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需要“長安出路”_風聞

當今世界一切重要難題中最大的難題，恐怕就是美中關係看起來正在一步步地滑向人們最為擔心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説，被慣有霸主霸權思維挾持着的美國，已將自己的腦袋連同半個身子投進了此陷阱中的話；作為要麼一起滾落下去、要麼必須拿出切實可行辦法來加以阻止的直接關聯方-------中國，是時候該好好想想如何不跌入、如何不被無可奈何地拖入、如何找出令自身脱身並阻止對方與整個世界都跟着跌落進去之辦法的時候了！

關於“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昔日“老大”與新崛起“老二”間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對決之戰的歷史常見現象-------所揭示和反映出的客觀規律性，不要説西方世界的人們長期以來普遍相信；就是在我們當今的中國社會，也有相當多的人，並不認為就一定能夠避免。

的確，老大與老二的重新排位戰，怎麼可能和和順順、輕鬆自然而非震天動地、大戰數個回合地就得出來個最後的結果呢？！更何況，居於先手高位的美國既已下了決心，非要打壓尚不具備全面挑戰能力的你中國，“老二”又有多大的主動選擇權和可供騰挪的時間空間呢？！

難道，中美之爭，真的會重複歷史、再一次地跌落進這“修昔底德陷阱”中去嗎？難道，中美間的大戰、尤其是引發災難的直接對決與熱戰，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嗎？

我們常説，中華是人類世界裏的文明力量，中華民族有着非凡的大智慧。在此事關是要將中美和世界帶入慘烈的熱戰、還是帶進一個乘勢更替升級新文明的歷史關頭，我們能不能拿出自己的大智慧來，聚合全球的文明力量跨過這個可怕的陷阱呢？

路，是有一條的。但需要我們能夠從國與國的關係式中，首先跳出來。然後再從被動接受“老大”“老二”的角色定位上，主動且勇敢地當起引領新時代的“帶頭大哥”來--------因為，只要我們還一天不能擺脱國與國關係的分之道思維模式，便一天不能推翻壓在文明體中國頭上的那座大山，便一天無法啓動文明共同體發展與人類文明事業進步的整套話語；而僅以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家”、甚至“愛好和平進步”的“心靈美”國家身份，也是完全難以具備全球世界相信你、追隨你的充分説服力的。

“發展中國家”之中發展最好的一個，乃至全球世界一切國家裏最為和平與最有善意的首屈一指代表，那又怎樣？--------再好，也是你一國的好。即便，惠及到了他國、甚至整個世界，最終這一切一切的“利他”，不都還是你首先利己的副產品？！甚至會被認為，是你為了最終贏得對美勝利而做出的一種暫時性姿態、權宜改變。

我們説，這是世界上，信任是最重要的。可西方、美國以及整個世界對你的信任，僅僅靠今天的中國做幾件光彩亮麗的事，靠我們天天唱唱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高調，並不能令這種長期以來的不理解、擔心、甚至恐懼，便從“骨子裏”和“打心眼處”徹底地煙消雲散掉--------這一方面，源於西方對你中國的不理解、看不清，以及這百年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反對殖民者的頑強鬥爭史；或許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於他們自身難以擺脱的對立二分思維、以及對之前一百多年來侵害中國可能招致遲來報復的深深恐懼。

如此一來，今天的中國，解這道難題，其實不僅僅地是要為自己，同時也意味着要為西方、為整個世界、甚至還有為貌似我們之“敵人”的美國-------因為，誰又能説，美國今天如此這樣地強硬打壓中國，就沒有一種對中國取得霸主地位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深層擔心與恐懼在裏面“作祟”呢？

如此看來，中國自求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與期望引領世界的兩大命題，在這裏其實統一匯聚到了一點上，那就是：必須以文明中國、恪守文明之道的中國、文明和合發展之道上的文明共同體中國的歷史認定與自身話語，為自己以及整個世界提供一種堅實穩定、長久可信的基礎信任和良性預期。換言之就是，我們不能僅僅着眼於展現改革開放以來及其百年抗爭之一個較短時段內的中國形象，我們還必須從自身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發展史去印證和告訴世界一個骨子裏奉行和平和合之道的文明體中國。這，才是能夠獲取最深層、最大信任的最根本之舉，這才是保證東西方在心心相印基礎上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最具分量的“壓艙石”。只有在根本上讓世界認識到了中國最根本本質上的文明性以後，改變了人們國與國利害衝突的單一極分對立思維之後，中國才能令自己的對手美國願意放棄“修昔底德陷阱”思維，中國也才能引領世界走上正途。

