷朝歷代都成為了“習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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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與三國:民飢戰亂引禁酒

時至兩漢，每逢大旱大雨時，朝廷都實行禁酒令，其目的是為了禁止糧食浪費。另一方面，漢武帝時，桑弘羊提出榷酤政策，由國家進行釀酒與售賣。這也是為了加強國家對糧食使用的控制。

《漢書·食貨志》記載:“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國家希望打壓商品經濟，防止民眾只顧釀酒從商，不顧農耕，使得國家糧食減少，進而爆發荒災。而閲遍《後漢書》，經常會出現“飢”字，正是因為東漢末期，年年歉收，饑荒頻發，導致朝廷不得不一直加強禁酒令。

那麼釀酒是否真與饑荒和糧食短缺有關聯呢？

以當時釀酒用糧的情況來看。三國時期的如淳註釋的《漢書 · 平當傳》中載: “ 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 , 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 。” 即一份糧食只能釀出同等體積的好酒 。質量差的酒 , 則 “ 一釀用粗米二斛 , 曲一斛 , 得成酒六斛六鬥 ”，即一份糧食可釀出兩份的酒 。但漢代酒的度數並不高 , 普通人可飲數升而不醉 , 漢一升約合今天的半市斤 , 如果一次飲酒數升 , 則等於喝掉數斤糧食。倘若這些釀酒用的糧食節約出來，確實能救濟許多災民，這也是漢朝每逢災年必禁酒的原因。

三國時，曾因禁酒而鬧出過“黃色笑話”，《三國志·簡雍傳》載:“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遊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慾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

同樣的，曹操也因年飢兵興，糧食短缺而禁酒，但他此舉引發了爭論，孔融上疏諷刺道:“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先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最後，曹操為了貫徹禁酒令，暗示御史大夫將孔融罷免。

由此可見，兩漢與三國，多因戰亂民飢而不讓民眾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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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依時而定，轉酒為税

兩漢三國久經戰亂，不得不禁酒，而唐宋則不同，唐宋時是為了國家恢復生產，休養生息，而開始有規律的禁酒。

唐朝立國之初就推行了禁酒政策 ，《新唐書》記載:“以谷貴禁關內屠酤。”這一句話記述的是唐高祖武德二年的禁酒令。這時的唐朝剛剛建立，百廢待興，糧價高漲，唐高祖不得不下此禁令。

除此之外，唐朝時，中國已經出現蒸餾酒，酒精度數不斷升高，這使得釀酒需要更多的糧食。

由於釀酒會導致糧食減少，所以唐朝從高祖到太宗，都一直維持着禁酒令，而這一局面，直到安史之亂後才被打破。

《通典》載:“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隨月納税。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税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安史之亂後，國家財政崩潰，無處收税，但朝廷發現酒税有利可圖，可以成為財政來源，於是便由全面禁酒，改成允許官方釀酒，收取費用，補貼軍隊。

酒罐   

與唐朝相比，宋朝時的禁酒更多的是為了牟利。宋朝由於釀酒技術進一步發展，制酒業發展迅速，朝廷把它作為一大財源。但奇怪的是，宋朝仍然禁酒。

當然，此時的禁酒，與唐朝初因糧而禁不同，宋朝時禁酒是禁止購買民間所釀之酒，因為民間釀製的酒銷量高，則會導致官釀的酒銷路被斷。所以宋朝為了保護這個能養兵供政的產業，開始大肆禁止民間釀酒。同時，也加大了官營酒業的生產。

雖然宋朝加大了官營釀酒力度，但朝廷在獲得酒利時也擔心釀酒會導致糧食浪費與短缺。“諸州官釀 , 所費谷麥 , 準常糴以給 , 不得用倉儲 。”用於備荒養兵的倉糧一般是不會拿來釀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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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三朝與元朝:知牧不識粟，禁酒為存糧

 遼興宗時曾下詔説: “朕早歲習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貧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為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谷。”同樣的，日後金朝統治者也是三令五申不準私自釀酒，因為他們擔心釀酒會引起糧食短缺。

這其實是因為北方糧食生長週期長於南方，農業收成也遠不如南方，且遊牧漁獵民族不通農耕，故塞北三朝統治者通常選擇禁釀酒。但他們和唐朝一樣，會在糧食豐收時節，允許官方釀酒，以便收取酒利。

