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宇烈：重新認識“禮教”與中國宗教_風聞

一、重新理解禮教

　　 禮教問題是中國新文化運動所批判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否定傳統文化最重磅的炸彈。近代以來，我們首先從物質文明方面進行反思，通過洋務運動，學習洋人堅船利炮等物質技術方面的長處，從而抵抗其侵略，其中成就的具體體現就是北洋水師的建立。但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將我們“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夢想打碎了。在這之後，中國轉而進行制度改革，維新派於1898年發動戊戌變法，希望走君主立憲的道路。但這一嘗試在中國也沒有成功，只維繫一百天便失敗了。後來又學習法國大革命，想走共和制道路，在孫中山帶領下於1911年發動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從一些角度來講是成功的——廢除了君主制；但從另一個角度也沒有成功——政權沒有落到民眾手上，而是軍閥。所以辛亥革命沒有真正地、徹底地成功。人們於是反思，究竟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局面？最終人們找到了文化上，認為是宗法血緣、家天下這樣的傳統文化使得中國落後捱打。中國幾千年的宗法血緣觀念基本上靠儒家的禮教維繫，因而最終矛頭指向了儒家禮教。人們認為禮教與現在的時代理念相沖突——自由、民主、平等的時代，認為宗法血緣制度束縛人的個性，魯迅先生便是扛起這面反禮教大旗的旗手。禮教是批判舊文化一個最關鍵的問題，但當年在批判時我們沒想到禮教的構建涉及那麼多範圍——制度、倫理、禮儀、信仰，等等，沒想到否定它會帶來那麼多的後果。現在我們認識禮教，需要在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規範、人際關係、政治制度方面去看，要認識到“禮”這種日用而不知的力量。

　　 討論這個問題，我想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禮教”與“宗教”的關係。首先，我們談一談如何來定義“宗教信仰”這個概念。現在往往以西方近代文化樣式的宗教文化來給宗教定性，認為凡是宗教文化就要具備這樣一些特徵——對造物主的崇拜，有神信仰，沒有這樣特徵的則只能叫教化、學説等，按照這樣的標準，便認為儒教、禮教不能稱為宗教。但在今天，我們需要對禮教有新的正面的、全面的理解。

　　 宗教本來就不一定是一個單一的信仰，只不過我們把西方基督教形態的宗教當成宗教的唯一標準，對於我們自己宗教的認識反而模糊了。

　　 十八世紀初，公認的現代法制理論的奠基者——孟德斯鳩曾討論過，中國的禮教裏面包含了四個方面的內容——宗教、法律、習俗、禮儀。西方為什麼崇拜上帝？因為他們認為上帝是萬物（包括人）的創造者，人不能忘掉生命的根源，生命得以延續也靠上帝；而人們對上帝的崇拜、敬仰之情，不外乎報本、感恩和敬畏，這是基督宗教根本的內涵。孟德斯鳩也是從這樣的意義上理解中國禮教的。《荀子》講：“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這三本便是中國人的信仰對象：天地君親師。在老百姓中也可以概括為“老天爺”。從根本上講，萬物都是天地所生。所以我們的老百姓會重視祭祖，國家重視祭天、祭地、祭日月。從這樣的角度講，中國文化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中國文化中的宗教，就是認祖歸宗的教育，但如今我們中國人把祖宗忘得太多了。

　　 西方的宗教是神本的宗教，而中國的宗教是人本的宗教，是圍繞人展開的。康有為即提出過這種説法，我也非常認同。我認為，不光儒家，中國的佛道兩家都是以人為本的宗教，它們不是期待一個不同於人世間的另外一個世界，而是關注現實中如何成聖成佛成仙。中國宗教的特性是一種人聖化的、非神聖化的宗教，儒家倡導的聖人是人們學習的榜樣，是在智慧、德行上的出類拔萃者，聖人是人做的，是在世俗生活中的，是人聖化與生活化的結合。在中國文化中，佛就是覺悟了的人，人和佛也不是兩個世界的，凡人有種種的困惑就不是佛；一旦真正覺悟，脱離凡人，那就成了佛。道教追求成仙，什麼是“仙”？仙是能夠保持住自己最純粹的天真之心的人。中國的儒佛道三教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超越自我，成為人們所向往的聖、佛、仙。在禮教裏面就是讓我們拜天地君親師，他們讓這個世界變得更有秩序，滋養了人的文明。