作為“文明體國家”性質的中國，特別是因極高的文明共同體成就從而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未曾中斷文明神話的文明中國，只有真正迴歸與全面突顯自身恪守文明之道、舉升文明大道的最光彩耀世和最具感召力的另一面，而非強大國家、甚至強權帝國的一面，才能令自己從被拖向“修昔底德陷阱”之邊沿的境地中擺脱出來，才能為這個世界和中美間的大爭另開一條不同以往的嶄新生路。

這條路，便是以復興大長安為文明燈塔、以續寫長安主盛文明期和合大道為堅定依循、以人類世界在多元一統格局下實現“長久安康”為最終目標的新路，我們可稱其為今天的“長安出路”、未來的“長安大道”。

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就得靠“長安出路”。這，既是一種中華邏輯理路的必然走向，同時在語義語境上也很是登對。“出路”對“陷阱”，西方哲人“修昔底德”對中華文明老根“長安”。一個，必會把我們拖入可怕的深淵；一個，則讓我們一同逢凶化吉另開新境。

彰顯文明中國和共同體中華的文明大道，為何非要鎖定一個大長安、並以“長安”命名這條不一樣的出路呢？

其一，長安，本身不僅是我國古國都的代表，更是一個千年老根意義上的文明中心和中華、乃至東方文明之都。長安，在昔日，行的是文明大道，是和合之道和輝煌文明的燈塔；長安的名字，本身就標定着文明，閃耀着文明的光輝。長安在，則文明在；長安興，則文明興。今後，我們在全面世界推行與欺凌霸權之道大相徑庭的文明之道，首選力推的，理應是那如燈塔般寓意美好的大長安。

其二，長安，在中華文明及文明體國家的世界影響力、感召力、認知度上，是首屈一指的。以其為名，指明路向，自然天成，眾望所歸。

其三，長安，是“中心-輻射型”文明國家或中央性文明體國家層層疊加、久久為功打造而成的中華之心。中華文明共同體國家的老根在此，基核在此，大聚大合的本營在此，千年輝煌的主盛期在此，數度復興的火種在此，文明精神的魂魄在此，大道歸統的正脈在此。在中華復興與為人類提供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之路的雙重要求下，她必將因扼守大道要口而重新偉岸地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其四，長安，是開鑿絲綢之路與通合東西的光輝典範。必將再度以其不戰止戰、“不戰屈人之兵”的文明氣質與無比能量，起到新時代大合東西、整合世界的定海神針作用。

其五，長安，以一座文明聖都、一箇中央基核的長期歷史存在，很好地踐行和闡釋了中華知行合一的理路及精神。這種理路與精神，為早已專業化、碎片化、分裂化、隔絕化、孤獨化、對立化到極致的世界和社會，指明瞭一條萬法歸一、合於足下的道之所歸。重建精神與行為統一、理論與實踐結合、萬眾力行、九九歸一的文明大道統，我們繞不開大長安這個曾經最高統合成果所帶給我們的一系列啓示與指引。很大程度上，未來中國和世界，只有得以重新認知大長安及其背後所遵循的大合之道，我們才能在不同於西方“象牙之塔”的學術宮殿羣以外，重建起中華之道自身和引領未來世界的、更具整體統合性的新“道統之學”（或大道學問統系）來。

其六，長安故事，本就是數千年來“中國故事”中最精彩和最具典型價值的一個。在我們要強調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中華主體話語重塑過程中，為什麼不可以先從大長安的故事述説做起呢？！如果，我們講好了一個大長安的故事；其實，便意味着也講好了一個五千年中國的大故事。這樣的故事，是文明的故事，是文明之道上大合大道上中華文明體國家的千秋故事，更是可以徹底消除西方、乃至最終消除美國不信任和恐懼之心，甚至是能將整個世界引入一個新文明之世界的最宏大人類故事。在文明對話與互鑑交融成為時代大勢所趨的情境下，這樣的發掘與講述，難道不是一種最具善意的明智努力嗎？

我們理應把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長安出路”，看作是中國為人類謀出路的中華文明之道方案。這不只是長安人、陝西人的方案與出路，這是整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為自己與人類早已做出過非凡探索的中國出路、中華方案！在古與今跨時代的連線上，在面向未來整合全球文明資源的啓動新一輪文明升級上，一個融中華古文明中心、世界多元文明對話交融中心和新文明大道先行探索中心為一體的新長安（我們稱之為打造文明大道上的“三大中心”），無疑是能夠將中美、以及整個人類，拉出國與國對立決戰的泥潭、另開出一片文明之境的廣闊天空來的。這乃是“長安出路”的主要內涵。但在此付諸實現之前，最重要的是，先要複名長安以高揚文明之道的大旗，下定復興長安的決心以積極地主體文明姿態應對當前和今後的國際局勢、並堅定不移地擔當起引領人類探索新文明大道的時代責任來。一切的一切，皆在於要以我為主地思考與籌謀，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自主戰略。

“長安出路”，勢在必行。“長安出路”，正待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