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罪犯改造分享會變成兇殺現場_風聞

11月29日，倫敦橋附近發生恐怖襲擊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傷。警方在現場擊斃襲擊嫌疑人，28歲的烏斯曼·汗（Usman Khan）。

與其他恐襲不同的是，襲擊者是一個實施恐襲未遂，卻提前八年出獄的“模範”罪犯；而他選擇大開殺戒的地方，正是一個犯罪者改造活動的會場。

當天，烏斯曼·汗作為嘉賓被邀請前去分享經驗。然而誰也沒想到，就在活動開始前，這名作為成功案例的嘉賓卻掏出兩把菜刀刺向人羣。兩位投身於罪犯改造事業的有志青年被他殺害，一個25歲，一個23歲。

這一連串戲劇性的情節引出了太多難以回答的問題：像烏斯曼·汗這樣的極端危險分子，是如何走出監獄的？

要怎麼做，才能減少這樣的悲劇發生？面對恐怖分子，改造和救贖還有意義嗎？

雞賊的囚犯，愚蠢的系統

2010年，烏斯曼·汗和另外八個同夥因蓄意炸燬倫敦證券交易所未遂被逮捕入獄。

● 烏斯曼·汗 / 網絡

考慮到烏斯曼·汗對公共安全的威脅，法官最初給了他“不確定刑期”的判決，即IPP政策（The Imprisonment for Public Protection）。

這意味着烏斯曼·汗要先坐八年牢，之後只有假釋委員會認定他不再對公共安全構成威脅後才能出獄，否則還要繼續坐牢。

一進監獄，烏斯曼·汗就不斷表達自己已經脱離了極端思想——

“當時我太不成熟了，現在我想要做一個好的穆斯林，好的英國公民。”

他還主動要求加入一個脱離極端思想的項目，甚至給內政部寫了一封信，要求找一個人幫助他。

一年後，烏斯曼·汗進行了上訴。也許他改過的態度感動了法官，這次法官推翻了之前“不確定刑期”判決，給了他16年有期徒刑。

這意味着，八年之後他就可以“自動”假釋出獄，而不需要經過假釋委員會的批准。

出獄後，他還在繼續營造“改過”的人設——他積極參加了由劍橋大學組織的“共同學習”的犯人改造計劃。就在他大開殺戒的“共同學習”五週年慶典上，他本是作為嘉賓被邀請去分享經驗的。為了這個活動，他獲得了一日解禁，當日身邊連安保人員都沒有。

● “一起學習“項目的主頁 / 網頁截圖

對於很多在場的人來説，這個“模範生”好像是突然發了瘋。但追溯之前的記錄會發現，和烏斯曼·汗案接觸最多的法官和律師對於烏斯曼·汗的“改造”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次給烏斯曼·汗量刑的法官在記錄上寫到：“烏斯曼·汗有能力在戰略層面實施行動”，並警告包括烏斯曼·汗在內的九名犯人**“即便在長期服刑後仍可能有極大威脅，如果將他們假釋可能無法保證公眾的安全。”**

而烏斯曼·汗的律師雖然在他本人的要求下，找了一個聖戰主義方面的專家幫助他改造，但仍然表示擔憂——他擔心烏斯曼·汗心中的仇恨深入骨髓，即便在獄中獲得了一些幫助，距離真正脱離極端思想還很遠。

偶然還是必然？

回頭看來，法官和律師當時給出的警告和評定相當準確。但從監獄到假釋，再到改造系統，層層過濾下來，沒有引發任何額外的關注。

除了烏斯曼·汗本身出色的“表演能力”，這個體系本身是否也存在問題呢？

恐襲發生後，與之相關的各方不約而同開始了自省、推諉和指責，在七嘴八舌之中，英國刑事司法系統的重重漏洞展露無疑。

● 倫敦橋恐襲事件發生後，有人在橋頭擺放鮮花來祭奠受害者 / 網絡

首當其衝的，是過去十年間政府對於監獄和罪犯監管部門資金的一減再減。

只算烏斯曼·汗在獄中的這幾年，英國的監獄和罪犯監管部門資金就減少了約40%。相比2010年，獄警減少了約2300人，重刑犯監獄的獄警減少了378人。

結果是，監獄裏犯人互相襲擊和襲警事件大幅增加，而重刑犯監獄反而成為了極端思想傳播的温牀。

和醫保、教育等關乎每個人、每個家庭的議題不同，刑事司法體系所獲得的社會關注要少很多。政府自然願意把更多的錢投在公眾看得到的地方，但代價就是一旦司法的漏洞造成問題，結果往往是毀滅性的。

犯人在監獄裏得不到足夠的教育，走出監獄之後，罪犯監管部門一樣不給力——如今該部門的人手短缺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每個工作人員都承擔了超過160%的工作量。

“他（烏斯曼·汗）顯然是需要24小時監視的對象，但現在就是沒有足夠多的人手可以保證所有我們認為有威脅的人都受到足夠的監管。”前假釋系統工會主席弗萊切説。

像烏斯曼·汗這種監視級別，每個犯人每天至少需要分配12個警察，而就當前的人力情況，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目前，MI5認為至少有3000人對社會安保構成嚴重威脅，但人力卻只能保證500人的監視行動。

● 英國一座監獄的牢房 / 網絡

除了資金削減造成的人手短缺外，假釋監管部門還被詬病缺乏專業性。

一位前監獄長表示，烏斯曼·汗在離開監獄後所接受的所謂“多方管理”其實最開始是為性犯罪者設計的，強度可想而知。“國家罪犯監管部門對於社會上恐襲犯罪者的管理還處在起步階段。”他説。

