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薦】“陪葬”的偏執——“死手系統”傳説與對所謂“核捆綁”的系統批駁_風聞

前言：

在世界範圍內，**“死手系統”這一概念長期流行於中外各類軍政論壇和軍事創作。按照流行描述，這是一個全自動的核報復系統，旨在通過同歸於盡來形成威懾。而根據知乎用户JK JK的評析，這個本就被誤讀的概念以訛傳訛後，在我國的民間核戰略話語中，被與另一個概念——由洪超飛提出的“核捆綁戰略”**混淆在了一起，極大誤導了我國民間對於和戰略的認識與看待。

知乎用户JK JK於2016年左右發表了許多關於核戰略的知識科普，其內容翔實嚴謹，極具啓發性，此為我最早接觸的其中一篇。金正恩近期頻繁試驗導致“核捆綁”這一説法又在國內沉渣泛起，故藉此文以展開探討。

對於“死手系統”傳説與對所謂“核捆綁”的系統批駁並不是一句兩句話就可以説清楚的，JK JK的這篇回答文本量之多，查閲資料之豐富便可見其複雜性。

希望更多人能夠從“核陪葬”的迷信與偏執中走出來，用更實用的角度去理解核戰略，以避免被別有用心者誤導利用。

導讀：

1959年，美國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中程彈道導彈“雷神”和“朱比特”。同一年，古巴革命者推翻巴蒂斯塔傀儡政權。

1961年1月5日，美國宣佈同古巴斷絕外交關係，同時對古巴進行制裁。

1961年4月15日，美國轟炸古巴，並讓千名傭兵與古巴流亡軍隊入侵豬灣，試圖推翻卡斯特羅政府，失敗，入侵者被全殲于吉隆灘。

1962年，隨着蘇聯與古巴關係愈發密切，赫魯曉夫於7月3日和8日與卡斯特羅會談，達成秘密協議。

1962年7月，蘇聯開始在古巴秘密部署導彈，9月2日，蘇聯公開宣佈，根據蘇古兩國達成的協議，蘇聯將向古巴供應武器和提供技術專家。此時部署工作已近尾聲。

1962年10月，美國宣佈武裝封鎖古巴，隨後發生的一系列風波被流行説法稱為“古巴導彈危機”。

1964年1月29日，斯坦利·庫布里克根據彼得·喬治小説《紅色警戒》改編的電影《奇愛博士：我如何學會停止恐懼並愛上炸彈》（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上映。

在《奇愛博士》中，有一個系統在電影中被稱為“世界末日機”（The Doomsday machine），瞭解這台機器的作用，對於閲讀正文有極大幫助：

美國總統：“世界末日機，那是什麼？”

蘇聯大使：“一種可以毀滅地球上一切人類與生物的裝置。爆炸後，會產生大量核溢出，是個月內地球就會和月球一樣死寂。”

美國將軍：“胡扯，我們的研究表明兩週後溢出物就沒有危險。”

蘇聯大使：“顯然你沒有聽説過氯化鈷G（cobalt theoium G）。它的放射半衰期要93年。如果你用幾十枚氫彈與氯化鈷G放在一起，爆炸後就會是世界末日！一層放射雲會環繞地球93年！”

美國總統：“總理在威脅引爆那裝置嗎？”

蘇聯大使：“不，這不是一個聰明人會做的。世界末日機自動啓動，如果有人想關掉它，它就自動引爆。”

美國總統：“這絕對是瘋了，為什麼你們要建造這東西？”

蘇聯大使：“我們財力有限，到最後我們便無法維持軍備競賽，太空競賽和和平競賽的開支……世界末日機只花費了我們軍費的一小部分，當我們聽説你們有類似計劃，我們便決定實踐！”

美國總統：“我從來沒證實過任何像這樣的東西。”

蘇聯大使：“我們的消息來源是紐約時報。”

美國總統：“奇愛博士，你有這樣的計劃嗎？”

奇愛博士：“在我的授權之下，作為武器研究和發展主任，我去年主持了一項研究，根據結果，我的結論是這並不能起到有效遏制作用，這是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

美國總統：“那麼是有可能建造出這樣的東西？”

奇愛博士：“技術上的要求所有核武勢力都具備，只要想造就可以。”

美國總統：“但怎麼可能造一個不能關閉的機器？就算同時觸發也不可能？”

奇愛博士：“這不但是可能的，更是基本的，這就是整個設計思想。**遏制是使敵人產生一種意識的藝術——害怕進攻！**自動決定的過程就排除了人為干涉，使這機器變得可怕，簡單，可信。”

美國總統：“但這簡直是幻想，它如何能發動？”

奇愛博士：“很簡單，如果你只要毀掉一切，炸彈大小就不重要。此外，它連接在一部巨大的電腦上，特別而明晰地定義環境，根據情況決定是否發動，編程進磁帶記憶庫……這裝置的重點已經失傳了（這裏這段在電影裏是急促的轉折，沒有斷句）如果你願意保守秘密！為什麼你不將它向全世界公佈？”

蘇聯大使：“本來是要在星期一的黨代表會議上宣佈的，你知道總理喜歡讓人吃驚。”

（以下為正文內容，轉載於知乎用户@JK JK）

這所謂“核捆綁”學説既沒有正確的歷史資料支持，也沒有現實證據；作為一個威懾政策，它無法提高威懾的可信度，作為一個軍力建設指標，它無法節省資源辦事。現實世界中的核大國，採取的是“留有餘地”/儲備核力量的方法，威懾潛在的敵人，而不是不分皂白地胡亂發射。核小國則採取最小威懾，只針對襲擊者進行毀滅性的打擊。

不幸的是，“核捆綁”這個構想的唯一意義是鼓吹“陪葬”的論調。作為一個流傳了超過十年的所謂“核捆綁”學説，其實質就是認為“核陪葬”是對國家利益有助益的————他們聲稱，正是因為對“讓他國陪葬”的追求，才使得各國自願跳入瘋狂發射核武器的“捆綁”之中。

