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現代國家_風聞

摘要

在政治學範疇裏，現代國家（modern state）的定義為具有明確的一定的領土和人民、具有一套政體和官僚體系、對暴力進行了合法壟斷、對外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這是馬克斯*韋伯提出的。韋伯式現代國家也是民族國家，其原型是19世紀以來逐漸脱離宗教制約、結束城邦紛爭和實現近代化的歐洲國家。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發生了社會以及社會思潮的劇烈變化，民族主義在戰爭中得到普遍認同，也促進了民族國家的構建進程。事實上，19世紀歐洲的民族國家是構建在殖民地擴張的基礎上的，並且往往為舊貴族把持政權，這就表現為以民族國家構建的殖民性帝國的特徵。在今天的話語體系中，現代國家的內涵似乎已經超出了韋伯時代的國家原型，這本質上是二戰以來的諸多的時代變革已經使得國家迥異於之前的時代，現代國家的概念向更廣闊的內涵延伸。二戰以來，1）核武器對人類能夠造成大規模的無差別的毀滅，超過了單個國家能夠應對的能力範圍。2）世界各國在核威懾下達成了戰後的和平，組建了雅爾塔體系下的世界體系。3）戰爭使得殖民國家的國力下降，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世界各國的疆域版圖基本定型。4）各國國家信用貨幣普遍得到使用，各國間貿易前所未有的增長和深化。5）戰後的科技進行了新一輪的發展，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前兩次技術革命。6）信息技術的快速變革使得人們可以很快知曉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文化思想交流大大加深。7）20世紀70年代以來，第三次技術革命大大深化了工業產品的製造分工，生產國際化出現；同時生產國際化的盈利模式和通信技術的變革促使了國外直接投資和國際金融的快速發展。在以上核威懾、世界體系、殖民體系崩潰、貿易、科技、信息傳播和金融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戰後每個國家都主動和有意識的融入世界的大歷史中，時刻與世界產生聯繫，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世界文明相互交錯發展，不再是單一文明各自發展或者是作為其他文明的支線。基於此，本文試圖將現代國家從民族國家的概念中剝離出來，重新定義為二戰以後的國家模型。在現代世界的發展中，現代國家對經濟、貨幣、科技和能源等方面非常重視，現代國家的發展也是基於上述條件。近年來，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山雨欲來，世界各國開始爭奪新賽道的科技制高點。現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的影響將會是超越國界的。在此背景下，不妨將二戰後的現代國家從韋伯式現代國家中剝離出來，這樣就為思考新時代國家間的相互行為和國際政治的範式提供了一個合理可靠的範疇。

一、引言

在政治學範疇裏，民族國家的概念廣為人知，現代國家的概念也一直在使用。事實上，很多文獻中現代國家的概念是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沿用，或者現代國家和民族國家兩者在一定語境中表示同一種概念，一些學者也認為現代國家是民族國家的別稱，兩者指代同一概念。對現代國家有清晰闡述的文獻並不多。造成這一混亂表述的原因或許和民族國家概念的提出者馬克斯*韋伯有關，韋伯認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現代國家（modern state）具有明確的一定的領土和人民、具有一套政體和官僚體系、對外具有獨立的主權。克里斯多夫*皮爾遜（Christopher Pierson）認為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主要從國家組織形式考量，並認為現代國傢俱有：1）暴力的合法壟斷；2）領土權；3）主權；4）合憲權；5）非個人權力；6）公共官僚；7）權力與合法性；8）公民權；9）税收等組織形式特點。馬克斯*韋伯的民族國家是基於19世紀下半葉以來歐洲逐漸結束城邦紛爭、建立強力政府的歷史抽象而來的。事實上，韋伯式的民族國家的形態特徵在中國秦代就具有了：基本上固定的中國疆域和穩定的中華民族，“百代都行秦政制”的政權和官僚體系，萬里長城所宣示的對外的絕對主權，秦朝因法而強盛，相對完備的國家法律對暴力進行了合法壟斷。從民族國家定義的本質上來説，中國自秦代以降均是民族國家；至於説19世紀西歐民族國家不同於公元前3世紀至19世紀的中國政體，造成這種錯覺的應該是西歐科技和工業能力的勃興以及對非西方國家的相對優勢——而這並不屬於民族國家的考量範疇。

世界政體理論認為，當今的世界社會都被納入世界文化的影響，在世界文化框架的塑造下，民族國家的內涵成為了國家建構的共識。在政府間組織中，尤其是聯合國，它代表國家聯合體具有承認新興國家是否為合法的民族國家的權力。聯合國規定並推廣的民族國家模式包括常住人口、確定的領土、一個政府以及與其它國家建立官方關係的能力。這種背書加強了民族國家與現代國家概念的等同。

陳寅恪先生主張考察歷史要有“同情心”，即為設身於當時時代背景的認知去理解歷史。筆者認為考察政治學概念也應當秉持這種同情心：考察以往的政治主張應當考察是否符合提出者時代的社會背景，是否能夠解決當時的時代困境；同時，政治學説的運用應當考量是否符合時代生產力的需求，是否符合國家發展的需求，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政治學説的提出都有其歷史和現實原型，只有在基於真實政治條件的深度思考下，政治學説才有生命力；只有在歷史或現實背景下，政治學説的出現和運用才有豐滿的全貌，不至於陷入空洞的理論模型。

