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我走過青春的那些形象——由北大女生自殺事件想到的_風聞

      已經有不止一個人向我談起北大某女生自殺事件——聽到他們提起以前，我並不知道有這個事件——問我有何看法。

      在談看法之前，我們還是應該首先對網絡時代新聞事件的特點在心裏有個數：

    1.因為公眾對信息的渴求，因為媒體之間的激烈競爭（搶新聞，搶熱點）任何事件傳播的速度要遠遠快於真實情況被確定的速度；

2.對事件的解讀、評價，是在傳播中就進行着了，而不是在真實情況確定之後；

3.信息解讀的話語權是不平均的，大體上這幾種解讀會具有更大的權威性：

（1）離事發時間最近的解讀（例如“爆料人”自己的解讀）；

（2）與當事人關係較近的人的解讀；

（3）大媒體或“專家”的解讀。

這幾種解讀如果疊加在一起，比如大媒體第一時間跟進並且找到了與當事人關係較近的人和“專家”進行解讀，那麼其解讀權威性會成幾何級數增長，簡直讓人不能不信——而大媒體在這些方面又確實是有優勢的，這可以部分解釋話語權被大媒體壟斷的現象；

4.受眾不是完全被動的，他會傾向於接受更符合自己對生活的理解的那種解讀——這對他來説往往也是最“簡單”的一種解讀；

5.一旦不同的解讀形成了互相對抗的“話語圈層”，某個話語圈內的人可能就會拒不接受自己話語圈外的人的解讀——哪怕這種解讀更接近真相。

       我列舉的可能不全，但是理解網絡時代輿論如何發生和被操縱，恐怕至少需要注意這些特點；而且我們在對任何新聞事件進行評説的時候，都要記住：

     我們面對的不是赤裸裸的“事實”本身，而是浮現在各種話語中的事實——正如我在講科學哲學課的時候解釋過的“客觀事實”、“經驗事實”、“科學事實”三者的差異一樣。

      儘管注意到以上種種，但我並不是一個不可知論者，我認為客觀事實儘管一旦發生就已經成為不可重複的過去，並且在傳播過程中可能發生種種失真現象，但它是可以被確定或者至少可以被接近的。但這需要我們有恰當的方法，最簡單的比如説要明白：時間、地點、參與人、行為等事實是不好隱瞞的，但是其中的因果關係、動機目的等等，就有進行不同解釋的很大餘地了；又比如，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是很有用的，你應當瞭解那些解讀者大致是一個什麼樣的利益取向，這有助於你鑑別他們的話語。

        好，現在讓我談這個事件。

        上面説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事件的“客觀事實”究竟如何還是不很清楚的。那麼，這就需要採用我在上課時講過的一種“現象學”的態度和方法。

        在講存在主義哲學時，我説過：簡單地講，現象學的態度就是“面向事情本身”，而方法就是把現象看作本質的自身顯現，不要老是像剝掉橘子皮吃橘子一樣，總是想把現象“剝離”，然後想到現象“之後”、“之外”去尋找本質，而是要對現象進行直觀，直接就在現象中把握到本質。

        我還曾舉例説（我講的哲學幾乎都是我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和運用過的）：

        比如我們在看電視劇的時候，其實就是在不自覺地使用現象學方法。我們看到的電視畫面，“實際上”只是49寸熒屏上無數像素組成的形狀各異的色塊，我們對着這一大堆光怪陸離的色塊牽腸掛肚，喜怒哀樂，不是很荒謬嗎？然而：

        1.我們沒有任何人會這樣想，而都是“直觀”到那兒呈現給我們的故事；

        2.而且我們這時也不會説：“這個故事是編的，其實根本就沒這些人，沒這些事兒，這個劇是在騙我們，我們看到的都是不真實的，是假相。”這就是説，我們都知道，“看”電視劇，就要求我們“看”到“電視劇”本身，而不是“看”到電視屏幕上的像素，或者把電視劇當作一種假的東西拋開而一味去關注“背後”的“事實”（例如某個角色的原型是誰，是不是在影射現實中的誰之類）。電視劇所呈現的，不是它“之外”的一個什麼“純客觀”世界，而是我們在其中直觀到的，我們與電視劇裏的那些人物（比如蕭定權、陸文昔）共在的世界。而這在現象學家看來，是一個更加本原的世界。

