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道游擊隊》譜寫人民解放之歌——新中國經典文學札記之五_風聞
桃花舍主人-中国人2019-12-20 14:14
長篇小説《鐵道游擊隊》,知俠著,上海文藝出版社西元1954年1月首次出版。
這部小説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魯南一批煤礦工人、鐵路工人和農民不堪日寇的欺壓和屠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鐵道游擊隊”,在棗莊、臨城和微山湖一帶鐵路線上和農村、湖區對日寇進行遊擊戰的故事。
小説秉承優秀高超的中國文學手法,以生動的故事情節彰顯主題、刻畫人物,敍述語言樸實曉暢,沒有繁瑣枯燥的心理贅述。
小説故事情節峻奇壯闊,但又充滿了生活氣息,比如“老洪飛車搞機槍”、“血染洋行”、“票車上的戰鬥”、“打岡村”等,都展現了鐵道線上游擊戰的特色,而“微山島戰鬥中化裝成鬼子突出重圍”和“教訓偽軍和偽保長為抗戰效力”等情節,則反映了游擊隊員們機動靈活的戰鬥作風。總之,小説以一個個故事展示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游擊戰士機智靈活、英勇頑強、以少勝多的英雄氣概。
小説細緻描寫了劉洪、李正、王強、彭亮、林忠、魯漢、小坡、芳林嫂等一大批游擊隊英雄,這些英雄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塑造而成的。
這些人,大多數曾經是靠賣苦力為生的煤礦工人,“整天在煤裏滾來滾去”,“一年到頭手臉黑,穿的黑”,被有錢人稱為“煤黑”。這些“煤黑”創造了棗莊的財富,提供了“工業的需要和萬家住户的燒用”,但他們卻被那個“中華民國”社會視若草芥,只成為少數權勢財富階層榨取血汗的來源。
這些人,“他們豪爽、義氣、勇敢、重感情”,但“身上也沾染些舊社會的習氣:好喝酒、賭錢、打架,有時把勇敢用到極次要而不值得的糾紛上。他們可貴的品質,使他們在窮兄弟中間站住腳,而取得羣眾的信任;但是那些習氣,也往往成了他們壞事的根源。”
這些人大多數大字不識一個,因為他們的父、祖輩都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家庭起碼的温飽尚得之艱難,更遑論上學讀書。
就是這些人,中國共產黨啓發他們的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把他們組織起來,在帶領他們抗擊日寇侵略的同時,也給他們提供思想和文化的培訓教育,使他們成長為革命新人。
比如煤礦工人劉洪,經過八路軍隊伍的培養鍛鍊,成為智勇兼備的鐵道游擊隊大隊長,他的變化使他以前的窮哥們嘖嘖稱奇:
“咱們的老洪,真和往日不一樣了呀!過去咱們窮兄弟誰會講句話呢?……就説老洪吧,他過去老是蹲在牆角上,半天不説話。可是你們看現在,他講起話來多有勁呀!每一句話都像小錘一樣敲在我的心上。”
“他不僅會講話了,他幹事也和過去大不一樣了!”
“從山裏回來後,他是比過去更能幹了。”
而鐵路工人林忠,以前遲鈍寡言,沾染了賭錢的壞毛病,不但使自己的窮家生活雪上加霜,自己也到了沉淪的邊緣。參加鐵道游擊隊後,尤其是在抗日根據地受了培訓後,他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賭錢的毛病自然消除了,而且“沉默的性格有些變化了。過去有話他都悶在肚子裏,別人在談笑的時候,他在旁邊捏着草棒,有話在心裏,自己對自己説。可是進山以後,一切使人興奮的新事物,使他也想對人説説了。從這次做報告後,他的喉嚨像被通開的水道一樣,肚裏有什麼,總想嘩嘩地流出才痛快。”他在同志們面前發自內心地感慨道:“我今天,才感到我是個人,真正的人,感到做人的光榮!”他成為鐵道游擊隊裏第一批新黨員,成為勇敢而沉穩的游擊隊分隊長。最後,他在對日寇的戰鬥中,為了搶救戰友而陷入重圍,在擊斃了大量敵人後,槍裏只剩一發子彈時,他從容地“舉起槍,向自己的額上打去”,英雄氣概驚天動地!