在今天的話語體系中，現代國家的內涵似乎已經超出了韋伯時代的現代國家。今天人們對現代國家的認知，似乎更多有一種時代的意義，這本質上是快速變革的時代已經賦予了現代國家與19世紀韋伯式歐洲國家不同的挑戰與使命。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歐洲人把他們的時代稱為現代，是基於他們時代的共性迥異於之前的時代，一系列變革引導了進步，他們情不自禁的自豪、引以為耀；今天的時代，人類社會較於二戰之前的變革程度不亞於19世紀歐洲的變革，人類社會生活向更廣闊的的領域延伸，現代國家的概念向更廣闊的內涵延伸。在今天，如果將現代國家的定義拘囿於19世紀的歐洲國家模型，無異於削足適履。

由是，本文試圖依據今天的認知提出一種對現代國家的新的界定，試圖將現代國家的概念從民族國家中剝離出來。並嘗試從不同維度論證現代國家和民族國家的核心特徵，區分兩者。討論現代國家，首先應該確定現代國家這一概念從哪幾方面度量。有了這個思路，本文將從以下幾方面着手論述：

1）現代國家的定義和範疇

2）現代國家的特徵

3）現代國家與民族國家的概念辨析

4）現代國家的時代要求

二、現代國家的定義和範疇

現今世界有多種因素影響着世界政治的進程。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至今發揮着影響力；法國啓蒙思想和德國古典哲學帶來的思辨精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帶來的自我意識覺醒和民族獨立運動；兩次大戰帶給人們的情感傷痛和對戰爭的反思；戰後全球化背景下發達的世界經濟、貿易和文化；科技革命後掌握核心技術對國家進程的影響；基於強大軍事力量的霸權體系，等等。毫無疑問，人類在無論認知廣度、意識形態、物質廣度還是組織形態上都有着快速、複雜、龐大的延伸。縱觀世界歷史，這一進程又尤數二戰以後變化最為劇烈：

1）1945年5月，德國投降，歐洲戰事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世界上第一枚用於戰爭的原子彈；8月9日，美軍又在日本長崎投下另一枚原子彈。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因原子彈在戰爭中的使用而提前結束。正如杜魯門所言：原子彈的使用不僅徹底扭轉了戰局，還調轉了歷史和文明的方向。美軍投放到日本的原子彈爆炸當量為2萬噸TNT，爆炸時的光芒比1000個太陽還要明亮，衝擊波形成的狂風使所到之處都淪為廢墟，無論日本軍人還是平民無差別慘死，兩次爆炸當日死去的人數累計多達10萬人，這是另一種維度的能量的打擊。加上幾年以後因核輻射導致的死亡人數，廣島死亡20萬人，長崎死亡12200人。日本民族更是在至今都沉浸在核戰爭的恐怖和絕望之中。原子彈的威力使人類意識到這是一種反人類的武器，如果讓這種毀滅性的武器大規模用於戰爭，對人類而言無疑是滅頂之災。人類對戰爭的認識從此由盲目、稚嫩走向理智、成熟。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儘管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兩個對立大國美國和蘇聯一度劍拔弩張，核戰爭還是沒打起來。因為所有人已經意識到：不同國家間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這種殺傷力極強的核武器，它可能會毀了所有人。二戰以後，核武器、洲際導彈和偵察衞星相繼出現，徹底改變了傳統的戰爭模式和觀念。現今的核武器的威力已經增大到一艘海基彈道導彈潛艇上裝載的核武器足以引發“核冬天”，從而終結人類的存在。二戰以後，人類的命運前所未有的被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2）戰後確立了世界性的國際政治體系。歷史證明，一戰以後凡爾賽體系下的國聯是軟弱無力的，它沒有阻止新的世界大戰的發生。世界人民在兩次大戰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一戰使1000萬人喪生，二戰使5300萬人死於戰爭。羅斯福在二戰戰事尚未平息時就開始着手組建新的國際組織，並且設想組織應當是世界性的，旨在阻止侵略國發動新的世界大戰。1943年12月羅斯福曾説：“英國、俄國、中國和合眾國及其盟國，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這四個軍事大國團結一致，決心維護和平，就不會出現一個侵略國再次發動世界大戰的可能。”這説明，此時的世界，已經不是單個國家能夠單邊應對的了，面對戰爭的風險，世界各國必須團結一致共同應對。羅斯福的話，是一個世界大國領袖的遠見卓識，也是當時世界樸素的認識。正因為認識到世界性大戰已經超出了單個國家的能力，戰後國家才組建了聯合國，聯合國的首要任務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同時使得各個國家有了一個共同的平台發聲。聯合國在後來的歷史裏，在人類發展的問題上，比如教育、疾病、糧食等問題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二戰後歐洲幾乎淪為廢墟，經濟疲敝不堪，人民窮困，士氣低落，這些國家再也無力對殖民地進行有效的控制，世界各地掀起了一波去殖民化進程。到20世紀70年代，歐洲國家從16世紀以來建立的殖民體系徹底瓦解。這一時期，亞洲脱離殖民地而新形成的現代國家有：印度尼西亞（1945年）、印度（1947年）、巴基斯坦（1947年）、緬甸（1948年）、越南（1954年）、老撾（1954年）、柬埔寨（1954年）、菲律賓（1946年）、約旦（1946年）、敍利亞（1946年）、黎巴嫩（1943年）、伊朗（1979年）、伊拉克（1958年）、塞浦路斯（1960年）、科威特（1961年）、馬爾代夫（1965年）、也門（1962年）、卡塔爾（1971年）、巴林（1971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1971年）；非洲有利比亞（1951年）、阿爾及利亞（1954年）、蘇丹（1956年）、摩洛哥（1956年）、突尼斯（1956年）、加納（1957年）、幾內亞（1958年）等等；拉丁美洲有10個國家取得獨立。二戰和這20年的去殖民化浪潮直接形成了現今世界的版圖。也是在這一時期，國旗成為各獨立國家的象徵。在今天的國家間組織比如聯合國以及大型的世界賽事中，國旗代表着國家。

