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澳門與現代中國起源_風聞

或許是因為先前宗主國的地位在西方世界急劇下降，澳門現在的地位是遠遠不如往昔了。不過澳門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扮演過重要角色，中西社會與文化的最初接觸主要是通過澳門完成的；遠東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也是在澳門建立的；中國開始走出中世紀，邁向近代的門檻，也是從澳門這塊土地開始的。從中國現代化歷程的視角進行觀察，澳門實在是現代中國的原點，是現代中國的發祥地。

發現東方

大約在十五世紀下半期，歐洲的生產方式發生重大改變，迅速提升的生產能力迫使西方尋求更為龐大的海外市場以擴大財源和勢力範圍。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達·迦馬發現非洲東南海岸那塔爾。第二年，達·迦馬繞過好望角，開闢了由歐洲直航遠東的通道，真正實現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既定目標：這裏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倫布誤會的印第安。

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達·迦馬開闢的新航線繼續前行，順利進佔馬六甲。又經過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終於第一次抵達廣東海岸。中國人借用阿拉伯人商人對葡萄牙的稱謂，稱這些葡萄牙人為“佛朗機”，並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誤以為他們就是位於馬來半島上的一個部族。[1]而這些東來的葡萄牙商人將錯就錯，於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馬來半島上的屬國滿剌加朝貢使節，企圖獲得明朝官方頒發的貿易憑證。

此後半個世紀裏，這些葡萄牙商人不斷擴大對華貿易，只是這些貿易從總體上説在中國並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與中國地方官府不僅矛盾重重，衝突不斷，甚至時常發生武裝衝突暴力事件，中國地方當局不厭其煩，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尋找根本解決的方案。

經過差不多半個世紀的磨合，中國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漸從陌生人變成老相識，他們終於通過各種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達廣東沿海，他們向中國地方當局謊稱船上裝載有送往北京的貢品，只是這些貢品在航行途中觸礁下沉，不幸潮濕，他們請求廣東地方當局能夠破例讓他們登岸晾曬。

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還在於這些商人已經非常瞭解中國的風土人情，知道怎樣與中國官員打交道，他們投其所好為廣東海道副使汪柏準備了豐盛的禮品，這些禮品或許不過是中國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這些小玩意打動了汪柏，汪柏還真的破例讓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曬物品，並允許他們在那裏搭建房屋短暫居住。

浪白澳位於澳門西南數十里，孤島懸海，水土惡劣，很不適宜人類居住和生存，那裏幾乎沒有什麼中國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雖然在浪白澳登陸，但他們實在很難使用這個港口。得寸進尺，葡萄牙商人覺得中國地方當局既然已經准許他們在浪白澳登陸居住，為什麼不可以將條件稍好的澳門劃撥給他們使用呢？費盡周章幾經波折，他們終於獲得在澳門建築房屋居住許諾，同意他們在那裏從事和平貿易，但條件是必須向中國地方政府課以百分之二十的貿易税。這個臨時性的制度安排不僅開啓中國與葡萄牙之間關係的新時代，兩國之間從此大致結束了連年不斷的沿海武裝衝突，而且開啓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紀元，葡萄牙人和後來源源不斷東來的西方人不斷蠶食，擴大居住範圍，澳門從此成為西方世界進入遠東抵達中國的橋頭堡和一個重要基地。

葡萄牙人東來，並不是中國人第一次與西方接觸。中國與西方國家曾經有過很久遠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漢唐，甚至更早的時候，中國人已和西方世界有過直接往來和交流。物質的貿易，文化的互換，乃至宗教的傳播都曾在東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於文化屏障，中西雙方在此之前雖有交往，但實際上相互敵視相互猜疑，並沒有多少心靈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認同。中國人恪守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祖訓，嚴夷夏之大防；西人則以獵奇的心態看待這個東方古老大國和不一樣的文明。

自從葡萄牙人獲得在澳門的居住權之後，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來到澳門的西方人開始用力經營澳門，建立進入中國的前沿基地，竭盡全力向中國內地滲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國王指令印度總督派員出使中國，加強聯繫。明朝政府實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這個聯繫並沒有真正建立。然而在這一年，也正因為葡萄牙國王的這個指令，耶穌會傳教士培萊思（Francois

perez）抵達澳門，開始籌劃向中國內地傳教。不久，澳門已有分屬耶穌會、奧斯定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修會的傳教士。在此後多年裏服務於明清兩代宮廷中的傳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門登陸然後長途跋涉進入北京，像供職內廷，專事繪畫的西洋“畫工”郎世寧等，都是沿着這條路線進入中國內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佈禁教，宣佈將那些傳教士驅逐出境時，也是要求這些傳教士必須經澳門而返國。[3]澳門成為西方來華人士的必經之地，也是西方人進入中國之前接受中國語言文化、風俗習慣方面訓練的重要基地。

