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運動的緣起：股災與鐵路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向來之路，歡迎關注。

有歷史學家認為，如果以傳統的觀點，清朝無疑是很成功的：解決了上千年的草原威脅，社會更加扁平化，壓制黨爭和官僚集團，輕徭薄賦，將政府汲取農業資源壓縮到極低，等等。但這些卻與整個世界的潮流格格不入，清末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無一不是由新東西引起的，虛的有思想哲學、政治思想、社會觀念；實的有堅船利炮、聲光化電。

一件件新的材料、新的物件壓在老房子上，論手藝再高的裱糊匠也無力迴天。

垮是必然結果，但什麼時候垮卻充滿着偶然性，這就是歷史的魅力。

大清王朝，這座房屋垮塌前的兩根新稻草，一個是股災，一個是鐵路。

1.橡膠股災

1910年，宣統二年，上海。

這個開埠了六十多年的城市，已成為遠東名副其實的商業中心和金融中心。

股票交易市場，這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產物，也在上海存在了近半個世紀。中外的莊家——銀行錢莊，由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扮演的掮客、中間商，把做多做空這些把戲也帶進這個搖搖欲墜的“天朝”。

有一種商品的股票，從1908年開始的兩年間，就把各種炒股的把戲演示了一遍，此時正是泡沫破滅的時候。

它就是橡膠。

與當今許多概念先行的金融創新不同，橡膠被19世紀末的人們公認為朝陽產業，是有充足理由的：

“其堅者可代骨角,其韌者可代皮革。其大用在能御水,可以使外水不滲,內水不泄。製為雨衣,輕而不濡。製為履可以避水,可以止滑。製為靴以畏耕農,可以避烈日瀑水之毒,而免骸足腫大之病。能御氣,可以使外氣不侵,內氣不漏。化學家、醫學家、電學家所藉此以為避氣避電之器,不可枚舉。”

更重要的是，亨利·福特於1908年推出了福特T型車——一種工廠流水線上高效生產的汽車。對市場極為敏鋭的炒家們，看到了未來龐大汽車市場後面的橡膠市場的美妙前景。

把橡膠熱潮帶入中國的，是英國商人麥邊。他在上海銷售“藍格志拓殖公司”的橡膠股票，並在滬上各大報紙刊登《今後之橡膠世界》一文，揭開了中國追捧橡膠股票熱潮的序幕。

科技可以越來越先進，市場可以越來越大，交易手段也可以越來越高效，但市場上的人性，卻古今皆同。回顧最近一次我們親身經歷的股災，跟一百年前的股災，形成的機理，也沒什麼不同，就是貪婪加欺騙。

例如，一些空頭公司組織購買股票者到南洋蔘觀橡膠園，並將別人的橡膠園拍成電影在上海播放，給人造成公司很有實力的假象；與現在串通偽造或注水財務報告的公司有什麼區別？

故意製造橡膠股票供不應求的緊張氣氛，可太吧路橡膠公司招攬不少人假裝購買股票，使得滙豐銀行因人員擁擠而暫停營業，趁機推高股價。難道不是現在股市做多的常規把戲？

此外，橡膠期貨也在那時應運而生，橡膠公司經營者勾結匯豐、麥加利、花旗等外國銀行做橡膠股票抵押借款。這不就是現在所謂的金融創新麼？

總而言之，橡膠公司與眾業公所串通控制股價，股價從1908年起一直處於小跌大漲的局面。隨着橡膠股票的價格飛漲,初期股價3兩者,最高竟漲至17兩。藍格志公司60面值兩的股票被哄抬到1000兩。於是,更多的外國人來到上海設立橡膠公司,投資橡膠股票。投資變成了投機行為,不少皮包公司也趁機成立,兜售橡膠股票。上海橡膠股票公司數目最多時達到54家之多。

將貪婪好賭當作國人的劣根性批判，實在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自戀解讀——因為人種和國別在貪婪好賭這個品質面前其實是不存在的，但這次橡膠股票的泡沫，主力是中國人卻是無可辯駁的。

橡膠股票的投資總額為6000萬兩，其中70%-80%的股票為中國人所有。這大概是幾十年洋務運動下來，國人對於現代金融市場的接受度和狂熱度一直在成長階段，正好趕上這一波橡膠熱潮，也算是那時“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吧。

一哄而上，泡沫高漲。就在人人做着發財夢的時候，泡沫就被戳破。這樣的故事在金融史上實在是老套到不行，但又總是在上演。

1910年，佔據橡膠消費半壁江山的美國開始領頭限制橡膠的消費，於是當年6月，世界橡膠行情應聲下跌，一瀉千里，難以遏止。

全球同此寒熱，上海早在5月就開啓了下跌的閥門，很快市面就損失白銀2000萬兩，原來炙手可熱的股票成了廢紙。

愁雲慘淡萬里凝，愁雲籠罩着在上海灘叱詫風雲的官員、工商業巨頭、金融大亨。他們有的解私囊、有的大做槓桿借外債做的發財夢，現在傻子都能看出，夢已破碎。洋行、錢莊和票號中投機商人的損失不堪過問。倒款達1700萬兩，錢莊倒閉16家，歇業30家。波及範圍北至京師、天津，南至廣州。

