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來的中國古代史研究_風聞

世紀之交，我曾經對20世紀中國史學作過一個回顧。彈指之間，20年倏然已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也已屆70週年。這70年的歷程，如大江東注，勢不可當，波濤奔湧，異彩紛呈，各個領域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逐步推進，歷史學科，包括中國古代史研究在內，也厚積薄發，成果宏富，並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點。總體看來，這70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前十七年”曲折探索、“文革”時期蕭條沉寂、改革開放之後重新振興、新世紀以來收穫豐富。在這裏，我謹就70年來的中國古代史研究，談幾點體會。

一、唯物史觀引領學術方向

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早在五四運動以前就開始了，但在民國時期的歷史研究中，還只是其中一個派別，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史觀”，如“民生史觀”“文化史觀”等。隨着中國革命的發展，唯物史觀日益深入人心，影響越來越大，直到新中國成立，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主導地位得以確立。

唯物史觀是關於人類歷史發展的科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致力於科學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解決歷史上的重大疑難課題。新中國成立後，史學家們滿懷對新中國的熱望，真誠地投入到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中去，用以指導學術研究，成效非常顯著。特別是在中國古代史領域，圍繞被稱為“五朵金花”的中國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會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等重要問題的熱烈討論，就是對唯物史觀學習和運用的直接成果。這些成果極大拓展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視野，深化了人們對中國歷史發展特性的認識，為改革開放後對中國歷史進行更深入、更系統的考察奠定了基礎。

不過，其中也發生了不少錯誤，經歷了很大的曲折。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學術研究，很多學術討論被上綱上線，當成政治問題處理。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歷史研究成為“重災區”，一些史學家受到迫害，有的含冤去世，直接導致歷史研究的蕭條沉寂。發生這種挫折，除了政治運動的干擾之外，主要還是由於當時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認識水平普遍較低，簡單化、公式化、功利化的傾向比較嚴重。教條主義對當時政治和學術活動都產生了不利影響，嚴重阻礙了歷史研究，留下的教訓是非常慘痛的、深刻的，這也提醒我們要不斷深入地學習唯物史觀，永遠堅持改革開放。

“文革”結束後，黨中央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路線的指引下，歷史研究恢復正常。中國古代史領域的新材料、新成果噴薄而出，發展之迅速、著述之豐富，僅從發表論文的數量上就可以看出來。據中國學術期刊網的不完全統計，這70年來，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期刊學術論文就有13萬篇左右，前30年共發表三四千篇，1980年至2000年，達3萬餘篇，新世紀以來，更達9萬餘篇。討論主題也從原來的“五朵金花”等拓展到歷史的方方面面，真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這個空前大發展，正是在唯物史觀的引領下，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認識逐漸深化的結果。改革開放之初，史學工作者主要圍繞“五朵金花”，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歷史發展動力等問題進行討論。隨着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堅持唯物史觀不能僵化、教條地理解，更不能簡單化、公式化地套用，中國歷史在遵循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普遍規律的同時，也有其自身的特點。進入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後，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特性成為學術主潮，創新成果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重點領域實現突破。這些突破大多是對原有重大問題的深化和拓展。如為揭示中國是否經歷奴隸制社會，開啓對文明起源的探究；為研究中國有無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發掘歷史時期市場經濟、城市化等近代性的因素；為更全面地理解農民戰爭，注意從自下而上的角度、人地關係的視野考察歷史，間接推動了社會史、環境史的興起等等。取得這樣的成績，與改革開放後一些新的觀念、方法的引入有關，而唯物史觀的指導則是最關鍵的因素。這些成績同時也是對唯物史觀的充實與發展。

唯物史觀的指導是歷史研究科學性的保障，可以幫助我們在面對紛紜複雜的歷史現象時把握正確方向，看清歷史的真面目，圍繞人類發展的根本問題展開思考，避免“碎片化”的傾向。但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都已經證明，創造性地而不是教條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才是正確道路。歷史研究也是如此，既要堅持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又不能故步自封，堅持開放的心態、創新的精神，才能在新時代取得更大的進步。

二、新史料發現

與史料整理夯實學科基礎

史觀和史料是歷史研究的雙翼，缺一不可。20世紀中國現代史學的興起，就伴隨着殷墟甲骨文、秦漢簡牘、敦煌文書和明清檔案這“四大發現”。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突飛猛進，既有賴於唯物史觀的指導，也離不開規模空前的史料發現和整理。