澳門能夠成為西方人士進入中國的重要基地，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早在培萊思踏上澳門土地後，他就夢想着早些進入中國本土傳教。1565年，培萊思通過各種辦法終於到了廣州，他在那裏用葡萄牙語和中文上書廣東布政司，請求中國政府允許他上岸居住傳教。上書大意謂：

“本人自幼年讀書，深知各種科學。職在周遊世界，宣傳上主教律。聞知中國地大國強，又系聖賢之邦，敢請允許與彼等相處，藉以溝通本人所攜來之教義。此外並請求賜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為朝廷效力。年老體衰，實已不堪海上風浪之苦，並特藉此地舉行在海上所不能舉行之祭祀典禮，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國家與官吏。”[4]

負責接待的明朝官員態度友善，接過上書，並詢問培萊思所讀何書，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

對於中國官員的詢問，培萊思以《聖經》“十誡”作答，中國官員甚感滿意，遂囑隨從將一塊粉紅絲巾系在培萊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萊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讀書人。緊接着，布政司官員又問道：“你會説中國話嗎？”培萊思答稱不會。於是中國官員説：“那麼最好你先去做學生，學習我們的中國話，以後再做我們的老師，給我們講解你們的教義。”明朝政府用最簡單的理由否決了培萊思的請求。

這個並非重要的理由給傳教士特別是後來的範禮安一個重要啓迪，使他們很快意識到要想進入中國，除了等待中國政府政策變化外，他們主觀上能夠做的事情無疑是要儘快學習且學好漢語。所以，在拒絕入境後，培萊思並沒有灰心喪氣，而是返回澳門，修建長久性寓所。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為學校，在那裏創建了澳門第一所耶穌會會院，開始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中間進行傳教活動，培訓人才，等待適當的機會進入中國內地。這所學校就是後來在澳門非常有名的聖保祿學院，這個學院先後培養出一大批知曉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成為明清兩代來華傳教士的一個重要搖籃。

為了開闢、拓展遠東新教區，羅馬教廷於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羅（Mgr Melchior Carneiro）為中國、日本教區第一任主教，並從印度移駐澳門，直接管理中國、日本教區。加奈羅就任後，在澳門創建醫院和收容所，不斷擴大耶穌會的影響力，並將進入中國本土創建教區作為奮鬥目標，注意健全和發展組織機構，注意漢語人才的培養，尋找進入中國內地的機會。

當時，明王朝並不是絕對不允許外國人進入廣州，規定外國人在每年春秋兩季可以兩次進入廣州，但不允許他們在廣州過夜，更不能在那裏長期定居。這個政策直到範禮安出任掌管遠東傳教事務視察員時才逐步改變。

範禮安初到澳門在1578年。在澳門，範禮安開始從文化層面深入瞭解中國、理解中國，感到中國是一個秩序井然、高貴而偉大的帝國。面對一個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學術修養的民族，惟有那些在學識上和品德上同樣具有較高素養的外國人，才能贏得中國人的信任，獲取在中國居留並傳播西方文明的機會。同樣，範禮安也相信像中國這樣一個聰雋勤勞的民族決不會將懂得其語言和文化的有教養的耶穌會士拒之於門外。於是他牢記耶穌會總會長臨行前的囑託，設法“再度點燃沉睡之中的遠征中國的熱情”，“希望開始皈依龐大中國的計劃”[5]，決定指派若干神父潛心學習中文，希望能儘快打開迄今為止還對傳教士關閉着的中國大門，讓一些神父不僅能夠進去，而且能夠居住下來，生存下去，進而能夠向中國人傳佈基督福音。以範禮安為代表在傳教士通過在澳門與中國人實際接觸，逐步建立了對中國文明和中國人的新看法，重新發現一個和他們前輩認識並不一樣的新東方。[6]