由於蘇聯的死手系統在我國的民間核戰略話語中被與一個（由洪超飛提出的）“核捆綁戰略”混淆在一起，本文將先討論“如何評價蘇聯的死手系統”，然後轉入對所謂“核捆綁”的系統批駁。如果想直接看中-美-俄的案例分析，請跳到最後一節：“勝利者要面對的爛攤子victor’s inheritance”與核陪葬

（A）它是什麼？

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蘇聯的死手系統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在功能上來説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系統，甚至有更高的自動性。這是因為死手Perimetr系統本質上只是一個核戰指揮權的轉移機制，並不是一個自動發射機制，也不是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這種核戰指揮權的轉移機制可以説每個國家都有，例如説英國有“最後信件（letter of last resort）”，美國有總統權力的繼承順位表。它們都起到了在上一任指揮層被消滅時，將核戰指揮權轉移到另一個決策中心去。

換一種更具體的説法：“周界”（Perimeter）系統主要是指揮通訊火箭（在核爆環境下，用起飛的火箭來向倖存彈道導彈廣播發射指令），這是蘇聯末期存在的。而其觸發機制，可以叫“死手”————就是在蘇聯指揮層已被消滅/大量指控通訊節點被摧毀的情況下，如何啓動Perimeter指揮通訊火箭的硬件機制————目前的材料一般認為，它實際是一個核戰指揮權的轉移機制（也就是轉由另一羣倖存的決策者來決定）。最極端最狹隘的“死手”系統，指的是對Perimeter指揮通訊火箭的全自動觸發機制，目前的證據它並沒有部署。**而對“**Perimeter指揮通訊火箭”，“半自動死手”，“全自動死手”的混淆，導致了很大的混亂。

於是讓我們來看看死手Perimetr核指揮控制系統是什麼。

蘇聯核戰指控通訊系統之演化：

蘇聯60年代的核指揮控制系統是Monolit，採用無線電和電纜來傳輸加密信號，導彈陣地的發射官則從保險箱中拿出紙信封，按照裏面的指示發射。

1967年，啓用“Signal信號”系統，它可以嚮導彈基地的官兵發送固定的指令，這些指令在13條已經確認好的指令之中選取，例如説有“提高戰備級別”等，而且也可以發出“取消”的指令。

在70年代中期，引入了“Signal-M信號-M”系統，使用電纜/衞星/無線電，這使得蘇軍戰略火箭軍參謀部可以直接控制具體的導彈，隨着大投擲重量多彈頭SS-18洲際彈道導彈的服役，從最高軍事指揮層可以直接向具體的每一顆陸基導彈發出命令。

1982年“Signal-M信號-M”系統升級為“Signal-A信號-A”系統：蘇聯指揮層可以直接調整每一顆陸基導彈的打擊方案————戰略火箭軍參謀部實現了對導彈的遠程再瞄準，裝定一個瞄準方案的時間縮短到了15秒-20秒。

在1985年，蘇聯指揮層裝備了他們的第一代核手提箱（Cheget系統），Cheget手提箱實際上是專用的領導層指揮通訊網Kavkaz的一部分，為一個個移動通訊終端，共有3部————“許可命令”將傳送到總參謀部，結合保險箱裏的解鎖電文，形成“指揮命令”，在驗證了身份的真實性後，轉換成“發射命令”傳向各導彈陣地。同時還有一套Vyuga（短波無線電，甚低頻無線電）通訊網絡可以保證蘇軍總參謀部可以與師一級的指揮所保持通訊。

而“死手Perimetr核指揮控制系統”，則是在這些常規指揮鏈上的冗餘設置。它包括有深埋加固設施————例如莫斯科以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以北的Grot地下設施（Yamantau山地下設施，為一座花崗岩山體底下的大型掩體，可以在抗擊核打擊的同時實現無線電波的通訊），還有指揮控制火箭（UHF天線，升入太空，嚮導彈廣播信號，由SS-17彈道導彈改裝，可以避免核爆環境的干擾）。美國也裝備有基本類似的配置：R設施（Raven Rock地下設施，而不是夏延山下的NORAD），加上民兵-2彈道導彈改裝的應急火箭通訊系統（Emergency Rocket Communications System/ERCS）。

於是“死手Perimetr核指揮控制系統”有什麼聳人聽聞的賣點呢？為何它能吸引注意力？

這是因為普遍誤解它是一個自動發射裝置，但是它僅僅是一個指揮權轉移裝置，也就是説“半自動”————最後命令還是由人來下的：

根據Valery Yarynich的解釋：正式名稱“周界”（Perimeter）系統，暱稱：Mertvaya Ruka(Dead Hand，死手)。1984年11月完成最後一次飛行試驗後，於1985年投入使用。

“死手”的日常狀態是半休眠，危機升級時由一名高級官員啓動，對地震、輻射和氣壓信號進行持續監測。該系統並不是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發射需要4個級別的驗證：

1，如果被啓動，它將監測蘇聯國土是否遭受大規模核打擊。

2，如果確認遭到核打擊，則檢測與總參謀部的通訊是否正常。蘇聯的核彈發射在某種程度上高度集中於總參：命令都要經過總參，而且它可以直接接管任意一個發射井的控制權。如果通訊正常，並且有15分鐘到1小時的緩衝期（沒有進一步的核攻擊），“死手”將回到半休眠狀態。

3，如果通訊中斷，“死手”將把指揮權轉給秘密地堡（shariki，“圓球”）中的執勤人員：可能是下層軍官，也可能是某部長（如同美國國情諮文時總有一個部長缺席，躲在一個掩體中以防不測）