除重刑犯之外的假釋監管和改造工作，則早在2014年就被政府外包給了私人公司。

當時，時任司法大臣克里斯·格雷林決定對犯人改造工作進行“改革”。他簽了21個合同，將犯罪者的監管以37億英鎊的價格外包給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8間公司，一簽就是10年。

在簽訂協議之前，政府甚至沒有對這些公司的資質進行檢驗或者試用。不少罪犯監管部門的工作者表示，私人公司傾向於把犯人當做客户對待，監管和評估也是逐項打勾，走個流程就夠了。

然而如今想要把監管責任交回給政府機構也絕非易事——僱傭更多工作人員是一大筆開支，而有資質的犯人監管者又十分稀缺。

● 英國的獄警們 / 網絡

從假釋流程到出獄後的監管，涉嫌恐怖主義活動的罪犯在處理上與其他犯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政府為他們量身定製的唯一一個改造項目，也是防止他們再度犯罪的最後一道屏障，是一個名為“斷念與脱離”的課程，簡稱DDP。人身監控的缺失，使得這個課程成為監管恐怖分子的重要手段。包括烏斯曼·汗在內的許多恐怖主義者都被強制要求參與這個課程。

據英國政府公佈的反恐戰略，DDP為嫌犯提供“職業輔導、心理輔導、神學及意識形態建議”。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不管是出生在海外或英國本土、持有“聖戰”思想還是極右翼立場，DDP都將針對個人情況，提供“有針對性的課程”。

然而，DDP課程的有效性仍然存疑。有分析者認為它還處於萌芽狀態，也有實例表明課程的效果甚微——去年在牛津街策劃恐怖襲擊的路易斯·盧德洛，就曾是DDP課程的積極參與者。

事後發現，他一邊配合導師學習，一邊一直在尋找合適的炸彈襲擊地點。

獄中的教育、出獄後的監管、“斷念與脱離”，對於烏斯曼·汗這樣的恐怖分子本該是層層遞進的保護網，結果卻漏洞卻一個大過一個。在對抗極端思想時，失敗恐怕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大選當前，救贖推後

發生在距離大選只有兩週的時間點，讓這場恐襲成為政客們拉票和甩鍋的工具。

首相約翰遜在第一時間發表回應，稱烏斯曼·汗這樣的“危險分子”只服刑8年就提前出獄“令人作嘔”。他給出的解決辦法簡單粗暴——對嚴重恐襲犯人判處14年以上監禁，並不得在刑期過半之後自動假釋。

● 倫敦橋恐襲事後，英國首相鮑里斯來到現場 / 網絡

他告訴BBC，另有74個涉嫌恐怖主義的罪犯被提前釋放。他們將對這些人進行嚴密監視，以防止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我早就説過這個政策根本行不通，對我們的社會一點好處也沒有。”約翰遜在接受採訪時説。

事實上，我們難以找到他何時説過這樣的話，卻發現保守黨在今年早些時候還拒絕了一項超過23000人簽署的呼籲對恐怖主義犯人增強監管的請願。他們的回覆是：“沒有計劃增加任何具體的安保措施。”

此外，約翰遜還多次責怪“左翼”工黨政府在2008年引入的刑事司法和移民法案，允許被判處長期監禁的罪犯在刑期過半後可以自動保釋出獄。約翰遜和他的保守黨認為，正是這個法案直接造成了此次悲劇。

工黨領袖科爾賓則駁斥説，粗暴的延長刑期並不許提前釋放並非解決辦法，造成這個悲劇的根本原因也並非工黨的法案，而是保守黨政府在過去十年裏大幅削減罪犯監管資金。

兩黨忙甩鍋之時，恐襲案受害人傑克·梅里特的家人發佈了一條聲明：

“我們知道傑克不希望這個令人心痛的個案被政府用作引入更嚴苛判決或更長服刑期的藉口。希望這個事件不要成為他們獲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兩位受害者，傑克·梅里特和薩斯基亞·瓊斯都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也是“共同學習”項目的工作人員。他們相信感化與救贖的力量，並不願把恐怖分子排除在外。

● 倫敦橋恐襲的兩名受害者 / 網絡

他們當然是滿腦子理想主義的熱血青年，但相信教育和感化難道不是文明社會的巨大成就？單單用長期監禁、禁止假釋進行壓制就以為能解決問題，是否太懶惰，也太幼稚？

英國知名電台主播詹姆斯·奧布萊恩在自己的熱線節目中探討此事，許多人打來電話分享自己的故事。

有誤入歧途的年輕人講述自己如何通過監獄改造迴歸正道，也有監獄工作人員吐槽資金削減對工作造成的嚴重影響。

大家都認同的觀點是，合理的解決方法不是簡單地扔掉監獄的鑰匙，把恐怖分子關到死，而是加大對罪犯監管的關注和投入。

英國資深反恐官員尼爾·巴蘇也表示，“那些鼓勵社會包容、鼓勵社會流動性、鼓勵教育的政策比所有的監管手段加在一起都更能夠降低恐怖暴力事件的發生。”

恐怖主義之所以成為當代社會的噩夢，因為他們擅長用突然、偶發、表演性的襲擊達到最大的視覺和情感衝擊，從而引發大規模的恐慌。

不改變與罪犯溝通的方法，而是用監禁壓制，或許正中了他們的圈套。

這些道理，政策制定者們可能都懂。但是相比創造一個長遠上更加安全的社會，贏得選票才是他們更迫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