西方經驗展示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與民間也通過澳門這個地方，在與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體會西人的善意與執意東來的宗教情懷，逐步改變對西方的看法。東西方在實實在在的交往中不經意地發現對方的優長之處，所以在晚明很長一個時間段裏，儘管中國政治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中西之間的交流卻在一種坦然的正常氣氛中進行。如果不是發生後來明清易代的政治變動，中國與西方的交往一直維持着晚明時代的氣氛，相信不僅中國文化能夠啓蒙西方，影響西方後來的歷史進程，而且已經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也必將在潛移默化中改變着中國文化的形態，影響着中國文化乃至政治的進程。而在這個“東西方相互發現”的過程中，澳門始終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

自西人入住澳門後的四百年間，至少在英國人佔領香港之前，澳門不僅是東西方貿易交往的樞紐、東西方社會與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與中國人在澳門雜處，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社會形態。澳門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當着西方經驗在東方的試驗基地和示範場所的功能，這對中國後來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處。中國後來之所以願意踏上近代化或現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走上變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並非想象中那樣恐怖與可怕，在適度壓力下，中國人完全能夠走上與西方人同樣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在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現大批租界之前，澳門就是中國瞭解西方的一個重要窗口，對於促動中國後來的變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體制、法律體制、教育體制等在澳門的試驗與示範，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啓發了中國人的覺悟。

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門土地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澳門的主權仍在中國政府手裏。只是由於定居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越來越多，華人也在逐步增加，社會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問題總會出現。於是，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根據自己的西方經驗，於1560年自行選舉產生一個自治組織，由一名駐地首領（Capitllo de Terra）、法官和四位較具威望的商人構成，行使社區內部事務的管理權力。這個自治組織其理論根據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國組織形態，由這些葡萄牙商人將之移植到遠東，所以很像是一個“商人共和國”，也是後來澳門議事會的雛形。

澳門早期的這個自治組織在西方的歷史上或許意義不大，但從東方、從中國的歷史上説則意味無窮。不管怎麼説，這是在遠東、在中國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形態，不管這個民主共和國中是西方人居多還是中國人居多，但畢竟是誕生在中國的土地上。這個示範意義不應該低估，它畢竟告訴了中國人，儘管那時中國的政治體制很優良，成為西方來華傳教士爭相讚美的對象，但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之外，還是有很不一樣的政治體制。這對於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政治變革，起到過積極的正面的示範，一大批近代讀書人從澳門的發展、政治、市政中獲取過重要啓示。

從歷史的角度看，澳門在過去幾百年的發展中確實是個不可思議的異數。在葡萄牙人佔領澳門之後很長時間，葡萄牙並沒有將澳門視為自己的領地，甚至沒有將之納入葡萄牙在海外在遠東的殖民體系中，而完全是因為在澳門畢竟有許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裏，完全是出於對這些葡萄牙的關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艦隊司令或曰巡航首領於途中巡視澳門，就便處理相關事務，比如防務，以及與戰爭、防務有關的司法管轄權。

而對明清兩代中國政府而言，澳門或許是太小了，對中央帝國來説似乎從來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進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佔領澳門，居住澳門，中國政府始終比較大度，並沒有覺得是對自己主權的侵犯。中國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為澳門的自由發展提供了相當大的空間，創造出一種非西方非東方的文明形態。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門，移植到了東方，但這個制度與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顯然還是那麼的不一樣，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種非完全意義上的文明雜交，在中國人的大門裏頭或者説院子裏提供一個與中國傳統文明很不一樣的示範。

1568年，羅馬教廷任命卡內羅(D.Belchi or Carneiro）出任澳門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門教區作為遠東第一個主教區開始運轉，澳門逐步成為羅馬教廷在東方的指揮中心，西方文化通過澳門這個中介開始向內地源源不斷地輸送。至於澳門自身，則不斷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來越多的西方色彩。鑑於此，中國政府於1574年開始在澳門與內地連接的地方設立關閘，管理澳門與內地的往來。

1621年，澳門的人口已有兩萬多，華夷雜處，經濟繁榮，澳門開始有了自己的工業體系，相繼創設有炮廠、船廠、軍火工廠以及為航海、海外貿易服務的相關行業。只是此時澳門的行政及司法權力，依然掌握在中國方面，澳門的影響在治權而非主權。然而到了1580年，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那一年（1580年，明萬曆八年），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自主選舉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統，而不是先前簡單的自治組織，並決定在澳門實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將西方的法律體系延伸到澳門。葡萄牙人的做法從行政管理的角度説或許情有可原，但顯然超出了中國政府當時所能接受的底線。1581年，年過七旬的福建長樂人陳瑞（字文峯）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使銜總督兩廣事務，受命徹查此事。