　　 西方文化的宗教則將神聖性與世俗化對立。東西方兩種文化有相似處，但整個構架不同，不能用西方文化的樣式要求中國文化。

　　 “禮”可以從西方的宗教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又可以從其他維度去理解。“禮教”也包含西方法律的意思。《論語》中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德是一種引導的方法 ，其衡量的標準即是禮，禮是一種言行舉止的規範，是什麼樣的身份就怎麼樣做。人非牛馬，人是有組織性、自覺性的羣體。儒家最注重的是人與人之間自然的關係，通常概括為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關係裏面，後四種都是人與人的自然關係。可是放到社會結構裏面，君臣也是自然關係，是一種社會的自然。一個社會必然會有君臣關係，換言之就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誰説了都不算、誰説了都算，都不行，必須有人拍板。在中國文化中，君臣關係（外在的契約關係）被人們努力地詮釋為父子關係：父母官、子民。在這些關係中，每個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每一個身份一定有名稱，所以禮教也常常被叫做名教。社會上的每個人只有認同了自己的名分，才知道自己擔當了怎樣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才知道一言一行如何説如何做。

　　 “視聽言動”都按照禮的要求去做，從這一角度講，禮也是一種法，但不是人為強制的，而是自然的，是行為規範、責任義務。首先讓自己認同自己的名分，然後有所擔當和遵守。每個人的名分都很多，都不是單一的，禮最重要的是讓我們認同我們在每一情境下、場合下所擔當的種種身份和責任。所以禮是按自然關係確定的人和人之間的規範。這難道不是法？禮是自然法，自然法與人為法是相配合的，而不是相對立的，甚至是人為法的基礎。如果連自然法都不能遵守，如何發自內心、真誠地去遵守各種其他層面的法律？沒有這層基礎，人會為所欲為。毫無疑問，禮中有法的內容、意義。違背法，人就會受到懲罰；而違背禮，人會受到輿論譴責。後者，也就是萬夫所指、遭人唾棄，即便不違法，其實也更讓人難受。這就是禮的力量，禮喚起人內心的羞恥之心，是人們一切行為規範的基礎。

　　 我們説了禮裏面的兩個因素——宗教信仰、 行為規範，它們都十分重要。廢除“禮”，某種程度上就削弱了我們的宗教信仰力量、行為規範力量，無疑會帶來很大的弊病。這種弊病體現在方方面面：家庭中沒有行為規範，父慈子孝越來越淡薄。孝是出於自然關係的子對父的行為，自然親愛為孝，但沒有對這種自然親愛關係的恰當維護，我們也會失去它。

　　 “禮”的第三個內容——習俗。若是有敬老愛幼、講信用、重誠信的社會風氣，人們處於這樣的社會環境感到安心，那麼不必用過多 的法律規定人們種種的生活。孟德斯鳩説，一個有良好習俗的社會，法律是簡單的。禮教的一大作用正是促進良好習俗風氣的形成。我們做人首先要與動物區別開來，知義；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品行，就是君子；再提升，成為後人子孫學習的榜樣，那就是聖賢。對社會來講，教育的目的就是化民成俗、化性起偽，改變、變化民風，使之形成風俗，形成整體的禮儀風範。因此，構建良好的社會習俗十分重要。

　　 “禮”的第四個內容——禮貌、儀式等，屬於最外層。外在的禮貌是表達內心的理念的方式，儀式則是為了將活動的內涵呈現出來，禮儀就是構建一個整體環境、人與人交往的氣場，不是可有可無的。它不必很繁瑣，也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而要體現內心的尊重。因此，根本上來講，禮貌其實是尊敬心的體現，且這種尊敬是相互的。同時，禮的精神是貫穿古今的，而禮的形式是可以變化的，如古代用跪拜禮，現在我們用鞠躬禮、招手禮，形式上都可以。

