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精神-中華民族的核心精神_風聞

       史學精神是中華民族的核心精神。在近代以來，與以哲學精神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再一次應證了這一點，並且也證明了自己的生命力。

     史學精神的核心是“道”。“道”是宇宙生命力生生不已的流變，常變常新是它的面相，”道“不可執一，執一非”道“，”道“就是”路“，”通“才是”道“的追求。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魯迅則説，”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行“就是這宇宙生命打通自身的實踐。可以説近代亡天下的文明危機激活了中國的史學精神，革命與改革成為近代以來的主題正是史學精神的體現。如果説史學精神的古代理論形態表現是陰陽五行學説，那麼它的現代理論形態則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以史學精神包攝來自西方的哲學的形而上學，是現實主義-理想主義-現實主義的運動，它以一分為二之剛濟陰陽互補之柔，使策略的靈活性與偉大的鬥爭精神融為一體。

   史學精神明瞭江山有興衰，人事有代謝，歷史的發展不會有終點。故 生命的流動實踐有盛有衰，有質有文。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的發展，飽經歷史的風霜，而綿延不斷。其生命力的發展到了中唐以後，文過於質，漸入生命力衰退的狀態，歷經一千年的磨礪而靜極思動，故必然由文返質，中國革命實為有文返質的歷史運動，從而恢復青春的活力，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畫。

  史學精神的核心是”道“，”道“在人心的體現就是”仁“。”仁“就是生命在人內在之中的感知與舒發。”仁“就是中華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正如”自由“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如果説”自由“是上帝的恩典，是賦予人內在的生命衝破”惡“的限制的救贖；那麼”仁“的激發就是以道修德，它打破人內在的生命力與外部世界的隔閡，激發出熱情與智慧。正是”仁“的感知，才體悟到宇宙生命生生不已的流動，才發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強音，才有”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正是“仁”對生命內外一體的感知，才有“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生出兼濟天下，厚德載物的情懷。“仁”也是既意識到自己生命的舒發，又意識到他人生命的舒發，因此相較於西方的“自由”的單向性，“仁”是複合雙向的，是融自由性和平等性為一體。可以説“仁”是其他一切精神的本根。中國革命繼承了了仁的精神，“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與人民打成一片；“為人民服務”，“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的人類解放的精神，激發出改造世界，改造自我的熱情。中國革命對“仁”與“自由”的繼承與發展，這就是“覺悟”與“解放”的精神與價值。

  史學精神在近代以來歷史唯物主義對接，以此為中介，接納了宏觀的社會分析，並連帶具備了生產力以及連帶的科學技術的視野。由此中國的史學精神的人文性的視野被擴大和精密化，並焊接了對自然的重視。歷史唯物主義不僅給中國人打開了外王的新視野，還以其科學的社會生產關係體系的分析，階級利益的分析以及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分析指引了外王的實踐，而這恰恰是理學所欠缺，而為自宋代以來的中國人所迫切需要的。因此，從中國思想的內在脈絡來看，接受馬克思主義順理成章。另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也繼承了理學的傳統，重視個人德性的修養，挖掘出“覺悟”這一德性，加強了人的道德自覺性和能動性的力量，也強化了唯物史觀的人文性，避免了蘇式馬克思主義把人當作歷史的被動的工具的弊病。實際上“覺悟”，就是紮根於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啓蒙”，與“解放”構成新的一陰一陽之道，內聖外王之道。所以説，近代以來不是救亡壓倒啓蒙，而是覺悟與解放的攜手並進。 

      需要注意的是，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自延安時代開始，繼承了史學精神“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的人文傳統，特別強調歷史的作用。不斷的回顧研究歷史，分析和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從而為未來的實踐提煉出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這就是“事實求是”的本來含義。兩個歷史決議都為開闢新的時代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就是“智以藏往，神以知來”。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建立在“實事求是”基礎上的修養的新手段，修養也不再是個人的了，也是集體的。集體的修養就是整風，個人的修養也不再具有封閉性，而是具有溝通交流的社會化色彩。修養、學習的目的也是個人和集體的思想境界，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的提高。修養是中國傳統向內發力的體現，是培養堅強的歷史實踐主體。它同改造外部客觀環境的實踐結合在一起，這是中國傳統富有活力的發展。

     而上述這一切都是中國經史互補傳統的生動體現和發展。因為經就是史的高度濃縮和昇華。周易和老子不是哲學形而上學，而是史學精神的高度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