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柳傳志這老頭兒_風聞

圖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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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柳傳志生於上海。很多年後，他發跡了，美國《商業週刊》稱其是“銜着紅色銀勺子出生”。

所言不虛。

柳傳志籍貫是江蘇鎮江，祖父是錢莊經理，家世良好，使得他父親柳谷書得以接受高等教育，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現華東師範大學），後來在上海的中國銀行謀了一個職位。

柳谷書1947年參加革命，1949年後作為金融系統奇缺的專業人才，上調至中國人民銀行總部，備受重用。

他母親出生於鎮江一個大户人家，外公為孫傳芳掌管財政。

從基因看，柳傳志遲早要跟錢打交道。

他曾專門寫過一篇回憶文章。文中説：“從爸爸身上學到正直、求實、誠信，在媽媽身上學到善良。”

上初中時，他母親在中國銀行秘書室工作，開始為他借課外書。後來，他母親調到貿促會圖書館後，有意識地為他挑書，一拿回來就是三十來本。

當同齡人都在讀《青春之歌》時，柳傳志已經廣泛閲讀了中外歷史書及一些文學名著。

他母親更有遠見的是從小訓練柳傳志的演講能力。也許是因為她在抗日戰爭時期見識了宣傳的力量。1952年前後，她就鼓勵兒子在課堂上積極舉手發言，讓他覺得講話沒有什麼可害臊的，“你應該有講演的能力。”

很多年後，柳傳志終於體會到，有講演能力，辦公司就能把話講好，讓員工有士氣，有利於帶好自己的隊伍。

所以説，有講話能力非常重要。

柳傳志始終記得父親送給他的一句話：“人有兩樣東西誰也拿不走，一個是知識，一個是信譽。”

1984年，63歲的柳谷書創辦了香港中國專利代理公司，拿到了002號律師執照的新中國第一代律師。之後，他又創辦柳沈專利事務所，成為改革開放後最早放眼國際的先行者。

柳傳志後來創辦香港聯想，簡直是神來之筆，不能不説沒有其父的影響。

柳谷書2003年去世，有媒體將他稱為民智啓蒙者與真正的愛國者，超過400位各界名流名前往八寶山為其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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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傳志少年時比較衝動，打羣架時，曾拿着鐵鍬與人幹仗。

高中畢業時，他被選上去當飛行員，全校唯一的入選者。可政審時，被刷下來了，因為他舅舅是“右派”。

柳傳志很沮喪。第二天，他父親找了學校，發現西安一所軍校還在招兵。

就這樣，柳傳志去了西安。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沒有做成飛行員，但遇上了後來的妻子——龔國興。

他就讀的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又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其前身是1931年誕生於江西瑞金的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1958年遷址西安，以“西軍電”而聞名於世（是中國最早的2所國防工業重點軍校之一，即“哈軍工、西軍電”）。1988年更名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龔國興的學習成績特別好，是不少同學的傾慕對象。做畢業設計時，柳傳志給她寫了第一封情書，“別人不行那咱來試試”、“如果你願意和我做朋友，就在胸口別一枚毛主席像章。”

第二天，排隊打飯時，龔國興沒有戴像章，柳傳志當時深受打擊。但洗碗時，龔國興給他塞了一張紙條，是説搞對象這麼嚴肅的事情，別個像章來表示不太合適。

沒有拒絕，那就是有戲咯。

1966年，大學畢業後，他們一道分去了國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做實習研究員。

1968年，中央下發《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鍊的通知》，要求1966年、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都必須先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

於是，柳傳志和龔國興一同被安排去了珠海白藤農場勞動鍛鍊。1979年，二人結婚。

他們恩愛了一輩子。

2015年6月29日，聯想控股（聯想集團母公司）在香港聯交所掛牌。敲鐘現場，有記者採訪了一位女士：

問：你是聯想員工？

答：是的。

問：你何時加入的聯想？

答：1986年。

問：你有股份嗎？你現在的心情激動嗎？

答：柳傳志是我先生。

這個其貌不揚的女士就是龔國興。

從這點講，柳傳志還蠻深情。不像某些大佬，發達後就泡明星、娶女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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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西軍電”分成“造反派”與“保皇派”，打得很兇。