上任伊始，陳瑞諭令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地方長官，即中日貿易船隊司令米蘭達(Aires Gonsa1ves deMiranda)和耶穌會薩(D.Leonardo de Sa)主教[7]，前往兩廣總督駐地肇慶見他，商談此事的處罰及善後。

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接到這個諭令後頗感吃驚，因為葡萄牙人居住澳門已獲得中國政府的默許，中國政府並沒有反對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相對自治。至於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選舉首席法官，實施葡萄牙法律，這都是相對自治中的應有之意，中國政府似乎不應該過分干涉。不過陳瑞是中國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國政府，但也不易過於蔑視，以免引起更多誤會。於是，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試圖尋找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不使陳瑞及中國政府感到沒有面子，也不能過於損害葡萄牙的尊嚴，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門政教當局斷然不能前往肇慶接受陳瑞的訓斥，只能用折衷的辦法另行解決。

經範禮安動議，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行政當局決定委派傳教士羅明堅代表澳門教區主教，另派與中國官員關係密切的檢查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當局同行。範禮安的意思是，不僅要維護葡萄牙人的尊嚴，維護西方人在澳門的管理體制，而且應該利用這一機會，爭取中國政府能夠同意在大陸上劃定一個永久居留地給傳教士，爭取中國地方當局在今後的貿易活動中儘量減少干涉。為了達成這些目的，葡萄牙人進行了認真的準備。根據先前與中國官員交往的經驗，特別為陳瑞準備了豐盛的禮品，包括他們所知道哪些是中國人特別寶貴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天鵝絨、水晶鏡等，價值超過一千金幣。

準備齊全後，羅明堅、本涅拉一行在中國使者陪同下，於1582年5月前往總督衙門所在地肇慶。陳瑞第一次接見羅明堅等人時，因葡萄牙人無大明皇帝的准許就在澳門定居而勃然大怒，以為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並沒有獲得明朝政府的許可，更沒有授予任何管轄權，現在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選舉什麼自治組織，那麼這種自治組織究竟是依據什麼樣的法律進行管束呢？陳瑞要求葡萄牙人進行解釋。當時，陳瑞端坐在衙門大堂上，兩旁站立三百名手執寶劍的武士。

陳瑞故作威嚴的姿態並沒有嚇倒葡萄牙使者，羅明堅等人毫不畏懼，據理力爭，告訴陳瑞葡萄牙人雖然在澳門定居，但他們對中國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並不忘恭維陳瑞説：居澳葡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總是中國皇帝的順民，並承認總督殿下是他們的保護者，懇請總督對他們加以扶助及慈愛。隨即，羅明堅等人適時遞上他們準備好的禮物。

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這是中國古人的期待，可是這種期待每每落空。根據利瑪竇的記載，當陳瑞看到這些禮物時，他的傲慢態度頓時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羅明堅等葡萄牙使者，澳門的一切情況可以照舊繼續下去，以現行方式進行自治管理，但要服從中國官員的管轄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瑪竇所嘲弄的那樣，這不過是一套慣用的官樣文章，因為澳門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轄的，而住在那裏的其他民族則各行其是。甚至中國人變成基督徒時，也不穿自己的中國服裝，而是像歐洲人那樣打扮。早期聖賢期待的“以夏變夷”終於在基督教文明面前變成了“以夷變夏”。此後，葡萄牙政府逐步改變了對澳門的管理，正式向中國政府承租了這塊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總督，正式採納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體制，澳門的面貌從此發生根本變化，一個早於香港數百年的西方“飛地”終於在遠東形成，其體制、面貌均與中國內地判然有別。

在葡萄牙人的經營管理下，澳門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進入清代之後，隨着東西方貿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斷擴大，澳門在西方的重要性越來越大。在清政府不願更多開放沿海港口的情況下，西方許多國家也開始利用澳門這個登陸中國最方便的前沿。荷蘭人、英國人等多次試圖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權力，但終因各方面原因而沒有得逞。只是到了鴉片戰爭後，香港淪為英國人的殖民地，隨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門的地位逐步下降，在東方貿易往來、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讓位於香港。