待元朝一統江山時，統治者發現自己的農業經濟遠遠不及宋朝發達，沒法提升生產力，那就只能減少材料使用了，於是在糧食危機頻頻發生的元朝，時常有禁酒令。

當時翰林院的耶律鑄 、姚樞、王磐 、竇等曾上書説 : “足食之道，惟在節用，糜谷之多，無逾醒酸曲案⋯⋯ 宜一切禁之。” 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這個建議，頒佈禁酒令。

忽必烈

不止是忽必烈，每一位元朝皇帝都頒佈過禁酒令，元史中經常會出現“禁釀”和“歲飢”兩個詞，所以禁酒令一直貫穿元朝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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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禁酒:從源頭禁酒

明朝建立之初，就推行禁酒。據《續文獻通考》載：“洪武初，以民間多造酒，費米麥，故行禁酒令。令禁農民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令五穀豐積，以平其價。養民樂生，此其禁酒之方針也，此種精神明代永保持之。”可以看出來，明初禁酒是由於造酒浪費糧食，而其禁酒的方法則十分奇特，是直接禁種糯米，從原料開始禁止，使得農民只能多種其它穀物 , 間接地充實了糧倉。

但是，隨着明朝制度僵化，外加對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到後來，禁酒令越來越被忽視，民間私釀愈發頻繁，僅淮安一府歲耗於酒麴之麥就達百萬石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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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禁酒:一波三折，由嚴到松

清朝的禁酒始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康熙發現民間大肆釀酒而導致糧食浪費，為此，康熙提出“酒乃無益之物”，每逢歉收時節就重申這一觀點。

起初，康熙對奉天下達禁酒令，嚴禁燒鍋。康熙三十年和三十二年又再次發佈禁令 ，禁止直隸一省及順、永、保、河四府之地燒鍋。但是這也波及了許多無災之地，有些糧食富餘的地方由於這項禁令，也使得本地燒鍋行為被禁。

康熙

雍正繼承了康熙的政策，而且愈加嚴厲，原本能燒鍋釀酒的地方，也全部被禁止，而且有意向全國推廣。但雍正不敢使用過於激進的手段，他打算循序漸進。

他強調的是“若禁止不致累民，則禁止為便”，因為他也擔心對地方釀酒過於壓制，會導致貪官污吏趁機獲利，所以雍正相較於康熙，更加註重實際，而不只是口號。

乾隆登基後，也像他的父親一樣，大力推行禁酒令，但他沒有父親那樣的深謀遠慮，他推行的禁酒令過於理想主義，而且一刀切。

​乾隆皇帝於乾隆元年下令，禁止北方五省民間釀酒，他認為與其在饑荒時禁，不如禁於未飢之前，存糧於倉。如果禁酒 ，北方五省一年可多千萬餘石米穀， 這樣看來禁酒有利無弊 。因此乾隆認為北方五省應該永遠禁止釀酒。

但是，在禁酒令頒佈後的第十天，刑部尚書孫嘉淦立刻上疏反對，他認為在豐收之年應該解除禁酒令，允許百姓釀酒售賣，在歉收之年嚴禁，而不是一味地“永禁”。

針對孫嘉淦的觀點，王大臣又提出反對，認為應該要禁釀以裕糧。

同時，各地督撫也上疏表示不應該嚴禁，應該要有變通，他們認為在豐收之年就應該開放燒鍋，而王大臣眼見禁酒不成，打算改成禁曲，從源頭打擊，在長達半年的爭論後，乾隆下達指令，不僅要禁酒，還要禁制酒麴。

根據一些專家的論文，可以看出，乾隆二年十月至咸豐三年六月，是清朝禁酒禁曲最全面、最嚴格的時期。在乾隆二年開始，各地已經陸續開始禁酒禁曲，無論此年是豐是歉。

以河南為例，當地是全國較大的踩曲之地，而當地巡撫尹會一是較早提倡禁曲的，所以河南當地的制曲業遭到了很大的打擊。除此之外，諸如煙草等經濟作物也莫名其妙受到波及，不準種植。

