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上海、武漢拿下前三，這份榜單暴露了哪些秘密_風聞

文丨西部菌

中國的城市發展，向來有着嚴格的一二三四五線等級秩序，但有時候也有例外。

比如這一次以杭州為代表的二線城市，就再次完成了對北上廣深的逆襲趕超：

12月17日，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智慧城市聯合實驗室發佈了《2019城市數字發展指數報告》，報告顯示，杭州、上海、武漢分列前三甲。鄭州、西安、合肥等同樣表現搶眼。

為什麼二線城市能夠將一線城市比下去？數字化到底會如何重塑城市競爭的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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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報告依據數字環境、數字政務、數字生活、數字生態4個一級指標及20個分指標，對各大城市進行綜合打分。説的直白點，它衡量的是一個城市的數字化水平。

在前三甲中，享有“數字經濟第一城”美名的杭州，不出意外拿下第一。武漢排名第三可能會讓不少人意外，但事實上，武漢的數字化轉型並不差，2018年其數字經濟的增加值就高達5772.06億元，佔GDP比重達38.9%，位列中部第一。

其實不只是杭州和武漢，鄭州、西安和合肥，同樣有不錯的排名。比如數字生活分項中，杭州、鄭州、武漢位列前三，而西安和合肥都殺入前十。

這一次，二線城市能夠和一線城市平起平坐，爭當“數字一線城市”，其實並不奇怪。首先無論是杭州還是西安、合肥，它們基本都是近些年區域經濟發展的熱點城市。

像合肥，GDP從2001年的363.4億，增長到2018年的7822.9億，增幅全國第一。高速的經濟增長，讓它們能夠在數字化轉型上保持較高的投入。

另一方面，數字化水平並不是嚴格遵循從一線到二三線的梯度秩序發展的。

來源：智谷趨勢

因為互聯網的資源配置本身就是打破時空限制的，從“一次也不用跑”的數字政務，到生活繳費、電子證件搬到網上所代表的數字生活，二線城市完全可以做到更好。

事實上數字化的賦能的受益者，還不僅僅是二線城市。比如此前《互聯網平台背景下公眾低碳生活方式研究報告》，就揭示了一組有趣的數據：

杭州人通過行走，在螞蟻森林年人均碳減排17.64kg，拿下全國第一。不過人均碳減排增長最快的地區，卻是陝西寶雞、甘肅武威、青海西寧、山西大同等三四五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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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市競爭的角度看，數字化提供了一條全新的賽道。它對區域發展帶來的影響，可以從杭州身上比較清楚地感受到。

由於離上海太近，杭州沒有拿到國家中心城市的入場券。但這並不妨礙杭州在新一線城市中的領跑地位。而且就在前兩天，《求是》發表的重要文章中，杭州和南京被單獨點名：

經濟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羣集聚的趨勢比較明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發展優勢不斷增強，杭州、南京、武漢、鄭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發展勢頭較好，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增長極。

注意，不是國中的杭州，反而被排在了二線城市的最前面。這種“發展勢頭較好”，正是得益於高度發達的數字經濟。

來源：網絡

在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等頭部互聯網企業的加持下，杭州不僅是全國最早實現掃碼乘車、電子社保卡全流程就醫的城市，還擁有全國首個城市大腦、首家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

2018年杭州的二產佔比只有33.8%，不過在工業製造業相對薄弱的前提下，通過數字經濟彌補了短板。儘管去年全年的GDP增速只有6.7%，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接近墊底，但杭州依然成為資金、人口流入的重要地區。

資金方面，2018年杭州本外幣存款餘額達到39810.5億元，在全國排名第五；人口方面，杭州去年新增33.8萬常住人口，增量僅次於深圳、廣州和西安。

另外，在相關機構的排名中，杭州中高端人才需求位居第五，成為人才高地。

杭州之外，貴陽的案例，同樣能夠顯示出數字化所帶來的彎道超車效應。2018年貴陽大數據企業超過5000家，大數據企業主營業務收入達到1000億元，增長22.4%。數博會已經成為響噹噹的名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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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城市發展邏輯，至少經歷了兩次變化。

第一次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沒落，以及沿海外向型經濟的興起；第二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沿海產業內遷，中部的武漢、合肥，西部的重慶、成都等內陸城市站上風口。

但這兩次洗牌都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的。工業又是高度集聚的領域，其持續增長建立在規模效應上。因此面對土地瓶頸，很多城市都在打造新區新城，接納新的產業和人口。

工業化的城市發展邏輯下，人才、資本、技術等要素資源，不斷流向中心城市，它也塑造了當下的城市格局。可能有人覺得北上廣深基本沒多少工業佔比，其實它們只是進入了工業化後期而已，最尖端和附加值的高端製造，仍然被其牢牢掌控。

不過正如《2019城市數字發展指數報告》所揭示的，二線城市的彎道超車，意味着從工業化到數字化，第三次洗牌已經到來了。

當然數字經濟不是空中樓閣，它依舊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逆襲不等於可以隨便超車。

比如統計數據顯示，全國4個直轄市加上15個副省級中心城市的軟件與信息服務收入，佔全國比重81.2%。數字經濟資源依舊被頭部城市主導。

來源：網絡

只不過如杭州和貴陽，一線城市壟斷資源的局面被打破了，城市競爭的賽道越來越多元，超車的機會越來越多。

數字化水平，不一定是GDP越高、人口體量越大，發展水平就越領先。比如數字發展指數的調查顯示，點贊最高的10個城市中，超過七成在電子政務財算投入指標排名都在30名以後。投入較小的前提下，取得了較高的數字服務體驗，這就是一種超車。

而且，數字經濟影響數字化水平，但數字化水平不僅僅是數字經濟。一些數字經濟佔比份額不高的城市，照樣能通過政務服務接入支付寶的方式，推動政務創新，為民眾帶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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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説，在數字化引領的第三次城市洗牌中，經濟資源依然會向中心城市集中，但中心城市想要贏者通吃，將越來越困難。

原因很簡單，在度過經濟高速增長和快速工業化的階段後，未來的城市競爭，不僅僅是純粹GDP增速的競爭了，更是城市服務水平和質量的較量。

比如在企業層面，西安市場主體的增長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名榜首，2018年新登記突破50萬户。這種營商環境的大改造，正是數字化拉動的成果。數字化讓企業不用“跑斷腿磨破嘴”，提高了服務效能。可見在前述榜單中，西安順利殺入前十，並不是巧合。

而在人口和人才方面，從比拼增速到比拼服務，也意味着全新的搶人邏輯。

來源：第一財經

在前兩天的推文《2019百城搶人大戰覆盤！哪些城市是最後贏家》中，西部菌提到，主要城市搶人的手段，已經在發生重大變化，單純送户口和補貼已經起不到太大效果了。

在大中城市零門檻落户加速來臨的前提下，户籍門檻越來越低，人口可以自由流動。今天在這裏落户，明天就可以遷走。那麼，要搶人並實現留人，就得不斷提高公共服務質量。

公共服務質量，體現在方方面面。往大了説，一個企業辦事要經過多少審批，這是一種；往細枝末節來看，公交地鐵可不可以刷二維碼乘車，電子證件、社保公積金能不能在支付寶上手機一鍵辦理，也是一種。

在數字化引領的第三次城市洗牌中，一些像杭州這樣的二線城市，哪怕GDP增速不快，但服務質量可以做到超一流。比拼服務質量，能讓它彎道超車，也讓它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