4）19世紀末期，世界出現了由世界價格支配的世界市場。,這時的世界貿易結構是：工業革命後的西歐國家生產工業製成品，主要為紡織品，並銷往世界其他國家；美洲和東歐國家提供與工業製成品相關的生產原料。1876-1913年，德國和美國的工業製成品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上升，並且參與貿易的工業製成品逐漸轉變為金屬製成品、化學品和機械產品。世界貿易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了一段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各國普遍建立了各自的信用貨幣，國家貨幣基於世界各國主權信用，並且各國貨幣綁定美元。基於美元這種國際貨幣的世界貿易再次出現了飛速增長，這時的世界貿易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全球性的貿易。世界各個國家的出口總值從1950年的618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181970億美元，這期間的世界出口值每十年增長率均超過了6%，遠遠超過了二戰之前的水平。世界各國在二戰後的世界貿易大大加深了國家間的貿易聯繫，國際貿易成為二戰後國家的深刻特徵。

5）兩次世界大戰是歐洲國家完成兩次工業革命後形成工業產品過剩，為爭奪工業生產原料產地和世界市場而展開的波及世界各國的世界性大戰。第二次技術革命使得歐洲國家的工業生產重心從原來的紡織業和採掘業轉移到重工業。在這一階段，電力的應用不僅提供了可供遠距離傳輸的強大動力，而且使信息傳遞速度大大加快，鋼鐵工業的發展使得鐵路、汽車和海運業取得長足進步。技術革命的爆發使得人類社會還來不及適應這種變化，後來的戰爭也被證明是一種不成熟的應對。而兩次世界大戰刺激了新的技術的發生。戰爭中運輸機的使用為大規模得空運創造了條件，使得大陸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19世紀發明的電報和電話以及20世紀初發明的無線電技術被用於通信。戰時噴氣式飛機的發明和汽車的機動化也為戰後航空業和汽車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戰期間，為破解德軍的英格瑪密碼機，英國科學家圖靈發明出了首台以數學邏輯驅動的大型計算機，計算機的出現使得人類社會在後來的時間裏取得了飛躍式的進步。計算機技術在戰後得到了更高級的發展，戰後馮*諾依曼確立了現代計算機的架構，計算機向更微型更精密的方向發展，這使得計算機進入千家萬户成為可能。二戰以原子能技術在戰爭中的使用而結束，戰爭中各種新式武器更是殺戮士兵的惡魔。原子彈的出現，使得人們對科技不再僅僅是感到新奇，更有了一種恐懼。科學的進步和技術的規模化落地在促進世界混同、形成現代國家的進程中產生了一種不可代替的強力。戰後國家普遍重視科技的發展，把科技視為第一生產力和國家核心能力。

6）19世紀發明的電報和電話以及20世紀發明的無線電技術，大大縮短了世界各地的時空距離，並促進了世界的生產力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以電報和電話為代表的新型通信技術就被用於戰爭的信息傳遞。在二戰中，這種技術更是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同時無線電技術和廣播也作為一種新的通信技術被用於戰爭通信和戰爭宣傳。二戰之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獲取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世界各國發生的重大事件能夠很快傳播到世界各地。基於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新一代技術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逐漸由軍用轉為民用，為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強大動力。如今，我們不僅可以聽到其他地方的聲音信息，看到其他地方的影像信息，還能即時獲取這些信息，這在20世紀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互聯網的發展打破了地理邊界，使得文化的交流變得簡單易得，流行文化通過網絡在世界各地傳播。互聯網的發展同時也使得商業貿易的形態發生了變化，人們可以通過網絡實現確認訂單和支付的電子商務，足不出户就可以買東西。信息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21世紀成為一個信息時代，人們充分享受着科技帶來的好處，也不得不面臨着與其孿生的負面挑戰與社會問題。

7）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直接投資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二戰後美國對西歐國家進行了130億美元的援助，美元開始成為一種世界貨幣。美元最初綁定黃金價格，成為馬克思所説的世界貿易的價值度量。20世紀60年代，歐洲美元市場作為第一個擺脱了國家金融管制的離岸市場產生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成熟發展深化了國際分工，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已經超過了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同時，由眾多跨國銀行、證券交易所和投資機構聚集構成了巨大的交易中心，通過現代化通信設備構成了廣泛的金融交易網絡，使得國際資本的流動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完成。20世紀80年代，各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放鬆了金融管制，外匯市場和債券市場得到了較快發展。1980年，全球資本市場金融資產交易的總存量為5萬億美元，到2007年全球外匯市場交易額達到了32100億美元。金融業前所未有的參與到了國際貿易和國際融資，同時，金融也成了貨幣堅挺國制裁弱勢貨幣國家的有力工具。

