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讀】跟外國人講新中國史，不是件輕鬆的事_風聞

【俠客島按】

今天給大家推薦一篇文章。

文章的作者，是大家已經很熟悉的島叔、《香港治與亂》作者閻小駿教授。今年國慶，他應邀出席了香港外國記者會，給香港的外國記者講述自己眼中的新中國七十年。

上次在深圳的線下沙龍，我和他對談的時候就問起這件事：聽了你的講述之後，外國記者有否對中國加深一層理解？（點擊對話閻小駿：香港亂局向何處去？）

摘下有色眼鏡是困難的，那首先意味着自省。當下的世界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氾濫，各路人羣從各種動機出發宣揚中國的“威脅”；但事實上，正如浸淫中國史研究60年的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最近在《讀書》所言：

“隨着我對歷史本身的思考逐漸透徹，那個與我的祖國十分不同的國家，她的歷史，竟沒有我以為的那樣迥異於世。”

無論如何，講述與傾聽都是好的開端。不管是外部還是我們自己，在迅速變化、斗轉星移的發展中，都需要凝視與沉思中國的歷史。它的輝煌與苦難一樣值得探討。久居香港的本文作者，則從離我們最近的“海外”視角給予了許多有益的觀察。

推薦給大家。文章略長，但讀完一定會有所得。

感謝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我參加今天的午餐會，與諸位著名記者、作家和朋友們一道思考我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走過的七十年征程，並探究她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香港外國記者會1943年成立於戰時的重慶。在那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人民同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及許多國家的人民一道，並肩抗擊一小撮軍國主義政權。

這些軍國主義分子妄圖用武力改造世界，甚至屠殺和消滅那些他們認為是低等卑賤、不文明、骯髒污穢及道德敗壞的民族。他們幻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妄圖使用霸權統治世界。

他們失敗了，而我們則大獲全勝。

當前的世界秩序正是這場偉大戰爭的重要成果之一。那個勝利的時刻標誌着現代中國的誕生，亦宣告當代中國國家體（bodypolitic）的誕生。中國人民無比珍視這個勝利的時刻，因為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被視為西方強國的平等夥伴而參與到全球事務之中。

從此開始，中國致力於成為這個國際大家庭負責任的一員，為全球家庭做出自己的貢獻。正如孫中山先生在其遺囑中所言，“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起點

當我們一起思考新中國曾走過的七十年曆程之時，中國人民所追求的如下目標當為概念之起點，即：在全球社區中被公平對待以及以平等一員的資格參與全球治理。

這也正是自屈辱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的170餘年中，中國人民前仆後繼艱辛追求的目標之一。在我看來，這是“中國夢”的本質所在，亦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本質所在。

在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之時，雖然中國人仍一以貫之地埋頭專注本國發展和內部議題；奇怪的是，中國的發展成就卻使得其越來越被視為對西方發展模式和民主模式的一種“整體意義上的危害”；中國的發展道路甚至被認為是對從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所形成的“普世價值”的威脅。

不同人對中國國家體的認知各有不同。某些人士認定中國的崛起昭示即將來到的文明間衝突。今年五月，《華盛頓觀察家》曾報導，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博士（KironSkinner）的觀點，她説“美國正着手準備應對美中之間將發生的文明衝突”。

她認為，若説冷戰尚屬西方大家庭內部的爭鬥，未來與中國發生的對抗將是美國“首次面對並非屬於高加索人種的強大對手”。斯金納博士——她於2019年8月被迫離職，似乎依然使用一個多世紀前的“黃禍論”論調來看待問題。

另外一些人認為中國是威權主義政治的衞士，以致一些西方學者甚至為此發明出“數字威權主義”這樣的新名詞；亦有些人視中國為秩序的挑戰者。他們認為，這個東方的新興大國不僅挑戰現行的國際秩序，也挑戰美國作為當前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全球事務中所享有的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

然而，為更好地理解今日中國國家體的多面性，我認為我們首先需要回顧中國在過去七十年中所經歷的過往。而這些過往的實踐乃是真正實質性地塑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鍵因素。

