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進口”的北漂青年們_風聞
中国人的上帝就是自己-数据显示：我是天才的可能性是99.74%2019-12-21 17:33
原創 刺蝟公社
2015年，國內掀起一撥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潮，印度是他們的主戰場之一，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出現在中國互聯網大廠裏。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從印度來北京打拼的年輕人，且或多或少與互聯網公司有關。
作者 | 沈丹陽
編輯 | 石 燦
凌晨4點，印度人Sharma往微信羣丟了份調研報告。他是一家中國初創公司合夥人，從大公司出來創業後，經常熬夜到凌晨。
清晨6點，剛醒來的Arun在昌平區租來的公寓裏練瑜伽。兩個小時後，他吃過妻子準備的早餐，花一個多小時坐地鐵，抵達一家位於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附近的互聯網大廠上班。
上午，清華大學印度籍在讀博士生恩迪，經常在微信收到一些印度洋漂妻子的信息，“你吃早飯了嗎？”這是孤獨的信號，除了同情以外，她並沒有時間去陪伴對方。
一個週二的下午4點，我和德偉約在一家咖啡館見面。後來得知，來華六年後，他才積攢足學費，等到時機，準備在北京電影學院好好上學，“以前是追逐美國夢，而今是中國夢。”
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從印度來北京打拼的年輕人，向前，向後，圍觀，彷徨，或多或少與互聯網公司有關。
2015年，國內掀起一撥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潮，印度是他們的主戰場之一，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出現在中國互聯網大廠裏；也有越來越多的印度人看準時機，創立公司承接出海公司的業務。
一方面，互聯網出海公司需要招聘瞭解當地實際情況的人，加速業務推進和拓展；另一方面，出海潮衍生出一個新的職業淘金潮，很多印度年輕人希望能在業務蓬勃發展期掙到錢。
這些年輕人不滿足於僅在印度發展，帶着冒險精神，他們奔赴陌生國度，在北京不斷打拼。有的人從一份苦工做起、不斷跳槽、一漂再漂；有的人在北京求學，追尋中國夢，默默地在這片土地上財富累積，並試圖實現人生轉變；有的人站在大浪邊，觀察着印度洋漂的一切；有的人卻準備隨浪潮一起退卻。
Arun從印度首都新德里到中國北京，輾轉飛了16個小時。那是2014年的冬天，他隻身一人來投奔在北京工作的朋友。那天，冷。即便穿了夾克外套，頭還是無法適應零下十幾度的氣温，凍到他發暈發疼。
他在印度就拿到入職offer了，在北京落地的第二天，就要在北京開始他的第一份“洋漂”工作。
Arun在一家外包公司為諾基亞手機做初級硬件測試，不需要過多的專業技能，基本英語交流無障礙就可以勝任。那時微軟完成對諾基亞手機業務的收購也不過半年。六個月之後，他被調去了微軟辦公軟件項目做美國市場專員。這是2015年的第二個季度，微軟虧損了近32億美元。
2016年，他來中國工作兩年了。期間，他把身居印度的妻子接到北京，並介紹她也入職了同家公司。此時，Arun的職業訴求出現變化。
他把個人簡歷放到招聘平台，樂視手機向他拋出了橄欖枝。就在前一年，出現了大規模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浪潮，被譽為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元年。樂視也有海外業務，他們需要國際化人才，Arun的履歷與之契合。沒過多久，Arun就走上了新崗位。
“這個團隊給了我快樂和歸屬感，同事是美國人、印度人和中國人。我們經常一起聚餐、度假，關係親密且融洽。也是從這份工作開始，我才打開了在中國的社交面。” Arun毫不掩飾地傳遞出對那份工作的懷念，“樂視在印度的班加羅爾也設立了辦公室，可還是有很多印度人特意來到北京應聘。”