柳傳志起初是“造反派”，後來發現不對勁，醒悟了，就退出，做起“逍遙派”，一門心思搞對象。

對於那段經歷，他後來如此反思，“個人體會有這麼幾點，第一點體會就是無政府主義是很可怕的。第二點體會，個人崇拜，外人覺得好笑，當事人是迷在其中的。我們當時每天要早請示晚彙報，這是每天都必須進行的。第三，人性有善的一面有惡的一面，人與人又有不同。”

這三點重塑了他價值觀，繼而也深深塑造了他創辦的聯想：講究忠誠、分而治之、用錢留人。

“西軍電”的王牌專業是原子彈和導彈。柳傳志成分不好，自然沒資格入讀，只好去學雷達。他積極表現，當上了小組長，但入黨時還遇到了麻煩，那些來自農村的同學説他缺少工農感情。

“1961年我到了軍事學院，那時候我17歲，積極要求入黨，怎麼要求也入不進去。當時有一個勞動模範，掏糞工人時傳祥，因為淘糞淘得很好，受到了劉少奇的接見。於是我回北京後約了在北京的幾個同學去掏大糞，整整掏了一個星期。當時並不覺得是為了表現，真的也是覺得我是不是工農感情差，在當時還是真的是決心要改造自己的，改造自己的思想，解決缺乏中農感情的問題，這樣的話就去掏糞去了。”

入黨就成為柳傳志心中的一根刺。

斗轉星移三十載。

1997年，張賢亮出版了《小説中國》，這是一本討論三農問題和私有制的書。柳傳志看過這本書後，約張賢亮在北京吃過一次飯。後來，柳傳志借旅遊之機專門去過一次銀川，拜訪張賢亮。

其實他們交情並不深。

在張賢亮的印象裏，柳傳志只跟他討論過一個重要問題：要不要入黨。

“當然要入黨！“張賢亮説，“只有入黨才有話語權，才能做事。”

柳傳志聽從了，入黨後，連續當選為九屆、十屆和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地位扶搖直上。

果然熟讀古書之人都深諳運勢。“我在少年時期就把整套《水滸》和《三國》翻了個遍，基本是爛熟於心，這兩本書對我影響比較大。《三國志》裏令我最傷感的人物是諸葛亮，滿腹經綸、學富五車，卻落得個淒涼下場，讓人不勝唏噓。”

他拒絕做一個才華橫溢卻壯志難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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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柳傳志夫婦回京，被分配到中科院計算所工作。

1974年，柳傳志被髮配到科學院天津幹校勞動，在那他認識了年長他5歲的倪光南。

倪光南，1961年畢業於南京工學院（1988年更名為東南大學）無線電系，分配到中科院計算所。

他一個充滿創造力的技術人。1964年，作為外部設備插件組長參與119機研製項目成功，獲得全國科技大會獎。1968年後，參與了717機顯示器及顯示組“SK-1光筆圖形顯示器”的研製。1974年參加748工程會議，提議六室輸入組立項開展漢字處理研究。

講實話，柳傳志儘管身在科研院所，但造詣相當一般，與倪光南更是有云泥之別。可他們卻成了好朋友。

柳傳志的表達能力讓倪光南膜拜，他能把電影《基督山恩仇記》繪聲繪色地講出來，讓聽眾如醉如痴。

而倪光南記憶力同樣讓柳傳志欽佩不已。有次，柳傳志假裝不會一個方程式，倪光南提筆就寫了出來。

這段緣分日後成就聯想，也改變了聯想的走向，餘波延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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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柳傳志夫婦倆都住在中科院集體宿舍。2年後終於有了一個6平方米的小房間。

那時，柳傳志每個月有80元的月工資，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老了後能買輛三輪子，載着妻子到處去旅遊。

再後來，計算所造起了一排自行車棚。大家把自行車棚分成一間間方格子，改造為一排新宿舍。

柳傳志和龔國興生育有一子一女，長子柳林，十分低調，略去不表。小女倒是值得多敍一筆，她就是滴滴總裁柳青。

1978年，柳青出生後，柳傳志為了在門口違章搭建一個廚房，找同事幫忙，從計算所院裏料廠“偷”水泥，還推着板車到外面拉沙子。

幫忙的同事有馬文豹、李勤，後來成為聯想11個元老中的兩個。

一起偷過東西的兄弟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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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被後世經濟史書寫者命名為“中國企業元年”。