斯金納

變動

中國國家體並非一成不變。恰恰相反，她一直在恆常的變動與發展之中。當我們觀察已七十華誕的中國國家體之時，適應時代的“變化”理應是其中的核心主題。

在過去的七十年，中國究竟經歷了什麼？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高度重視。

第一，**中國從身處經濟最不發達國家之列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49年6月外國記者會從重慶播遷來港之時，由於長期的外國入侵以及內部戰爭，是時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70年之後的今天，中國已當之無愧是全球經濟圖景中的引領者。

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亦伴隨整體經濟成長而提升到嶄新高度。在1949年甚至1978年，很少中國家庭擁有私家車。而今天，當我們由於交通高峯而被堵塞在北京的街道上而無法動彈時，大家抱怨的是如今中國人所擁有的私家車數量實在是過多了。這圖景，70年前是無法想像的。

第二，**中國的經濟體制已從一個蘇式中央計劃經濟轉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體制的市場經濟轉型亦為國家治理帶來全新挑戰。

第三，中國已逐步從一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轉變成為一個以知識經濟為基礎、城鎮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當然這個發展過程尚在進行之中。中國政府也在不斷學習如何管理一個繁榮的、多元文化的現代中國社會。

同時，國際上，中國從全球大家庭中的一個昔日邊緣化的成員、一個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長期受害者，轉變成為國際舞台上越來越重要的力量。

我的觀點是，當我們思考中國的轉型時，需認識到這是進行之中的過程、變化着的過程，以及不斷試錯和探索的過程。

三個面向

我將處於這個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國家體，稱為一個“學習型政權”。中國共產黨在過去七十年中所取得的最核心經驗，就是認真從實踐中學習如何治理一個日漸現代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中國社會。

在這個不斷學習的過程中，中國國家體至少展現出三方面的形象。

在經濟上，中國政府努力讓自己成為執行高效、成果豐碩——有時甚至是具有神奇色彩的“奇蹟製造者”，這是中國的第一個面向。國家始終扮演着國民經濟的核心規劃者、主要執行者和嚴格調控者的重要角色。黨和國家亦努力適應新興經濟的要求，且在此過程中取得相當可觀的治理成果。

第二面是政治層面，國家始終是秩序的維護者和治理的實施者。於是我們看到，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個以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基礎、又注重發揮不同地方、不同社會羣體及社會階層、不同國民經濟部門乃至不同個人的能動性與活力政治結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始終在四個重要議題上保持長期關注：一是如何保持共產黨領導地位的穩固性；二是如何維持國內政治秩序的安定；三是中國政治體制如何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積極角色以及發揮積極作用；四是如何滿足社會對於政治參與及權利保障等方面的更高要求。

第三個面向是學習者，一個認真學習在越來越複雜的文化環境中如何去管理社會的國家。這個學習過程正在進行之中，而且主要依靠自學和不斷嘗試。

國家學習到要與逐漸變得自主的社會力量共同合作，但是也擔心秩序出現混亂；國家認識到社會利益團體、文化和少數羣體問題已經越來越現代化和多樣化，但仍在國家治理層面尋找足夠合適的現代化手段，去滿足新的社會和文化力量提出的新要求；黨和政府亦不斷努力尋找新的途徑去解決社會分歧和對立衝突。

我觀察，對待香港社會當前狀況，他們便是採用瞭如此的方式。當我們以更宏大、更全面的歷史的視角來看待香港今天發生的事情、乃至看待“一國兩制”這個政治構想之時，我們會意識到這並非是一個僅僅為了解決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問題而採取的暫時性措施。

從一定意義上説，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是更大型試驗的一部分，是一個更宏大的學習過程的重要內容。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也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個寶貴機會，去學習如何治理國家內部擁有不同社會和文化價值以及不同政治體系的地區，並保證其與國家主體社會之間的和諧相處，這一點尤其重要。

當然，學習並非無所作為，而是對形勢進行認真仔細的觀察、分析與研判，研究各種行動模式、行為方式和信息流動，以及在政治活動中出現的各種場景，並保持適時採取必要行動的能力。

