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彪 | 名門後裔:宋代一個普通人的異常生活軌跡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筆者在《山西碑碣》一書中發現了周邦彥所撰寫的田子茂墓誌銘。田子茂是唐代魏博鎮節度使田承嗣的後裔, 雖然其家世顯赫, 但到了北宋中期已逐漸衰落, 他出生於山西忻州的一個普通農家子弟, 從一名保丁成長為宋代的武將。他的一生多數時候都在宋夏、宋遼邊境地區擔任各種武官, 歷經北宋中後期與西夏、遼朝的種種交涉。從他的人生似乎可以窺視出這一時期朝廷上下鮮為人知的諸多情形, 尤其是宋哲宗、徽宗時代激烈的政治鬥爭, 並非只是在朝堂之上, 也會延伸到官場的中下層, 甚至一直到達民間。作為一個普通人, 田子茂從平民到官員, 其仕途的沉浮正是北宋一代某些歷史場景的真實再現。

作者簡介： 遊彪,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文章原刊：《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3期。

在宋代, 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各色人物多是文人, 這固然與流傳至今的史料有着極大的關聯, 尤其是那些獲得進士頭銜的讀書人, 他們通過寒窗苦讀改變了其自身及其家族的命運, 因而其成功的故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街談巷議的對象而廣為人知。而且, 宋朝入仕為官之人多有讀書、研究、寫作的習慣, 因而他們有很多作品供後人解讀, 使得後人得以從這些文字的字裏行間瞭解那個時代的諸多歷史信息。然而, 不可否認的是, 後代的研究者似乎更多地關注廟堂之上的人和事, 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普通人的平凡經歷。這種傾向勢必會使歷史研究領域出現某些重大缺欠, 即歷史上絕大多數普通人的生活狀況往往會被忽略。更重要的是, 詮釋歷史的手法並非只有體制內的林林總總, 而應該更為關注非常態的人和事。只有如此, 對歷史的認知方能更加細緻、深化。以宋代為例, 普通人要獲得官職通常有幾種不同的途徑, 一是參加科舉考試, 這是一條異常狹窄的路徑, 二是官員子弟、親屬通過裙帶關係以蔭補方式入仕, 三是軍功入仕, 四是買官鬻爵, 五是其他特殊途徑。對於芸芸眾生而言, 要獲得一官半職是極為困難的。然而, 宋代也有某些特殊的渠道讓一些普通人得以入仕為官, 田子茂就是其中之一人。本文試圖還原田子茂一生不同尋常的生活軌跡, 將其納入當時的時代背景加以必要的考察, 以期釐清宋代的一些小人物和小事情。

一 從平民到官員的轉變:變法成就的既得利益者

宋仁宗嘉祐四年 (1059) 六月二十六日, 田子茂出生於忻州秀容縣一個普通農户之家。儘管周邦彥在為他撰寫的墓誌銘中無中生有地説田家得子的當天, “白氣起於忻州之向陽”, 繼而又“有星明於室”1, 其父母、族人也因此而判斷這個嬰兒“他日必貴”。這無非是要説明他一出生就非凡人, 這種敍事方式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中在在皆是, 實無新奇之處可言。

然而, 説到忻州田氏, 如果其對家族歷史的記憶有大致的輪廓的話, 他們無疑是出自唐末以來的豪門, “實唐雁門郡王承嗣之苗裔, 其五代祖知本者, 五季廣運間來任定襄縣主簿, 因家秀容焉”。也就是説, 田子茂乃是唐代宗時期被封為雁門郡王的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後代, 其五代祖田知本於北漢最後一個皇帝劉繼元在位的廣運 (974—979) 年間來到定襄縣擔任主簿之職, 此時北宋王朝已經建立十幾年, 而北漢王朝卻是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應該説, 田知本之前一直到其輝煌的祖先田承嗣之間的譜系幾乎是弄不清楚的, 歐陽修曾經評論説, “田氏自承嗣至懷諫, 四世, 凡四十九年”2。田承嗣去世後, 其侄子田悦繼承其節度使之位, 田悦之後才傳位給田承嗣的“第六子”田緒。其實, 田承嗣總共有十一個兒子, “有子十一人, 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等”3。從《舊唐書》的記載來看, 田緒應該是田承嗣的第七個兒子, 而不是歐陽修説的第六子, 這兩種説法不知孰是。4此後, 唐代史籍中更多記載的就是田緒的後裔, 田緒“子三人, 季和、季直、季安”5。季安在其父三十三歲去世後繼承魏博鎮。至元和七年 (812) 他三十二歲時去世, “子懷諫、懷禮、懷詢、懷讓”6。由此可見, 對於田承嗣家族的歷史, 大概最多隻能書寫到九世紀中期, 其他的似乎就無法考究了。更重要的是, 田承嗣及其侄子田悦先後擔任魏博鎮的節度使, 眾所周知, 他們與唐王朝中央之間的關係並不融洽, 甚至多次起兵對抗朝廷。因而史書對他們的記述相對其他節度使而言還是比較多的。然而, 田承嗣的後裔甚多, 到了第三代, 其子嗣中似乎就沒有出現十分傑出的人物。因此, 薛居正、歐陽修描述出來的僅僅只是其中的一支而已, 其餘各支的狀況幾乎都是很難弄清楚的。

需要重點説明的是, 從九世紀中葉到田知本廣運年間到定襄縣任主簿之時, 其間大致有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 若是依照三十年一代人計算的話, 中間大概有四代或五代田氏子孫。到了北宋中期, 田子茂出生之時, 他所瞭解的最為具體的就是其五代祖了。至於田知本這一支田氏骨肉究竟屬於哪一支脈, 恐怕是難解的謎團了。但無論如何, 宋太宗平定北漢王朝時似乎並未影響到定居秀容的田氏, 可能是因為他官位較低, 又無出眾的才能, 因而趙宋王朝沒有任用他。田知本之後, 秀容田氏的子孫極有可能就變成布衣平民了。到了田子茂這一代, 恐怕就更為落魄了, 他“以門役出”就是非常明顯的證據。

然而, 作為一個普通家庭成長起來的男丁, 田子茂從幼年開始便“穎異於羣兒”, “稍長則便能武事”, 這表明他應該是當地較為聰穎的男孩, 且從小就練習武藝。這大概與忻州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該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分界線的前沿, 因而保留了濃烈的尚武之風。《宋史·地理志》對河東路的風土人情作過這樣的總體評價, “其俗剛悍而樸直”7。宋神宗在談到保甲賞罰時也説, “晉人勇悍, 俗尚武事, 又介居二虜之間, 講勸宜不可後”8。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 田子茂後來人生的變化無疑有着特殊的歷史背景。