綜上，戰後世界混同。每個國家/社會都被納入世界文化的影響範圍，並由世界文化框架來塑造。戰火重創了原來的世界體系，也再造了戰後國家。二戰以後，1）核武器對人類能夠造成大規模的無差別的毀滅，超過了單個國家能夠應對的能力範圍。2）世界各國在核威懾下達成了戰後的和平，組建了雅爾塔體系下的世界體系。3）戰爭使得殖民國家的國力下降，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世界各國的疆域版圖基本定型。4）各國國家信用貨幣普遍得到使用，各國間貿易前所未有的增長和深化。5）戰後的科技進行了新一輪的發展，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前兩次技術革命。6）信息技術的快速變革使得人們可以很快知曉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文化思想交流大大加深。7）20世紀70年代以來，第三次技術革命大大深化了工業產品的製造分工，生產國際化出現；同時生產國際化的盈利模式和通信技術的變革促使了國外直接投資和國際金融的快速發展。在以上核威懾、世界體系、殖民體系崩潰、貿易、科技、信息傳播和金融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戰後每個國家都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同時也被其他國家所影響，世界文明相互交錯發展，不再是單一文明各自發展或者是作為其他文明的支線。戰後每個國家都主動和有意識的融入世界的大歷史中，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均處於一個無時無刻都與世界產生聯繫的狀態。

基於上述視野，本文將現代國家定義為二戰以後這段時間存在着的或存在過的國家。

現代國家是對世界現存國家的現實描述，不應以政體的差異而區別對待，所有的國家同處一個時代。截止今日，現存的國家有中國這樣的依據自己的文化歸屬和歷史傳承建立起來的國家，也有俄羅斯、烏克蘭這樣的在蘇聯解體後獨立出來的國家，有歐美諸傳統列強延續至今的工業化國家，更有非洲剛果、南亞巴基斯坦這樣的在歐洲殖民體系中獨立出來的國家。按照本文的度量，即使如李光耀所説：“沙特阿拉伯的部落首領每年都必須給國王進貢，就像中國古時候那樣國王會回賜更厚重的禮物。……利比亞同樣算不上是一個全民團結的國家，而是由無數個部落湊合而成，更有地方主義因素作祟”，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亞也是現代國家。原因無他，時代和國際環境已然變了，即使遠在地球另一邊的美國和他們照不到同一時刻的太陽，也能隨時對他們產生巨大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東的石油開始影響世界政治，沙特阿拉伯和美國有着深度的利益捆綁，利比亞更是在2011年英國、法國、美國的介入下政權迅速垮台，其領導人卡扎菲死於暴亂的槍殺。

現代國家是二戰這一時間截面以後的國家的集合。二戰以後，世界處於一個同一化的狀態，快速的歷史變革使得各個國家必須與其他國家打交道，不可能偏安一隅，也不可能遺世獨立。外界會對國家本身產生影響，包括意識形態、國家安全、商品貿易、金融安全、網絡安全、文化等等，影響到國家行為的方方面面。這種影響是全方位的。“人們有了如此強烈的人類是一個休慼相關、朝夕相處的整體的概念，更加懂得人類生存在同一個星球上，對人類來説有着共同的命運和共同的考驗。”

討論現代國家不應該陷入現代化這一概念的迷沼，現代國家不等同於現代化國家。現代化這一概念發展到現在太龐雜了。並且對現代化的定義有不同的層次，有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有國民識字率和受教育水平的，等等，不一而足。可以看出，本文界定的現代國家內涵與現代化的不一樣。本文主要着眼於二戰以後人類社會產生的深度聯繫、國家間的深度相互作用區分現代國家，不以殖民時期不對等的國家交往劃分。不同國家的現代化時間上有前有後，但是人類社會產生深度聯繫、國家間深度相互作用是在二戰以後。

討論現代國家也不應該陷入歷史學科概念的迷霧。中國現代史界線劃分有兩種觀點：一是定義為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這時候列寧在1917年領導的俄國革命傳入中國，引起中國國內反思社會的思潮；第二類是以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劃分。同樣的，西方國家的近現代史界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本文試圖闡述的是在美國投下“小男孩”原子彈的那一刻起，世界政治格局就變了，這種具有巨大能量的無差別殺傷人類的武器使得人們反思，人們開始意識到科技在人類社會中的強力、開始普遍具有人類共同體意識。越往後，在通信技術和其他技術的推動下，生產力越來越發達，人類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同時也面臨着相同的和相互交織的困境，從那時起國傢俱有現代形態。

三、現代國家的特徵

民族國家或者韋伯式現代國家，核心觀點是客觀上具有一定的領土和人民，對內具有政府和暴力的合法壟斷，對外具有主權。毫無疑問，本文定義的現代國家絕大部分都具有韋伯式現代國家的特徵和本質。由於二戰後世界的深度聯通，通過科技的加持、生產力的空前繁榮、物質的貿易和思想理念的流通，現代國家呈現出一些共有的屬性特徵，這是二戰前或者更早以前國家所不具有的。

