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道游擊隊》譜寫人民解放之歌——新中國經典文學札記之五_風聞

長篇小説《鐵道游擊隊》，知俠著，上海文藝出版社西元1954年1月首次出版。

這部小説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魯南一批煤礦工人、鐵路工人和農民不堪日寇的欺壓和屠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鐵道游擊隊”，在棗莊、臨城和微山湖一帶鐵路線上和農村、湖區對日寇進行遊擊戰的故事。

小説秉承優秀高超的中國文學手法，以生動的故事情節彰顯主題、刻畫人物，敍述語言樸實曉暢，沒有繁瑣枯燥的心理贅述。

小説故事情節峻奇壯闊，但又充滿了生活氣息，比如“老洪飛車搞機槍”、“血染洋行”、“票車上的戰鬥”、“打岡村”等，都展現了鐵道線上游擊戰的特色，而“微山島戰鬥中化裝成鬼子突出重圍”和“教訓偽軍和偽保長為抗戰效力”等情節，則反映了游擊隊員們機動靈活的戰鬥作風。總之，小説以一個個故事展示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游擊戰士機智靈活、英勇頑強、以少勝多的英雄氣概。

小説細緻描寫了劉洪、李正、王強、彭亮、林忠、魯漢、小坡、芳林嫂等一大批游擊隊英雄，這些英雄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塑造而成的。

這些人，大多數曾經是靠賣苦力為生的煤礦工人，“整天在煤裏滾來滾去”，“一年到頭手臉黑，穿的黑”，被有錢人稱為“煤黑”。這些“煤黑”創造了棗莊的財富，提供了“工業的需要和萬家住户的燒用”，但他們卻被那個“中華民國”社會視若草芥，只成為少數權勢財富階層榨取血汗的來源。

這些人，“他們豪爽、義氣、勇敢、重感情”，但“身上也沾染些舊社會的習氣：好喝酒、賭錢、打架，有時把勇敢用到極次要而不值得的糾紛上。他們可貴的品質，使他們在窮兄弟中間站住腳，而取得羣眾的信任；但是那些習氣，也往往成了他們壞事的根源。”

這些人大多數大字不識一個，因為他們的父、祖輩都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家庭起碼的温飽尚得之艱難，更遑論上學讀書。

就是這些人，中國共產黨啓發他們的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把他們組織起來，在帶領他們抗擊日寇侵略的同時，也給他們提供思想和文化的培訓教育，使他們成長為革命新人。

比如煤礦工人劉洪，經過八路軍隊伍的培養鍛鍊，成為智勇兼備的鐵道游擊隊大隊長，他的變化使他以前的窮哥們嘖嘖稱奇：

“咱們的老洪，真和往日不一樣了呀！過去咱們窮兄弟誰會講句話呢？……就説老洪吧，他過去老是蹲在牆角上，半天不説話。可是你們看現在，他講起話來多有勁呀！每一句話都像小錘一樣敲在我的心上。”

“他不僅會講話了，他幹事也和過去大不一樣了！”

“從山裏回來後，他是比過去更能幹了。”

而鐵路工人林忠，以前遲鈍寡言，沾染了賭錢的壞毛病，不但使自己的窮家生活雪上加霜，自己也到了沉淪的邊緣。參加鐵道游擊隊後，尤其是在抗日根據地受了培訓後，他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賭錢的毛病自然消除了，而且“沉默的性格有些變化了。過去有話他都悶在肚子裏，別人在談笑的時候，他在旁邊捏着草棒，有話在心裏，自己對自己説。可是進山以後，一切使人興奮的新事物，使他也想對人説説了。從這次做報告後，他的喉嚨像被通開的水道一樣，肚裏有什麼，總想嘩嘩地流出才痛快。”他在同志們面前發自內心地感慨道：“我今天，才感到我是個人，真正的人，感到做人的光榮！”他成為鐵道游擊隊裏第一批新黨員，成為勇敢而沉穩的游擊隊分隊長。最後，他在對日寇的戰鬥中，為了搶救戰友而陷入重圍，在擊斃了大量敵人後，槍裏只剩一發子彈時，他從容地“舉起槍，向自己的額上打去”，英雄氣概驚天動地！