到了宋神宗元豐年間, 大概是在田子茂二十多歲的時候, 他成為當地保甲體制中的保丁的一員。事實上, 保甲制度早在宋神宗熙寧三年 (1070) 便開始在開封府推行, 其基本原則是“主客户兩丁以上, 選一人為保丁”9。這説明其家當時至少應該有兩個以上成年男丁。雖然保甲制在河東路推行的時間要晚於開封府, 但由於田子茂武藝出眾, 沒有過多久, “以弓馬被薦”, 這説明他在保丁當中的射箭、騎馬技術是相當精湛的。按照宋朝政府頒佈的規定, 保丁武藝符合相關的等級標準就會授予相應的官職。“試騎、步射, 並以射中親疏遠近為等, 第一等保明以聞, 引見於庭, 天子親閲試之, 命以官。”10然而, 在此並未具體規定授予何種官職, 且不清楚考試程序及其相關操作流程。應該説, 自從允許保丁學習武藝之後, 朝廷對武藝高強的保丁的獎賞制度多有變化。“初, 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 二年一解發詣京師, 閲試命官, 府畿十人, 五路七人。”11顯而易見, 這是按照各地保甲數量任命固定數額的人為官, 可謂是鳳毛麟角, 如河東、河北路等所謂的五路僅僅有七個名額, 大致上應該是從數十萬人當中挑選七人, 可以想見, 保甲要成為官員是異常困難的。12而且, 被選中者每隔兩年要送到京城去參加所謂的“閲試”考試, 然後被授予相應級別的官職。

元豐六年 (1083) 是田子茂人生的轉折點, 這一年他24歲, 可謂年富力強, 於是從河東路數量眾多的保甲中脱穎而出, 獲得了前往京城參加武藝考試的絕好機會, 七月二十七日, “天子臨軒試之, 中第一”。即他接受了宋神宗皇帝親自主持的武藝考試, 由於成績突出, 於八月五日“補三班差使”。墓誌銘之所以記錄了這兩個具體的日子, 顯然因為這是田子茂終身都不能忘卻的最為喜慶的時刻。“三班差使”是一個沒有品級的武官官階, 宋徽宗政和年間以後改名為進武校尉。雖然連從九品的武官都不是, 但畢竟他已經擁有了不同於普通保甲的身份, 使他得以遊走於官場, 擁有了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一些人脈資源。可以肯定, 田子茂是宋神宗時期展開的變法運動的受益者, 正是保甲法的新規定使他從普通農家子弟的平民擁有了官員的身份, 從此也改變了他本人及其家族的地位。

田子茂從京城回到河東路以後, 他的第一個職務是在提舉保甲司屬下擔任隨行官員, 這使他得以認識負責施行保甲制度的河東路各地官員。其第二任職務是在鄰近他家鄉的代州 (山西代縣) 繁畤 (山西繁峙) 縣負責該縣的保甲事務。也就是説, 由保丁而升為武官的他出仕之後的前兩任官職都在管理保甲的崗位上任職, 其官職似乎並未得到相應的升遷, 無非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擔任符合其武官級別的職務而已。

在經歷了幾任實際職務之後, “會仙居闕尉”, 即無人擔任該縣縣尉之職, 於是淮南西路“憲司” (提點刑獄) 派遣田子茂前去擔任此職。問題在於, 當時田子茂任“光州指使”, 即光州 (河南光山縣) 知州下屬的不入流武官, 而仙居則是淮南西路光州管轄的最為偏僻的縣份之一。顯而易見, 這一任命是不同尋常的, 因為田子茂來到光州任職的時間並不長, 最多不會超過宋代武官一任的五年。而且, 他是從河東路到淮南路, 即便見過“憲司”, 似乎也不太可能在短短几年時間內就與該路的提點刑獄建立起足以讓他非得提攜自己的良好關係。更何況, 縣尉乃是朝廷從九品的命官, 嚴格説來應該由吏部任命, 而非提點刑獄所能干預, 抑或是路一級的其他官員輕易就可以把持其授予。由此可見, 田子茂命運之改變有着許多難以釐清的疑點,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 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將這樣好的機會給予田子茂究竟存在哪些台前幕後不為人知的動機, 這已然不得而知了。儘管很難了解他在當地作過哪些具體工作, 但至少表明田子茂在光州任職期間表面上應該是表現良好的, 否則, 即便上司有意要加以拔擢, 恐怕也是困難重重的。

值得注意的是, 田子茂本人在前往光州任職之前經歷了兩個武官任期, 大概是十年左右時間, 即他已經年屆35歲上下。雖然都是在河東路任職, 與淮南西路可以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經過多年的歷練, 他應該是逐漸失去了農夫的質樸和憨厚, 對宋朝官場必定有了相當深切的認知, 因而才能迅速融入光州的行政團隊, 並逐漸得到上司的認可。在此期間, 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 那就是他從無品級的武官變成了朝廷命官, 其仕途也隨之而步入了正常軌道, 自然而然地納入了中央的吏部系統。

在仙居縣擔任縣尉期間, 田子茂“又兼主簿。俄而宰罷, 亦攝之”。也就是説, 他兼任了主簿之職, 不久該縣又缺知縣, 於是又承擔了知縣的工作, 實際上就成了仙居縣唯一的朝廷命官。這種情形是值得深入加以研究的, 仙居為户口在1000户左右中下縣, 13屬於宋代十等縣的倒數第三等, 其地位自然不及前七等的縣份。朝廷在該縣設置了知縣、縣主簿、縣尉三個職位, 這意味着沒有設縣丞。在朝廷上下“員多闕少”矛盾極為突出的情況下, 仙居縣卻只有一個武官在主持全縣事務, 兼任所有官職, 這是不符合朝廷規定的。通常而言, 宋代所謂知州、知縣的親民官是由文官出任的, 武官是很難獲得這些職位的。然而, 現實狀況卻並非如此, 田子茂完全掌管了仙居縣各項政務。其在任期間, 行事果斷, 處理了“十餘年不決”的一樁爭奪財產的積壓案件, 並很快將百餘名關押犯人的案子審理完畢。其行政能力得到了當地人的普遍讚譽, “吏民驚喜, 一境稱治”。由於他在仙居任職時間比較長, 且深得民心, 於是“合土士眾, 詣郡請留”, 即有不少人到州里請求上級政府讓田子茂繼續留任。然而, 因為他是武官身份, 沒有留任的先例, 因而作罷, 迫使他再次回到武官行列繼續其官場生涯。

二 東線戰事:紹聖與崇寧開邊的重要戰場

紹聖二年 (1095) 前後, 田子茂在涇源路第一次正式從事武將職業, 他擔任第四將隊將, 這是將兵法推行以後宋朝軍隊中基層的統兵官。此時, 呂惠卿擔任延安府知府, 14“方為邊事, 搜究豪傑”。雖然田子茂與呂惠卿此前並未見過面, 但呂惠卿卻早就瞭解他。這大概與呂惠卿在兩年多時間內兩度擔任太原府知府有關, 15尤其是元豐六年十二月任職之時, 田子茂正是當年八月五日正式被授予官職, 這在當地無疑是具有很大影響的事件, 畢竟, 十幾萬保丁中只有屈指可數的人能得到這種榮耀。加之呂惠卿在河東路擔任過地方大員, 他對這個地區應該有着某種特殊的情感。因此, 當田子茂面見呂惠卿時, 發現他“舉止閒雅, 語論明白”, 於是將他“置於左右, 待極優異”。自此以後, 田子茂的仕途似乎從很大程度上就與呂惠卿的政治生命聯繫在了一起, 尤其是在他官品很低的情況下, 田子茂不得不與頂頭上司搞好關係。