4，如果執勤人員（David Hoffman説共有3個人來決定） 決定反擊，則執行反擊命令。

也就是説，在領導層被襲擊後，“死手”會把控制權交到一些較低層的軍官手上，該軍官在一個相對保險的地堡裏。蘇方考慮過全自動系統，不過最後還是加入了一個“決策者”。而且“死手”應該是以發射“通訊/發令火箭”為主，由這些火箭來向具體的發射井下令,發動核反擊。這些“通訊/發令火箭komandnye rakety”放置在高度加固的地下井裏（可抗3412psi超壓，防EMP設計），佈置在導彈發射井羣附近，卻不至於被一同摧毀（1984年部署共有10個專用井，6枚SS-17指揮彈道導彈；這些指揮火箭也可以在非死手模式下使用，其作用是加快大規模ICBM的發射速度）。

指揮火箭下達的發射命令均是指向“打擊社會財富countervalue”任務的，這是因為發射前各導彈都應完成了再瞄準（15-20秒），不再瞄準美國戰略核力量而是瞄準美國城市與工業目標。也有説法是會打擊美國和西歐的目標。

有説法是死手Perimetr系統沒辦法由英國，法國或是中國的小規模核打擊觸發，只能由美國的大規模核斬首作戰觸發。

為什麼會有“全自動觸發機制”的誤解？

Vitalii Kataev在冷戰後1995年接受採訪時對死手Perimetr核指揮控制系統的描述是這樣的：

“決策者解除鎖定機制，取消‘不發射’的防護機制，將發射控制權釋放到一系列區域自動觸發器上去，各個自動觸發器是與各指揮火箭相連的，自動觸發器也連接着對地震、輻射和氣壓信號進行持續監測的大量傳感器。一旦傳感器確認受到核打擊，則自動觸發器將發射相應的指揮火箭，而這些指揮火箭又會命令相應的彈道導彈集羣發射。……必須要指出，解除‘死手’的鎖定機制意味着認定局勢對指揮層存在極大威脅，基本前提是在指揮火箭發射時，都已身亡。”

Varfolomei Korobushin在冷戰後的採訪中也説“不需要任何人去按按鈕。”

Viktor Surikov卻説正是Korobushin向蘇軍總參謀長的建議，否決了全自動死手Perimetr系統的方案。

根據主管國防工業的Oleg Belyakov的1985年的文件：

“從軍事和政治角度來看，極為重要的方案即是建立一套在危機時期能激活的（同時通告敵國的），全自動反擊系統，並沒有得到相應的關注。”

我們可以認為很多早期的報道都是把指揮控制通訊火箭（Perimetr）跟全自動觸發機制（Mertvaya Ruka，死手）弄混淆了。前者已經存在，而後者（特別是全自動版本）並沒有得到蘇聯高層的同意。更進一步混淆視聽的是，即使是“死手”，也有“全自動”和“半自動”版本，最終部署的是一個半自動版本，也就是説最後的發射決策還是人來做出，只不過已經被從“身亡的莫斯科指揮層”轉移到了“倖存的新決策者”手裏。

我們對蘇聯“周界”（Perimeter）系統與“死手”指揮權轉移機制的認識是如何演化的？

1991年6月21日，Valery Yarynich在莫斯科接受Bruce Blair採訪，指出全自動與半自動“死手”系統的區別。同時Bruce Blair通過採訪也得到了指揮控制通訊火箭（Perimetr）的信息。

1993年初，Bruce Blair出版《意外核戰爭的邏輯》，但是僅涉及指揮控制通訊火箭，沒有提到半自動“死手”。

1993年2月-5月，Valery Yarynich向Bruce Blair進一步闡述了半自動“死手”系統的工作原則。

1993年10月8日，Bruce Blair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俄羅斯的世界末日機》一文，公佈半自動“死手”系統。

1994年2月，Valery Yarynich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世界末日機的保險栓》，解釋Perimetr系統“防止預警發射”，“防止意外發射”的作用。

1995年，一系列蘇聯軍事工業管理層接受採訪，其中對“死手系統是否存在，是否為全自動觸發”，這些官方人士（包括Vitalii Kataev）在採訪中的説法自相矛盾。

2003年，Valery Yarynich出版《核C3：核指揮，核控制，核合作》一書。

2009年，David Hoffman出版《The Dead Hand》一書，根據的材料包括Vitalii Kataev的個人筆記，對Valery Yarynich與Bruce Blair的直接採訪等。

美國人知不知道這一系列計劃？

讓我們看看研發歷史：1978年1月，選擇了兩級液體彈道導彈15A15（SS-17）作為通訊火箭載體，改裝15B99通訊載荷，取代4枚分導多彈頭，形成了15A11通訊指揮火箭（另一個使用SS-20機動導彈的計劃，因為INF條約而取消了）；在1979年12月進行第一次試飛試驗。1981年到1982年間進行了6次研發飛行試驗。1985年1月投入服役。1988年試飛了基於井基版白楊M固體彈道導彈的Perimetr-PTS，代號15P011，於1990年12月投入服役。

再讓我們看看1984年11月13日的最後一次飛行試驗：

列寧格勒工學院特種設計局（OKB LPI，負責開發指揮通訊火箭的電子部分）負責模擬總參謀部指揮所，通過莫斯科的一個長波天線，指揮信號被轉發向卡普斯庭亞爾的SS-17指揮通訊火箭，火箭發射飛向巴爾喀什湖，同時全蘇境內的接收天線負責接聽發射其廣播的發射指令信號，信號有強有弱，其中在拜科努爾的一枚SS-18彈道導彈接到命令，實現點火發射。

為了防止美國人發現，SS-18的實際點火時間做了延遲，在接到Perimetr通訊火箭發出信號後，又過了40分鐘，SS-18才自動升空。

但這並不是意味着美國不知道Perimetr通訊火箭計劃的存在。

不僅SS-17項目，連SS-20項目都被美國人發現了。

而在Bruce Blair去採訪前，他的（美國）消息來源已經跟他提到了“死手”觸發系統的問題，這也是他專門要問Valery Yarynich死手觸發機制的原因。所以説蘇聯的死手Perimetr系統並沒有完全的“隱身”。