經濟是現代國家的主要活動，現代國家依靠工業生產和經濟推動社會發展。早在19世紀後三四十年開始，“一種新型強國出現了：其地位不再是憑藉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控制力與海上實力來奠定，而是首先取決於工業製造業的水平，以及在軍備方面的組織能力和財政能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國家要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須是國家要具有一定實力的經濟基礎，這是19世紀的西歐諸強已經證實了的。二戰後，世界各國普遍意識到經濟的重要性，大力開展自己的經濟計劃，開始戰後重建。蘇聯開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着重發展重工業和集體農莊；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西歐和日本在美國的援助下經濟實現了騰飛。到1949年，日本經濟已經達到戰前的生產水平。到1956年，聯邦德國和意大利的工業產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平時期中1937年的2倍多，法國和英國的產值比戰前提高了50%以上。美國經濟取得了空前的繁榮。二戰後至今，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國家，無一不是經濟強國，或者是工業強國。

二戰以後，信用貨幣成為現代國家的主流貨幣，並在國際貿易中進行結算。在二戰以前，國際貿易是以黃金和白銀進行結算，國家信用貨幣只在本國流通，且並不穩定。普法戰爭（1870-1871年）結束後法國賠償德國50億法郎，考慮到法郎可能會貶值，則使用金法郎進行賠償，即為簽訂條約同時代50億法郎等價的黃金或白銀結算。同理，一戰德國戰敗後根據條約需要償還協約國的戰爭賠款為1320億金馬克，其時的幣值相當於10萬噸黃金。1940年法國軍隊在歐洲大陸潰敗後，英國向美國求援，美國贊成賣給英國軍火，但是支付方式必須是黃金。戰後各國發行國家信用貨幣，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紙幣進入市場流通，成為主權貨幣，並進行國際貿易結算。從二戰美元綁定黃金，到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逐漸走強，成為強勢的國際貨幣。今天的各國的儲備黃金總量也不過2.5萬噸，相當於5萬億美元，信用貨幣的總量遠遠超過了黃金儲備。21世紀歐元的在歐洲範圍的流通和人民幣購買力的增強，造成了今天世界的貨幣格局。所以可以從二戰時算起，馬克思所説的金銀所具有的價值標準被信用貨幣代替，信用貨幣成為現代國家的主流貨幣。

科技是現代國家的核心能力。第二次技術革命在自然科學實驗的基礎上，發展了電力、電力機械、內燃機、鋼鐵冶煉和化學工業技術，並在能源與動力、材料、交通運輸和通信工具方面的而去的了突破性進展。尤其是電力的發明和鋼鐵技術的進步，導致重工業大量出現，於是化學、汽車、石油工業等產業部門紛紛興建和發展。20世紀以來，人類的生產活動越來越受到科學而非經驗的指導，並且科學的發展開闢了新的生產技術領域和綜合性的研究成果：由原子核物理學導致了原子能工業，由數理邏輯和電子學導致了電子計算機工業，由半導體物理學導致了半導體工業，由高分子化學導致了高分子合成化學工業，由力學、材料科學、電子學和計算機科學導致了空間技術，由量子論、電子學和光譜學導致了激光技術。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3%以上，其中3/4就是依靠新技術的採用。第三次技術革命使得信息技術廣泛發展，產生了溢出效應，信息技術與各行各也產生了廣泛的融合。第三次技術革命同時使得生產水平化分工，同一件產品的不同零件可以在不同國家、不同工廠進行標準化批量化生產。在今天，基於計算機和互聯網的衍生技術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更是在今天得到了大步發展，成為國家間爭奪的核心科技。

能源是現代國家的命脈。工業革命後，世界各工業國的工業生產都依賴於煤炭能源提供動力。1860年，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的前身成立，石油開始運用於工業。隨着二戰的爆發，石油提煉技術工藝越發成熟，開始為軍隊汽車和飛機大量提供動力，石油的作用越來越大。二戰以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能源消耗的基礎上的，主要是石油。經濟越發展，必然要消耗更多的能源。1973年西歐各國的石油危機使得發達國家意識到了石油的重要性，以至於在以後幾場中東戰爭中歐美各國表現出積極的姿態。中國能源的消耗最初是依賴國內煤炭和石油的開發，到1993年才開始進口石油。2012年中國能源的消耗總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能源消耗第一大國，達到40萬萬噸標準煤，而美國同年的能源消耗總量為9.4萬萬億btu。（見圖1）到今天石油已經超出了提供能源的作用，其精細加工產品滲入人們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人們的衣食住行都有來自石油加工的產品：人們穿着滌綸等合成纖維製成的衣服和合成橡膠製成的鞋子，吃的麪包零食和喝的飲料裏面有石油提煉的添加劑，房間的裝潢用了合成塑料和橡膠製成的桌椅和窗簾，某些塗料也是來自石油，出行用的汽車除了合金和玻璃，其餘的材料都是來自石油，洗滌用品和女孩子用的化妝品是石油精細加工的產品，手機、電腦、電視、冰箱、洗衣機等電子產品有來自石油的材料，操場的塑膠跑道是合成塑膠做的，產品包裝盒以及防震的泡沫來自石油等等。到今天，我們幾乎找不到一種產品是完全沒有用到石油加工的。