更重要的是, 呂惠卿是通過所謂“奏闢”的方式讓田子茂得以從政為官, 即墓誌銘所説“遂奏闢焉”, 這是宋代路級、州級官員依據相關規定依法自行選擇官員, 具名上報以後即可任職。宋人對這種制度曾經有過這樣的普遍認識:“作官從人奏闢, 非但賓主, 便有君臣之義, 不宜輕也。”16也就是説, 官員一旦被上級官員辟舉, 他們之間便不僅僅是“賓主”之誼了, 而是有了“君臣之義”, 這是非常嚴格的上下尊卑關係。應該説, 作為一介平民, 田子茂在官場並無根基可言, 他的家庭成員也不太可能為他提供必要的人脈網絡。儘管延州距離田子茂的故鄉忻州並不遠, 但畢竟還是一個他極不熟悉的嶄新環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 由於他受到呂惠卿某種程度的器重, 於是接受了對方莫大的恩惠。其在軍中的第一任實際崗位是由呂惠卿授予的。相反, 朝廷對田子茂來説似乎顯得十分陌生, 朝中要員或其他與他無關的官員恐怕根本就不會關注到這個官場上的無名之輩。因此, 呂惠卿給他提供的職位是格外珍貴的, 這既是他養家餬口所必需的本錢, 也是其繼續晉升官職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從此以後, 田子茂與呂惠卿之間自然也就結成了一種異常特殊的榮辱與共的關係。

宋哲宗親政以後, 一改高太后垂簾聽政時期與西夏和談的政策, 分別派遣將領對西夏發動了大規模主動出擊的戰事。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只是注意到了西北地區取得的成就, 而忽視了宋朝當時在東線的反攻行動。17事實上, 宋軍在河東路、永興軍路等地向北推進, 重創了西夏軍隊。紹聖三年 (1096) 七月, 田子茂以第六將準備使喚的身份參加了征討西夏的戰爭, 他跟隨涇源路兵馬鈐轄張誡一起攻打西夏的成平, 在擊敗西夏軍隊之後, “煎蕩其寨”。此次宋朝軍隊的出擊似乎對西夏構成了相當的威脅, 為了儘快挽回頹勢, 西夏國母梁氏“率眾號五十萬入鄜延”, 從東、中、西三個不同的方向對北宋進行反擊, “西自順寧、招安, 東自黑水、安定, 中自塞門、龍安”18, 其主力進攻的方向是東路, 西夏軍很快便攻克了延安以北的重要軍事要塞金明寨 (陝西安塞南) 。顯而易見, 西夏此次行動的主要目的在於攻佔延州 (陝西延安) , 以減輕西路和中路的軍事壓力。

然而, 西夏軍隊的進攻並未取得顯著的成效, 宋軍迅速組織反攻。田子茂也“從本將逼逐”, 雙方經過一個月左右的苦戰, “至十月初二日, 兩軍大戰於鐵冶”, 由於宋軍將士已經深入西夏境內, 雖然弄不清楚當時具體有多少宋軍參與了鐵冶 (陝西橫山北) 之戰, 且在宋朝和西夏的相關史籍中幾乎沒有有關這次戰役的記錄, 管見所及, 似乎只有田子茂的墓誌銘對此戰作了較為詳細的著錄。但可以肯定的是, 宋夏雙方從早晨一直持續戰鬥到黃昏, 相持不下。戰鬥開始時, 宋軍似乎佔了上風, 但很快為西夏大軍圍困, “以賊兵眾, 羣聚來敵”, 看來當時西夏的確派遣了相當多的軍隊抵抗宋軍的進攻。在“馬斃箭絕, 肢體被傷”的情況下, 作為宋軍低級統兵官的田子茂只好帶着手下士兵突圍, “與殘卒數人再戰, 奪路致捷而出”。由此可見, 鐵冶之戰無疑是非常慘烈的, 宋軍明顯陷入了西夏軍隊的重圍, 損兵折將。雖然墓誌銘説田子茂取得了勝利, 甚至還上報給了皇帝, 為了表彰他的功勞, 田子茂得到了“賜銀合香藥、茶絹及進官一階、減二年磨勘”的獎賞。然而, 幾乎可以肯定, 宋軍在這次戰役中是以失敗告終的。幸運的是, 田子茂在異常艱難的情況下逃了出來, 並因此而升了官階。從種種跡象來看, 田子茂在向他人訴説這次戰役時有意或無意之間隱諱了很多真實的訊息, 最有可能的是他身為武將, 恥於對他人言表自己打敗仗的事實, 因而沒有向他人提及, 甚至有可能是為了謀取獎賞或名利而誇大了個人在戰場上的種種“勇敢”的表現。

無論如何, 作為宋哲宗紹聖時期拓疆闢土的重要戰事, 宋夏之間的鐵冶之戰是發生過的。也就是説, 宋朝政府在從西北地區發動對西夏進攻的同時, 在東線戰場也同樣投入了大量兵力, 試圖採取多路兵力進攻西夏本土的作戰方式, 迫使西夏軍隊必須分兵迎戰。這種戰略成功之處在於, 西夏軍隊數量畢竟是有限的, 很難兼顧多條重要的戰線, 被迫處於顧此失彼的不利態勢。對於宋朝而言, 雖然其軍隊數量明顯有着巨大的優勢, 但多點進攻容易被西夏軍隊集中優勢兵力予以各個擊破。事實上, 田子茂所在的宋軍似乎就遭遇了這種非常不利的局面, 甚至出現了全軍覆沒的危險。

鐵冶之戰後, 田子茂升為涇源路“權第六將部將”, 他應該是率領所部參與了修築威戎城的工作。19這是宋哲宗時期對付西夏總體戰略的重要層面, 通過不斷興築城寨工事, 逐漸深入西夏本土。此時, 呂惠卿擔任鄜延路經略使, 估計是在他的努力下, 田子茂被委任為經略司準備差使, 這意味着他再次回到了呂惠卿身邊任職, 擔當其重要幕僚的角色, 實際上是進入了鄜延路軍事領導的核心。毫無疑問, 他與呂惠卿之間的關係會隨着時間推移而得到進一步發展。紹聖四年 (1097) , 呂惠卿派遣宋軍攻破西夏宥州、夏州及其附近地區, 20這一地區可以説是西夏最為重要的糧倉之一, “靈、夏、綏、銀地多曠土, 每歲資糧取足於洪、宥”21。宋軍進入這些地區後, 無疑是破壞了西夏軍隊的物資保障體系, 也使西夏朝廷被迫派遣軍隊前來守衞。事實上, 宋軍在宋夏之間的東線戰場並非長期佔領西夏的城池, 而是更多地採用不斷襲擾的方式, 隨時派兵攻佔西夏本土的各個重要區域, 使西夏王朝不得安寧。元符元年 (1098) , 田子茂跟隨宋朝軍隊再次進攻夏州 (陝西橫山西北) , 親自斬獲了敵人的首級。應該説, 墓誌銘記述的事實與史書的記載是相互吻合的, 22只是不知道田子茂當時是否就是親自統領部隊的將官, 抑或是以經略司官員身份出征的, 但可以肯定是在軍中效力。