需要加上並且強調的一些信息：

l 必須要有決策層啓動（平時處於休眠/關閉狀態，無法應對完全的突然襲擊）

l 不能操縱潛航中潛艇上的潛射彈道導彈SLBM的發射，可能可以操縱在港口中的SLBM。

l 有説法認為所謂“激活Perimetr系統”，實際上是總參謀部提前向各個導彈陣地發出部分指令（可能也就是Kataev所説的‘解除鎖定機制’），最後再由通訊火箭發出另一部分指令，形成完整的發射命令，可以直接命令導彈起飛。

l 安裝定時器的“倒計時式”全自動觸發器————時間一到，無人干預則自動發射————也曾經被考慮過，但是沒有采用。

l 僅僅打擊/消滅莫斯科是不夠的，還需要打擊/摧毀蘇聯龐大的核指揮控制節點與通訊網，例如説蘇軍總參謀部的掩體，還有其他一系列掩體，已經預警雷達/衞星地面站————這就導致了一個小型核武庫很難觸發“死手”（即使它是全自動的），而也只有美國的巨大多樣化核武庫，才有可能通過核斬首作戰，全面摧毀蘇聯反擊能力（這也是蘇聯建設一系列Perimeter指揮通訊火箭的原因）

l 指揮火箭也可以在非死手模式下使用，其作用是加快大量ICBM的發射速度————這也説明了此機制的主要設計對手是美國的全面核打擊（因為只有美國可以同時大規模摧毀蘇聯ICBM，由通過高空核爆/EMP來干擾正常通訊鏈路，這就要求蘇聯立即發射ICBM，必須要通過Perimeter火箭）

l 即使是真存在所謂“全自動死手”，其觸發條件也是要美國級別的全面核打擊（特別是有核斬首作戰/癱瘓作戰性質的）；普通的小規模核打擊將無法觸發。

l 最新的説法是俄羅斯很可能還保留着部分“死手”系統，比如定時通訊確認存活、若干枚通訊火箭等。

如果理解了死手Perimetr系統本質上只是一個核戰指揮權的轉移機制，並不是一個自動發射機制，也不是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這種核戰指揮權的轉移機制可以説每個國家都有**，例如説英國有“最後信件（letter of last resort）”————每一任新首相上任時，需要親自手寫一封信件，放置在英國彈道導彈核潛艇的保險箱內，以便在大不列顛陸地指揮層完全被摧毀時，潛艇艇長仍能接受政治領導（據稱此信件中有可能包括“由艇長自行決斷是否核反擊”的命令）。而美國有總統權力的繼承順位表，它可以保證在指揮層被消滅時，核戰指揮權能繼續向其他內閣閣員傳遞。更不用説美國總統在冷戰早期還可以將戰術核武器的使用權下放到戰區司令的級別上去。它們都起到了“在上一任指揮當局被消滅時，將核戰指揮權轉移到另一個決策中心去”的作用。

這些機制，實際上也自動實現了核戰指揮權的轉移，其實與一部所謂“死手”的半自動觸發系統是沒有區別的。

為什麼蘇聯不採取美國或英國式的核戰指揮權的轉移機制，而要依賴一個半自動化的“死手”系統呢？

首先，蘇聯的國內現實決定了它沒有明確規定“繼承順位表”，或是“預置命令”的動機；這是一個決定性而且是根本性的區別。

其次，從技術層面上來看，蘇聯也對自身被美國先發制人/癱瘓戰的可能性做出了極其悲觀的判定。讓我們看看再1984年美國文件是怎麼説的：

“蘇聯認為潘興-II戰區彈道核導彈（以及90年代要部署的三叉戟D-5潛射彈道導彈）的高精度，長射程和短飛行時間會威脅到其核指揮控制通訊系統，以及早期預警系統；這個威脅是目前的低精度美國潛射彈道導彈所沒有的。在蘇聯悲觀主義的評估裏，他們可能認為潘興-II導彈能威脅到莫斯科地區的一系列關鍵目標，這是因為他們相信其射程是2500千米左右，而不是美國聲稱的1800千米。目前的蘇聯早期預警衞星系統無法探測到潘興-II導彈，潘興-II導彈又有能力摧毀蘇聯的加固設施，並且有比以前更強的軟目標打擊能力————蘇聯雷達探測到的時候只剩下5到15分鐘的飛行時間。美國使用潘興-II導彈進行的先制打擊將會擾亂並延遲蘇聯的早期預警流程，也會打亂蘇聯的導彈發射流程；蘇聯人也許相信，在這種最壞情況下，其預警發射能力launch-on-warning將會收到影響。”

這裏再補充幾點，關於“為什麼死手針對的是美國全面先制核打擊”：

Valery Yarynich稱在美國全面核先制打擊的情況下，蘇聯領導人只有2-3分鐘決策時間。

蘇聯認為有必要“預警發射”（也就是在美國導彈還沒落地爆炸前將導彈發射出去）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認為自己的ICBM核武庫能在美國全面核先制的條件下生存下來。

蘇聯的預警衞星當時只能探測美國本土的ICBM導彈井，對歐洲和中國發射的核導彈都沒辦法探測（但是還是有雷達可以提供預警）。

即使沒有潘興-II，蘇聯對美國潛射彈道導彈的先制潛力也是一直很擔心的，更不用説後期出現的高精度大當量三叉戟D-5。低精度美國潛射彈道導彈即使無法直接摧毀蘇聯發射井/指揮掩體，也能痛過核爆EMP等方法來打亂蘇軍發射流程。