那年，王石用販賣玉米賺到的第一桶金在深圳創辦了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李經緯在廣東三水創立“東方魔水”健力寶，揚名洛杉磯奧運會；張瑞敏任青島日用電器廠廠長，一家瀕臨倒閉的小廠。

柳傳志已經是中科院人事局領導幹部處副處級幹部。但他總覺得不得勁。中科院很多專利獲獎後，就束之高閣，不能產生一毛錢利潤。

當時中關村已經有了一溜公司，中科院計算所很多人去做兼職，幫人驗收機器，一天收入三四十元，抵得上計算所一個月的獎金。

這對計算所正常的科研衝擊很大。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柳傳志坐不住了，得乾點事。

中科院計算所所長曾茂朝對他説，院裏要削減事業經費，五年之內要削減為零，成還是不成，現在都説不清楚，不如咱們先埋伏下一支軍隊，你們先做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們接回來。萬一這條路能走通，將來我們所裏也不至於沒飯吃。

40歲的柳傳志就這樣“下海”了。“突然來了這麼個機會，特別想做事。科學院有些公司的總經理回首過去，總喜歡講他們從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領導硬讓他們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1984年11月，柳傳志和11個同事在中科院計算所傳達室裏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聯想前身）。

曾茂朝給了20萬元作開辦經費，並允諾可以使用所裏的技術成果，可使用計算所裏的辦公室、電話以及所有資源等。

中科院院長周光召鼓勵他們，要好好幹，爭取變成年產值200萬的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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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從代理銷售IBM、AST、惠普等品牌電腦開始走向市場。小打小鬧，積累了一筆資金。

1986年7月，柳傳志決定在計算機西文漢化的方向上尋找突破，邀請老朋友倪光南加盟。

“文革”結束後，倪光南曾去加拿大訪學和研究，回國後發明了計算機漢字系統，即後來的漢卡。

倪光南提出三點要求：一不當官，二不接受記者採訪，三不出席宴請。

柳傳志全部答應，並承諾：“我保證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變成產品。”

最早的聯想漢卡成本不到2000元，售價是4000多元，其中銷量最大的七型漢卡，成本是1260元，售價則是每塊2500元。“公司引入漢卡技術後，迅速產生經濟效益，上下都很振奮。”

因為漢卡，聯想邁入億元利税大户。

柳傳志和倪光南這對拍檔堪稱珠聯璧合，可惜歷史走到了1994年，然後聯想向左，南方的華為向右。

柳倪二人從此分道揚鑣。

聯想從此面臨華為這座大山。

柳傳志倒是自我定位很清晰：“很多人老拿我跟任正非比，我特別佩服任正非，他敢往上（技術）走，我不行，我做不到；人的性格不同，我真的做不了這樣的事。我是走了100米，大家安營紮寨吃飯；休息完了，咱們再看好路，再爬100米。如果損失，最多隻能損失1/5，其他部分不能受損失。這種求穩的做法，就是適合我的性格，適合此刻在中國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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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仲馬寫完《茶花女》，很嘚瑟，打電話給大仲馬，問：“父親最近有什麼傑作？”

大仲馬説：“我的傑作就是你。”

薑還是老的辣。

據説柳傳志很喜歡這段逸聞趣事。受其啓發，來挑選接班人。

創業伊始，柳傳志就在聯想內部反覆強調：“聯想從現在開始不僅要大量招聘年輕人，而且要大膽提拔年輕人，提拔錯了不是錯，但是不提拔、不培養是大錯。”

於是，1988年到1990年前後，楊元慶、郭為、孫宏斌先後成為了聯想的“娃娃官”。

時間這個東西真是神奇。

當年孫宏斌、郭為、楊元慶穿着蹩腳的西裝坐在最後一排，伸着脖子聽柳傳志做報告的情景還歷歷在目，轉眼間，他們鋭利的目光已變得平靜，從孩子成長為指揮千軍萬馬的“少帥”了。

