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通過現代化重新創造歷史嗎？_風聞

歷史終結論給人一種奇妙的觀感，它並不是真的在描述人類歷史走向高度均質化，此後的人類社會不會再有任何“變遷”，只有日復一日的“記賬”，它更多是在描述人類歷史的精神運動經過螺旋式上升最終達到了重點。

這不是弗朗西斯·福山的獨家發明，你會在他的書中發現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斜長的影子。平心而論，福山的理論水平非常平庸，他不是在開創一種歷史解釋，也不是在締造一種全新的歷史哲學工具，他只是寫出了一系列類似自媒體流量文的東西。只不過他處於一個微妙的時代，關於人類歷史的宏大敍事、關於政治運動的宏大敍事都已成為過去式，而擴張下的帝國秩序又急需各種意識形態燃料，尤其是需要外邦精神國人的燃料，一如意大利人文學者之於西班牙帝國一般。所以世界上有了福山。

有趣的是，在西方的線性歷史觀念中，歷史終結論、末世論，不過就是類似的東西，會週期性出現，因為線性史觀會把歷史運動想象成一段又一段的“向前”運動進程，當舊的一段無法持續時，意味着人們要出動“搞事”了，這樣才能開啓新的一段歷史。所以末世之中必有妖孽，這是西方歷史發展中的特有紅利，趕上這波你就能封神封聖，成為先知，當個格雷塔。第二個紅利就是福山趕上的秩序擴張紅利，趕上這一波就是精神柱石、人類導師。將觀念單獨抽離出來，與歷史現實的變遷組合起來，觀測精神秩序的瓦解-重構過程，這是一種獨特的思想史研究視角，在沃格林的《政治觀念史稿》中，你可以領略這一歷史敍事的全貌。與劍橋學派主要重視歷史和文本相比，沃格林增添了一些哲學家和“先知”的氣質。

不過呢，這都是“西方那一套”，我們東方人本來不能夠理解，因為東方人的歷史觀念具有循環性，也就是“輪迴”色彩，我們的文化中相信歷史是循環往復的，但一種先驗的宇宙秩序貫穿始終，一如四季輪迴。這裏沒有什麼過多的神秘色彩，東西方人都從世界經驗的直觀觀測中想象出“天道”，但為何差異如此巨大？不過是歷史的現實疏離太多，當希臘和羅馬湮滅時，並沒有一種新力量能夠將“過去”重組起來，西方人在中世紀不斷嘗試，但是凱撒的皇冠無比沉重，教廷的權杖無力號令天下，大地上的人民四分五裂。這種荒誕不經的現實只會讓彼岸觀念一遍一遍輪迴，卻不會讓世俗的帝國一次又一次循環往復。

西方的歷史進程，即便是到了民族國家時代，都還卡在歷史運行力量的“斷裂”裏，任何一種試圖塑造全球性帝國的力量都會陷入長期均衡，最後崩潰，背後原因永遠是個迷。

不過今天，我們東方人完全能“理解”福山，我不確定這種“理解”需不需要配一個翻譯，翻譯一下歷史的“驚喜”。但令人驚奇的是，我們的觀念中出現了線性史觀及其精神秩序的要素。為什麼？因為我們處於現代化進程中，我們用“理性”為自己劃設了一個與文明的“自然性”並不相干的目標，並朝着這個目標一路狂奔，這個目標可以是解放全人類，可以是四個現代化，也可以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總之，我（官）們（家）認為國家歷史的進程會在未來的某一點走向終結，然後實現均質化（長治久安），我（民）們（間）又認為，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會循環往復綿延不絕，自動實現對當前這一時期歷史進程的延續和超越。這兩種觀念從歷史精神運動的邏輯上看，根本就是相互矛盾的，除非現代化國家只是社會及相應文明的外殼。

迴歸現代國家的進程，它處於現代化過程之中，也意味着我們的歷史處於線性的現代化進程之中。西方開啓現代化的時間比我們要早，所以當我們今天還在奮力構建現代性，並解決現代性與傳統力量的矛盾時，西方早已步入後現代社會，在結構現代性精神秩序與宏大歷史敍事的道路上一騎絕塵。這是歷史進程先後的路徑問題，是不同文明的歷史時間差，很難改變，就像日韓越永遠無法逆轉中華文明鐫刻的痕跡一樣，時間差是可怕的，直接決定了一個文明的自我發育進程，除非歷史的路徑發生了全球性轉折。

現代化大概就是這種全球性轉折，所有非西方國家被拉入這一歷史進程中，在現代文明的歷史進程上，保持着與西方的時間差。如果這一線性運動過程是永續的，那麼意味着後發國家將不斷重複西方國家的道路，最終在歷史的重點與早已等在那裏的西方國家匯合。但問題是，這是某一歷史時期的“精神秩序”，這不是對客觀歷史的描述，這是人對歷史進程的想象，你願意相信它是真的，那麼你也就會相信歷史的終結，最終在西方世界的現代化路徑通道中亦步亦趨。