好景不長，2017年夏天，作為基礎性平台的樂視雲服務關停，樂視手機的海外業務也受到影響。業務線開始裁員，不少拿着工作簽證的外籍員工，失業之後必須在兩個月內找到新工作。
Arun也被裁了，但他是幸運的，一家中國人開的創業公司願意聘用他做市場經理。但他也是不幸的，“我很快就辭職了。”
這次，與工作內容無關，與公司發展狀態無關，只與人際交流有關。
“這家不到50人的小公司，只有創始人跟我用英語交流，但是他不經常在公司。從上午10點工作到晚上7點，期間沒有人跟我説話，（我）很孤獨很自閉。” 訪談過程中，他提及這段經歷時，草草帶過。
“我真的很想知道，如何跟中國人成為知心朋友，不是那種沒有工作交集就再也不聯繫了的朋友。” 時至今日，Arun還因這個問題感到困惑。
Arun的家鄉在印度東南部一座叫金奈的城市。那是印度第四大都市，人口超千萬，與鄭州、西安等國內城市同擠入“千萬級人口俱樂部”。他在那裏生活了20多年，到北京工作的第五年，拿到了第四份工作的offer。
那家公司是國內一家頭部互聯網大廠，5萬多名員工在高效運轉狀態中前行。Arun在公司出海產品部門工作，統領一支在印度當地的小團隊，頻繁地在中國和印度兩地奔波。
“People here is more international, more workholic（這裏更國際化，更瘋狂）。”但Arun沒有把自己陷入到高強度的工作機制中，平時他會利用業餘時間結交同在北京打拼的他國洋漂。
他不太喜歡與印度老鄉見面，一旦與印度老鄉見面，他們就會向Arun撲面拋來一堆問題，“你怎麼得到這份工作的？你的工資是多少？你怎麼處理這個或那個問題？你能不能幫我怎樣怎樣？”
這些問題會讓他感到煩悶。這裏面存在的一個不確定性，他無法確認對方是單純想和他交朋友，還是帶着功利性目的來詢問他的。他對此心生抗拒，擔心自己多年打拼下來的資源和經驗，會被他人一掏而空。
Arun更喜歡與其他國家的人交朋友，也更希望融入到中國的主流社會。
他曾受邀去參加一位中國朋友的婚禮，遠在蘇州。朋友幫他安排了整個行程，面面俱到，每個細節都讓他感到很貼心。
Arun知道在中國參加婚禮有送紅包的習俗，於是包了點金子。他説這是印度的習俗。他祝朋友百年好合、早生貴子，而他與妻子洋漂多年，至今還沒有孩子。
穿着申通快遞工作服、梳着男式馬尾，德偉拉着快遞箱風風火火地奔跑在義烏街頭，幾個肩扛攝像機的工作人員隨他一起狂奔。這是職業體驗類真人秀《功夫學徒》的拍攝現場。
七位學徒均來自不同國家，身份職業背景各異，參加節目的目標一致：到中國科技互聯網公司去觀察和體驗。這一期，在義烏，看到了申通領先國際的物流體系。
德偉此刻需要在指定時間內，將快遞準確地送到客户手中。他漢語説得很溜，卻讀不懂漢字。還好他善於與各類人打交道。拍攝現場有位10多歲的小男孩一直在看熱鬧，德偉很快和他打成一片，在男孩的幫助下迅速完成任務。
在申通感受國際化的物流體系、在科大訊飛體驗智能語音、在大疆操作機甲大賽，德偉一再刷新着自己對於中國科技水平的認知，也再次慶幸多年前自己的決定。
2008年大學畢業的時候，已經在華打工兩年的哥哥鼓勵德偉也到中國發展。他想也沒想就拒絕了。那時，他心裏藏着美國夢。這種心結源於歷史影響。曾有一段時間，在硅谷工作的印度人快速實現了財富積累和社會階層轉變。這一消息在印度圈子放大，美國夢成了一種“蜜汁信仰”。
從印度前往中國工作的人被當地一些輿論認為，要麼能力不夠，不能去美國；要麼家庭過於貧困，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去美國。德偉最終拒絕了哥哥的建議，在當地找了家媒體幹起了記者行當。
大學時，德偉輔修表演課，他心裏一直埋藏着一顆關於演藝事業的種子。2012年，那粒種子被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則招生啓事撥動，很多優惠政策成了德偉動心前往中國的驅動力之一。德偉説，北京電影學院在印度的知名度很高。
但直到2014年8月，他才來到北京。
北京電影學院承諾給優秀留學生提供獎學金，但要求留學生擁有一年的中文學習證明。德偉來時沒有特別具體的規劃，拿着錄取通知書抵達北京後不久，他發現生活與住宿成本遠超出自己的預算。留學生在華也不允許打工賺錢。
現實所迫，他只能暫時放棄學業，在一家印度人開的餐飲公司上班，從服務員做起。慶幸的是，手裏的簽證是短期工作籤，還沒來得及轉為學生籤。