小説中的鐵道游擊隊英雄們都與劉洪和林忠有相似的人生經歷,他們投身抗擊日寇的鬥爭,也就是投身革命,這不僅使他們擺脱了原本被“民國”註定了的悲慘命運,更重要的是,使他們的思想、意識和精神面貌都有了質的提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讓原本被踐踏的“煤黑”成為了“真正的人”,顯然,那場革命的本質就是解放人民。解放了的人民,就再也不是隻能被國民黨反動政權捆綁虐待拉去的“壯丁”,而成為“感到做人的光榮”的、有國家主人意識的、氣壯山河的中華脊樑!
可以説,《鐵道游擊隊》就是一曲人民解放的壯麗之歌。
這部小説的作者知俠,本名劉知俠,出生於西元1918年,自幼在鐵道線上撿煤核,十一歲時才開始上半工半讀學校。西元1938年,他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學習結束後,他被分配到山東抗日根據地,從事宣教、文化工作。在工作中,他結識了鐵道游擊隊的英雄們,被他們的戰鬥事蹟所感動,曾兩次越過敵人封鎖線去魯南的棗莊和微山湖,與鐵道游擊隊的戰士們共同戰鬥、生活。文學源於生活,作者的幼年艱苦生活和參加革命鬥爭的經歷,為他提供了豐厚的文學創作土壤,對《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領會,又為他提供了文學創作的思想理論支撐,這一切,使這部小説既有真實的歷史場景和人物形象,又具備了更典型、更真實的文學性。
這部小説激情澎湃地書寫了鐵道游擊隊戰士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同時也揭露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和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倒行逆施。
日寇強佔了棗莊煤礦,“從山裏和河北抓來成千的俘虜,到礦上做苦工,四下安上鐵絲網,每天只給幾個黑窩窩頭。”
日寇把“掃蕩”時抓來的老百姓關進兵營,“綁在木樁上,給鬼子新兵練刺刀,訓練洋狗”,或送進軍用醫院“供鬼子大夫做活體解剖”。
日寇在火車站“開了一個國際洋行”,“棗莊煤礦所有運出的煤,從外邊運進來的東洋貨,和四鄉收買來的糧食,都得經過這個洋行。商人往外發貨,都得向他們要車皮。”“洋行裏有三個日本鬼子當掌櫃的。他們都是在侵華戰場上受傷的軍官,不能隨軍隊殺中國人了,就下來做買賣,吸中國人的血。”日寇“將中國的財富,煤、糧食,不分晝夜地往外運,像淌水似的”,“接着他們又把些熊東洋貨源源不斷地運進來”。三個鬼子還貪婪地盤剝腳行(裝卸貨物的)發財。
殘忍殺戮,掠奪資財,同時以傾銷本國多餘工業製成品的手段控制經濟,這是當年侵華日寇的罪行。當今一些侵略成性的西方國家,對不願完全服從它們的第三世界小國仍在這麼幹,只不過掛着“反恐”和“民主”、“自由”的幌子罷了。
在小説中,鐵道游擊隊既要與日寇進行血與火的鬥爭,又要警惕、防範和反擊頑軍(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鐵道游擊隊初到微山湖地區,大隊長劉洪就在頑軍的偷襲中負了傷。經常出現日寇與頑軍配合對付鐵道游擊隊和其它八路軍部隊的狀況:日寇白天對微山湖附近進行“掃蕩”,晚上撤回城,而國民黨頑軍則連夜對激戰一天、未及休整的八路軍部隊發起進攻。日寇投降時,國民黨匪軍“接收”了鬼子設立的臨城監獄,“因犯罪而被鬼子下獄的,一律釋放;凡是八路軍、共產黨嫌犯,堅決抗日的,都一律繼續監禁”,寧死不屈者都秘密地活埋。這些描寫,正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勢力罪惡行徑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