一是考古發掘全面展開。時間上，遠至距今200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時代，近至明清，歷代都有重大發現；空間上，從內地到邊疆，從陸地到水下，發掘遺址遍佈全國；內容上，有遺址，有器物，有圖像，有書籍，幾至無所不包。這些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相印證，有效地推動歷史研究向縱深發展。陶寺遺址、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安陽殷墟等考古發掘為研究中國古代國家形成提供了重要線索，也使得我國古史真正成為“信史”。考古發現極大彌補了存世文獻的不足，特別是在史料相對缺乏的領域，考古材料尤其重要，如郭店楚簡對先秦思想史、政治史研究，雲夢秦簡、裏耶秦簡、張家山漢簡、居延新簡、馬王堆漢墓帛書、五一廣場東漢簡對秦漢史研究，走馬樓吳簡對三國史研究，郴州晉簡對西晉史研究，吐魯番文書對隋唐史研究，黑水城出土文書對西夏史、元史研究，遼上京、金上京的發掘對遼金史研究，“南海一號”沉船遺址考古對宋代貿易史研究等，都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而墓誌碑刻資料的大量出土，則對北朝史、隋唐史以至遼金史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是重要文獻不斷被發現。這些文獻有的來自於考古發掘，如甲骨文、金文、吐魯番文書、簡帛、碑刻等；有的則是重新發現，或源自公私收藏，或源自域外。如徽州文書，是由民間收集而來，被稱為“第五大史料發現”，一門新學科“徽學”隨之興起；明抄本北宋《天聖令》，原藏於寧波天一閣，它的發現使人們對唐宋制度與社會變遷有了新的認識；巴縣檔案、南部縣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等，收藏於地方檔案館或博物館，為人們瞭解清代地方社會與地方治理提供了翔實資料；域外收藏敦煌文獻，原藏於英、法、俄、日等國，其中包含大量藏文、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粟特文等民族文字史料，史學工作者經過數十年系統整理和研究，使得敦煌學與隋唐史相映成輝。

三是存世史料得到系統整理。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從國家層面把史料整理放在重要位置。1951年中國史學會成立後，將編印資料作為一項主要任務，之後一大批有關思想史、文學史、農民戰爭史、經濟史、少數民族史等資料彙編先後推出，為此後歷史研究打下史料基礎。1955年第一歷史檔案館成立，1000多萬件明清檔案得到更為有效的管理和利用，直接推進中國乃至世界的明清史研究。1958年，國務院成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規劃小組，啓動二十四史等典籍的點校工作，用20年的時間完成了這一曠古未有的文化工程，後代學者均受其益。1981年，中央下達《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古籍整理進入一個新階段。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整理出版的古籍圖書已達3.6萬種左右。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啓動以後，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投入了巨大力量，僅收集清人文集就達4萬餘部，其中4000餘部輯為《清代詩文集彙編》，列入文獻叢刊出版。截至目前，清史工程已對數十萬件檔案進行了數字化整理，出版檔案叢刊20種889冊、文獻叢刊75種2454冊，超過20億字的規模。資料整理工作不但保證了清史纂修，而且對全世界的清史研究必將產生深遠影響。70年間，從國家到單位以及學者個人，都在史料整理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不少大型史料叢書如《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唐代墓誌彙編》《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全宋文》《全元文》《中國地方誌集成》等，往往要花費幾年、十幾年甚至幾代學者的持續努力才能完成。這些基礎工作，為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學術大廈夯築了深厚的地基。

四是史料數據庫不斷開發。進入21世紀以後，計算機技術在歷史研究中應用越來越廣泛，其中數據庫開發為學者收集、處理、利用史料提供了極大便利。近20年來學術論著呈井噴之勢，與此不無關係。傳統的基本文獻，如十三經、二十四史、地方誌、明清檔案，新發現的史料如甲骨金文、墓誌碑刻、民間文書，幾乎在各個領域，都已建有專題的史料數據庫。與傳統的尋章摘句、手抄筆錄相比，數據庫開發大大提高了史料的利用效率，同時也對史學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事史學研究，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知識結構。

中國的史料浩如煙海，有規劃的史料整理，為中國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強勁的推動力。史料的發現和整理是歷史研究的基礎，但史料不等於史學，更不能代替史學，對史料加以正確辨析和利用，還需要有宏觀理論的指導和採用先進的方法。

三、學科體系漸趨成熟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古代史研究發展不平衡，距現在越近，越相對薄弱，對歷史整體面貌的認識還比較模糊。經過70年的發展，學科體系日趨成熟。目前全國主要文科綜合大學基本都設有相關專業，並且各具特色，每年畢業的研究生數以千計，研究隊伍日益壯大，薪火相傳，於茲為盛。