但僅僅是服務員工作得來的收入，不足以支撐德偉在北京上學的開銷。德偉試圖挖掘自己所有的潛力和資源。憑藉之前在印度媒體工作的人脈，他拿到了那家印度媒體駐北京記者的一個崗位；餐飲公司新開的酒店瑜伽項目沒有印度瑜伽師，他跑去中國人的瑜伽會館偷師，學會了，再去教給來酒店上課的中國人。
近些年，他通過中國朋友得知，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在拓展印度海外市場中，缺乏本地市場營銷渠道。沒有考慮太多，他立刻跟朋友一拍即合註冊了一家線上市場營銷公司，專門對接互聯網公司在印度的推廣需求。上一個完成的推廣項目，是爆紅全球的短視頻產品TikTok。
在中國拼搏了六年，攢夠學費後，他重新申請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外籍本科入學名額。9月底，他順利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此前，他在工作中與校友黃曉明見過面，也和成龍聊過天。最近在與一位叫李健的中國演員拍一部電視劇。
“過去六年，我睡着的時間非常非常少，一直在工作。錢賺得足夠讀書用了。如果繼續工作下去，可能我就抽不出來了。” 入學之後，德偉辭去了一些職務，轉為幕後。
但是，“其他的幾份工作（駐北京記者，市場營銷公司印度負責人）我還處理得過來，並沒有放棄。”
德偉的心態在這六年間發生了鉅變，“剛來中國的時候看不見未來，現在可以。”另外一種認知觀念正在驅使他向前，“以前是追逐美國夢，而今是中國夢。”
德偉在努力學習中文，但他目前對英文更熟悉一些，他説，“Land of opportunity，China is for everybody（這個大陸充滿了機遇，每個人在中國都有戲）。”
手機提示有一條新微信在催促恩迪。她解鎖屏幕，開始讀取。
“早上好，你吃早飯了嗎？”
透過這條微信，恩迪能感受到發送者的小心翼翼和無從排遣的孤獨。她是印度女孩，在清華大學讀博士研究生。身為女性，她可以設身處地地理解這種心情，但是除了同情以外，並沒有時間去陪伴對方。
像這樣的人，恩迪還認識很多，她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印度洋漂妻子”（下文簡稱“洋漂妻子”），那些中國互聯網公司印度男員工的家屬。
洋漂妻子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印度結婚，丈夫到中國打拼，站穩腳後，將妻子接來中國一同生活。另一種是印度單身男青年在中國打拼，有一份收入不低、身份體面的工作，在印度老家的父母幫忙張羅娶妻，二人在印度結婚後，妻子隨丈夫來到中國。
第一種類型的洋漂妻子們，與丈夫在印度有一定的相處基礎，並且雙方背景相近，來華後，也多有能力在中國找到一份工作。而第二種洋漂妻子則處於比較艱難的境地。
一般，一個在北京互聯網公司工作的印度籍研發人員，工資可拿到3萬元左右。這對大多印度老百姓來説，是個天文數字。
在印度，不少父母會把自己適婚子女的星座信息送到婚介機構，婚介機構通過星座信息進行運算和匹配，若發現某一對男女匹配值較高，機構會把男女資料告知雙方。子女父母綜合其他原因，最後做出抉擇。近年來，一個新的因素在影響他們的決斷。
“如果家裏有女兒，父母得知誰的兒子在中國做研發，且單身，都會搶着把女兒嫁過去的。”恩迪説，很多女孩因此被牽線認識了在中國做研發的印度男生，婚前他們通過微信、視頻通話等遠程通信方式來維繫這段感情。
“多數女孩子對這段戀情充滿嚮往和期待。只是，當她們來到中國才發現，3萬月薪在北京的生活，與在印度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在印度，月收入3萬元可以過上“富人的生活”，但這3萬在北京不僅要用於房租開支、生活日常開銷，大多數印度洋漂還要給家裏寄錢。
不僅如此，不少嫁過來的洋漂妻子，並不會説英語和漢語，她們更習慣用印度小語種交流。溝通障礙讓她們“困獸圍城”，鮮少出門，丈夫是她們生活的全部。但Arun不希望他是妻子生活的全部，他鼓勵妻子走出去與人交流，有一次，他還邀請妻子看了他的舞台劇。
不是所有洋漂丈夫都鼓勵妻子出去工作，有些人要求妻子不能跟其他男人講話。恩迪有一個陪丈夫來北京工作的女性朋友，她在印度已經拿到了數學碩士學位，英語也很流利。恩迪曾經多次鼓勵她去外面工作，與人交流，但都沒有結果。
