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緬懷2019年意外逝去的醫生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

作者： 健聞毛曉瓊

2019年12月12日和16日，僅僅相隔3天，上海兩位醫生陳培和楊立峯先後在疲勞中猝死。

2019年11月1日，上海瑞金醫院麻醉科醫生江金健熬夜值班後猝死，年僅30歲。

2019年10月22日，甘肅省人民醫院肛腸科副主任醫師馮麗莉被曾經的患者持刀襲擊，不幸身亡。

2019年，還有兩位可敬的援藏醫生，把生命獻給了藏區的醫療事業。

逝者已矣，治病救人的漫漫醫路仍將繼續。

僅僅相隔3天，上海兩位醫生先後在疲勞中離開了人世。

12月16日，復旦大學腫瘤醫院放療科醫生楊立峯因過度勞累引發室性逸搏猝死，年僅39歲。

12月12日，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肛外科主任醫師陳培因“爆發性心肌炎”醫治無效去世，終年49歲。

再加上11月1日，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麻醉科醫生江金健突發心臟驟停，不幸離世，終年30歲。短短兩個月，上海就有3位年輕的醫生在崗位上猝死。

剛剛去世的楊立峯，膚色白淨，長得胖胖的，性格又很温和，平時大家都愛叫他“大白羊”，他從來不惱，（碰到事）總是一笑而過，楊立峯的同事和同屆校友、復旦大學腫瘤醫院的另一位醫生告訴健聞君。

“我們醫院的幾個兄弟一直在全力搶救他，但很多時候是真的沒辦法，還是替他感到可惜吧。”這位醫生説，接連兩位校友猝死，在復旦校友羣裏引發了激烈的討論。聊到後來，大家的觀點都很一致，在現有的體制下，想要減輕醫生的負擔，尤其是三甲醫院醫生的負擔，並不現實。

楊立峯、陳培、江金健，是2019年那些逝去的醫生中的代表。盤點這一年來的中國醫療圈，還有很多位醫生在工作崗位上離開了人世。他們或因帶病工作，或因值班時間過長，或因暴力傷醫事件，或因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守崗位，最終遺憾地倒下。他們將一生奉獻給了醫療事業，留給我們的，除了深切的懷念，還有無盡的沉思。

從疲勞到猝死或許只有短短的幾步

陳培醫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熬夜的危害，文中説“身體是自己的，健康最重要，年輕時或者身體狀態好的時候可能覺得無所謂，但是日積月累對身體造成實質性損害時，悔之晚矣。”

然而，這篇文章的作者卻是在勞累中離去。

據他的家屬回憶，去世前三天，陳培就出現腹瀉等身體不適的症狀，但他仍然堅持出診，直到去世前一天的下午，才被勸回宿舍休息。他每天都有給愛人打多個電話問候的習慣，可那天，愛人打給他三十多個電話均未接通。等找到同事報警破門而入，人已經不行了。

近年來，醫生猝死事件高發，是不爭的事實，但醫療圈對此向來避諱，高層更是甚少發聲。一個多月前，這張窗户紙險被捅破。

11月1日，江金健醫生去世。據知情人士透露，10月31日晚，江金健在醫院值班，因為工作得太晚，所以沒有回家直接睡在了甦醒室。11月1日早上，早起打掃衞生的師傅發現他倒在地上，四肢已經僵硬。儘管醫院迅速組織了搶救，還是回天乏術。

11月7日，正值江金健的頭七。某自媒體刊發了一篇《致瑞金醫院的一封公開信》，文中，江金健醫生的遺孀認為是醫院過於繁重的工作安排，導致了其丈夫的猝死。她還透露了以下兩個關鍵事實：一是江金健醫生死亡的前一天，醫院因其遲到，對其處以加班懲罰；二是江金健醫生平時工作強度極大，即便在做了胃息肉手術後，也沒有得到哪怕一天的休息時間。

家屬的血淚控訴引發羣體共鳴，文章的點擊量在短時間內超過百萬。有人評價説，一個醫生的猝死能夠引發如此關注，只能説明“天下苦秦久矣”，許多醫生都在“過勞死”的邊緣徘徊。這個説法也在更多網友留言中得到了共鳴。