就是在這種極其悲觀的估計下，蘇聯的現實情況自然有必要通過一些技術手段來保證“領導層的生存/指揮權的轉移”。

知道了“死手Perimetr核指揮控制系統”的來龍去脈，我們也就知道了此係統大致的“設計威脅”是什麼，也就是其設計的觸發條件大概是什麼級別/什麼形態的核打擊。在這裏其實可以直接地説，中國這種規模的核打擊，不僅無法構成“核先發制人/癱瘓戰”的打擊形態，更在數量上遠遠小於美國給蘇聯帶來的全面核突擊————極有可能是根本無法觸發“死手Perimetr核指揮控制系統”的，不論它是全自動還是半自動。

我們對冷戰核武器系統和其附屬體制機制的理解，必須是建立在對其歷史背景與應對威脅的認識之上——“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否則就會出現很多離奇的應用。

（B**）現在我們可以轉入對所謂“核捆綁”的系統批駁**。

首先是比較基本的前提：

第一，討論核威懾或者是核實戰時，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意願”和“能力”這兩個元素：意願指的是發動核打擊/核反擊的意圖，決斷和意志；能力是是發動核打擊/核反擊的物質能力。任何討論如果過度關注“能力”這個元素而完全忽視了“意願”這個元素，將陷入極其荒謬的境地。

第二，核打擊/核反擊的意圖或意願是很難實現的，這是因為核反擊本身是不會改善自身的境地（敵人的核彈已經實現了摧毀），雖然説能消滅敵人，但是自己光用核武器既不能實現佔領，也不能實現殖民，更不能讓已經消亡的巨大社會財富復活；所以核威懾一旦失敗（敵人發射了核彈），從純粹理性的角度來説，報復是沒有意義的，也是徒勞的，因為核反擊不會改善自身的境地。這就是核威懾理論研究中最根本的問題之一：可信度————如何説服敵人，讓它相信即使是完全沒有價值的核報復，我方也會毅然實施。

擁有可生存的第二次打擊能力，本身是一個“能力”問題，而它是比較容易解決的；但是怎麼説法敵人我方具有堅定的報復意願（可信度問題），則是一個巨大難題。

從這個角度上，所有對核戰略的討論，都是圍繞如何可信/可驗證地提供“意願”和“能力”這兩個元素的；所謂“核捆綁戰略”，也不能例外。

如何較抽象地理解所謂“核捆綁戰略”？

所謂“核捆綁戰略”實質上是兩個機制的結合，一是（中國）核力量的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二是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

説它是（中國）核力量的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是因為它希望能通過“挾洋自重”改變自身國家核武庫低質量/小數量/短射程/低突防的劣勢地位，也就是説“四兩撥千斤”，可以通過一個很小的核武庫來應對一個核大國；這裏洪超飛舉的例子是中國——俄羅斯——美國，主要劣勢在於“DF-31射程短”，同理，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出現“數量不足”“無法突破美國導彈防禦”等問題的時候，也可以通過“捆綁”一個大國來倍增自身的核實力。

這就出現了第一個邏輯上的潛在悖論：中國核武器庫如何能儘量小而節省經費/資源，卻又能足夠大來觸發俄羅斯的對美核打擊呢？

這是因為“核捆綁”預設了對俄羅斯全面自動核報復之觸發門檻的完美知識。這是不可能的。而我們知道俄羅斯沒有全面自動核報復的機制，所以指望100%的確定“核捆綁”，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新的俄羅斯決策者完全可能不打美國而只反擊中國（人心不可測）。“核捆綁”還預設了“俄羅斯觸發門檻的要求”低於“直接打擊美國的要求”這點，從前文給出的歷史資料上來説，這是錯的。

1，根據前述的俄羅斯“死手Perimetr核指揮控制系統”，其設計的觸發門檻是很高的（只有美國全面核先制打擊才行），僅僅靠中國的小規模核武器庫既無法突然襲擊，又無法徹底摧毀。

2，如果能觸發俄羅斯的（半）自動報復，中國核武庫的能力也就完全足以直接打擊美國，不應該浪費在無辜的俄羅斯身上。

3，即使使用射程這個指標（“打得到俄羅斯首都卻達不到美國本土”），中國核武庫能取到中間值————廉價地實現挾洋自重，仍沒有辦法改變中國“選取反擊指標的悖論”：是依照反擊美國的標準來建設，還是依照反擊俄羅斯的標準來建設？孰高孰低？怎麼樣才能廉價地實現挾洋自重？

4，完全可能出現“核捆綁”比直接反擊美國（並且只反擊美國）更費事的情況：莫斯科導彈防禦，“死手Perimetr核指揮控制系統”的觸發門檻過高，等等等等。

5，我們對俄國的觸發門檻是不瞭解的，也永遠無法完全確定，而“核捆綁”直接可能是救了美國一命：如果中方估計錯誤，則俄羅斯和中國陷入核戰，美國核突擊中國卻毫髮無損。這是因為中方的反擊力量都消耗在無辜的俄羅斯上。

第二個理解方法是“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也就是隻要中國一打擊俄羅斯，就會觸發不可約束的鏈式反應————最後不可逆轉地徹底摧毀所有文明國家，實現世界毀滅；據説通過這種方法，可以增強威懾。

首先，我們要分清楚什麼是“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什麼是“世界末日彈Doomsday Bomb”？這兩者是不同的，分別對應着上文説的“核威懾的意願”，“核威懾的能力”。

這裏我們要看看經典的核戰略入門教材：《奇愛博士》（又名:《我如何學會停止恐懼愛上炸彈》）。

“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

如果是用心的觀眾，應該能意識到，所謂的世界末日機，必須要是無法關閉的，不可干預的，無法逆轉的————然後才是全自動的。這是因為在確保互相摧毀的條件下，理性人都有投降與認輸的傾向：在社會財富盡毀，反擊不能獲利甚至會進一步帶來傷害的情況下，為什麼不服輸投降，委曲求全呢？