這一時期, 田子茂還參與了很多與西夏之間的戰事, 如“築平羌、臨夏二寨”, 等等, 也在實際工作崗位上擔任過各種職務, 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是程序化的任免, 並無太多特別之處。然而, 北宋政局此時也出現了重大變化, 年僅33歲的宋哲宗於元符三年 (1100) 去世, 宋徽宗趙佶即位。延續此前朝廷內部激烈的政爭, 徽宗統治初期, 為了緩和哲宗紹聖時期排擠打擊元祐黨人而引發的矛盾, 他起用了一些紹聖年間受到壓制的反變法派人士。其中范仲淹之子範純粹來到延州任職, 由於他與呂惠卿之間早就不和, 因而他對呂惠卿在當地所實施的政策頗為不滿, 於是上書朝廷, 揭發呂惠卿擔任鄜延路經略使期間虛報戰功, “本路自軍興以來, 詐冒功賞”, 這種情況在宋朝是較為普遍的現象, 尤其是在邊境地區發生戰事期間, 地方官員往往會誇大在前線取得的戰績, 其目的之一當然是為自己的仕途與前程, 同時也有安撫將士、收攬人心之功效, 因而不少中央和地方的文武官員大體上都存在邀功行賞的行為, 呂惠卿恐怕也不會例外。範純粹為了核實當地謊報戰功的相關情況, 採取了相當嚴厲的手段, “置獄嚇脅戰士, 出榜諭人, 意要虛首”, 即以司法方式脅迫相關將士, 張貼告示要求他們自首。在這種情況下, 當地將士深感恐懼, 也使很多人不敢去考慮自己的利益, 只能委曲求全, 甚至有可能是屈打成招, “致使立功之人, 但且脱禍, 不敢顧祿, 悉皆曲從”。由此可見, 北宋地方政治實際上也深受朝廷政局動盪之影響, 也會因為不同官僚個人的政治理念或是非恩怨而出現本質的變化。

對於中下層官員的田子茂而言, 這是非常艱難的選擇, 也是對其人生和仕途的重要考驗。他要麼與範純粹合作, 揭發呂惠卿在任時期的所作所為, 要麼頂住當時來自頂頭上司的巨大壓力, 站在於自己有些知遇之恩的呂惠卿一邊, 竭力維護呂惠卿及其他前任官員的利益。於是, 田子茂與皇城使範宏、黃彥等人雖然深陷囹圄, “陷之於獄, 抑勒要認”, 但他們都堅決否認曾經有過邀功行賞之事, 而以田子茂的表現尤為引人注目, 他甚至對審問他的人辯解説, “首可舍, 冒賞則無, 不必某, 一路皆然。若本無功, 斬虜數萬, 闢地千里, 不知自何而得也”。在他看來, 不僅自己沒有“冒賞”, 而且全路都是如此, 否則就不可能出現“闢地千里”的成效了, 即便自己身首異處, 也不會承認有過虛報戰功以獲獎賞的事情。畢竟, 他與呂惠卿之間的私人交往要比範純粹多得多, 個人之間的情誼也要深厚得多。更為重要的是, 他恐怕也是虛報軍功的既得利益者之一。因此, 不管出於人情世故, 還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田子茂似乎都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他要是認罪, 自然會受到相應的處罰, 這對於出生草根階層的田子茂來説, 與其被降職甚或丟掉官位, 倒不如選擇一概不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 範純粹似乎逐漸瞭解了他寧死不屈的性格, 只好將他釋放了, 且任命他擔任“綏德軍暖泉寨主”。儘管職務並非特別誘人, 但畢竟是一座城寨的最高軍事領導人, 且他曾經參與過興築該城寨的戰鬥, 對當地的情況應該是比較瞭解的, 因而派他前去駐守是較為合理的安排。不知何故, 田子茂最終還是拒絕了範純粹的好意。經過這次事件的磨難, 田子茂不僅得到事件當事人的高度讚賞, 呂惠卿對此也相當感動, 他曾經對其他人説, “餘曩日厚待此人, 誠不誤也”。這表明田子茂在關鍵時刻並未落井下石, 至少其人格是相當高尚的。另一方面, 這件事情也為他贏得了莫大的聲譽, “故天下之人聞公之風者, 識與不識, 皆推為大丈夫矣”。也就是説, 田子茂不顧自身前程甚至生命安危, 這種不畏權貴的高風亮節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與讚譽。由此也可以看出, 這一事件無疑在當地甚至更大的範圍內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和震動。

然而, 儘管田子茂並未承認“冒賞”之罪, 但實際上西北邊境地區存在着嚴重的虛報軍功的狀況, 應該説, 地方官員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1101) 八月二十九日, 應該是在範純粹的強勢主導之下, 鄜延路經略司上報朝廷, “本路自紹聖以來前後所奏功賞, 例多妄冒”, 並直接指出這是由於經略司處置不當而造成的, “上件詐冒功賞並系帥臣保奏不實, 致誤朝廷推恩”。很顯然, 這一奏疏是將出現這種狀況的責任完全推給了“帥臣”呂惠卿, 對當事人而言, 這種近乎指名道姓的指責無疑會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 於是朝廷作出決定, “呂惠卿可落觀文殿大學士, 劉安降充東 (上?) 閤門使、饒州刺史, 張誡降充左藏庫使、衡州刺史”23。而在田子茂的墓誌銘當中赫然可見呂惠卿、張誡二人之名, 因而官方修訂的史書中所記載的應該是朝廷處置這一事件的結果而已, 而呂惠卿等人被貶謫的原因和過程卻是模糊不清的。通過該墓誌銘的記載, 基本上覆原了當時的實際狀況。事實上, 這也從某種程度上説明當時的確存在相當嚴重的虛報軍功的現象, 而真正暴露出來的應該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從朝廷處理以呂惠卿為首的鄜延路謊報軍功案件的情況來看, 至少中央高層是相信了經略司所述“例多妄冒”的説法。可以肯定, 要讓朝中決策者信任類似的報告, 其證據必須相當充分, “其間有冒二資至十一資已上, 至有小使臣轉皇城使、效用轉諸司副使者不少”24, 由此可見, 範純粹到延州之後下了很多功夫調查這起事件, 看來也有很多人是認罪伏法了, 確如墓誌銘所言是“悉皆曲從”。儘管無法瞭解中央高層作出處罰呂惠卿等人的具體過程, 更無從知曉處理該事件的背後是否存在某些難以説明的政治動機。元朝人纂修的《宋史》作了非常隱諱的説明, 由於呂惠卿與曾布之間“有宿憾”, 於是“用範純粹帥延, 治其上功罔冒事, 奪節度”25。這表明以呂惠卿為首的延州官員的確是因為朝廷內部的某些政治因素而被揭發出來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田子茂本人沒有認罪, 甚至“猶欲詣闕, 以雪眾冤”, 他竟然想到京城開封去鳴冤申訴, 儘管他最終未能前往都城, 但這足以表明他與呂惠卿等人之間已然形成了某種利益共同體, 也説明他在呂惠卿主政鄜延路期間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 甚至可以説進入了這一地區的權力核心。另一方面, 此時徽宗即位初期, 政治風向已經發生了變化, 已然不同於哲宗親政以後對西夏採取積極進取的政策, 徽宗起用了紹聖時期受到壓制的韓忠彥為門下侍郎, 朝廷主動出擊西夏的戰略也隨之收斂。正是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 範純粹被派到了鄜延路任職, 而田子茂在官場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也就在所難免了。