在眾多臉色發綠的大亨中間，有一張臉格外綠，甚至綠中帶白。

這張臉的主人名叫施典章，四川人，是川漢鐵路公司駐滬的經理。

為什麼這位老兄反應這麼劇烈？因為他投入股市的錢，是公司的錢，在這次股災中，有高達200萬兩眼睜睜變成了呆賬。

至於此時他的心理活動，是對股東和父老鄉親心懷愧疚，還是絞盡腦汁謀劃退路，已經不可考了。但他肯定不會料想到，正是因為挪用公款造成的虧空，此後在上千裏外的老家四川觸發了一場掀動全省，最後波及大半個中國的風暴，把這個延續近三百年的滿清王朝，存續兩千多年的皇帝制度，都一併吞沒。

2. 不倫不類的川漢鐵路公司

在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之後，再也沒有人能用“祖宗”來抵制新東西了。非但不抵制，這些新東西成了全社會狂熱追逐的好東西，修鐵路，就是其中的典型。

1903年，清政府商部頒佈的《鐵路簡明章程》24條，明文規定：準允華洋官商集股，建築鐵路。為響應中央號召，全國有15個省迅速成立了鐵路公司。其中最大的就是為修築成都到武漢的川漢鐵路而成立的川漢鐵路公司。

川漢鐵路公司於1904年成立於成都嶽府街，秉持着川人一貫的愛國熱情，公司一成立就宣佈“不招外股，不借外債專集中國人之股”。但川漢路途遙遠、地勢崎嶇，鐵路這玩意兒本來就是需要巨量資本投入的事業，修路的錢預估需要5000多萬兩，而當時川省一年收入也不過1600萬兩。川漢鐵路公司雖然頂着國有企業的名號，中央政府卻一毛難拔。如何融資，成為川漢鐵路公司首先要解決的難題。

公司董事們想方設法找錢，從廣納官股、商股，最後乾脆面向四川廣大民眾以租股的形式籌措資金。

若是在成熟的金融社會里，可以通過在證券市場上發行股票就能完成的融資，在當時的四川是不可能做到的。雖然連川省留日學生也在報紙上高聲倡導買股，但畢竟絕大多數川省百姓都是過小日子的小老百姓，既不知道修鐵路的重要歷史意義，兜裏也沒什麼錢。

自願行不通，那就來強迫，畢竟大清官府權力尚在。

修築川漢鐵路，是封疆大吏川督錫良提出來的，既符合中央精神，又契合時代潮流，更是為了川省百姓的未來。於是在1905年，川省政府很有底氣地將租股的“售賣”，變為“徵收”，攤派到糧税當中。

於是，官方口中的“租股”，成立百姓嘴巴里的“鐵路捐”。對大多數底層人民來説，這只是多了一個苛捐雜税而已，只不過交這個税換了一張被稱為“股票憑證”的紙，而且據説交出去的這筆錢未來能獲得收益，估計大部分人當時也就“姑妄聽之”。

但這一招卻很有效，徵收的租股連續兩年都達200多萬兩，遠超其他方式融資的錢。到1907年，川漢鐵路公司官辦轉為商辦，按理説這種以官府力量徵收的租股該停止了。但這麼穩定而又主要的收入，已不可能捨棄。

於是，川漢鐵路公司從國有企業，變為所謂的股份制私營企業，而握有它的股票的股民涵蓋了四千萬的四川人民，似乎可以稱為川省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了。四川第一個企業的體制變化，實在是神奇又荒誕。

錢的問題看似解決了，剩下就是人的問題。

修鐵路的人很容易解決，當時世界上鐵路工程師雖然不少，但國產的僅有那位名留教科書的詹天佑，也被川漢鐵路公司聘請為總工程師。

但要命就要命在於企業管理人才。與洋務之風吹拂沿海省份數十年不同，四川僅是死水微瀾，實在很難找到有管理過現代企業經驗的人。雖然自流井也有好些鹽商數代浸淫買賣，但這些暴發户一向都被官府裏的老爺們鄙視。

四川這些年出現的新玩意多了去了，諮議局、勸工勸業、辦學堂，最後還不是由這些有功名的士紳説了算。修鐵路這種“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怎麼能交給那些土包子呢？還是得我們這些“立德立言立功”的老爺親自來扛下責任。

於是，舉人、翰林院編修們紛紛擔任公司董事。公司駐京師總經理由前刑部郎中擔任，駐上海的總經理，則由前面提到這位施典章擔任。而這位施典章，進士出身，政治履歷也很豐富，在從商之前擔任過廣州知府等各種地方官府的職務。