　　 如果我們能從這四個方面理解禮教，就不會將它看成吃人的禮教。

　　 孟德斯鳩曾説過，歷史上總有徵服者與被征服者，一般是征服者改變被征服者，中國則恰恰相反。中國華夏文明的力量總讓入侵者改變自己、融合到其中。 禮儀之大謂之夏，服章之美謂之華。禮教中當然有僵化的、需要拋棄的東西，但不能因此將整個的禮教一筆抹殺。現在要正面肯定傳統文化，就要從禮教入手。敬天法祖、敦禮盡倫。

　　 禮教是一個大問題。一百年前碰到這個問題，一百年後又碰到這個問題。理想能做到多少？不可能百分之百，但是有大部分人做到，社會便正氣上揚，否則就是邪氣橫流。難道我們專門去找歷史的垃圾？我們要去發掘傳統文化中合理的東西，這是今天迫切需要的東西。西方在面對現代社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時，也有很多人提出要回歸到傳統文化上。文化是隨時隨地都在變化的，我們既要去追求現代好的文化，也要回頭看看優秀的傳統的文化。

　　 二、思考中國宗教的標準

　　 我在很多場合講過，儒家可以説是一種宗教。但在宗教問題上，我們有兩個認識上的誤區：

　　 第一，傳統文化樣式與現代文化樣式。傳統文化是綜合式的文化，現代文化是分科的文化。不能用現代的分科學問去對應傳統文化綜合性的文化樣式。所以，儒家不是宗教、不是哲學、不是藝術，但是它包含宗教、哲學、藝術，包括科學的理念和思想。用現代分科的學問要求歷史上的學問，那麼它們當然什麼都不是。對古代的學説，儒、道、法、兵、陰陽，等等，都不能簡單説是某一學科。賀麟先生認為儒家包涵三大部分：禮教、詩教、理學。詩教相當於藝術教育，禮教相當於宗教，禮學相當於哲學。學科、學派侷限在自己學科裏面，針對學科內部問題進行分析，而中國古代的學問不是這樣的。我們不能老拿現代的觀念比附傳統。

　　 第二，討論問題要有標準。現在常常拿西方的標準作為我們的標準。有神論是以造物主為標準的，中國的神是自然界天地萬物之變化，是自然萬物、自然規律的循環往復，拿西方的標準來看，中國當然沒有神。如此，就有儒家不是宗教的説法。現在對於宗教問題的認識存在很多模糊。我們現在喜歡用“科學”作為標準，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講，科學的首要標準指這個道理具有普遍意義、普遍性。再深一層次，科學可以做定量定性的分析；再進一步，科學是經得起實踐考驗的，實驗可以不斷重複地去做、不斷得出同樣的結論。可是現象客觀世界並非都遵守這三條，普適性是相對的，是在一定場合下適用的，所以普適性有相當的侷限性，不是絕對的，並非所有事物都可做清晰的定量定性分析，有時含含糊糊的可能更符合事物本來面目，定量定性的精確性不能作為絕對標準。至於重複性，世界上很多事情可能出現一次後再也不出現。歷史是無法重新複製的，人類歷史更是如此。長期以來的實證科學概念實際上是相當落後的，恐怕只有小部分科學家的腦子是清楚的，大部分人的科學概念是非常陳舊的，今天很有必要來重新普及科學知識。我認為從中國的傳統思想上去看“標準”和“科學”：可以説，凡是符合事物本來面目的就是科學，這是中國的科學觀。中國人講的“真”就是合乎實情，科學就是追求真理的，現在變成追求普遍真理、絕對真理，反而不真了。現在宣傳普及的科學常識其實很多都可能不為前沿的科學家所認可，如果讓現代廣大民眾仍停留在過去時代的科學概念裏，並把這種科學作為唯一標準，是在害他們。