小説中的鐵道游擊隊英雄們都與劉洪和林忠有相似的人生經歷，他們投身抗擊日寇的鬥爭，也就是投身革命，這不僅使他們擺脱了原本被“民國”註定了的悲慘命運，更重要的是，使他們的思想、意識和精神面貌都有了質的提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讓原本被踐踏的“煤黑”成為了“真正的人”，顯然，那場革命的本質就是解放人民。解放了的人民，就再也不是隻能被國民黨反動政權捆綁虐待拉去的“壯丁”，而成為“感到做人的光榮”的、有國家主人意識的、氣壯山河的中華脊樑！

可以説，《鐵道游擊隊》就是一曲人民解放的壯麗之歌。

這部小説的作者知俠，本名劉知俠，出生於西元1918年，自幼在鐵道線上撿煤核，十一歲時才開始上半工半讀學校。西元1938年，他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學習結束後，他被分配到山東抗日根據地，從事宣教、文化工作。在工作中，他結識了鐵道游擊隊的英雄們，被他們的戰鬥事蹟所感動，曾兩次越過敵人封鎖線去魯南的棗莊和微山湖，與鐵道游擊隊的戰士們共同戰鬥、生活。文學源於生活，作者的幼年艱苦生活和參加革命鬥爭的經歷，為他提供了豐厚的文學創作土壤，對《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領會，又為他提供了文學創作的思想理論支撐，這一切，使這部小説既有真實的歷史場景和人物形象，又具備了更典型、更真實的文學性。

這部小説激情澎湃地書寫了鐵道游擊隊戰士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同時也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和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倒行逆施。

日寇強佔了棗莊煤礦，“從山裏和河北抓來成千的俘虜，到礦上做苦工，四下安上鐵絲網，每天只給幾個黑窩窩頭。”

日寇把“掃蕩”時抓來的老百姓關進兵營，“綁在木樁上，給鬼子新兵練刺刀，訓練洋狗”，或送進軍用醫院“供鬼子大夫做活體解剖”。

日寇在火車站“開了一個國際洋行”，“棗莊煤礦所有運出的煤，從外邊運進來的東洋貨，和四鄉收買來的糧食，都得經過這個洋行。商人往外發貨，都得向他們要車皮。”“洋行裏有三個日本鬼子當掌櫃的。他們都是在侵華戰場上受傷的軍官，不能隨軍隊殺中國人了，就下來做買賣，吸中國人的血。”日寇“將中國的財富，煤、糧食，不分晝夜地往外運，像淌水似的”，“接着他們又把些熊東洋貨源源不斷地運進來”。三個鬼子還貪婪地盤剝腳行（裝卸貨物的）發財。

殘忍殺戮，掠奪資財，同時以傾銷本國多餘工業製成品的手段控制經濟，這是當年侵華日寇的罪行。當今一些侵略成性的西方國家，對不願完全服從它們的第三世界小國仍在這麼幹，只不過掛着“反恐”和“民主”、“自由”的幌子罷了。

在小説中，鐵道游擊隊既要與日寇進行血與火的鬥爭，又要警惕、防範和反擊頑軍（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鐵道游擊隊初到微山湖地區，大隊長劉洪就在頑軍的偷襲中負了傷。經常出現日寇與頑軍配合對付鐵道游擊隊和其它八路軍部隊的狀況：日寇白天對微山湖附近進行“掃蕩”，晚上撤回城，而國民黨頑軍則連夜對激戰一天、未及休整的八路軍部隊發起進攻。日寇投降時，國民黨匪軍“接收”了鬼子設立的臨城監獄，“因犯罪而被鬼子下獄的，一律釋放；凡是八路軍、共產黨嫌犯，堅決抗日的，都一律繼續監禁”，寧死不屈者都秘密地活埋。這些描寫，正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勢力罪惡行徑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