西方經驗在澳門獲得了充分施展，這一點肯定通過澳門及其周邊地區向中國內地擴散，逐步且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和現代中國的起源，中國人一定會從西方人在澳門的行政管理經驗、地方自治經驗，乃至人的自由、權力、尊嚴等方面獲得有益啓示。我們現在雖然還不能有效證明晚明中國思想界思想異端與澳門的直接關聯，但許多研究已經證明，正是那些年通過澳門不斷向中國內地滲透的傳教士傳來的西方思想，構成了晚明思想異端的學術資源，晚明思想文化的變遷決不僅僅是傳統中國學術文化的必然邏輯，而帶有濃郁的外來智慧外來特點，而這個外來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門為基地，通過澳門周邊地區向內地滲透。

開啓現代中國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兩百年，西方文化通過澳門向中國內地和中國政治中心北京不斷施加影響，這種影響的細節、過程我們目前還不是很清楚，但根據我們對乾嘉漢學本質的理解，中國學人在那兩百年間並沒有中斷對西方學術的研究和探索，他們依然延續晚明徐光啓、李之藻等人的西學情懷，使用西學方法從事中國學術研究。這個學術特徵是否與在澳門或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有着互為因果的關係，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學術證明，但乾嘉漢學中藴含着西學因素確是不易的事實。[8]

由於澳門的存在，西學在晚明至鴉片戰爭之前的兩百多年間並沒有完全中斷，這從清王朝不斷地發佈越來越嚴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證、反襯東南沿海特別是以澳門為中心的沿海地區中外交流不僅沒有中斷，反而很熱鬧，很頻繁，只是不合法。

至於清政府不斷髮布驅逐傳教士的命令，也證明傳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鴉片戰爭之前兩百年並沒有完全消解影響。即便是來華傳教士都被驅逐歸國了，那些中國本土的傳教士實際上也在成長，他們可能在外國傳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國家之後，承擔了繼續傳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為民間信仰不會因政治上的打擊而消失殆盡，先前和此後的歷史都為文化不會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壓打擊而中斷而消失提供了豐富的例證，最嚴厲的政治打壓莫過於秦王朝的焚書坑儒，可是幾十年之後，儒學傳人悄然復出，儒家典籍照樣重現。文化發展的邏輯總是在證明政治的硬性打壓不足以消滅文化，文化的韌性總是頑強地存在着發展着。

傳教士、西學在清代中前期通過澳門持續發生影響，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為中國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國人覺得西方化並不是那麼可怕的事情，更何況，那時的中國還很強大，對於這些域外文明並不覺得會威脅到中國文明的存在和發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學在那漫長的兩百年間以澳門為中心向內地不斷擴散、滲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為後來中國被迫對外開放準備了條件。1840年代之後珠海、中山，也就是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之所以新式人才濟濟，引領時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説就是先前兩百年的文化積澱。如果沒有先前兩百年的文化積澱，不可能使容閎、孫中山、康有為、鄭觀應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現在這個地區。這就是澳門文化在現代中國的重要意義。

澳門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擁有重要地位，還與西人在那裏嘗試着積累着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有關。西人在澳門幾百年的試驗中，積累了非常豐富的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和教訓，為後來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範例和理性原則。除了世俗的經驗外，西人在澳門的幾百年裏，總是有人在那裏潛心研究中國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徵，研究中國人的人性優點和缺點，研究與中國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樣才能迎合中國官僚的喜怒哀樂，怎樣才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門的經驗”不僅為後來的中西交往提供了範例，而且由此鑄就了中國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響。西人至今對中國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許都能在西人在澳門的經驗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態。

中國人從澳門的經歷中獲取了許多重要啓示，這對中國後來的現代化進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説澳門是中國近代化的起點，是中國告別中世紀、進入新時代的開始，確實是有充分理由的。

原載《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 《清史稿·邦交志一》。

 [2] 明清兩代通過澳門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情況，詳見劉小萌：《康熙年間的西洋傳教士與澳門》，澳門《文化雜誌》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頁。

 [3] 《清實錄·雍正朝》卷27。

 [4]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5頁。

 [5]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2頁。

 [6] 〔法〕裴化行著，蕭浚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82頁。

 [7] 《利瑪竇中國札記》等文獻中翻譯為澳門市長和主教。

 [8] 《乾嘉漢學與西學的內在關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與選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