我們對西方宗教的認識也是非常陳舊的，現在西方宗教，包括基督宗教也是變化萬千的。有的宗教團體就以科學為他們的信仰對象。基督教裏面有保守的派別，明清時期到中國來佈道的傳教士大部分很保守，有相當的排他性。除此之外，在西方也有很多開放的天主教基督教。我們腦子裏總認為宗教與科學是對立的，但是其實，歐洲以前羅馬教廷裏面就有科學院，有的神父甚至是某一學科方面的專家。康熙皇帝非常喜歡西方的天文地理，他的老師都是神父。（大家可以看看紀錄片《清宮秘檔》之《康熙與西學》）不與時俱進，是要被淘汰的。科學的教育與哲學、倫理的教育也是分不開的，如果我們掉在分科裏，不與其它學科相通，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人要生活，要懂得人情世故。另外，很多宗教的理念都是通過藝術的方式傳播出去的，反過來，很多藝術的樣式也凝聚了很多宗教的理念。所以分科也是相對的。光知物理而不知人理，就不行。20世紀20年代中國有科學與玄學（或者説人生觀）的論戰，其實這兩者不能對立。把科學看成萬能的，科學也成“宗教”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求道的文化，道可以貫通萬物，明白一個道理可以運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升到“道”的層面才有一以貫之的功能。提升後還要會運用，化為實際生活中解決問題的方法。儒家是宗教又怎樣？不是宗教又怎樣？關鍵看它探討和解決什麼問題。我們現在想問題容易片面、孤立，不綜合，且常常停留在可操作的技術層面，而沒有提升到“道”的層面。不僅科學需要重新啓蒙，民主、平等這樣一些觀念都需要重新啓蒙。平等要在差異的基礎上，差異是事實，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前提是相互尊重，尊重差異才有平等，不要求別人跟自己一樣，不認同差異是談不上平等的。體能上、性別上、智能上、職業上，都有差異。很多問題我們沒有認真地思考、認真地揣摩，只是在那兒喊口號。任何一種文化的出現都是應人類的需要，所以皆有合理性，出現就要不斷變化、適應時代，否則會被歷史淘汰，被新的文化取代，這也正常。我們要好好思考怎樣來認識文化多樣性問題、文化優劣問題（沒有一種文化是絕對優或者劣），發掘出傳統文化的價值，傳播每個文化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三、樹立一種整體的思維方式

　　 如果我們沒有認識問題的思維方式，總是非此即彼、固守一個標準，那麼很多問題就無法認清。很多問題我們也沒必要糾纏不清，例如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儒教更注重現實世界，基督宗教更重視彼岸世界。在現實世界不好好做事，來世也不可能得到拯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就是説的這個道理。嚮往靈魂的拯救、希望子孫後代昌明、希望來世幸福，都要立足於現世，都在於你現世如何做人。我們可以説儒家是宗教，也可以説不是，就看你採用的標準是什麼，想要討論和解決什麼問題。東西方文化都是在自己的理論思維裏面構建自圓其説的體系。如果我們只接受西方的法，用法律管我們的行，那我們用什麼來管心？把西方基督教再請過來，也可以，但是大部分中國人不認同上帝，中國人認同的是天，是老天爺。把我們的信仰丟了，不用禮，只用法，這樣是不配套的，是割裂的。

　　 我常舉一個例子：現在很多年輕人“父財子用”接受，“父債子還”就不接受，認為後者就是一種過時的文化，但是我們真的理解了中國的這種傳統文化嗎？現代人的觀念就一定經得起推敲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注重現實生活的責任和義務，現在很多都以商品經濟社會的交易原則作為根本的價值觀，就是我有多少權利就盡多少責任義務，這是現代商品經濟等價交換的思維，可能是有問題的。中國傳統文化跟這個不一樣，中國在倫理關係上，有些方面是不講權利，只講責任義務的。最典型的就是董仲舒的兩句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明朝商品經濟發達，市民經濟興起，明末清初的理學家顏元就修正這兩句話，説：正其誼以謀其利，名其道而計其功。個人來講，真正的倫理思想就應像董仲舒這樣；對社會來講，對倫理模範一定要給予功與名，這才是公正的社會。社會應該給與道德的楷模以崇高的社會地位，讓人們學習他。但個人不應如此追求，如此追求就是苟為了、刻意、執着了。苟且為之，就是追名求利。荀子講，“惟其當之為貴”，要順其自然，隨緣。現實生活中如此，宗教生活也是如此，現在很多信佛的人執着於放生，其實是在鼓勵很多人去捕生，為了個人的福報而鼓勵了別人造業、殺生，所以我們應該提倡隨緣救生、護生。傳統中國文化都講求一個“不功利”，現在我們將許多精神活動都功利化了。