面對人性的脆弱，以及人心不可測的不確定性，世界末日機在設計上給核威懾注入了絕對可靠的“意願”————不僅要自動報復，更是不可逆轉地自動報復，即使是本國希望關閉，投降認輸，也是無能為力的。

但是這是極其困難的。

目前看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造出一台我們控制不了而且能代替我們做決策的機器？），更不用説，還要證明給敵人看。

所以，即使俄羅斯的“死手”系統真的是全自動報復，也無法實現“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的功能，因為它是可以被關閉的。也就是説一旦俄羅斯希望投降，或是説希望變更打擊目標，都是可行的。“捆綁”是可以立即中斷的。

1，已有的（歷史）證據，表明蘇聯/俄羅斯不僅沒有全自動報復的“死手”系統，更沒有不可關閉的“死手”系統————也就是説無法實現不可逆轉的自動反擊。

2，所謂的“核捆綁”學説裏，沒有給中國裝備“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也就是説要投降認輸還是可行的，希望變更打擊目標也是可行的。

3，所謂的“核捆綁”學説裏，沒有給英國/法國/美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裝備“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也就是説要投降認輸還是可行的，希望變更打擊目標也是可行的。

所以説，所謂的“核捆綁”學説裏，並沒有通過機器決策注入絕對的確定性————核威懾的意願仍然是薄弱的，仍然是不可靠的，仍然是不可信的。所謂的俄羅斯“死手”系統，即使是錯誤理解，仍然沒辦法用機器繞開核反擊的艱難決策————更用説歷史上的“周界”（Perimeter）系統根本不是這麼設計的（有各種關閉的可能）。

但是為什麼所謂的“核捆綁”學説顯得如此有邏輯，好像能完美預測世界上所有核國家的決策結果呢？這要看它背後的邏輯基礎（陪葬），我們最後再談。

什麼是“世界末日彈Doomsday Bomb”？

“世界末日彈Doomsday Bomb”指的是某種能不可攔截，不可防禦將世界摧毀的核武器能力。其實，這個能力是很容易實現的。根據美國1978年的文件：

美國和蘇聯的核武器庫在60年代末期就能摧毀總計30萬平方千米城市面積的能力（這裏取15psi的超壓範圍，其實是極其保守的高強度摧毀標準，如果按9psi這樣大的標準，則能覆蓋的範圍更大）。

這是什麼意思？

70年代末估計蘇聯城市面積4萬平方千米，美國10萬平方千米。

我國1990年城市面積1.3萬平方千米，2001年2.4萬平方千米.

全世界有估計到2001年才有40萬平方千米的城市面積，或者是這個估計：

可見摧毀“30萬平方千米城市面積的能力”，或者説美蘇兩國的核武庫，早就擁有了“世界末日彈Doomsday Bomb”。

在所謂的“核捆綁”學説裏，想象中國有能力一個按鈕就“世界末日彈Doomsday Bomb”，導致世界毀滅，但這有增強威懾的功能嗎？

答案是沒有，因為敵國不關心“世界是否毀滅”，只關心“自身是否毀滅”，只關心“自身是否因使用核武器而受懲罰”————也就是説overkill超殺/過度殺傷，在威懾上是沒有用的，“世界末日彈Doomsday Bomb”不僅沒能節省資源，還有過度威脅他國的可能。

在設計威懾戰略中，節省資源，還要防止過度威脅他國，都是很有必要的。這是因為不僅要懲罰壞行為（威懾），還要鼓勵好行為，至少也是不懲罰好行為。俄羅斯旁觀者清，無辜遭襲；英國/法國/印度/朝鮮/巴基斯坦/以色列旁觀者清，無辜遭襲，都使得我國的威懾可信度大大下降：如果任何行為，甚至是不作為，都會觸發核打擊，那怎麼能保證別國的合作？特別是此時，（所謂的“核捆綁”學説）已經退化為一個“天氣預報”，而不是“威懾”，因為它不僅沒有針對性反擊，而且更像“天災”，根本不是一個改變敵國行為的討價還價。

小總結：

所謂的“核捆綁”學説，如果是（中國）核力量的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它希望能通過“挾洋自重”改變自身國家核武庫低質量/小數量/短射程/低突防的劣勢地位；但是因為沒有對俄羅斯自動反擊觸發標準的完美知識，在核力量建設上無法實現“四兩撥千斤”。

俄羅斯沒有全自動反擊的“死手”，而已知的半自動“死手”觸發標準也是大大超過我國的能力。

“核捆綁”學説也無法實現“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的功能，因為人類目前還造不出來；而且“核捆綁”學説的支持者並沒有希望用機器來提高核威懾的可信度，他們是依賴於一種“核陪葬”的邏輯來實現“捆綁”。

“核捆綁”學説也沒有提出“世界末日機Doomsday Machine”的新功能，因為人類很早就已經擁有了；他們既沒有解決overkill的缺點，更沒有意識到overkill的缺點。

最後，我們來看看，這個“核捆綁”學説的邏輯根本上是什麼樣的：所謂“捆綁”，建立在一個“陪葬”的邏輯上，也就是自己的國家實力下降，也要讓別的國家實力下降，這樣能保證“我們沒虧”。

我們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看，歷史上有沒有跟“核捆綁”學説類似的戰爭策劃呢？

假設你是60年代的美國某總統，參聯會派人來給你簡報SIOP（統一聯合作戰計劃，美國的核戰計劃），你會發現：

有一個決策階段叫“country withholds”，也就是“不打什麼國家，放過什麼國家”，注意這裏指的是在蘇東陣營裏，“不打什麼國家，放過什麼國家”。

尼克松時代，也堅持要把蘇聯和中國分開對待，這個很顯而易見了：

即使是在六十年代初，在美國SIOP還是以“機械僵化”，“大規模打擊”為主要特徵，而蘇聯—中國還被認為是盟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文件中普遍出現大的“Sino-Soviet Bloc”中蘇陣營一詞）的時代，就已經在SIOP-62（代表1962年制定的核戰計劃），SIOP-63中實現了“避免某些目標”的功能：