按專業和能力看，孫最強，郭次之，楊最弱；而按忠誠度來看，楊最強，郭次之，孫最差。

結果是，孫宏斌第一個出局。

關於柳傳志和孫宏斌的恩怨足夠寫一本書，只能説這兩個都是狠人，一個對別人狠，一個對自己狠。

孫宏斌是一個能力超強的傢伙。在體制內呆的無聊，加入聯想，負責組建企業部，短時間內開了百多家分公司，建設了一個密集的線下網絡。

柳傳志對他自然是青睞有加。

孫宏斌是山西人，口音重，柳傳志就強令他每天當眾講一個故事，幫其糾正發音。一時間情同父子。

但孫宏斌有三種情結，“第一是老大的情結、第二是救世主情結、第三是尋求聚光燈照耀的情結。”

他執掌的聯想企業部，居然出版《聯想企業報》，還制定了企業部的章程。這就是明顯的分庭抗禮。

1992年，因為一連串事件（主要是孫宏斌遇上了一羣豬隊友），柳傳志對孫宏斌徹底失去信任，當聽説孫的部下要轉移公司資產時，迅疾報警，孫遂入獄。

5年後，孫宏斌出獄，與柳傳志把酒言和。“每個人都有一個關鍵事件、一個關鍵時刻讓他成長，那個事件對我來説是非常關鍵的事件……”

他自稱已經放下，“因為你自己想不開，別人早晚能看出來。……誰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這一輩子就永遠沒戲了。但如果你把這件事劃得開的話，有什麼事還能劃不開呢？”

但孫宏斌到底心結難解，“是他點燃了聯想兩代人之間的觀念衝突，是他促使柳傳志改變了聯想的管理風格，是他的犧牲成就了聯想的權力轉移。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給予柳傳志的遠遠超過他從柳傳志那裏得到的。如果説今天的柳傳志是一個巨大光環，那麼他就是那個無意中點燃光焰的頑童。”（引自遲宇宙著《聯想局》）

2003年10月，事隔十三年半後，孫宏斌收到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改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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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這句牛逼閃閃的口號出自郭為。

郭為比楊元慶早一年進聯想，12年裏總共換了11個崗位。

孫宏斌出局後，楊元慶、郭為、朱立南、陳國棟、趙令歡被稱為聯想“五大少帥”。但明眼人都知道，實際上是楊元慶PK郭為。

 “一山不容二虎”，這是個基本的常識。羽翼豐滿的楊元慶和郭為難免暗中鬥法。

原聯想集團CFO馬雪徵（剛去世不久，是柳傳志最信賴的女高管，擅長資本運作及國際化，給總設計師做過翻譯）曾對媒體説：“到了1999年底2000年初的時候，大家的業務都蓬勃發展，蓬勃之後接壤就多了……”

説的很委婉。

接壤就會擦槍走火。

柳傳志最後找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分拆聯想。分拆後的聯想集團和神州數碼分別由楊元慶和郭為來掌舵。

2000年春天，柳傳志把分拆聯想的任務交給了朱立南。

朱立楠後來回憶説：“其實很早就開始談，談的不是分拆，而是如何解決內部業務衝突。衝突當時已經蠻厲害，因為同一個企業，既做自己的產品，又賣代理產品，兩個不同的事業部，都有自己的渠道，分銷是分銷的渠道，代理是代理的渠道，都打着聯想的名號搶客户，人員方面也會有一些衝突。”

2001年6月1日，神州數碼在香港上市，郭為出任總裁。

神州數碼的官網曾這樣描述那段往事：“2000年4月，原聯想集團進行戰略拆分，神州數碼正式成立，由原聯想科技、聯想集成和聯想網絡整合而成，媒體對此評價‘柳傳志將聯想的未來交給了郭為領導的神州數碼’。”

可是，2005年5月1日，楊元慶正式接替柳傳志擔任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從此，聯想只有一位“儲君”。

2016年年底，亞布力論壇，郭廣昌追問郭為，請他正面回應聯想分家事件。

郭廣昌：你們兩個人都被柳總選中了，各負責一塊，你覺得當時柳總這樣分家公平嗎？你們之間是相互怎麼學習、怎麼競爭的？

郭為：我是1988年進到班子的，柳總離我年齡最近，比我大19歲，所以我們一進公司，柳總就把培養年輕人放在第一位，為什麼會出現孫宏斌事件，就是因為太着急了。那時候我記得海爾張瑞敏講過一句話，跑馬不相馬。確實作為聯想事業接班人，只有第一，沒有第二。