　　 很多認識上的問題不能偏執。人們很多思想上的迷惑就是因為偏執，片面化、絕對化，所以我們要解“偏蔽”之禍。很多宗教哲理都是應勢而生的，要去糾正偏差。程朱理學的出現，打着實學的旗號，因為隋唐起來的佛教一直講空，理學便用《大學》裏“知止”的概念反對佛教信眾對於“止”的片面的執着（《華嚴經》的止觀）。但是理學發展着，也討論虛空的問題了。空談性命，也變成虛學了，後陸九淵反對朱熹，開始提倡實學。陽明學發展着，到明末清初，又空了，故又出現一批人批判陽明學，重新恢復程朱。所以虛虛實實都是相對的，都是應需而生的。

　　 佛教歷史上各個派別的出現也是這樣。執着於空就講有，執着於有就講空，都有針對性，離開歷史條件將其絕對化，會將正確的東西也逼到錯誤的道路上。藏傳佛教也是如此，宗喀巴因為當時佛教戒律已經被破壞，所以讓帶上黃帽子以示遵守戒律。很多東西在發展過程中都有變異，有變異就要糾偏。討論問題要看其在什麼背景下。

　　 討論儒釋道是不是宗教，必須要放到問題背景中去看。當時康有為認為儒教是宗教，其他人不那麼認為。比如，有些人把佛教看作宗教，因為裏面有很多形式上的東西。不過，也可以從其他角度思考。佛教裏面沒有創世的概念，但是有救世的概念，後來印度輪迴、轉世的概念也被佛教吸收並加深了，將“再來”的理念理解成這個人的再來，而不是這種精神的再來。《法華經》講：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陀為此來到人間。現實生活中這就是佛的精神的體現。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學佛學菩薩、做佛做菩薩，這就是乘願再來，而不是求佛求菩薩。印度生命觀有靈魂轉世、中有的概念，按最原初的佛教，一切都是緣起，有聚就有散。釋迦牟尼時的佛教沒有輪迴的理念，不受後有，不求來世，用自己生命的智慧來創造生命的價值。某種程度上講，禪宗的出現就是向原始佛教的迴歸，佛是覺悟的眾生，眾生是迷惑着的佛。歷史發展都是如此，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問題，就要糾正，權變。我們要這樣理解每個精神文化形態的意義。

　　 要懂得“經”，也要懂得“權”，所謂“權”就要考慮時代背景，這便是佛家講的“方便”與“究竟”。“究竟”的達到離不開“方便”。淨慧老和尚提出覺悟人生、奉獻人生。覺悟人生，就是找到人生的道路，不要沉迷於困惑之中；奉獻人生，就是找到生命的價值，這是大乘佛教悲智雙運的精神的化用。慈悲——奉獻；智慧——覺悟。生活中修行與修行中生活，這是“方便”與“究竟”的關係。生活才是究竟，如果總是糾結於這個法門那個法門，沒有把精神落實到生活中去，那沒有意義。八萬四千都是方便法門，都可以，但最終一定要落實到現實生活中。如果學前學後一個樣，那等於沒學。究竟是一步一步達到的，頓悟不是簡單的時間或步驟概念，而是將理理解透了，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落實到生活中。“方便”與“究竟”不可分。但是要達到“究竟”也不能停留“方便”中。學習不僅僅為了一些具體的目標，而是為了改變自己的人生，提升自己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經常會碰到這個問題，今天重新講一講，我們在什麼地方產生誤區，怎樣來糾正這個誤區，怎樣來看待我們現實生活中各種各樣的問題。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這些問題，要學會全面的思維，綜合性的思維，“經”與“權”的思維。思考文化問題，要看注意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傳統與現代千絲萬縷地勾連在一起，既要認清它們的不同，也要看清相互之間的關聯；此外還有文化多樣性問題，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要看到差異性和共同性，不能只看一面，在共同中看到差異，在差異中看到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