“我們特別避開了國家層面的軍事領導層。我們採取各種措施來使敵國人員和敵國工業的損失最小化，例如説我們有能力避免對中國，或是任何一個衞星國，或是所有衞星國的核打擊。之前的SIOP-62中沒有提到避免打擊或是放過一國這個概念，但是即使是SIOP-62還是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有選擇地打擊。目前在所有的打擊任務中，都是可以實現‘避免打擊’的。”

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即使是60年代的SIOP，也會特意避開決策目標。

這裏的MPMP，指的是Moscow-Peking Missile Packages (打擊莫斯科-北京的導彈羣組），也就是説即使是全面的先發制人，美國都要留着決策層（MPMP可以留着不發射）————用途很簡單，方便對方投降用。

到了70年代末，等中美關係已經到了蜜月期，這個SIOP瞄準政策就變得更加重視區分中國和蘇聯了：

“中國在今天無法對美國造成戰略威脅，在下一個十年也只會有極低的能力。目前中美關係逐漸改善，而中國明顯對我們的敵人是一個更大的威脅，而不是對我們的盟友。兩國政治關係也許會發生逆轉，但是我們總是會得到較長的預警時間的。”

最關鍵的是批註：“難以置信，我們還分配那麼多核武器去炸中國，還是讓蘇聯人幫我們去炸吧。”

1982年，中國從SIOP的主要打擊方案中被刪去，改由太平洋司令部的戰區核計劃來應對。

在美國核戰計劃日益靈活，打擊規劃生成速度加快，子方案搭配組合能力增強的80年代，90年代，還有今天，所謂的“核捆綁”學説根本就沒有生存的餘地————在能靈活地區分目標加以摧毀的時代，為什麼要不分皂白濫殺呢？

在1974年，美國防部站施萊辛格在公開報告中的一些話，比較明確地給出了現實世界中，核戰規劃的一些公理：

“尼克松總統堅持謹慎的政策，建設一支足夠，充分有效的戰略力量。所以，現在我可以堅定地告訴各位，在1974年，即使遭受了在敵人能力之上的完美先發制人打擊，美國仍然有能力殺傷蘇聯30%以上的人口，摧毀蘇聯75%以上的工業，同時我們還會留有一直足夠強大的儲備核力量，用以對付中國。”

這告訴我們：

1，核軍力建設的考慮是依賴於具體的敵人和具體的威脅的，而不是所謂的“核捆綁”和“世界末日彈”

2，對付第三方/第四方/第五方/英國/法國/印度……等國家的方法，跟對付第一方/第二方/中國/蘇聯/俄羅斯/美國一樣，核威懾，而不是核打擊，特別是它們沒有襲擊你的時候。

3，核小國無法擁有核捆綁的能力，這是因為他們不僅沒有儲備核力量而且對付一個主要核大國（大敵，主要對手）也只能用“最低核威懾”————比如説英國的“莫斯科標準”就是英國的核力量僅能摧毀一個蘇聯首都而已。

這些歷史證據應該能表明，美國即使在受到極強的核打擊的時候，仍採取“區分對待”（country withholds）和“留有餘地”（儲備核力量）的方法，威懾潛在的敵人，而不是不分皂白地胡亂發射。

讓我們再看一個歷史維度，歷史上核戰略學界對“誘發核戰爭catalytic nuclear war”的討論。

所謂“誘發核戰爭catalytic nuclear war”，指的是一個核小國，通過種種手段，誘發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核戰爭，達到超級大國兩敗俱傷，核小國進而漁翁得利。在70年代之前，這個議題是十分熱門的，而這個瘋狂的核小國，往往在討論中就是中國。在這裏專門討論“誘發核戰爭catalytic nuclear war”，就是因為所謂的“核捆綁”中有很相似的因素————通過“觸發”/“捆綁”，可以把不相干的核國家牽連進來。

基辛格，約瑟夫奈，米爾施海默，還有核戰略界的一眾專家學者在當年都討論過這個火爆的話題。蘇聯和美國在第一階段戰略武裝限制談判（SLAT I）的過程中，也討論過“某些國家”通過挑釁核偷襲provocative attacks，誘發美蘇核戰爭的問題。（在美蘇官方討論中，挑釁核偷襲provocative attacks大概持續了一年，從1970年初開始，直到1970年12月蘇聯放棄在正式談判會議上提中國問題，而1971年1月基辛格也明確跟多伯雷寧説“場所不對”，應該換一個渠道談，結果隨着中美關係的升温，也就不了了之。）

“誘發核戰爭catalytic nuclear war”，與所謂“核捆綁”學説，最大的區別在於：

1，核小國必須“假裝成”核大國，去發動襲擊，也就是通過溯源能力的漏洞，進行栽贓嫁禍，使得兩個核大國互相發射；這也是促使美蘇建立熱線的原因之一。紅外預警衞星的出現，也就使得溯源問題得到解決。

2，在當時的冷戰環境下，存在美蘇“高度耦合”的核武器系統，因為兩國的核武器缺乏生存力所以要儘快反擊（預警發射launch on warning）的基礎上，由於生存力的提高（加上“核捆綁”學説裏，小國根本不去打擊大國的核武器系統，而是打擊城市；核小國也沒辦法摧毀核大國的反擊能力），這種高度耦合的情況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不用着急發射，也就沒有“誘發核戰爭catalytic nuclear war”的危險。

4，所有學者都認為，如果核小國知道自己逃不掉，無法成功地栽贓嫁禍，坐收漁翁之利，則巨大的成本（被核大國打擊）將會使它放棄“誘發核戰爭catalytic nuclear war”的嘗試。