網友“青芝”説，臨牀一線醫生，週末沒有，長期沒有；公休沒有，什麼都沒有；收入低，招不到新人，領導只能繼續“榨我們”。這條留言獲得了2.6萬次點贊。

網友“別鬧”是一名醫學博士，打開文章三次卻不敢轉發。她説，365天只有過年休息，幾次累到高燒不退。但看到導師、同學都是如此，只能繼續堅持。

網友“易帆楓順”是一名醫生家屬，他的愛人工作10多年沒有一個完整的假期，忙起來的時候，常常連續工作近30個小時。他坦言，看到這條猝死新聞，想想都會後怕。

正如這些留言所説，中國一線醫生的超負荷工作問題一直存在。根據《2017年中國醫生生存現狀調研報告》，77%的醫生一週工作超過50個小時，其中，還有近四分之一的醫生一週工作時長超過80小時。近6成門診醫生每半天要看30個以上的病人；超過4成的外科醫生日均手術時間超過8小時；在白天正常工作的情況下，36%的醫生遇到過一週值兩次夜班的情況，近八成醫生有睡眠困擾，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

工作強度大，作息不規律，缺乏休息和鍛鍊，這一切都直接指向了猝死的根源。光是今年6月和7月，見諸媒體的醫生猝死就有8例，遍及浙江、河南、北京、湖南、遼寧、上海等地，他們大多是所在醫院的精英，猝死前無一例外地從事過高強度勞動。其中，從6月28日到7月4日，短短8天時間，就有3位醫生猝死，且都為中青年，年齡最小的31歲。

再往前追溯，發佈於2017年的中國首份醫生猝死報告，詳細記錄了2008年到2015年間的醫生猝死案例。報告指出，這8年間，共有29位醫生先後猝死，90%為男性，平均年齡僅為40歲，其中有25人在三甲醫院工作。麻醉科和外科是醫生猝死率最高的科室，其中麻醉科猝死醫生14人，外科10人，兩者合計佔比超過八成。

此外，報告還揭示了一條線性規律——中國醫生的猝死率正在逐年上升。從2008年時的1人，到 2012年和2013年的3人，再到2014年的15人。過去這3年，根據健聞君的蒐集整理，每年醫生猝死案例都不低於20人。

中國醫生猝死率高的背後，是優質醫療資源稀缺，分級轉診不夠完善，不管大病小病全都擠在三甲醫院的尷尬現實。 

八點健聞曾經推送過一篇題為《一個美國人的中國就醫記》的報道，講述了一名美籍腫瘤患者在中國就醫的全過程。從發現腫瘤到做完手術，不超過半個月時間，花費不到美國的七分之一。她也由此對中國的醫療環境徹底改觀，大加讚賞。報道刊發後，同樣引發了國內醫生圈內的強烈共鳴。點贊數最高的一條留言説道，“中國醫療的優越性是以犧牲醫生的勞動價值、正常休息為前提的。”

作為醫療行業的記錄者，我們寄望於醫療條件的改善，但也絕不贊同以醫生的健康為代價。希望在新的一年裏，相關部門能夠大力推動醫療體制改革。除了破解“看病難，看病貴”，還要同樣重視“醫生累”的問題。畢竟，只有醫生健康了，老百姓才能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

2019，面對猝死的醫生：一路走好，願天堂沒有加班，沒有勞累！

暴力傷醫的背後，是醫患關係的極度緊張

或許，正是因為看到了醫生羣體的不易，才會令我們對暴力傷醫事件更為憤慨和心寒。

根據中國醫院協會的一項調查，我國每所醫院平均每年發生的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次，醫務人員軀體受到攻擊、造成明顯傷害的事件逐年增加，絕大多數人曾遭到過謾罵、威脅。在個別極端的暴力事件中，傷醫甚至會升級為殺醫。

2019年10月22日上午，甘肅省人民醫院門診三樓的7號診室裏，肛腸科副主任醫師馮麗莉正在給一位患者做檢查。突然，一名男子闖入診室，朝着馮麗莉連砍數刀，導致其胸腹部多處嚴重致命傷，最終不幸身亡，年僅42歲。經初步調查，犯罪嫌疑人楊某某因患直腸癌，曾在醫院就診手術，馮麗莉是他的主治醫師。

 

目前，案件還在進一步審理之中。根據其他媒體披露的細節，楊某某3年前被確診為直腸癌，馮麗莉主刀為他進行了改道造瘻手術。這種手術需要把肛門切掉，對於患者來説，命是暫時保住了，但必須終生攜帶糞袋生活。這給楊某某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讓他產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和扭曲，認為這一切都是由馮麗莉醫生造成的，便由此起了殺心。