圖1、2009-2018年中美兩國能源消耗總量

現代國家間的競爭主要源自於國內政治經濟的壓力。當今世界不管哪個國家，其國民的信心都來自於經濟的增長率。在核威懾平衡的國際體系下，現代國家間的競爭表現為對優勢資源相對優勢的爭奪和掌控。現代國家經濟發展的降低，則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給國家帶來內耗。如果轉移國內矛盾，則會引起戰爭。

國際事務中超出單個國家能力或者世界性的事務由國際組織代替實現。二戰以後，超出單個國家能力範疇的世界性事務交由世界組織處理，這是一個普遍的操作。除了聯合國（UN），其他影響比較大的國際組織還有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近年來新成立的亞投行（AIIB）等。這些組織在現代國家的世界體系下建立，在世界文化的框架下發揮作用，這反過來又加深了世界文化的影響範圍和影響力。

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現代國家面臨着共同的課題，即全球性問題。全球性問題超越了國家的邊界，並且相互之間能夠產生聯動效應，不容易解決，同時全球性問題涉及人類生產、生活的諸多方面，事關人類全體的利益和命運。江濤等將全球性問題分為5個大類，進行了詳細論述：第一組是全球經濟問題，主要涉及國際貿易穩定，金融穩定，貧困與不平等，債務危機等問題；第二組是人類發展問題，包括教育，傳染病，難民等問題；第三組是環境和自然資源，包括氣候變化，森林砍伐，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能源等問題；第四組是世界和平與安全，包括武器的擴散，武裝衝突，恐怖主義，毒品走私和種族滅絕等問題；第五組涉及全球治理，包括多邊條約，衝突管控，國際金融改革和金融腐敗等問題。第四組和第五組問題之間有着深刻的聯動效應，本質上應該歸為一類問題。以上全球性問題在二戰以後對不同的現代國家產生着不同影響，但是幾乎是現代國家的伴生產物。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方案關係着人類共同體的命運和現代國家的未來走向。

四、民族國家與現代國家概念辨析

基於前兩節的論述，本文定義的現代國家和民族國家有着定義範疇上的不同。本節重點闡述一下民族國家的理論模型和歷史原型，並闡述一下歐洲民族國家構建的歷史基礎。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這一概念的提出都有其歷史原因。籠統一點説，民族國家形成於19世紀的歐洲。在這之前，是歐洲國家逐漸脱離宗教制約、結束城邦紛爭和實現近代化的歷史。

在長達十個世紀的歐洲中世紀（公元476年-1453年），歐洲大陸沒有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統治，是一片類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相互混戰的小邦國，天主教在社會各個層面發揮着很大的影響力。16世紀，趁着宗教論戰，英國、法國和西班牙通過增加財政税收、不斷削弱貴族，加強了王權，建立了集權國家。1648年，歐洲國家在經歷了一系列宗教戰爭後簽署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城邦政權進一步集中，發展出具有一定實力的諸侯國家。這時候的歐洲大陸神權衰落，宗教教廷和教皇不再具有支配和影響歐洲大陸政治、軍隊和外交的能力，並逐漸失去税收（“什一税”）能力。“‘三十年戰爭’之後，歐洲國家在17、18世紀開始致力於秩序的重建，它們發展出兩種不同的政體。英格蘭和荷蘭的統治者與代議機構分享權力，它們創建了憲政國家；而法國、西班牙、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的君主在各自的國家獲得了絕對權力，並建立了所謂的‘君主專制國家’。”這一時期，英國和荷蘭這兩個海洋國家高度依賴海洋貿易，發展出了高度發達的海上貿易網絡，英國開始稱霸海洋；而法國通過加強中央集權和對外擴張，一度和英國爭雄，踞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列；名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治下政治實體是一些可以分割和碎片化的城邦主權，在政治和文化上表現出高度的分離性，同時一些諸侯國實力坐大，如普魯士、奧地利；俄國的彼得大帝通過軍隊改革和創建海軍，控制了波羅的海出海口，把一個擁有遼闊疆域的農業國一個強大的歐洲國家。這一時期，歐洲還沒有出現普遍的民族意識，歐洲的君王還可以通過血緣關係繼承別的國家的土地，人們繼續效忠着自己的封建領主和國王，只不過這時候君主的權力大大加強。

17、18世紀，啓蒙思想的傳播使得社會底層人士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國家的建立不再需要尋求神權或者王權依據。在法國財政因支持美國獨立戰爭陷入困境之時，法國人民的思想意識與社會現實出現巨大裂痕，緊接着發生的法國大革命（1789年）雖然沒有建立一個可以代替君主制的穩定政體，但是為啓蒙思想提供了合理性。等到拿破崙麾下的士兵橫掃歐洲大陸時，普遍的民族意識出現。革命將數以百萬的法國民眾捲入保家衞國、抵抗外國軍隊入侵的戰爭以及擴大法國對鄰國影響的運動中，戰爭促使全歐洲人開始思索自己作為獨立羣體的特性。在干涉法國大革命和對抗拿破崙入侵的過程中，歐洲各國前後組成了七次反法同盟，俄國人認為自己在對抗法國人，英國人認為自己在對抗法國人，……其他國家也出現了自己的民族認同。歐洲民族意識覺醒。