“前幾天我約她見面，她帶了丈夫一起來。全程都是丈夫一直不停地在高談闊論，她有幾次説話都被他打斷了，丈夫告訴她要保持安靜。” 恩迪説。
恩迪自身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洋漂，她家境優渥、祖父母輩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和弟弟是在父母無差別的關愛中成長的。可生活在印度大社會環境中的她，仍舊感受到了種種束縛。父母要求她晚上五點之前必須回家，不能單獨和男性朋友出現在公眾場合中，會被人誤認為“有私情”。也不能在沒有父母陪同的情況下獨自去醫院看病，會被認為懷孕了。
“我不能説印度所有的城市、社會環境都是這樣的。這是我的經歷。”恩迪説。
2016年，恩迪拿到了清華大學環境工程專業的碩士獎學金，她孤注一擲，終於説服父母，來到中國。2018年，碩士畢業的她選擇繼續攻讀博士。
“我現在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親戚們也知道我在中國奮鬥着。”但恩迪也意識到，“‘那又怎麼樣，還不是沒結婚’ 是多數人對我的看法吧。”
清華大學對留學生開放了很多探索中國文化的項目，恩迪跟着這些項目去過14個省市、31個城市。她把所見所感分享在Instagram上，很多在印度的年輕人對中國產生了嚮往之意，也有很多剛來中國的洋漂妻子希望可以和恩迪成為朋友。
“我在冬天見過幾個洋漂妻子，她們還穿着印度的傳統服裝。”恩迪説，“北京這樣的天氣，這種穿着太冷了。”
10月12日晚上6點，恩迪，往朋友圈發了個視頻。視頻裏，她接受新華社的採訪時説，“通過旅行，我瞭解了中國文化。”很多中國老師和同學留言點贊。
“你想怎麼寫我的故事呢？請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公司名也別提了，北京的洋漂圈很小的，大家一猜就猜到了。” 10月26日下午，Sharma穿着一件衞衣搭配牛仔褲、揹着雙肩包、戴着黑框眼鏡，出現在五道口一家外國人偏愛的咖啡館和我見面。
和多數印度人熱情外放的目光不同，Sharma眼神沉着睿智，多了一絲冷靜和審視。他來中國八年了，頭幾年，中國房地產行業形勢還算不錯，他憑藉土木工程專業背景，和流利的中英文語言技能，在一家房地產公司謀得一職，一度做到了公司中層管理崗。
2016年，互聯網出海行業飛速發展，Sharma看中這一風口，毅然離開房地產行業，投身到一家中國出海公司，並以此為跳板，進入了一家以智能手機業務為主、在印度市場佔了很大份額的頭部互聯網科技公司。2019年夏天，他離開大廠、加入了一家內容電商出海創業公司，擔任合夥人。
“我已經5個月沒有收入了。”但他説，“因為合夥創業，覺得值得。”
值得之外也有不適感，Sharma覺得“中國的創業者太激進了，在硅谷投資一塊錢，十年之後回報一百塊就很好了。這裏追求3年內IPO。我常常睡不着覺，腦子裏都是工作。”
Sharma創業之前，在互聯網行業擔任商務拓展員，提及對大廠出海產品的看法時，他直言不諱地説，“拍腦袋做決定的是中國高層，但這些人不懂印度市場，更不懂印度文化。印度人只能做一些很基礎的執行性工作，基礎管理崗可能就是職業天花板了，產品線總監級的職位是不會招印度人的。”
“出海印度的互聯網公司在招聘方面也有問題，很多印度產品線上的中國員工，只要會説點英語，懂印度語的很少，瞭解印度文化的更少。這樣的員工被派去常駐印度，拿着非常高的薪水，不少印度人內心不服氣，更不會認同。”也這是Sharma毅然從大廠轉身離開的原因。
在中國漂泊的八年時間裏，經歷了太多事情，但Sharma只對兩件事記憶深刻：一是他胖了60斤；二是有一次喝酒喝斷片兒了。八年間認識了很多人，微信好友有3400人，但常聯繫的只有一兩個。
“要不你這麼寫我的故事吧：一個來中國奮鬥失敗了又回去的印度人。” Sharma自嘲着給自己這八年下定義，“我的終點不會在這裏，已經開始尋找合適的回國（印度）機會了。”
Sharma的狀態很矛盾，一邊在中國創業，一邊心裏想着退路在哪兒。
與Sharma的訪談結束後，我想去朋友圈看看他的日常，才發現朋友圈已被他設置為三天可見。空白一片的主頁反而讓簽名顯得分外矚目：
“絕不後悔，決不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