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之路-—讀《儒家民族主義——現代中國的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有感_風聞

     在轉入正文之前，首先要批評一個説法。鄭永年先生引了盧梭的一個看法“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只有同時是文化和精神的共同體，才能經受住各種考驗”。這話沒錯，一個政治共同體需要一套精神文化體系作為粘合劑凝聚人心。我想西方國家同樣如此。那麼問題來了，自由主義是從基督教日耳曼的社會歷史傳統中產生出的思想體系，它作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共同體的粘合劑都不被人稱之為民族主義。何以把儒學作為中國的政治共同體的粘合劑（且不論應不應該），就要被稱之為民族主義呢？難道自由主義就是普世的，而從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產生的儒學就低人一頭，只能居地方特殊性的地位？ 對於儒學作為中國政治共同體的粘合劑，我們只能問合不合宜，而絕無理據稱為儒家“民族主義”。

     鄭永年先生提倡用儒學作為中國政治共同體的粘合劑，也有網友主張清理所謂被敗壞的儒學形式，如董子之學，朱子之學，回到孔子的原初儒學。另有網友聞儒學而排斥。其實，我們要拋開儒家的具體形式，看看它的根底、它的活的靈魂是什麼？這個活的靈魂就是史學精神，這個史學精神的高度結晶就是‘道’。道是流變的，它的形式不可執一。故要因時而變，而不可拘泥於外在形式，要有繼承中的發展。

    那麼依次精神， 今天談對儒家的繼承就不能忽視中國思想全部的內在發展脈落，我們既不能忽視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學説和朱熹之理學，也不能忽視毛澤東思想，他們都是中國思想通過的一段道路，是中國精神的經驗表達和積累。想要無視迴避之，繞過去，都是反史學精神的，反‘道’之精神，是不實事求是的表現。同樣對儒學的一概無視，否定它的歷史合理性和繼承的必要性，也是反辯證法的，是無視歷史的辯證運動過程的體現。把繼承與發展互相割裂，是抽象的形而上學表現，不是具體的歷史真理。

   回到孔子的原初儒學狀態，這不符合儒學活的靈魂，即史學精神（道的精神）。因為道就是世界上萬物的生長流變，是萬物生長流變歷程的體現。無論董仲舒儒學，程朱儒學還是毛澤東思想都是中國精神隨歷史演變所實際經過的道路，幻想將其切斷，而不是追隨歷史發展，全程把握，生造出一個原初儒學，或是回到五四之前的儒學的特定狀態，都是把中國精神以及儒學凝固化，是無生命力的。因為這就破壞了道在生長流變中的一脈貫通之氣，違反了史學精神。因為‘道’即是‘路’，‘路’講的就是‘通達’。而當前提出的重回儒學，只能理解為回到五四之前的儒學的特定狀態。因為五四之後的所謂新儒學，正如李澤厚所説，並沒離開宋明理學的基本架構，沒有產生儒學的新形態。因此其結果只能是無視五四之後中國精神的新變化、新體驗，是反歷史的，也就必然沒有生命力。要麼提倡儒學的人士就必須拿出一套新的形態，看其中的具體思想方案是不是言之有理，擊中人心。其實還有一條路。

   實際上宋明理學作為內聖之學在人的內在精神探究深化上是有寶貴財富的，而史學精神的“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智以藏往，神以知來”側重於培育人的智慧和德性，也具有極強的人文性。另一方面吸取了唯物史觀的毛澤東思想，它的對社會宏觀而又精密的分析；體現了理一分殊”的思想的”羣眾路線“（它以一攝萬，把握住了大千世界，正所謂《易大傳》説的“通天下之志，冒天下之道）；對於發展生產力及建立合適的社會生產關係的重視；還有一分為二之剛的原則性與陰陽互補之柔的靈活性相濟相輔的鬥爭的哲學，所有這些則在外王上卓有建樹。我們應以時代的新特點、新要求，以道（辯證法）為整體框架，圍繞仁（覺悟，解放）的核心精神將其統合起起來，重塑內聖外王之道，把改造外部客觀世界與完善內部主觀世界結合起來。內，深入人心情感的需求，倫理道德的需求，外，建德治法治相濟的新禮新法新制度。建立穩定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凝聚人心，凝聚政治共同體，以應對時代的挑戰。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儒學的新形式，”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道”的新形式。它的核心精神”覺悟“與”解放“就是對儒學核心”仁“的繼承與發展。儒學的人性觀是天理人慾之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觀是自然之質與社會之文的辯證統一。建立在儒學人性觀的實踐主要是政治倫理的實踐，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在注重社會倫理實踐的基礎上又擴展到生產力發展領域。建立在儒學人性觀及仁的精神上的制度是“大人”與“小人”之分基礎上的禮樂之治。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則以“羣眾路線”“為人民服務”為基礎的德治與法治相濟。儒學的社會基礎是血緣宗法制社會，故以孝為紐帶，並激發仁而擴展之。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基礎是超血緣的人民共同體，故以對共同理想的信仰為紐帶，並激發覺悟而擴展之。無論是以孝激發仁，還是以共同的理想信仰激發覺悟，都是以合宜的手段打通隔膜，促成共同體的相親相愛，增強凝聚力。這是社會倫理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