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山紅遍》：“井岡山道路”的壯麗文學史詩——十年文學札記之五_風聞

長篇小説《萬山紅遍》，黎汝清著，人民文學出版社西元1976年1月第一版。

這部小説寫的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紅軍隊伍，遵循毛委員開創的井岡山道路，在祖國南方四嶺山區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英勇鬥爭故事。

這是一部可讀性很強的小説。小説結構緊湊勻稱，詳略得當。故事情節奇崛動人，而又真實合理。敍述語言明快流暢，樸實又不失清雅。整體來看，具有較高的文學性。

小説塑造了眾多的各方面人物：剛毅善戰的紅軍大隊長郝大成，睿智沉穩的黨代表吳可徵，機敏果決的中隊長史少平，勇猛粗率的中隊長羅雄，聰慧能幹的文化教員宋少英，老練忠誠的地下黨負責人田世傑，豪放豁達的地下黨員黃六嫂，潑辣爽朗的農村姑娘王淑貞，正直義氣的農民自衞武裝首領周威，陰險自私的縣委特派員黃國信，兇惡狡詐的國民黨“民團司令”谷敬文，貪婪蠻頇的地主武裝頭目周武，等等。這些人物在尖鋭錯綜的鬥爭中展示各自鮮明的性格。這些人物的經歷和言行也生動地反映出當時廣闊的社會面貌。

小説從郝大成率紅軍大隊在白馬山峽谷突出重圍開始，到紅軍大隊智取南屏山湯家樓地主大院、史少平和游擊隊大鬧谷家寨“慶功宴”、郝大成化裝勇探四嶺山區、紅軍大隊奇襲白雲山挺進四嶺山區、郝大成與齊心會首領周威談判共擊任中元反動地主武裝、郝大成率紅軍小部隊力解齊心會之危、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發動貧苦農民、紅軍教育羣眾揭露谷敬文策劃的“祈雨”陰謀、郝大成和吳可徵利用黃國信的叛變將計就計大敗周武的“民團”、紅軍出兵西屏山消滅任中元反動武裝、郝大成率主力攀越劈雲峯殲滅國民黨“圍剿”部隊旅部、郝大成率部突襲谷家寨搗毀反動巢穴鎮壓反動惡霸谷敬文，在十個月的時間內，一個個事件迭次發生，一波方息一波又起，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緊鑼密鼓激烈進行，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土地革命初始階段艱難而壯麗的歷史。

小説着力塑造了郝大成這位無產階級戰士的英雄形象。

郝大成的爺爺在參加組織“紅綾會”農民起義中犧牲，父親賣虎皮時因反擊惡霸財主谷敬文的搶奪而遭槍殺。郝大成十八歲便開始獨立生活，父輩的言傳身教賦予了他剛直的性情，他不畏強暴，敢於鬥爭，正直無私，肯捨己為人。

郝大成以打鐵為生，並藉此“廣結天下豪傑”。“他的魁梧的體魄和一個鐵匠特有的肌肉隆起的臂膀，使他堅毅的表情更增加了幾分莊嚴，使人突出地感到他的粗獷和威猛。但是，有一種温和、坦率、真摯的神情，從他這種令人望而生畏的表情中隱約地流露出來，從而緩和了威嚴的氣氛，使他整個面容和風貌顯得可敬可親。”

郝大成“抱着要找一條使窮人不受欺負的道路的決心，走南闖北，他打獵、打柴、當長工、學打鐵樣樣都幹。經歷了人間的艱難困苦，飽嘗了世上的甜酸苦辣，這使他救世濟民的宏願更加堅定”。但是，他並不能實現救世濟民的希望。

經過共產黨員吳可徵的啓發、引導，郝大成終於找到了救世濟民的道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經過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親承毛委員的教導和革命鬥爭實際的鍛鍊，郝大成迅速成長為一個革命意志堅定、鬥爭經驗豐富、智勇雙全的紅軍指揮員。他臨危不亂，勇猛與冷靜兼備，能敏鋭地發現戰機，善於高超的戰鬥部署，又有着宏闊的戰略眼光。他和黨代表吳可徵一起，依靠廣大紅軍指戰員，發動農民羣眾，團結正直的農民武裝，打擊反動地主“民團”，迅猛擴大紅軍隊伍，實行土地革命，很快就建立了四嶺山革命根據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這部小説中四嶺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是毛澤東同志開創的“井岡山道路”的生動體現。小説通過形象的描繪，反映了井岡山道路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

革命歷史上的“井岡山道路”，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實現革命勝利。小説中，最初由於黨內“城市中心論”的影響，“在縣委特派員黃國信的執意堅持下”，郝大成和吳可徵率領的紅軍大隊“到處流動”，“在鐵路沿線的城市集鎮，和成團成旅的敵人轉戰”，力量越來越削弱，以至被敵人重兵圍困在白馬山峽谷中，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這時，郝大成和吳可徵排除黃國信的錯誤思想幹擾，堅定地借鑑井岡山的革命經驗，率部挺進地理偏僻、敵人勢力薄弱的四嶺山區，經過艱苦卓絕的軍事和政治鬥爭，終於創造了革命的新形勢，為革命發展奠定了基礎。這部小説，堪稱“井岡山道路”的壯麗文學史詩。

這部小説中的正面人物，性格上或各具優長和缺陷，但都有着奮發昂揚的精神面貌，有着積極向上的革命熱情，這使整部作品充滿着明朗的基調。這是那個年代熱情奮發精神的反映。小説的“井岡山道路”革命主題十分鮮明，小説中人物常有不同凡俗的思想，比如，郝大成在對想要離隊回家報仇的戰士做思想工作時説：“我們革命絕不只是為了報個人的仇，也不是為了一家人過好日子。那樣，個人的仇是報不了的，自己一輩子也不會過上好日子。就算個人的仇報了，自己也過上好日子吧，我們能只顧個人嗎？我們能丟下窮苦兄弟們不管嗎？不能！絕對不能！那樣自私的人算不上是真正的革命戰士。”

小説的這種寫法，顯然不符合某些“文學評論家”、甚至某些“文學教科書”所宣揚的“主題思想越隱晦越好”、“不能説教”之類的“文學規範”。小説作者黎汝清認為：文學作品主題越鮮明越好，文學除娛樂功能外就應該有教育功能，教育功能正是作家社會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的根本所在。他曾説道：“有人認為文學是反映生活，生活就是這樣，應該真實地反映生活。我則認為：在寫生活就是這樣的同時，還應該寫生活應該怎樣。這也算是一種‘理想主義’吧！”這部小説正是“生活就是這樣”與“生活應該怎樣”比較成功的結合。

小説作者黎汝清是山東省博興縣人，西元1928年出生，七歲上學，十一歲由於日寇入侵家鄉而輟學，西元1944年考入抗日民主政府創辦的耀南中學，西元1945年參加八路軍，一直從事宣教和政治工作，西元1958年調到南京軍區創作室從事文學創作。這又是一位在革命中教育、培養、鍛鍊、成長起來、以文學謳歌革命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