一位和馮麗莉相熟多年的醫生表示，以馮的經驗和資歷來看，手術本身不會有什麼問題，至少在整個甘肅來看絕對是最高水平。如果患者覺得手術效果不夠理想，那有可能是目前的技術手段確實還達不到患者期望的程度。但無論如何，這一切都不應該由醫生來買單。

這樣的場景何其相似。2013年，浙江温嶺的空鼻症患者連恩青也是因為手術後的後遺症，舉起一把榔頭，朝醫生王雲傑的頭上猛砸了三下。榔頭斷了以後，他又掏出藏在左邊衣袖中的尖刀，往王雲傑的背上捅了幾刀，導致其當場斃命。

在後來的審訊中，連恩青坦言，自己花了5000元做了鼻中隔矯正手術後，反而感覺病情加深，呼吸困難，鼻塞頭痛。痛苦到極致時，他會毆打母親和妹妹發泄情緒。後來，他又多次找醫生求助，結論都是鼻腔暢通，不影響通氣功能。於是，他忍無可忍。

更令人唏噓的是，王雲傑甚至不是連恩青的主治醫生，只是參與了他的投訴調解。温嶺殺醫案後，王雲傑所在的温嶺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生自發集中在門診樓前的廣場上，高舉着“保障醫務人員安全”的牌子。一位接受採訪的醫生對着鏡頭哭訴，“我只想每天能夠活着回家”。

温嶺殺醫案也由此成為中國醫患關係的標誌性事件和轉折點。根據國家衞健委公佈的數據，自2013年以來，全國醫療糾紛數量和涉醫違法犯罪案件數量已經呈現了連續五年雙下降的勢頭，全國醫療糾紛總量累計下降20%，醫療職業環境和患者就診秩序得到了持續改善。

但醫生羣體的感受並不明顯。在中國醫師協會2018年發佈的白皮書中，仍有62%的醫師認為執業環境沒有改善。這個數字和五年前相比，幾乎沒有變化。與此同時，一樁樁鮮血淋漓的傷醫事件也在時刻放大着醫務工作者的恐慌情緒。僅以2019年上半年為例，被公開報道的傷醫事件就有34起。

1月21日，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一位產婦家屬因對醫務人員在分娩中的服務有意見，連續5天對產科醫生進行侮辱謾罵，並打傷參與交涉的產科主任。

2月23日，河南商丘某縣級醫院，收治了一名服毒自殺的病人，因為沒能搶救成功，患者家屬圍毆醫生，甚至當眾逼其喝尿。

3月9日，浙江三門縣人民醫院，值班醫生因為拒絕為已經死亡的患者注射強心針，遭到患者家屬毒打。

4月30日，深圳南山醫院，一名孕婦家屬因為覺得護士打針手法不專業，對其進行掌摑和毆打。

5月29日，浙江金華橫店集團醫院，一名護士因為沒能給病人提供紙巾被掐脖至半死，送進重症監護室搶救。

……

暴力傷醫，乃至暴力殺醫的背後，是醫患關係的極度緊張。這種緊張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患者對醫學的誤解。即便到今天，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只要花了錢，就應該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就是醫生有問題。但事實上，現代醫學還遠遠沒有達到包治百病的地步，對於大多數疾病來説，醫學能做的是緩解，而不是治癒。

另一方面，則和醫生無法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務有關。這個問題的深層次矛盾在於醫療資源匹配的嚴重失衡。尤其是在大三甲醫院，一個醫生一天看50個甚至100個病人，做8小時以上的手術是常事。除此之外，他還要應對科研任務，撰寫學術論文，很難有時間可以坐下來，深入細緻地和患者溝通病情，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醫患間的信任缺失。

曾經有人説過，傷害了一個醫生，就會有一百個醫生轉行，一千個醫學生選擇非對口專業，一萬個想學醫的高考生被父母親人勸阻。最終，十萬個患者因為得不到及時的救治而死亡。因果循環，到頭來害的人是自己。

近年來，國家已經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重點打擊涉醫違法犯罪行為，醫鬧者最高可能面臨7年有期徒刑。上個月，國家發改委等28部門又聯合發佈文件，將涉醫違法犯罪行為人定義為“失信行為責任人”，並與誠信掛鈎。