馬克思主義把歷史看作是整體，分析歷史的發展大勢，尤其強調通史的研究與寫作。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有尚鉞《中國歷史綱要》，翦伯贊《中國史綱要》，郭沫若《中國史稿》，范文瀾、蔡美彪《中國通史》，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等問世，這些都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有關中國通史研究和撰述的重要成果，也是學科成熟的第一個表現。

斷代史研究均衡發展是中國古代史學科成熟的第二個表現。一些以前較少受到關注的時段，如十六國史、五代史、西夏史、遼金史、南明史等，都有了深入研究，清史研究成長尤為迅速。每個斷代都有標誌性著作出版，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用50年時間推出的“中國斷代史系列”頗為引人矚目。還有不少以斷代史名目出版的大型叢書，“商代史叢書”“敦煌學研究叢書”“唐研究基金會叢書”“宋史研究叢書”“南宋史研究叢書”“明清史研究叢書”“清史研究叢書”等。大部分斷代史領域都成立了學術團體。1980年中國史學會恢復以後，先秦史學會、秦漢史研究會、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唐史學會、宋史研究會、元史研究會、明史學會紛紛成立。這些學術團體遵循學術規律，組織學術活動，編輯出版學術刊物，在相關學科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學科成熟的第三個表現是各專業史的興起。首先是經濟史獲得了空前的地位。唯物史觀將生產力的發展視為歷史發展根本動力，因此“前十七年”集中討論的“五朵金花”，其中“四朵”是圍繞經濟史展開的。改革開放後，經濟史作為經濟學和歷史學的交叉學科，獲得了更大發展。政治史作為傳統的優勢學科，在討論中國古代國家形成、中古政治文化演進、中央集權制度變遷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樹；並從單純的制度研究，深化到對制度運行的考察。社會史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重新興起，是為了反思傳統研究的不足，促進歷史學的改革和創新，成為30多年來重要的學術增長點。思想史方面，新中國成立後，史學工作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重新詮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出版了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等重要著作。改革開放後，在先秦政治思想史、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乾嘉漢學、經世實學等方面，創穫尤多。此外，文化史、法律史、民族史、軍事史、外交史、邊疆史、海疆史、歷史地理、科技史、水利史、歷史文獻學等領域的長足發展，使中國古代史研究根深葉茂，碩果累累。

四、跨學科研究蔚然成風

史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整體的學問，它不孤立於其他學科之外，與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聯繫尤其緊密，這就要求史學工作者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善於“左顧右盼”，掌握廣博的知識，吸收相關學科的養分。

近代以來史學研究之所以成績顯著，與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早在20世紀初，梁啓超在《新史學》中就批評傳統史學“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倡導以“諸學之公理公例”融入到史學研究當中。民國時期王國維、陳寅恪等史學大家也注重吸收西方實證主義的觀念和方法，唯物史觀、進化史觀的引入，更是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史學的面貌。

新中國成立以後，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指導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但也有過教條化、片面化的慘痛教訓。改革開放以後，隨着科學春天的到來，學者們在反思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也意識到“史學危機”的存在。為改善研究狀況，針對史學研究方法，史學界展開了非常熱烈、深入的討論。學者們意識到，要繼承傳統的治史方法，但更要突破其侷限性，才能滿足史學自身發展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需要。這一時期，史學界開始積極倡導跨學科的研究理念，借鑑海外學者的研究方法，既包括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也包括史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諸如中西曆史比較、計量分析、心態史學等新方法不斷引入，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的討論曾風靡一時，一批海外史學家的前沿作品被譯介到國內。對於這種嘗試和革新，雖然學者認識不一、褒貶各異，但新研究方法的引入的確使中國古代史研究呈現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

進入2000年以後，史學界在借鑑海外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更為顯著。這一時期，隨着海內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海外史學理論與方法更深刻地影響着中國古代史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等學科紛紛介入史學研究之中，並提出了相當新穎的研究議題。中國古代史研究面臨着新的研究方法的刺激，也努力吸收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為我所用，跨學科研究逐漸成為中國古代史研究工作者的自覺追求。

新研究方法的引入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基本面貌，新材料被不斷髮掘，舊的結論被重新解釋，新的領域不斷湧現，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層出不窮，研究範圍不斷擴大，諸如環境史、性別史、歷史人類學、醫療史、口述史、公共史學、數字人文等新的學科領域紛紛建立，宏觀與微觀、通史與專史有機結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傳統歷史學內容狹隘、方法陳舊的缺陷，促進了史學研究多元化的進一步發展。當然，對於海外理論與方法，要注重對其產生語境的整體把握，要與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相結合，避免生吞活剝式的引入，作出不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判斷。同時，更應注重從中國歷史經驗中提煉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和解釋體系。