經過這次事件後, 田子茂表面上似乎並未受到太多的牽連, 被任命為“同管勾黑水堡公事”, 這是位於宋夏邊境的一個城堡, 隸屬於綏德軍 (陝西綏德) 。事實上, 這一任命意味着田子茂的仕途遭遇了很大的挫折, 即便是範純粹審訊他之後, 尚且任其為一寨之主, 而此時卻被降級任用, 實際職權也少了很多。至崇寧年間, 宋朝與西夏之間戰事再起, 蔡京的心腹陶節夫來到延州擔任最高行政長官, 由於此前田子茂與陶節夫之間沒有任何往來, 相互之間也完全不認識。因此, “性酷貪饕”的陶節夫刻意打壓田子茂, 本來是鄰近黑水堡的威戎城的“番官逃背”了, 即朝廷任命的少數民族官員背叛宋朝逃入了西夏。作為當地最高的行政官員, 陶節夫自然要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然而, 他並未懲處負有直接責任的威戎城官員, 而是認為鄰近的黑水堡沒有覺察到這些人的逃亡, 於是田子茂被貶官。

應該説, 陶節夫對這一事件的處置可以説是毫無道理的, 畢竟威戎城位於黑水堡北, “南至黑水堡六十里, 北至界台七十里”26。也就是説, 該城堡距離宋夏邊界比黑水堡要近得多, 這些番官要逃往西夏, 明顯應該是從更靠近西夏一側的威戎城出發的, 而不可能是從南邊宋朝一方。極有可能的情況是, 威戎城的統兵官與陶節夫之間有着某種特殊關係, 因而田子茂遂成為該事件的替罪羊。雖然這一處罰決定並未執行, 但對田子茂本人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在失去了原來擁有的官場靠山之後, 不難想見, 田子茂必須要更多地依靠個人之力面對仕途的困境。最後, 陶節夫讓田子茂繼續留任, 田子茂本人也作為一線統兵官參與了修築威德軍 (陝西志丹北) 、御謀城 (陝西靖邊東) 、嗣武城 (原名囉兀城, 陝西米脂北) 等城堡的戰鬥。根據史書記載, 嗣武城是宋徽宗崇寧三年 (1104) 修復的, 27崇寧四年 (1105) 二月“築御謀城”28, 可知田子茂到此時尚在陝西北部任職。然而, 從他的這些經歷可以看出, 田子茂在宋徽宗崇寧開邊過程中跟隨宋軍轉戰於宋夏邊境的多處城堡, 但無論如何, 此時他僅僅是統領黑水堡守軍的小軍官, 在當時的戰爭中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而已, 其地位和權勢已經遠遠不及宋哲宗紹聖時期。

三 宋遼邊境:北宋末年狀況素描

在經過兩次官場的浮沉之後, 大致是在崇寧三年前後, 田子茂的父親去世, 他也因奔喪而回到距離自己任職地不算太遠的河東路忻州故鄉。而此時恰恰是他仕途受挫之際, 除了喪父之痛, 他對自己在官場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明顯是滿懷委屈的, “前任之事, 不復辨也”, 這表明了他當時極其無奈的心境, 他似乎很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與這兩任延安地區行政長官之間幾乎毫無辦法進行必要的交流, 自然也就得不到他們的賞識和信任。在田子茂服喪期間, 北宋與西夏之間的戰事仍然持續進行。崇寧四年三月, 宋軍修築銀州城 (陝西榆林南) , 這座城池距離河東路很近, 位於西夏疆土最東面, 原本並非宋夏交戰的主要戰場, 因而西夏軍隊的主力主要集中在宋朝的西北地區。鄜延路經略安撫司在西夏很少兵力防禦的情況下奪取了銀州, 實際上是開闢了宋夏戰事的又一個重要戰區, 即東線戰場, 迫使西夏分兵前來迎戰, “洎聞城銀州, 引兵來爭”29。更為重要的是, 通過這一地區的戰事, 能夠有效地將鄜延路和河東路等地的宋軍聯結起來, 集中宋朝的優勢兵力。無論從防禦還是進攻的角度説都是對西夏極為不利的, 而對宋朝卻是逐漸形成了不同於以往的戰略格局。

由於收復了銀州, 鄜延路經略司上報樞密院, “乞知州已下官屬並從本司奏闢”30, 實際上是要求朝廷將這一地區的人事權下放給經略司, 宋徽宗以詔令基本上同意了鄜延路的建議。於是在服喪期間的田子茂“又自服中闢”, 這意味着他接受了經略司的任命。這種情況表明, 田子茂仍然是十分在乎官位的, 同時也説明以陶節夫為首的鄜延路經略司官員並未冷落在該地區任職多年的田子茂。當他回到河東路政治、經濟中心太原府時, 被當地行政長官鍾傳任命為銀城寨 (陝西神木南) 都監, 這是極為靠近宋夏邊境的一座城寨, 但卻隸屬於河東路麟州 (陝西新秦) 。然而, 不知何故, 田子茂堅決辭去了這一職務, 大概是他意識到這種職位與他此前在延安府所任之職並無升遷, 且到一個新的地方任職, 他所面臨的問題幾乎是相同的, 就是對他的仕途沒有過多益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 他已然“了無仕宦意”, 説明他對官場充滿了失望之情。然而, 在其“親戚、鄉人”的鼓勵下, 田子茂又回到了鄜延路, 參與了修築“龍泉、土門、鎮邊三寨”的戰事。儘管如此, 他在戰鬥中的表現似乎並不是很出色, 因而沒有得到任何獎勵, 也沒有獲得升遷的機會。

至宋徽宗大觀初年, 北宋王朝謀劃收復燕雲地區, 於是朝廷的戰略重點從宋夏邊境轉移到了宋遼邊境。此時, 北宋政府為了遴選適當的統兵人才, 下令召集有能力的武將參與燕雲地區的戰事, “非有能聲者不使其任”, 於是田子茂最早響應這一倡議。從某種意義上説, 他在歷經了鄜延路十二年左右的武將生涯之後, 作為一名在官場下層活動的武官, 儘管他武藝出眾, 但卻無法得到上司的賞識, 因而其仕途在鄜延路幾乎不可能有大的起色。在這種情況下, 他只好另闢蹊徑, 要靠自身的努力去建功立業, 進而獲取功名利祿。恰恰朝廷為他提供了這樣一個具有投機性質的機會, 於是田子茂義無反顧地來到宋遼邊境地區。朝廷任命他為“真定府路準備將領”, 而其實際職任卻是“同管轄訓練河北第十二將軍馬”, 率軍駐紮磁州 (河北磁縣) , 該地區雖然屬於真定府路管轄, 但與宋遼邊境的距離還很遠。從他擔任的職務看來, 田子茂只是將兵法推行之後一將排序在第三位的負責人。