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進入19世紀，也是歷史上第一波民族國家建國時期。1830年希臘脱離奧斯曼土耳其獨立，但雖有其國，並無其民族。這是“一場受列強支持、缺少廣泛的羣眾基礎、非自主的獨立革命運動導致的結果”。緊接着，意大利政治領袖不滿於奧地利和西班牙蠶食意大利領土，通過武裝起義和談判實現了統一。與此同時，普魯士首相俾斯麥通過有目的的發動戰爭兼併了周圍的小城邦國家，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並創造出了德意志民族為核心的民族國家。法國作家都德的小説《最後一課》就是基於普魯士擴張時期的故事背景，通過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後的法國普通民眾的心理，我們可以看到這時的法國人民已經都有非常清晰的民族和國家的意識了，韓麥爾先生是一位法國愛國者，並對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懊悔不已。從《最後一課》也可以看出，德國對佔領地區普及德語教育非常重視。民族主義在建國過程中釋放的巨大能量使得這些民族國家又強化了這一認同。“他們確立了國旗，將其作為統一的象徵；確立了國歌，以此來激發愛國熱情；還規定國家法定節日，以此來將民眾的注意力集中到個人和民族羣體的特殊或重大事件上。他們還成立了專門的政府機構來進行民族人口調查，追蹤重要的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出生、結婚和死亡人數等。他們建立學校，向學生們灌輸愛國主義思想，還將青年徵召入伍，讓他們保衞國家利益，甚至有時還主動出兵攻擊，以此來提稿本民族的威望。到19世紀末，民族國家已經被證明是歐洲政治組織的一個強大模式。”

歐洲大陸以民族主義重建國家的同時，19世紀的英國正處在高光的維多利亞時代，國家建構好像沒有什麼變化。這與英國特殊的發展道路有關。17世紀以來，英國在外交上通過一系列大陸平衡政策實現了歐洲均勢；同時大力發展海洋貿易並擴張海外殖民地。在17、18世紀，英國與荷蘭成為世界上兩大海洋強國，在外貿中獲利頗豐的資本主義開始發生政治影響力，並最終實現了君主立憲制，使得國王和資本家階層的利益實現了平衡。“商人把從貿易，特別是海外貿易中賺取的金錢，用來支持國家；與此相應，統治者也遵循保護商人的政策，為他們的經濟利益保駕護航。”在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70年代的100年間，英國簡直國運亨通，不僅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獲得了極大發展，人口實現了暴增，英國海軍控制着世界上所有重要的航道和海峽（直布羅陀海峽、蘇伊士運河、新加坡和開普敦），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優質的殖民地（印度、中國香港、馬來亞聯邦、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非洲和拉美的大片殖民地），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還爆發了改寫人類歷史的工業革命。殖民地為英國提供了原材料，工業革命下的巨大生產力對原材料進行加工，然後發達的海洋貿易使得工業產品到達廣闊的世界市場。英國本身就是一個島國，具有很強的地理認同，在君主和資本家利益達到平衡的同時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温和的政治改良滿足了英國國民的訴求，這時英國的政治結構還是很穩定，並不存在革命或者重建民族國家的條件。可以牽強附會的説英國是一個民族國家，但是毋庸置疑，19世紀的英國更顯著的特徵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性殖民的帝國。他們的貴族階層得到保留，他們的商人也介入政治，黨派開始執政。英國到今天還保留着君主制，有榮譽上的國王，國歌還是《上帝保佑女王》，同時沒有進行民族國家重組的英國現在也面臨着北部邦國蘇格蘭對英格蘭民族的不認同並企圖實現獨立。

美國同樣也不能嚴格定義成一個民族國家。19世紀初期的美國還面臨着同北美原住民之間種族的差異、文明進程之間的衝突，在同黑人奴隸之間面臨着種族和階級的衝突。雖然在南北戰爭（1861-1865年）後重新加強了國家的凝聚力，但是美國沒有一個主體民族使得民族認同趨向統一，所以美國過度強調美國公民身份。在19、20世紀，美國大力引進外國移民，這使得美國國家的民族認同進一步減弱。美國在20世紀國際事務中的一系列勝利和獲利使得美國經濟空前繁榮，掩蓋了社會認同的很多問題。美國在很多場合大力宣傳國家的力量，倡導多元文化，有意弱化民族認同。美國在經濟繁榮的時候沒有出現對民族問題的大一統的理論支持，美國多元民族的軟肋，會成為經濟衰敗時的定時炸彈。到今天美國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現在的民族國家內涵裏，民族國家是擺脱神權和王權的存在，既有民族意識的內核，也有人民主權的內核——“合法的政治權力不屬於國王而屬於組成社會的民眾”。兩種觀念均出現於18世紀的歐洲。在德國和意大利統一的過程中，民族主義發揮了巨大的能量，人們普遍有了這種羣體認同。但是國家政權往往是由保守派政治家、也就是舊貴族掌握，再往後的歷史裏，人民主權的內核被削弱了。所以就在19世紀的歐洲出現了一些以民族主義構建的帝國這一形態的國家：法蘭西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19世紀的歐洲國家是以民族主義構建的帝國還體現在：這些國家都在極力的擴張各自的殖民地。殖民地之於近代歐洲國家的作用非常重要，以至於在被英國封鎖航道後，法國失去了和殖民地的聯繫，貿易順差由1806年的4.65億法郎跌至1809年的3.33億法郎，拿破崙的財政和一些社會機構逐漸陷入困境；後起之秀德國因缺少殖民地的輔助性資源，積極尋求殖民地擴張，“將奪取準殖民地性質的額外空間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故而，19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是建立在擁有並擴張殖民地的基礎上的，殖民地為歐洲提供了必要的資源和市場，這一點應當在考察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的時候予以考慮。否則，就像在蓋房子的時候只注意到了其精美的結構而忽視地基、幻想也能把房子蓋在流沙之上一樣不負責任。事實上，精美的房子不能蓋在流沙之上在21世紀的今天還在被證實：美國想要在其推翻薩拉姆政權後的伊拉克建立精美的政治模式，而忽略了伊拉克國家穩定的重要性而遭致失敗，弄得灰頭土臉。