郭廣昌：你是今天這麼想的，還是以前就這麼想的？

郭為：2001年拆出來的時候就是這麼想的，拆之前也是這麼想的，拆之前還想過跟楊元慶PK一下，當時柳總問我，楊元慶做總經理，你做副總經理是否同意，我説，第一，必須同意，第二，為什麼不是我。

郭廣昌：如果當初選你會做的好，還是會做的差？

郭為：這個是假命題，就像生了兩個孩子，是不可以調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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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聯想史上有兩個最大的假設：一是假如當初聯想選擇了倪光南，二是假如當初柳傳志選擇了郭為。

這兩個假設也是籠罩在聯想頭上的魔咒。

2016年春節剛過，資深媒體人遲宇宙炮轟楊元慶，認為其難堪大用，對聯想深陷泥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卻領取億元薪酬。

隨後，聯想官方回擊。

雙方展開了幾個來回的論戰。

移動互聯網時代，聯想就這樣上了頭條。

説來唏噓，作為PC時代的霸主以及中國IT產業的旗幟，2010年後，聯想的存在感越來越弱，先後錯過一個又一個風口。以致於2009年退休的柳傳志不得不復出，緊急救火。

假如柳傳志當年選了孫宏斌，今日之聯想會是怎麼樣的光景？

孫宏斌，兩度從零開始，創建順馳和融創；郭為，把神州數碼連續五年帶入世界500強；而楊元慶最喜歡幹一件事，就是架構調整。從2000年以來，聯想集團進行了十次組織架構變更。

可假設永遠只能是假設。

1994年，柳傳志曾給楊元慶寫了一封信：“我心目中的年輕領導核心應該是什麼樣子呢？一要有德。這個德包括了幾部分內容：首先是要忠誠於聯想的事業，也就是説個人利益完全服從於聯想的利益。公開地講，主要就是這一條。不公開地講，還有一條就是能實心實意地對待前任的開拓者們——我認為這也應該屬於‘德’的內容之一。在純粹的商品社會，企業的創業者們把事業做大以後，交下班去應該得到一份從物質到精神的回報;而在我們的社會中，由於機制的不同則不一定能保證這一點。這就使得老一輩的人把權力抓得牢牢的，寧可耽誤了事情也不願意交班……”

在柳傳志心中，天平從一開始就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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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聯想成立20週年時，聯想品牌部邀請遲宇宙（時任《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和凌志軍（人民日報社記者）寫兩本書，分別是《聯想局》與《聯想風雲》。

然而，傾注了遲宇宙太多心血的《聯想局》並沒有得到柳傳志的認可。柳傳志認為文字很好，但是缺乏中心思想。主張“以觀點帶史實”，而遲宇宙則堅持“以史實帶觀點”。

無法達成共識。

聯想試圖出一筆錢買斷《聯想局》，使其永遠不要出版，這激怒了遲宇宙，他給柳傳志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長信。

柳傳志回信表示理解，並同意《聯想局》使用聯想檔案，在凌志軍《聯想風雲》出版之後出版。

在《聯想風雲》的結尾，凌志軍浪漫地寫道：“2008年的聯想一定比今天更美好”，聯想“將把英語作為‘新聯想’的官方語言”。

而在《聯想局》的結尾，遲宇宙憂患地寫下：“在一個偉大而殘酷的聯想局中，柳傳志、李勤及其聯想，用一種附生於中國文化之上的智慧贏得了20年的尊重。在這20年裏，他們一次次佈局，一次次破局，一次次結局，又一次次重新走回局中……他們曾拼命演習國外最優秀的管理智慧，但他們最終發現，在中國這片泥土上，只有中國智慧可以真正引領他們走向通往跨國公司的道路……因為聯想是中國企業。這是他們的選擇。”

如今看來，孰對孰錯，不言而喻。

12

在聯想內部，柳傳志提倡“發動機文化”，強調最高管理層是大發動機，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都是同步運轉的小發動機。