五、國家支持推進重點研究

70年來，國家對歷史研究的支持力度越來越大，經費投入與日俱增，資助方式呈現出多層次、多途徑、多領域的特點，大到國家級文化工程的啓動，小到學者個人研究興趣的實現，都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支持。

其一，國家研究基金髮揮重要支撐作用。比較重要的如1991年設立的國家社科基金，其中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課題一直佔相當大的比重。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各省和各個學校所設立的科研課題，數量更是難以估計。這些基金項目為推動中國古代史研究，特別是其中一些相對冷門領域的研究，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二，重點科研機構建設助力特色學科發展。教育部確立的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與中國古代史關係較為密切的就有10個，分別是：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所。在2011協同創新中心建設中，清華大學等高校領銜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獲得批准。這些研究基地和中心的特色學科因為獲得了長期穩定的支持，得以持續發展，更趨繁榮。

其三，國家重要文化工程推進重點領域創新。近年來，比較重要的文化工程有：1996年啓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與2004年正式啓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極大推進了對中華早期文明的探索，澄清了中國上古史的若干迷霧，促進了出土文獻、考古學等相關學科的繁榮；國家清史纂修工程自2003年啓動，先後有近2000位學者參與，不僅完成了3500萬字的文稿，而且整理了數以億計的文獻資料，培養了大批青年人才，為推動清史學科在新世紀的繁榮作出了很大貢獻。

其四，國家建設需要引導史學研究趨向。經世致用是史學的重要功能，呼應時代需求，是史學研究的應有之義。70年來，主要史學熱點的形成，大都與國家建設的需求相關。如改革開放以後，在增進國際交流的背景下，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成為熱點；邊疆和民族問題在全球化時代越來越重要，中國邊疆學迎來發展高潮，對於各民族歷史與語言也空前重視，西夏學、契丹小字、滿文等“絕學”後繼有人；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使環境史研究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使得絲綢之路研究、海洋史研究趨於繁榮；傳統文化的復興浪潮，又使得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成為國家與社會共同重視的研究課題。正因為此，史學研究在國家文化事業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2019年初，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這是中國歷史學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對於推動史學各領域包括中國古代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國家宏觀文化政策與具體的學術研究相結合，史學經世功能更能得到充分發揮。

學術研究需要發揮個人的長處，寫出富有個性的作品，但大型集體項目和文化工程依然是推動學術進展的重要工具。它有助於學界對重大問題的聚焦，有助於克服研究的“碎片化”，推動國家文化事業發展，同時可以有效調動各方面資源，既出成果，也出人才。只有在滿足國家、社會和時代需要的基礎上，史學發展的前景才會越來越廣闊。

六、國際交流增進文明對話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國古代史研究備受世界各國史學家的關注，是一個擁有廣泛國際影響的研究領域。除了中國學者之外，日本、美國、歐洲和其他國家、地區也有大批優秀的史學家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研究風格、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各具特色。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學術界與國際學術交流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古代史的研究進展。改革開放以後，國內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促進了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的推陳出新。

近年來，中國學界組織翻譯的大量海外中國史研究的優秀作品，為中國學者瞭解海外研究進展提供了很大幫助，如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名著”、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系列等，影響很大。隨着年輕一代外語水平的提高、出國攻讀學位的人越來越多，互聯網時代也帶來了全球學術信息的便捷傳遞，使中國古代史研究越來越成為一門國際性學問。儘管仍然存在研究方法、研究立場上的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世界各國學術界的相互溝通和交流促進了彼此的學術進步。

最近20年來，隨着國家教育經費的快速增長，中國史學界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數量迅速增長，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這與20世紀90年代國際會議尚十分少見有了本質區別。越來越多的海外研究者來到中國參加學術會議，促進了中國與國際學術界的直接對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我國第一次舉辦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註冊參會學者達2600多人，來自世界上9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歷史上參會國家和地區數量最多的一次，且多個議題與“中國”有關，充分展現了中國史學界國際交流所取得的突破性成績。

日益頻繁的國際交流促進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國際化，但國際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今後仍然需要進一步拓寬國際視野，特別是要從全球史和文明體系的高度來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國古代史研究，把中國史的研究置於世界的範圍內，避免就中國而論中國。同時，應力爭將基於中國歷史經驗提煉出的一些原創性概念和解釋，輻射到對其他文明和地域的歷史研究當中，建構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為全球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中國學者應有的貢獻。

綜上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中國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一代又一代的史學工作者為此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現在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中國歷史學面臨着新的機遇和挑戰，既有科技進步帶來的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也有來自國家和社會對史學研究不斷增強的需求。中國古代史研究者只要繼續發揚優良史學傳統，積極創新，就一定能夠推動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持續繁榮。

〔作者戴逸，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清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