總體而言，從政治視角來看，黨和國家在走過的七十年曆程中，積極從各式各樣的思想資源、教科書案例和實踐經驗去學習和領悟；黨不斷地、積極地發適應時代、進行改革和完善進步——即“自我革命”，同時也保持了社會總體秩序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穩定。

1983年的北京與現今的北京夜景（右）

建構

中國國家體這些各具特性的面向，必須有相關理論話語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通過一個具有充分強大説服力的理論敍事去説明其目標與手段的正確性。擁有一個高度契合時代要求、而又面向未來的理論敍事，對於黨而言至關重要。

七十年風雨歲月，形成了有力支持中國國家體四個根本理論敍事。

第一個理論敍事是落後就要捱打。這個觀點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通過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反思而得來的。從1921年建黨之初，黨便從中國近現代史中總結出了這樣的觀點。黨確切相信經濟力量和國家自衞能力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因此也堅定了要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決心。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中國人，只有一個經濟強大的中國才能避免再次被外國侵略、淪為西方殖民主義受害者的悲慘境遇。這是中國在國家戰略上的最重要敍事。

落後就要捱打

**第二個理論敍事也是總結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中而得出的，即：**必須具有集中統一的國家能力。鴉片戰爭以來的170年間，正是舊的政治秩序逐步退出、新興現代國家秩序在中國大地上逐漸建立起來的歷史時期。

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前，中國的處境是政治上一盤散沙、軍事上四分五裂、外交上落後捱打；中國人民認識到，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沒有統一的政治領導和有效運行的行政機構，國家只會陷入混亂動盪，戰亂頻仍，不得不遭受外國干預和侵略。

政治領導力量軟弱和分裂所引致的重重危險和惡果，是中國共產黨強調政治權力集中統一的主要依據之一。

與政治權力分裂的危害相聯繫的，便是關乎穩定和國家能力建設的理論。中國共產黨相信和重視秩序和穩定；其解釋是，若缺少兩者中任何一項，國家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經濟發展、有效管治、社會安定和國家安全均無從談起。

第三個理論敍事是和平崛起。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中國的關注力有一個逐步從國際轉向國內的過程；黨主要致力於國內發展和解決自身內部問題，同時為此目的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黨和國家都無意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或擔當任何國際警察的角色。和平崛起、不當頭、不稱霸是容納於中國共產黨官方理性之中的重要思考成果。

黨堅信，只要中國能夠在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諸方面取得成就，而如此人口眾多的一個大國也得以保持和平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這已然是中國人對全球發展和全球治理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

中國並無必要介入當前的某些具體國際事務；事實上，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向是指向未來，其輕重優先次序是十分清晰及合理的。

最後一個理論觀點則是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反覆提及的一句名言：實事求是。

這是中國共產黨全部意識形態的哲學基礎。“實事求是”乃是一種非常務實的世界觀，當然也是執政黨運用的一個相當現實主義的操作原理。

如同人生階段一樣，已走過七十年歲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更為理性、冷靜、成熟，更加面向實踐和未來。“實事求是”既是理論敍事也是指導原則，更是中國之所以能取得七十年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海，1972年3月，攝影：William A. Joseph （左），現今的上海（右）

結語

昔者哲人有言，真正的人生自七十而始。

人生七十歲，如釋重負。外部的秩序規範早已被內化進入一個人的道德內核，遵守這些規範和秩序已因而成為“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日常習慣；因此，人的心靈與行為得以真正自由——因為此時，規則的約束已轉變為心靈的自律，人與禮俗規範的天人合一早已自然而然。

因此，當踏入七十歲門檻之時，你理應更加自信。你不再向其他任何地方尋求指引—你的心靈即是你的嚮導，而你已真正成為自己身體與靈魂的主人。

一個悠久而偉大的國家亦復如是。走過七十載風雨，淡定地看待過往已經取得的成就，認真關注的重點則在於未來的挑戰與任務。

征程仍在繼續。我們看到，中國年輕一代正滿懷希望面向未來，他們朝氣蓬勃、信心百倍。他們將建設繁榮國家和實現民族復興的信念與責任堅定傳承下去，綿延不絕，世代長存。

這，或許才是七十週年國之盛典之真正意義所在。

文/閻小駿（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