可是馬上就有年輕一代出來反駁，不想做發動機，要做U盤，把自己裝滿，想插哪兒就插哪兒。

這就是代溝。

內部吵得一團糟，最後柳傳志親自出來回應，稱年輕人有當U盤的自由，但別忘了這種自由正是建立在前輩當發動機的基礎之上的。

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

華為的內部社區每每吵翻後，任正非就發一封總裁辦郵件，雲淡風輕地予以蓋棺論定。

所以王石説任正非是“北非之狐”，手腕堪比隆美爾。平素不接受媒體採訪（今年例外），但是不經意間就流出一份總裁辦郵件截圖，比任何公關手段都高明。

他們這輩人還是有濃濃的父權做派。

2011年11月2日，柳傳志第二次退休，楊元慶再次出任董事局主席，併兼任CEO。

柳傳志一門心思放在聯想控股上。

2012年6月18日，柳傳志辭去聯想控股總裁職務，當年“五大少帥”之一的朱立南接任總裁。

作為最早一批加入聯想的年輕幹部，朱立南與楊元慶同於1989年進入聯想。2000年聯想分拆一役的成功，讓朱立南脱穎而出。

“朱立南是參謀長，楊元慶和郭為是大軍區司令，在前邊作戰，朱在後方運籌帷幄。”柳傳志如此點評他手下的三員愛將。

朱立南的做事風格比楊元慶温和，比郭為硬朗。

聯想控股採用母子公司的組織結構，業務佈局包括核心資產運營、資產管理和“聯想之星”孵化器投資三大板塊，且三者之間將形成良性互動。

對於推動聯想控股這個大盤子的戰略執行，自然需要一個更強有力的人來推進。

可2019年12月18日，聯想控股宣佈，柳傳志卸任公司董事長，朱立南卸任總裁，高級副總裁、首席財務官寧旻接任董事長。

既不是楊元慶，也不是朱立南，而是柳傳志大秘出身的寧旻。

這步棋頗值得玩味。

也許，2018年5月的那場風波讓柳傳志內心的太平再次傾斜。他絕不會想到，聯想會被安上一頂“賣國帽”。這源於2年前的5G信道編碼標準方案的投票。

第一時間，柳傳志與楊元慶和朱立南聯合發了內部信。在1500餘字的內部信中，出現了14次驚歎號，“有人把賣國賊的帽子扣過來，這不僅是要了我們全體聯想人的飯碗，還要我們終身蒙羞受辱！”

柳傳志痛心疾首：“幾萬名員工，都不能讓正氣自保，我們就是一羣窩囊廢！”最後，他呼籲“萬眾一心，同仇敵愾，誓死打贏聯想榮譽保衞戰！”

儘管諸多大佬紛紛站台，但最後卻以羣嘲收場。

柳傳志終於明白了自己的執念不對。他説選接班人就像選太太，一要漂亮，二要愛我。

酸腐。都2019年了喲。

13

即將進入2020年，聯想也要邁入第三個本命年。

值此節骨眼，75歲的柳傳志再次退休。不管如何褒貶，他都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商業史上最具典型的一個符號人物。

與同時代企業家相比，他無疑是幸福的：李經緯含恨離世，健力寶早已今非昔比；張瑞敏雖是風光，但海爾改制問題懸而未解；王石痴迷“紅燒肉”，萬科大戰“野蠻人”……

柳傳志的願景初步得以實現，他曾説：“我的目的是要辦一個長久的公司，在我卸任以後依然能發展得很好，這就是沒有家族的家族企業，讓這個事業基業長青，就像一個家族企業的血脈傳承一樣。”

家，才是他最倚重的。

柳傳志一共4個兄弟姐妹，除了一個出國，其他3個家庭都住在一個小區。每個月，大家族都會到柳傳志家中聚會，在外滴酒不沾的柳傳志，在家宴上會小酌幾杯，然後笑眯眯，一臉滿足地看着親人。

當兒子柳林終於結婚後，他説：“三十多年前有一個電視劇叫阿信，電視劇的開頭就是在日本的高速列車上，一個滿頭銀髮的老奶奶帶她的孫子看她創造的產業帝國。我正殷切地盼望着這一天！”

幾年前，有這麼一番問答。

問：您會在意後人對您的評價嗎？

柳傳志：不在意。

問：您會更加希望後人怎麼來評價您呢？

柳傳志：將來歷史會證明我們都是凡人，所以不在乎別人評價什麼，我很在乎我們柳家子孫後代怎麼評價我。

問：那您希望您的子孫後代怎麼評價你呢？

柳傳志：這老頭兒不錯。

嘿，這才是“教父”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