在拿破崙戰爭之後，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意志為近代歐洲國家調動國家資源時提供了合理性。這在中世紀就是天主教教義和王權交織；在三十年戰爭之後是君權神授、君主意志。民族國家建構模式也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獨立提供了合理性和凝聚力。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拉美國家開始了第一波反抗殖民的獨立運動。然而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歐洲，隨着工業革命程度的加深，掌控生產資源的歐洲資本家與沒有固定資產的工人之間貧富加大，出現階級對立，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產主義思想傳播開來，共產主義運動高漲。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理念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傳播到了世界各地，為世界人民擺脱殖民統治、尋求民族自決的民族運動和建國進程提供了巨大能量。二戰後新生國家有一大批屬於民族國家。

按照本文的考量，是不是現代國家就是民族國家呢？不盡然是。固然民族主義思潮引起的民族建國活動持續了一個世紀，但現代國家的構建不全是由民族概念鑄就的。蘇聯的建國不屬於民族國家建國。列寧建立的蘇聯是從二月革命者的手中接過政權的。二月革命發生時只推翻了沙皇俄國的首都，相當於沙皇俄國腦死亡，但是地方政府還是沙皇俄國治下的組織形式，基層的生產還是靠農奴制。十月革命的過程和二月革命類似，蘇聯的全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並不是以民族國家概念建國的。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國家在上個世紀持續半個世紀的較量，其影響力是世界性的，並且直接鑄成了現今的世界政治格局。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至今還具有很強的軍事實力，並對對中亞地區地緣政治產生着巨大的影響力。考量現代國家的時候，蘇聯是無論如何不容忽視的。

那麼，民族國家就是現代國家嗎？按照本文對現代國家的度量，這種説法也不準確。本文以二戰以後的國家為現代國家，但是民族國家在二戰以前甚至一戰以前就有存在。普魯士統一後的德意志只是當時西歐爭雄的列強之一，並不具有二戰以後國家所具有的和世界雙向深度聯繫的性質，因此我們不能説俾斯麥鐵血建立的德國為現代國家。二戰前的民族國家積極尋求殖民地的擴張，如同擁有強大力量的莽撞少年，在挑戰魔鬼底線的時候發現了能力邊界。

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現代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差別在於考察維度的不同。現代國家是在二戰後世界處於核平衡治下、科技勃興、世界地理發現達到頂點、西方殖民體系瓦解、並在兩次世界大戰後達到穩態的國家，現代國家之間相互依存、彼此制約，以二戰為時間界限。而民族國家在於強調國家的建構基於民族認同，其概念和韋伯式現代國家基本等同，對於民族國家的出現時間學術界有多種看法，本文采取拿破崙戰爭後出現這一觀點。

五、現代國家的時代要求

二戰以後的世界發生着深刻的變化。全球化論者認為在通信、全球貿易和世界生產大分工的背景下，世界是平的。毋庸置疑，今天的人們享受着文明史上空前的繁榮。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以來，越來越深入的參與世界貿易和金融活動，科技、產業鏈、金融都融入了世界大循環。2008年金融危機、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發生使得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個人命運與世界的緊密聯繫，也開始反思我們處於世界中的位置，思考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行為。中國持續兩千多年的天下一統觀念和相對周圍國家的文明優勢，使得我們沒有深入思考過作為平等國家能夠持久的外交和國際政治模式；在近代以來國家行為受西方文明以科技優勢的碾壓後，又轉向完全西化的世界觀念和國際政治理念。事實上，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行為，都受到經濟、時代生產力、社會背景、文化理念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在近代西方國家的科技勃興以後，科技這一因素又起了主要作用，已經發生的科技對現代國家的經濟、國家進程和人類歷史產生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具有前瞻性的。正是由於對科技的使用，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規模達到空前，數以千萬計的人們遭受罹難。核武器在戰爭中的威力使得人類普遍感受到我們是人類共同體中的一份子，命運彼此相連。同時我們意識到對科技的濫用不能以“外科手術式打擊”這種工程學的思維加以制止。近年來，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山雨欲來，幾乎每個人都對此感到興奮和焦慮，到底新的科技革命給人類帶來的是福還是禍？將有多少人受益多少人遭殃？我們可不可以為“科技使人們廣泛的受益”式的願景做出努力？但是現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的影響將會是超越國界的。這些問題的底層邏輯是相互關聯的。在此背景下，不妨將二戰後的現代國家從韋伯式現代國家中剝離出來，這樣就為思考新的時代國家間的相互行為和國際政治的範式提供了一個合理可靠的範疇。

（注:引用文獻暫時略去）

作者：周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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