而且，為了加大打擊力度，還提出連坐制，凡是有包庇和私運燒酒的，從保長到車户等運送者，一併處罰。

不僅僅是河南開始嚴打，兩江也是踩曲僅次於河南的地區 ，執行程度也逐步變嚴。江蘇巡撫楊永斌下令將制酒工具一併拆毀。由於禁酒從北方五省擴大到全國，導致汾酒的製造也受到影響。

在禁酒令嚴行期間，孫嘉淦再次上疏，請求廢除禁酒令，但這次各地巡撫一反常態，他們表示擁護禁酒令，而且認為要嚴禁踩曲盈利，但可以普通家庭自用自踩。乾隆這次對孫嘉淦也進行了貶斥。

在統一完意見後，乾隆再次要求厲行禁酒，而且要求各地必須把禁酒所節約的糧食收集起來，上交國庫。

時間到了咸豐三年，此時的户部上疏表示應該解禁，這時國家也已經不再着眼於糧食儲備，而是更需要大量的資金來鎮壓各地暴亂，酒税則是一大來源，在清政府眼中，解禁釀酒不是為利民，而是為了利朝廷。

自此，**持續了160多年的禁酒禁曲終於因財政危機而廢除。**日後雖然還有人再提禁酒，但也只持續較短的時間，按照專家們的研究來看，差不多每十年一次。這前前後後，禁酒令改來改去，可謂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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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禁酒實屬無奈

在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並沒有迎來獨立富強，隨之而來的是軍閥混戰，連年的的戰爭之後，中華大地已經滿目瘡痍。這一時期，中國的禁酒令實屬無奈，因為此時中國已經真的缺糧了，即使是四川這個天府之國，也很難供應當地老百姓日常的飲食。

兵 、匪 、水 、旱 、歉 、疫等災頻年蹂躪中華大地 ，幾乎每個地方都是十室九空 ，這就是民國時期的真實寫照。

面對這個局面，國民政府只能選擇開源節流，開源即從歐美等國進口糧食，但當時國民政府財政崩潰，進口的糧食完全是杯水車薪。這時，只能更注重節流，以禁酒的方式，節約糧食。

《貴州社會科學》中曾記載廣東在民國時期的釀酒情況，當時廣東釀酒每日所耗費的糧食達十餘萬斤，這足夠十餘萬人一日的口糧。

到了抗戰軍興，禁酒令更加嚴厲，1939年貴州省政府制定《貴州省禁止釀酒熬糖辦法》，全省各縣一律禁止使用米、麥、包穀三種糧食釀酒或熬糖，釀酒熬糖的器具全部被沒收，凡是違規，將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元以下罰金。

不僅僅是貴州如此嚴苛，福建當地政府也曾制定過《戰時福建省禁酒暫行辦法》，此《辦法》規定了當地居民須將酒與酒麴向機關登記，商店的庫存酒須兩個月內就地銷售完，而醫用酒精則必須由政府統一購售。

這番嚴苛的禁酒實乃無奈之舉，中國當時不僅缺錢缺糧，而且缺少完善的工業體系，即使是用來代替燃料的酒精，在中國也只能使用燒酒來提純，這樣導致國家需要投入大量的糧食來轉換成酒精，國民政府只能選擇這種極端的方法。

但是，由於國民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不大，所以各地的禁酒令經常與中央不同，而且朝令夕改，持續性不高。

有的時候，甚至連中央管轄之地也存在着偷偷飲酒作樂的情況。

在當時的廣東、貴州，乃至重慶，都存在着整瓶酒的銷售。廣東當時雖禁酒，但飯館中常見“呼白開水者”，原來，在當時的廣東，白開水就是酒的代號，倘若直接説要酒，侍者會直接忽略你。在重慶也存在着酒館，它們被稱為冷酒店，只能喝酒，就着豆乾等素食吃。

葉聖陶到了重慶後，發現當地開着許多假茶館，其真實作用是銷售各種酒。面對這一尷尬的情況，王新命坦言：“禁者國法，飲者人情。”一語道破了當時國民政府禁酒令的影響力不足以與人治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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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百禁皆因糧，中國雖然自古是釀酒與飲酒大國，但背後的禁酒令飽含農業國的艱辛，靠天吃飯，看地活人，使得吃飽與喝足之間一直無法兼得，只能取一平衡點，這一局面，也只能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才得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