而且以經濟學理論來説，這樣一個由官場老油條組成的公司高層，加上一個股權極其分散的所有制，是極其糟糕的企業“代理人”形態。在先進的市場裏，這種企業會在競爭中迅速湮沒；在現代法治的管制中，這種企業的管理層也會很快被淘汰換血。

但當時這些外在環境都沒有，漏洞百出的財務制度，手握鉅款的駐外經理，只需把這筆錢放在錢莊裏生利息，再以各種理由拖延工程，這筆不菲收入就能流進自己的腰包。

而這位施典章在上海這個花花世界待了幾年，膽子也相當大，吃點利息已經滿足不了他的胃口了，而是串通好存公司租股的錢莊老闆，直接把公款投入轟轟烈烈的炒橡膠股票當中。

3.討債引發的風暴

1908年橡膠股票的股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金融危機了，許多錢莊因虧損太多倒閉，其中就有存有80萬川漢鐵路股款的正元三莊。

1910年，此消息傳回四川，一片譁然。公司股東、老爺士紳們以總督趙爾巽出面，給上海方面施加壓力，要求必須追回存款。

當時的上海道台蔡乃煌正大肆借外國銀行的錢來救市，對正元三莊的案子，卻以外國人先來追請“倒款”為理由來拖延。這無疑又觸動了川人那充滿民族主義情感的心。

這些客居京師和上海的川人活動起來了，一方面要求曾任刑部郎中的川路公司駐京總理喬樹枏赴滬追款，一方面向中央“告御狀”。

在喧鬧的追款討債聲中，蔡乃煌以各種理由拒絕川路公司討債的要求，認為虧空主要責任在於施典章作假賬自肥。這也難怪，此次金融風暴波及的錢莊銀行很多，蔡道台已經焦頭爛額了，不可能為這家不倫不類漏洞百出的川路公司討債。

調查過程中，這位駐滬總理乾的“好事”也進一步被暴露出來。1909年就曾在正元三莊虧空了12萬兩股款，而這次總共倒款也非剛報出來的80萬兩，而是高達250萬兩。

於是責難聲集中在施典章和任命施的喬樹枏身上。在強大的輿論下，喬最終辭去駐京總理的職位。

然而光擼一個高層於事無補，錢至今也沒有追回的可能。人性就是如此，找替罪羊永遠比做實事簡單。川路公司股東代表們把心一橫，開始把炮口對準中央管理鐵路事務的郵傳部。中央與地方公開打起了嘴仗：川路公司責怪郵傳部未盡監督查辦之責；郵傳部批判川路公司管理不善，最後施典章到底是由郵傳部行政任命，還是由川路公司自主聘用，雙方也是各執一詞。

1911年1月，橫跨政商界數十年的洋務派“大將”盛宣懷擔任郵傳部尚書。對於數年來各地商辦鐵路公司的虧空醜聞，盛宣懷提出國有化的政策：將鐵路收歸國有。

川漢鐵路到此雖然修築了宜昌段15公里，但虧空嚴重，勢必難以為繼。所以川路公司大部分股東對於國有化政策最初是比較贊同的。以鄧孝可為首的股東要求政府以現金償還,包括鐵路公司開辦以來年間用去的幾百萬元和上海辦事處損失的二三百萬元,連同公司租股、購股收入餘存未用的一千餘萬元,一併改作建設四川的經費。中央對此先不置可否。

到5月，盛宣懷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在北京簽訂了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金額為600萬英鎊,以兩湖厘金、鹽税做擔保,允許四國銀行團享有優先借款的權利。6月，盛宣懷電告四川，明確表示對川路公司的倒款不負責補償。

本來找洋鬼子借錢來“國有化”，就已經扇了高舉民族主義的川路公司一個耳光，現在連實質補償也不願給，這不就是往加油站裏丟炮仗麼？

雖然對於因徵收被動變為股東的尋常百姓來説，這次實際的損失與以往加徵的苛捐雜税並無兩樣，但士紳富商們卻損失不少。有鼓動的動機：爭取填補虧空；有鼓動的旗幟：反對賣國賊盛宣懷出賣路權；有鼓動的土壤：數千萬的股東利益相關。

歷史上著名的保路運動就這樣發動起來了。

保路運動

後面的事就眾所周知了，川督趙爾豐製造了成都慘案，繼續升高紳民和朝廷的對立。全省的士紳、商人、袍哥、販夫走卒都被激盪起來，各種保路同志會和同志軍紛紛成立。四川宣佈獨立。清廷調湖北的新軍入川鎮壓，還沒走攏成都，空虛的武昌起義爆發了……

而這條川人心心念唸的鐵路呢？在全社會的躁動掀翻清王朝後，似乎大家也忘了，不僅忘了股票，更忘了延續已修的15公里鐵路。這個內陸大省真正迎來自己第一條鐵路，得等到近四十年以後。

 1952年通車的成渝鐵路是四川第一條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