3，目前只有一位（著名）學者Richard N. Rosecrance，認為存在着跟“核捆綁”學説裏的捆綁連鎖機制一樣的現象——“勝利者要面對的爛攤子victor’s inheritance”。這就把我們帶到了“核捆綁”學説的最低層，也就是其邏輯內核。

​**“勝利者要面對的爛攤子victor’s inheritance”與核陪葬**

什麼叫“勝利者要面對的爛攤子victor‘s inheritance”？Richard N. Rosecrance認為在核武器兩級對抗的情況不斷發展，出現第三方獨立核勢力的時候，即使在兩強核爭霸甚至是美蘇核戰爭中勝出的一方，都不得不面對“勝利者的爛攤子”————第三國比如説中國的核力量將是完好無損的，而大大削弱的美國或是蘇聯，還是會敗下陣來。

怎麼辦呢？

蘭德集團1988年的核戰爭起因研究報告中，就有一個標準的應對方案，其實各位不需要蘭德集團就想的出來————直接把第三方，甚至是第四方/第五方拉進核大戰來：

“（在法國為了保護國土，向蘇聯發射核武器後，蘇聯對法國的軍用/民用目標進行了全面核反擊），更重要的是，蘇聯的反擊中，還包括向美國軍事目標發射2000枚核武器；在蘇聯的觀念裏，這是為了恢復政治經濟實力的平衡。美國總統決定暫不還擊，評估美國受到的損失。”

這實質上就是核陪葬，也就是所謂“核捆綁”學説的機理。

簡短説，這是在邏輯上行不通的，如同陪葬一樣，是自相矛盾的：“陪葬”（對死人本身來説）有意義的前提是沒有死，或者沒有死透；比如説有死後的世界。

讓我們用“中國核捆綁俄羅斯來報復美國”的案例來詳細談談

1，假設中國核武器打擊了俄羅斯，俄羅斯社會財富受巨大損失，但是有能力恢復。這時候俄羅斯唯一應該核反擊的目標是中國，因為中國核武器已經被消耗殆盡，核反擊中國是沒有成本的，核打擊其他任何一個核國家都會導致俄羅斯徹底死透————喪失社會恢復的一切可能。

2，假設俄羅斯社會財富受巨大損失，已經完全沒有能力恢復，則俄羅斯唯一應該核反擊的目標還是中國，因為在非理性復仇的極端心理下，怒火都飛向中國。

3，如果俄羅斯希望核陪葬，希望“拉低別人”/“拉別人下水”，這就證明了俄羅斯沒死，沒死透————因為只有這樣，做跨國實力的比較才是有意義的；只有你還是一個玩家，遊戲中比分的比較才是有意義的。這又回到了第1點：俄羅斯不應該瘋狂反擊其他國家，因為這會導致它死透，更虧。這就是陪葬的自相矛盾之處。

4，蘭德集團上面的案例中有一點至關重要：“美國總統決定暫不還擊”，也就是説1988年的報告中預設了美國核威懾的失敗：美國無辜被蘇聯2000枚核彈頭襲擊，卻無所作為而自認倒黴。假設美國對蘇聯核反擊，則蘇聯也就絕不可能“恢復政治經濟實力的平衡”，只能更慘————這裏的“政治經濟實力的平衡”實質就是做了跨國實力的比較。

5，那合理的決策應該是什麼呢？前文美國的案例應該説明了：是用“留有餘地”****/儲備核力量的方法，威懾潛在的敵人，而不是不分皂白地胡亂發射。只要核力量還在（核小國是不可能完全摧毀核大國的反擊力量），則核威懾是可以維持的，即使是自身已經遭受很大損失；所需要做的是：針對性地反擊襲擊者。如果是核小國而無法實現儲備核力量，則直接反擊襲擊者即可。

6，值得注意的是，核捆綁裏面的核反擊，並不是為了針對“核襲擊”，而是針對“綜合國力的巨大下降”，也就是説核打擊/核反擊的目的不是為了報復，而是陪葬：“拉低別人”/“拉別人下水”/“實現向下平衡”。這就會導致極其嚴重的後果，比如説，如果因為其他因素導致了“綜合國力的巨大下降”，是否也會向全世界發射？蘇聯解體這類的事件，重大自然災害，天災，甚至是金融危機，是否也會向全世界發射？按照“核捆綁”的邏輯，答案是肯定的，而我們也會在蘇聯解體後“不願意看到別國超過自己，不願讓別國統治自己”的核打擊中消亡，因為世界上的大部分文明國家都會為“綜合國力的巨大下降”陪葬。

7，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個國家本來的國力就不如別國，為什麼它不在一開始就直接“核捆綁”呢？如果敢於打擊一個無辜的核大國，也就不必要在乎自己是否遭襲了：反正我國一開始綜合國力就弱，不如干脆直接“實現政治經濟實力的平衡”————通過全面核打擊，讓各國都被“向下平衡”。

8，最後一點，其實“核捆綁”的觀點是有先例的：理論層面上僅僅一步之遙，就是“我國人口多，要比對核戰爭的承受能力，肯定比別國錢；打了核戰爭之後沒問題”“我國恢復能力能力強”“即使世界上僅剩3個人，只有有兩個是美國人，我們都勝利了”。這些觀點都能確實保證Richard N. Rosecrance和蘭德集團冷戰鷹派們的觀點之成立。Richard N. Rosecrance等的關鍵問題在於他們用常規邏輯來理解核戰爭的後果。

有人也許會問，既然核反擊本身是不會改善自身的境地（敵人的核彈已經實現了摧毀），雖然説能消滅敵人，但是自己光用核武器既不能實現佔領，也不能實現殖民，更不能讓已經消亡的巨大社會財富復活，還會招來進一步的核摧毀，怎麼可能存在“可信的核威懾”？

歡迎去研究核戰略，正正規規地去了解核反擊能力與意圖的可信度是如何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