此時, 河東、河北路發生了一次影響巨大的所謂叛亂。“太原府羣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 河東、河北騷動, 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31, 由此看來, 當時這場動亂在朝廷內外引起了相當大的震動。宋徽宗宣和五年 (1123) 擔任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的王安中在為楊應詢撰寫的神道碑中也同樣提到了這件事情, 其所述情形完全可以印證《宋史》的記載。32從朝廷對此事作出的處理決定來看, 毫無疑問, 因為這次騷動罷去河東、河北兩路的安撫使、提點刑獄等人的官職, 應該是引起了宋徽宗本人異乎尋常的重視。朝廷似乎也派遣了大軍進行圍剿, “用河東、定州、真定三路兵捕之”, 即抽調了宋遼、宋夏邊境地區的大量士兵進行追捕。從朝廷徵調大量民夫運送軍用物資的記述也可看得出來這一點, 所謂“兩路騷然”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然而, 對於這次事件, 史書有着多種不同的記述。首先, 所謂盜賊起事的地點, 按照陶節夫傳記所言, 此事出現在遼州 (山西左權) 、北平 (山西左權西北) 一帶。而在武將郭景修的墓誌銘中的記載卻是不同的, “賊徒李免等百人起平定軍, 轉西山入趙境”33。當時郭景修在趙州 (河北趙縣) 任職, 34他曾經親自指揮過當地軍民追捕這夥盜賊, 其所瞭解的情況是李免等人從平定軍 (山西平定) 開始叛亂的。

其次, 關於叛亂首領的名字, 一説為李免, 一説是李勉, 應該是同一人無疑。然而, 曾經參加過圍捕李免的田子茂所述的事實則是“李進、李免作亂, 殺官吏”。也就是説, 叛亂為首的應該是李進, 李免僅僅是首領之一而已。更重要的是, 其他各處史料似乎都沒有提到李進, 唯有此處記載他是叛亂的重要組織者。應該説, 這是彌足珍貴的記錄, 可以從很大程度上增強後人對該次叛亂的認知。

再次, 有關李進之亂的規模, 似乎唯有郭景修墓志銘準確地説百人左右, 應該是不算多。然而, 他們利用太行山有利的地形, 有效地阻擋了宋朝官軍的進攻。當李免等人進入趙州之時, 郭景修“傳檄屬縣, 發官軍併力追捕”, 即當時各地官方軍隊似乎都調動起來了, 但“賊匿於山林, 恃險遮阻, 以徑狹隘, 軍不能成列”35。可見他們是依託山林, 穿梭於太行山間的險要之處, 使宋朝官方圍剿的大軍無法有效組織起來, 甚至都不能形成隊列, 因而很難消滅這夥叛亂人員。

李進、李免等人率領的人馬應該是多次挫敗了官軍的進攻, 順利地跳出了官軍的包圍圈。由於河北路趙州“接西山, 與太行通”, 於是李免等人“轉西山入趙境”36。由此可知, 這些反叛朝廷之人經過趙州和平定軍交界的山區從河東路一直轉戰到河北路。相反, 宋朝“諸將惟以搜求山谷為事”, 也就是説, 李進等利用游擊戰術, 讓官軍在太行山山谷之間四處搜索, 圍追堵截, 卻始終沒有剿滅他們。面對這種困境, 前線行政、軍事官員各抒己見, 對圍剿亂匪之事莫衷一是。就史料記載所出現過的參與過此次行動的看法而言, 陶節夫“請悉罷所遣兵卒, 以計獲勉”37。而楊應詢則指出, “師老患生, 恐甚於勉。願罷諸軍將, 裁留邏兵扼險困之, (李) 勉等遂降”38。看來他們的意見本質上是相同的, 即撤回追擊的官軍, 留下少量兵力扼守衝要之處。其結果是迫使李免等人歸降了朝廷。

至於田子茂在平定叛亂中所起的作用, 墓誌銘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當李勉等剛剛進入河北路時, “帥王公博聞方論, 乞舉諸鎮兵以助捉殺, 請諸將議之”。即安撫使王博聞一方面請求朝廷派遣各地正規軍協助追殺這夥叛亂之人, 同時召集各路將領商討對策。作為河北路第十二將的將官之一, 田子茂參與了這次軍事會議。在他看來, 李勉等人乃是“鼠寇”, 是不能“為吾國之患”的, 如若朝廷調動大軍征伐, 會讓人以為官軍無法對付叛亂者, 這就助長了他們的聲勢。更重要的是, “諸道兵至, 紛紜錯雜, 遞不相認, 寧知其賊別無奸詐?”也就是説, 宋朝官兵之間相互都不認識, 無法採取統一行動, 容易給叛亂者提供“奸詐”的機會, 因而他支持陶節夫、楊應詢等人的意見, “只揀擇精鋭千人付有心力將以將之, 日夕追捕”, 這樣就可以圍困這些人。然而, 王博聞想盡快消滅李勉等, 並未採納田子茂等人的建議。

結果, 不出田子茂所料, “諸藩兵至, 混而不辨, 賊亦易衣, 亦如天兵, 偽為捉殺, 往來稱路分, 竟不能獲”。李勉等人乘機偽裝成官兵, 隨時裝扮成不同“路分”的官軍, 從而成功地逃出了官軍的包圍圈。此後, 由於官兵人數眾多, 李勉等人很難與他們發生正面衝突, 於是他們向北挺進, 準備逃到宋遼邊境地區, 甚至會進入遼朝境內。“今裹逼既急, 必逃於外。”田子茂對李勉的計劃作出了準確的判斷, 於是他“將兵數百上承天閣, 以斷入北諸路”。其實, 北宋朝廷也非常擔心李勉率軍逃入北朝。宋徽宗為此專門發佈詔令, “不管透漏, 若賊入北, 帥以下並以軍法處置”。這相當於給追捕李勉的河北路各級官員發出了最後通牒, 要求他們務必要將李勉阻攔在宋朝境內。由於宋軍提前阻斷了李勉逃入遼朝的路線, 因而他們只好返回宋境, “乃失計, 匍匐而返”。後來, 李勉等人接受招安, 歸順了朝廷。當他們遇到田子茂時, 對他的軍事才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他們相互之間談論説, “當時若用公謀, 今日豈有我曹也”。看來田子茂在平定李勉之亂的過程中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 也是他一生中少有的顯赫政績之一。

大觀二年 (1108) , 田子茂擔任“同管轄訓練河北第十三將軍馬”, 駐紮洺州 (河北大名) , 後又移駐趙州 (河北趙縣) 。兩年之後的大觀四年 (1110) , 宋遼邊境地區的“兩屬地”發生了契丹人的叛亂。關於這次重大叛亂, 筆者管見所及, 宋朝、遼朝的史籍都沒有任何記載, 唯有田子茂墓誌銘對這一事件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記述。“北賊盧六斤、蘇蛾兒聚黨數百人於兩界之間, 凡出入作過, 官吏不敢追捕。幅員千里, 民不安堵。”這夥“賊”多達數百人, 他們利用宋遼邊境分屬宋朝、遼朝而兩國都不管轄的有利條件, 時而進入宋朝, 時而在遼朝活動。儘管他們不停地“作過”, 但宋、遼雙方似乎都沒有派兵加以征討, 而是放任自流。在這種情況下, 宋、遼雙方的普通百姓都深受其害。盧六斤等人“既又劫北寨”, 北宋朝廷對此非常擔心, 於是責令河北路“選有謀略將官以為統領捉殺”。此時, 河北路安撫使樑子美此前幾年曾經擔任過河北路都轉運使, 39因而極有可能田子茂與他很熟悉, 加之田子茂在平息李勉叛亂過程中的出色表現, 樑子美也應該有所瞭解。因此, 樑子美認為此事“非田仲堅則不可”, 實際上是親自點名要田子茂負責防禦盧六斤等“北賊”。既然樑子美是以田子茂的字相稱呼, 從很大程度上亦可反映出他們之間的關係相當親近。自從田子茂上任以後, “賊更無南犯”, 看來他採取了相當有效的措施對付契丹叛亂之人, 迫使他們不得不放棄騷擾宋朝邊境。