但現在，這條路徑通道在崩塌，並非由於地緣衝突、全球性政治經濟危機這麼簡單，這些“危機”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顯得有些微觀。真正在摧毀這條通道的力量，是前後兩部分，前面是西方自己，而後面是某個體量過於龐大完全塞不進去，只能不斷修正擴容的國家。

西方那幾個列強之所以管自己叫發達國家，不談經濟社會建設的量化指標，只能給人以歷史進程的終結感。從19世紀開始，西方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就在理性夢想的劇烈幻滅中走向自我懷疑。在黑格爾之後，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思想家，馬克思、叔本華、尼采、馬克斯韋伯、涂爾幹等等，他們之所以能為後世銘記至今，源於他們千差萬別的思想路徑中都包含着同樣的氣質，那就是對現代性的悲觀態度。這種氣質影響着19世紀到21世紀的西方，所以我們看着斯賓格勒寫下《西方的沒落》，而20世紀以來的哲學家們似乎非常熱衷於摧毀傳統觀念中人和世界的本質性存在形式，進而後現代思潮彌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完成了對以往現代化宏大敍事的解構。

後現代的世界迷夢，折射出了賽博朋克的霓虹想象。人與世界的關係即如此，任何形而上的價值都被剝離乾淨，人是原子態，社會秩序源自一個類似起搏器一樣的寡頭集團，世界完全喪失了自我組織，進而重啓歷史的能力。

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種預見就是真的，但幾乎所有的現代性批判思想家都異口同聲地描繪出一個令人沮喪的現代世界。而他們也試圖提出開啓新歷史的建議，比如暴力革命。後世同樣難以證明這是真的，但後世傾向於相信，而非拒絕，這是精神秩序的事情，並不關涉客觀歷史的某種“真相”。

從這個視角看，現代中國自打被列強拖進現代世界中，就已經沾染上相同邏輯的歷史觀念，只是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理解始終秉承着實用主義的觀念。我們利用現代化，只是為了重啓日益衰敗的宏大歷史敍事，將民族的歷史循環延續下去。因為對於東方人而言，歷史的崩塌，比下地獄痛苦萬倍，意味着萬劫不復。所以便囫圇吞棗地把自己套進的現代化的線性進程，並強行添加了民族振興的目的，要把歷史帶入一個新的四季輪轉中。

這很不合理。暫時不考慮文明的因素，僅看現代化這一層面，新中國的精神秩序建立在一系列反現代的觀念之上，有着對現代西方世界天然的革命性。這種革命性把中國帶離了傳統的歷史循環，將中國的精神秩序舒展到全世界具有同樣反現代訴求的地方。但這種超然的中國，與未歷經現代化的現實中國相互脱節，最終又被現代化拉回應有的進程中。從開始起點，到前後顛倒的進程，註定中國的現代性構建運動根本不可能是線性的，甚至我們無法用一維或者二維的圖形去描述這一進程。中國像一個進錯歷史空間的存在，讓整個現代化通道變得扭曲，而西方正在盡頭嘗試躍遷到新的通道上。

這也是個很麻煩的事情。當我們回到現實問題上，我們發現現代化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我們也知道自己和西方的不同，但是我們無法用二維的語言解釋三維的時空進程。這催生了線性學説的壓倒性勝利，它們不一定是對的，但卻是可理解的。這也是為什麼當西方在後現代的解構之中樂此不疲時，我們一面不理解西方當前的社會進程，一面又為西方塑造的現代化價值激烈爭論，但無論怎麼爭論，通道依然如此，無論它是被扭曲，還是被強拆。

也許這個進程只是漫長文明史中的一個小插曲，也許它真的預示着人類的某種共同追求。但無論如何，我們要重新開啓歷史，我們首先需要能夠描述三維時刻的概念工具，如何把循環和線性統一起來，目前人類的社會科學話語中，似乎還不存在這種東西。

人類還未看到現代性的最終後果，只是注意到一些徵兆，並且很悲觀。跳脱這個扭曲的世界，我們要知道這個通道因何而起。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一種文化、文明的內在必然性、市場是自發的還是人造的，這些要素之間有何聯繫，馬克思和同時代的思想者們究竟形成了怎樣的精神結構？似乎只有明晰這些，才能搞清楚中國在一系列偶然性的節點之間來來回回的易轍和往復前進。

不過西方尚且未能完成這項工作，如果交給中國，會是何種圖景不得而知。但顯而易見地是，輿論霸權與範式壟斷這種事情，往往在於認知水平和工具的限制，突破這一屏障的意義，並不在於吵架要贏，而是會帶來構造全新“精神秩序”的凝結核，也就會開啓新的精神現象運動。而這正是歷史不會終結的源泉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