         現在這一事件我們也可以這樣對待它：它背後有事實真相，而且這事實真相假以時日是可以發現的，但我們也可以現在先把那些不確定的“事實真相”先加上括號，而去“直觀”這個已經被通過種種渠道表達出來的“故事”以及這個“故事”自身所呈現出的那個世界。

         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

        大概很接近於尼采在他的哲學中講的一個非理性意志所主宰的世界。

         故事中的這位男主人公以他的行動向我們説明：

無論從理性上看多麼荒謬的觀點例如“因為你的第一次不是給了我，所以你已經沒有價值了，你只能一切聽我的”，只要你以堅定不移的意志，始終不懈地去宣揚、強調，就一定能征服（注意，不是“説服”）某些人，就是説：一定有人會相信，而且相信得比你還深得多，而且從這位自殺女生的條件來看，這並不以她的智商、學識高低為轉移，而是真的很像尼采説的，以她“權力意志”的強弱或者説是否得到充分張揚為轉移——自殺女生從一開始還有正常認知，到向朋友傾訴自己“被洗腦了”，“説不過他”，“連分手的力氣都沒有了”，這都是她的意志被對方一次次強力摧垮，終於磨蝕殆盡的表現。

暴力不是開始於

        一個人卡住另一人的脖子

          它開始於當一個人説：

       “我愛你；你屬於我。”

           暴力不是開始於將病人殺死

            它開始於當一個人説：

          “你病了：你得按我説的做。”

          奧地利詩人埃利希·傅立特的上述詩句，值得我們銘記。我在最近的這些文章（例如11月23、25、30日的説説）裏一直在強調：我們要有一種自然、自尊、有教養的人格，尤其是女生，不能只有“知識”，而要在現實生活中磨練自己，決不要把新中國偉大的歷史傳統當做很“老土”、“過時”的東西，而要認真從中吸取力量（特別是在我們自身的歷練不夠時），讓自己既純真、明朗、俊爽、豪邁，又具有一種博大深沉的氣場。

         由於我感到這些光靠灌輸抽象理論是講不清的，所以不斷地運用我在生活和閲讀中所遭遇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讓我領會到的這些東西自身“顯現”出來，讓大家從中“直觀”到什麼是我所説的“英姿勃勃的勞動女性”、“傲霜鬥雪的爛漫紅梅”，什麼是新中國女性的真正魅力所在。——這可以説也是一種“現象學”的講述方法。

         我在課堂上講過我初中時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印象很深的一個情節：

          保爾還是個青澀少年的時候，因為參加地下革命活動，被白匪軍打入大牢。有一天，地牢裏又關進了一個叫赫里斯季娜的19歲少女，她的哥哥是紅軍，但她自己並沒有參與——白軍司令官覬覦她的美貌，但她不從，結果以“亂黨家屬”為理由把她抓了進來。

          姑娘和萍水相逢的保爾説了自己的經歷，並且説：

        “他們一定會糟蹋我的，不管是當官的還是當兵的，一定會的。保爾，你是好人，我現在就把我清清白白的姑娘的身子給你，我不能讓他們破我的身……”

         在姑娘的熱情擁吻下，保爾差點兒控制不住自己。

         但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真正的戀人冬妮婭，於是他輕輕推開姑娘，對她説：

        “赫里斯季娜，你是個好姑娘，我不能這樣對你。”

          姑娘在保爾身邊整整哭了一夜。

         第二天，赫里斯季娜被敵人帶走了，臨別前用責備的眼神看着保爾，保爾知道等待姑娘的會是什麼，心裏也比刀割還難受。

         不過，我沒有講的是這位姑娘後來的結局：

         在蘇維埃建立以後的戰爭歲月，紅軍徵集餘糧的過程中，有一位老闆想跟蘇維埃作對，騙徵糧隊説自己沒有餘糧。

          但是，他家的女僕偷偷找到徵糧隊，告訴他們主人家的糧食藏在哪兒。

          這位女僕，就是那位赫里斯季娜。

          看到這兒，當年的我感到很欣慰：

      1.這個被蹂躪的姑娘沒有死，她堅強地活着；

2.她知道自己的哥哥所做的事業是正義的——當年她並不懂什麼革命道理，但可能正是那位不願意要她身子的保爾，讓她真正明白了革命者是什麼樣的人，他們與白軍有什麼區別；

3.她熬過來了，堅強地活下來了，而且以自己的方式為革命做着貢獻，所以隨着新社會的建立和鞏固，她也一定能堅強、幸福地生活下去。

         這本書當年我是從初中同班同學手裏借來讀的，我應該感謝他。

        我的一個幸運之處或許在於：在我初步形成人生觀的時候，讀到的總是這樣的故事：

       上一篇提到的《赤橙黃綠青藍紫》裏那位解淨同志，在做劉思佳的思想工作的時候，發現這位貌似玩世不恭的英俊青年，其實很有思想，很有頭腦，外冷內熱，關心企業興衰和同事疾苦，也很正直勇敢，只是遇到了很多思想迷茫，周圍沒人理解他。