對於田子茂個人而言, 雖然他到河北路任職時間並不長, 但卻擺脱了此前在鄜延路期間的複雜人事關係, 開啓了他仕途的另一種局面。在此期間, 田子茂在河北路建立起了新的人脈, 尤其是深得安撫使樑子美的信任。此時, 由於李勉之亂, 宋徽宗大為震怒, 下令罷去了李勉經過州縣官員的職務, “朝廷以賊所經歷, 悉加重責”40, 趙州知州郭景修也在被罷免之列。在趙州沒有知州的情況下, 安撫司 (可能是樑子美) 派遣他“權領郡事兼接待人使”, 除了該州的日常事務之外, 還要負責接待遼朝使者的工作。實際上是擔任了該州最高的行政長官, 這是田子茂一生所擔任過的最高行政職務。大概是年齡的緣故, 田子茂此後又再次回到河東路擔任第六將副將, 駐紮隆德府 (山西長治) , 此地距離他的故鄉秀容不是很遠。而安撫使錢即非常賞識他, 政和二年 (1112) 前後, 田子茂被任命為第六將將官。兩年之後, “因按兵遼澤, 不幸致疾”, 回到隆德府不久便去世了, 享年56歲。

從這兩次事件來看, 宋遼邊境地區實際上並不太平, 宋朝、遼朝的犯罪分子都不約而同地將這一地區視為他們共同的避難所。為了逃避各自政府的打擊和懲罰, 無論是宋朝的李勉等被官方視為賊盜之人, 還是遼朝的盧六斤、蘇蛾兒及其黨羽, 他們都十分了解這一地區是宋朝、遼朝都無法管制的。由此看來, 自從澶淵之盟簽訂之後, 宋遼邊境地區的廣闊區域逐漸成了雙方戴罪之人藏匿的天堂, 可以想見, 該地區社會秩序應該是相當混亂的。同時, 既然河東、河北路的盜賊都紛紛逃往該地區, 可知此前和此後必定有很多犯人成功地逃入了宋遼邊境地區, 唯有如此, 才會在宋朝、遼朝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尤其是對那些犯罪分子而言, 幾乎可以肯定, 他們對這些情況是相當熟悉的。田子茂之所以率軍“以斷入北諸路”, 應該也是因為他事先就已經有所耳聞的。因此, 宋遼邊境地區藏匿了雙方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對宋朝和遼朝而言, 這些人的存在都是十分危險的事情。他們不僅騷擾雙方邊境百姓的生產、生活秩序, 同時還會從某種程度上破壞宋遼之間的雙邊關係, 盧六斤“劫北寨”之時, 北宋“朝廷聞而患之”, 顯而易見, 這是擔心他們的行為危害宋朝與遼朝的和平。

四 結束語

作為宋代的一名武將, 田子茂是從無品級的武階開始其仕宦生涯的, 因而其履歷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

從表1可以看出, 元符元年, 田子茂已經39歲了, 儘管他有官的身份, 但始終是品級很低的武官。自從他跟隨呂惠卿之後, 可以説是官運亨通, 在短短的數年時間內便迅速成為從七品的武官, 看來宋朝軍隊內的確存在嚴重的虛報軍功的現象。墓誌銘之所以沒有記載田子茂在晉升供備庫副使之前的階官, 很顯然不是作者周邦彥的失誤, 而是墓誌銘的主人故意隱匿了很多不為人知的事實。毫無疑問, 他本人應該是非常清楚這些情況的, 無非是他在向給自己撰寫人生經歷之人講述之時談得更多的是其值得稱道的輝煌歷程。此後, 田子茂開始在武階官內逐級晉升, 但最終也只晉升到了從七品的皇城使 (政和官制改革後稱武功大夫) 。

總體説來, 作為宋朝的一個普通人, 田子茂雖然有着極為顯赫的家世, 其先祖乃是唐朝後期非常驕橫跋扈的魏博鎮節度使田承嗣, 但到了他出生之時的北宋中期, 田氏家族已然變成了極為普通的農家。其祖輩的功業對田子茂而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他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改變自己和家族的命運。由於他自幼練就了一身好武藝, 因而最終還是等來了機會, 享受到了宋神宗時期變法革新的成果, 成為變法的既得利益者, 從一介平民的保丁變成了沒有品級的武官。在中國古代官本位的社會中, 田子茂可以説是成功的, 毫無疑問, 田子茂的命運是與這一時代緊密相連的。他從一個無品的武官晉升為從七品的將官, 主要是在宋哲宗、徽宗在位時期, 伴隨着北宋內外局勢的江河日下, 田子茂在其仕宦生涯中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尤其是朝廷上下無處不在的黨同伐異, 從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仕途的進一步發展, 也嚴重挫傷了他的進取之志, 迫使他不得不根據自己的判斷作出必要的調整和判斷。加之宋代實施重文輕武的傳統國策, 武官在整個宋朝社會的地位和影響力本身就存在明顯的侷限, 田子茂自然也不能例外, 他不喜歡兒孫“復以武進”, 而是非常看重他們能夠“衣青衣而入門”。實際上, 宋朝武官較為普遍地具有這種心態, 都希望子孫能夠成為讀書人, 進而以科舉入仕, 但真正能實現的卻是屈指可數的。更重要的是, 他在仕宦過程中缺少某些有形無形的先天優勢, 即父輩、祖輩都不具備可資其利用的各種關係網, 因而儘管他出仕為官後表現得盡心盡力, “生平歷官, 日夕不怠”, 這大致上説明他還是勤勉於所從事的工作的。正是由於各種複雜的因素和環境, 田子茂的官位始終未能晉升上去, 且在仕途上遇到了諸多或明或暗的坎坷, 最終只能成為一個級別並不高的將級武官。