但誰都明白，只要醫患矛盾的根子不除，暴力傷醫就不會有停止的那天。

傷醫事件加上猝死事件頻發，讓原本應該是至高無上的白衣天使，已經成為不少人避之不及的高危職業，這是醫生的悲哀，還是社會的悲哀？

為公益事業逝去的醫生讓我們格外敬重

2019年，還有兩位醫生的離世，讓我們在痛惜之餘，憑添了一份敬重。

一名是上海市兒童醫院心內科主治醫師趙堅。7月30日，作為上海市第九批援藏醫療隊的成員，趙堅在西藏日喀則因公殉職，年僅38歲。

趙堅畢業於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在上海有體面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家裏還有一對龍鳳胎。但他卻一心熱衷公益，把大量業餘時間花在了醫療援助行動中。2018年，他曾兩次參與所在醫院的對口幫扶活動，一次是3月份去了雲南省鎮雄縣人民醫院，一次是8月份去了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

2019年5月，他主動報名參加上海市第九批援藏醫療隊。7月入藏後，又第一時間帶着其它援藏幹部一起深入當地給貧困家庭“建檔立卡”，為3歲的先心病兒童診治。最終，因為過度勞累，疊加嚴重的高原反應，不幸犧牲在工作崗位上。

△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幹部人才為趙堅同志默哀 

今年10月，健聞君曾經採訪了一位剛剛結束三年援藏任務的上海醫生龍子雯（詳見：一個援藏醫生的高海拔修行），他對趙堅的離世深感痛心。他告訴健聞君，援藏工作本身就帶有很大的危險性，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低氧地區，一個小小的感冒，都會發展成致命的肺水腫。因此，西藏每年都會做一個在藏幹部死亡率的統計，據説數字還不低。其中，高原反應和車禍這兩個因素佔的比重最大。“這就是一個概率，總有人要碰上的”。

龍子雯和趙堅參加的都是中組部、衞健委等多部委在2015年啓動的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工作。截至今年9月，全國共有842名優秀醫務人員進藏支援，趙堅是第二位因此殉職的醫生。2016年，來自安徽的援藏醫生趙炬也是因為高原反應，夾層動脈瘤破裂，犧牲在西藏山南市。他死後捐出的身體器官，至少救助了5名當地患者。

“但凡參與援藏醫療的兄弟，都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即便是平安回來，身體臟器也會受到損害。”龍子雯告訴健聞君，以他們這一批援藏醫生為例，或多或少都出現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病症，有40%的人出現了心臟反流，10%的人血管改變，出現腔隙性腦梗。“但沒有一個人説後悔，因為我們確實到了醫療條件最艱苦的地方，幫助了最需要幫助的人。我相信趙堅兄弟在天有靈，也是這麼想的。”

或許是天意弄人，就在趙堅訃告發出的當天，8月2日，另一名紮根藏區長達10年的80後女醫生周南，也在趕赴一場公益救援的途中突發車禍離世，享年37歲。

和趙堅不同，周南並不是援藏醫生。2009年，從北京協和醫學院博士畢業的周南，不顧父母和導師的反對，放棄了留在國內最強三甲醫院工作的機會，主動向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投遞了簡歷，真正把根紮在了雪域高原。

“北京有50多家三甲醫院，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但如果在西藏的話，可能很多生命，會因為我的存在而得到挽救。”這是周南生前接受採訪時説的話。而萌生這個念頭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她曾在西藏旅遊的途中，意外救治了一名身患肺炎生命垂危的老人。

△周南生前工作照 （來自北大生命科學學院校友會公眾號）

堅守藏區的10年裏，周南克服了喘不上氣、記憶力減退、缺氧失眠等高原反應，憑藉一己之力，建立了西藏第一個風濕免疫科。在此之前，數以萬計的藏區患者，因為無力承擔往返大城市的醫療費用，只能默默忍受病痛折磨。

2018年，周南被中央電視台授予年度十大“最美醫生”稱號，被中央文明辦、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評為“中國好醫生”。同年，她在回到母校的演講中説道，“當醫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醫生可以在患者最絕望、最無助的時候給予他們最直接的幫助。”

德不近佛者不可為醫，才不近仙者不可為醫，趙堅和周南擔得起這句先人的勸誡，只是生命的代價畢竟過於沉重。

我們相信，還有更多投身於醫療公益一線的醫護人員，正在用他們的專業、熱忱、愛心和堅守，努力彌合着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均。我們希望，他們能夠保重好自己的身體，正因為有了他們的存在，我們才會對中國醫療衞生事業的明天更有信心。

逝去的醫生已經離去，工作着的醫生依然艱難行走在漫漫醫路上。

但願來年，我們可以不用再面對新增的逝者名單緬懷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