        劉思佳更是越來越感到：解淨看起來幼稚，但其實純真、堅強、睿智，又能理解和幫助自己。

        兩人之間慢慢產生了好感。

        兩人還一起撲滅了油庫的大火，他們之間的理解變得更加深沉了。

        但是劉思佳的女朋友葉芳發現他們越走越近，很傷心，找到解淨責怪她不夠朋友。

         解淨騙她説：“別發神經了，沒人和你搶劉思佳。我有男朋友了。”

         葉芳破涕為笑的時候，小説寫道：

“解淨心裏掠過一陣悽愴。今天她剛剛得到了什麼，馬上又失去了。但她相信：失去比得到更好。”

          當我剛剛開始青春萌動的時候，向我走來的，是保爾、解淨這樣的人。

         從那時起，我漸漸懂得人為什麼要有理想。有理想，並不會把你變得不食人間煙火——不是這樣的，我們的保爾也好、林道靜也好，解淨也好，後來我讀到的丁玲等人小説裏的那些女性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但是，讓你真誠信奉的有意義的理想，除了有社會意義之外，對於你個人來説有一個意義：

          能夠讓你和你所愛的人無論在不在一起，無論要做出怎樣艱難的、不捨做出的選擇，都互相成就，去做更好的人，而不是以自私地無休止地佔有對方，向對方索取為目的而互相傷害。

          19世紀的英國作家德昆西回憶：他早年因為喪父和不滿學校教育，離家出走，流浪在倫敦街頭。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德昆西遇到了一位叫安的姑娘，是一個不足16歲的street girl（就是我們今天説的“小姐”）。安陪着他，關心他。

         有一次德昆西和她一起在街上踟躕時，因為長期飢餓，身體虛弱，突然暈倒，幾乎沒命。

         姑娘驚叫一聲，立即跑去，花光自己可憐的積蓄為德昆西買了一杯撒了胡椒的葡萄酒給他灌下去，終於讓他醒了過來。

         德昆西很感動，因為他知道安從這個世界得到的只有傷害：

         她原有父母留下的一小筆財產，結果被人巧取豪奪而去——一個小姑娘又能怎麼辦呢？為了活下去，只好出來賣身。

         可是為了其實也沒有認識多久的德昆西，她搭上了自己的全部。

         後來，德昆西決定回學校讀書，和安告別。安摟着他的脖子哭了，而德昆西發誓自己一安頓好了，就回來接安。

         可是，他只和姑娘約定了再見的地點，竟然沒有問一下這姑娘姓什麼。

         等他回約定的地方的時候，姑娘已經不見了。

         德昆西找了一段時間，也就不找了。

         他知道安大概是付不起租金，必須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做那種“生意”了。

         而德昆西寫道：他寧願找不到她了，寧願安是死去了，也不願意想到她之後要經歷的事情，以及那些事情必然要給這位曾經像天使一樣的姑娘帶來的墮落。

         當我讀到這些的時候，心情是複雜的。——後來在讀博爾赫斯的小説《烏爾裏卡》的時候，小説的女主人公也對男主人公提到了德昆西和安的故事，並對他説：

         “後來德昆西沒有再找安了。”

          德昆西因為不願意面對安不能“純潔”下去的事實，而希望她死去。

          這也許很詩意：讓美好的東西以美好的方式結束。

           但是我希望安還活着。

           因為，《復活》裏的瑪斯洛娃活着；

           赫里斯季娜也活着。

           人活着，不是為了維持在別人眼裏的什麼“純潔”——哪怕這個“別人”在你的心目中再高大，再重要——而是為了綻放出一個更好的自己。自己有缺陷也好，“不乾淨”也好，都不是你放棄生命的理由，而應該打包進你的行裝，凝結成你眼神裏的成熟和剛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