儘管如此, 田子茂並非完人, 尤其是對於一個出生於草根階層的人而言, 他有着不少難以克服的弱點, 這自然與他成長的環境有着莫大的干係。為了自身的利益, 他不得不千方百計地謀求官位的升遷, 在這一異常艱難的過程中, 他無疑使用了各種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 甚至採取弄虛作假的方式獲取軍功。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帶有非常明顯的無賴性格, 當被發現有虛報軍功時, 他採取了極為不誠實的態度竭力加以抵賴, 這種態度表明田子茂將官位視為較生命更為重要的東西, 甚至在該案件已經由朝廷作出裁決以後, 他依然固執己見, “猶欲詣闕, 以雪眾冤”。而在他得不到上司陶節夫的賞識之時, 田子茂竟然會不加掩飾地將其描述成為“性酷貪饕”的人物, 然而, 陶節夫的這種形象在宋朝官方的文獻中似乎很難得到相關資料的佐證。41顯而易見, 田子茂對陶節夫的評判是帶有濃厚的個人感情色彩的。另一方面, 儘管墓誌銘盡力將其描繪成為十分正面的形象, 但仍然很難掩蓋住田子茂在其仕宦過程中極為嚴重的政治投機行為, 這似乎也與他出生草根的背景密切相關。作為宋朝的特權階層之一, 田子茂的入仕方式與其家庭背景等因素決定了他的仕途難以一帆風順, 而是充滿各種挑戰的。在這種情況下, 他必須不斷調整並逐漸擴大自己的活動空間。因此, 在田子茂的一生中, 他作出了多次重要的政治抉擇, 實際上是在宦海中進行各種必要的算計, 以至於為此而損害了自身的健康, “故致勞役其心神, 戕賊其天年也”。然而, 田子茂最終還是未能晉升到更高的官階。

註釋

1 此墓誌銘最早發表於《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5期。本文中未註明出處之史料皆源自《山西碑碣》,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233—235頁。此文亦收入《全宋文》卷二七七五, 第128冊。

2 《新唐書》卷二一〇《田承嗣傳》, 北京, 中華書局, 1975年, 第5932頁。

3 《舊唐書》卷一四一《田承嗣傳》, 北京, 中華書局, 1975年, 第3840頁。

4 《舊唐書》卷一四一《田承嗣傳》在另一處也説, “緒, 承嗣第六子, 大曆末授京兆府參軍”。極有可能的是, 田緒的兄長中或有人不在人世了。

5 《舊唐書》卷一四一《田承嗣傳》, 第3846頁。

6 《舊唐書》卷一四一《田承嗣傳》, 第3847頁。

7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年, 第2138頁。

8 《文獻通考》卷一五三《兵考》,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年, 第4582頁。

9 《宋史》卷一九二《兵志》, 第4762頁。

10 《文獻通考》卷一五三《兵考》, 第4578頁。

11 《文獻通考》卷一五三《兵考》, 第4579頁。

12 《宋會要輯稿·兵二》記載, 開封府“保甲七萬三千七百一十八人”, 河東路“保甲一十三萬五千六百三十八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 第6778頁。

13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 第2184頁。

14 [清]黃以周等輯注, 顧吉辰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三, 紹聖三年十月甲申條, “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呂惠卿為觀文殿大學士、知延安府”。清人黃以周等誤抄, 系年為紹聖三年, 誤, 當為紹聖二年。

1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四, 元豐三年五月己丑條, “知延州呂惠卿言:修成五路條約, 乞許赴闕面奏, 以稟得失。從之。惠卿尋遭母喪”。在他守喪期滿後, 至元豐五年八月, 呂惠卿任太原府知府, 但短短兩個月左右時間, 呂惠卿被任命為延州知州。同書卷三三〇, 元豐五年十月戊申條, “徙新知太原府、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知延州”。此後一年多, 呂惠卿再度擔任太原府知府。同書卷三四一, 元豐六年十二月壬辰條, “資政殿學士、新知定州呂恵卿知太原府”。北京, 中華書局, 2004年, 第7412、7945、8214頁。

16 [宋]陳長方:《步裏客談》捲上, 《全宋筆記》, 第4編第4冊,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8年, 第5頁。

17 吳天墀:《西夏史稿》,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王天順主編:《西夏戰史》第5章,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3年。李蔚:《簡明西夏史》第5章,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年。曾瑞龍:《拓邊西北》第5章, 香港, 中華書局, 2006年。

18 [清]吳廣成撰, 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卷三〇, 蘭州, 甘肅文化出版社, 1995年, 第340頁。

1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七, 紹聖四年五月己未條, “詔鄜延路聲塔平以威戎城為名”, 第11564頁。《宋史》卷八七《地理志》, “威戎城……紹聖四年賜名。東至臨夏砦四十里, 西至威羌砦七十里, 南至黑水堡六十里, 北至界台七十里”, 第2147頁。

2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〇, 紹聖四年八月丙戌條, “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差將官王愍破蕩宥州, 並燒燬族帳等不可勝計, 斬獲五百餘級, 牛羊以萬數。詔賜出界軍兵特支有差”。(第11623頁)

21 [清]吳廣成撰, 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卷三〇, 第343頁。

2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八, 元符元年五月庚申條, “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西界人户在大沙堆存泊, 及人馬在南防護。尋令苗履、劉安統兵至大沙堆等處, 破蕩賊眾, 斬首八百級, 生擒帶牌偽天使一、大首領二, 牛馬孳畜萬計。族落燒燬殆盡, 班師至威戎城”。(第11849頁)

23 《宋會要輯稿·兵一八》, 第7067頁。

24 《宋會要輯稿·兵一八》, 第7067頁。

25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傳》, 第13709頁。

26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 第2147頁。

27 《宋史》卷八七《地理志》, 第2149頁。

28 《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紀》, 第373頁。

29 [清] 黃以周等輯注, 顧吉辰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五, 崇寧四年三月戊午, 引陶節夫《家傳》雲:“ (陶節夫——引者) 遂選耿彥端為都統制, 而二子從之云云。疾驅至銀州, 夏人來拒者猶萬人, 我師即陳, 一擊而敗, 遂城之, 五日而築畢。夏人果趨涇源, 擾蕭關築事。” (第837 頁)

30 [清]黃以周等輯注, 顧吉辰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五, 崇寧四年三月戊午, 第836頁。

31 《宋史》卷三四八《陶節夫傳》, 第11039頁。

32 [宋]王安中:《初寮集》卷八《故贈昭化軍節度使楊應詢神道碑》, “李勉嘯聚亡命, 匿西山為盜, 並、鎮令軍攻之, 發民轉餉, 兩路騷然。朝廷罪部使者玩寇, 責戰日急”。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1127冊,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第148頁下。

33 民國《東平縣誌》卷一四《郭景修墓志銘》, 《中國方誌叢書·華北地方》第46號,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年, 第883頁。

34 參見拙稿《小人物與大歷史:一個被遺忘的北宋將官》,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35 民國《東平縣誌》卷一四《郭景修墓志銘》, 第883頁。

36 民國《東平縣誌》卷一四《郭景修墓志銘》, 第883頁。

37 《宋史》卷三四八《陶節夫傳》, 第11039頁。

38 [宋]王安中:《初寮集》卷八《故贈昭化軍節度使楊應詢神道碑》, 第148頁下。

39 《宋史》卷二八五《樑子美傳》, “累遷直龍圖閣、河北路都轉運使, 傾漕計以奉上, 至捐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 第9625頁。另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三》, “ (崇寧三年四月) 十五日, 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樑子美為集賢殿修撰” (第4767頁) 。這一記載表明, 樑子美至少從這一年之前即已擔任此職。

40 民國《東平縣誌》卷一四《郭景修墓志銘》, 第883頁。

41 《宋史》卷三四八《陶節夫傳》, 第11038—110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