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凱 ：自力更生與引進、消化相輔相成_風聞

今天，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繼續警示我們：即使是民用技術，同樣不能完全靠着別人。因此，自力更生方針與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相輔相成的辯證思維方法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歷史經驗表明，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只有擁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擁有自主的知識產權，才能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國際地位和尊嚴。毛澤東將科技研發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能之一，並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堅定不移，絕不放棄自主攻關、突破高科技的瓶頸。這種自立自強的精神今天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工業化。中國產業發展和工業化成功的基本經驗既遵循了大國工業化進程的需求共性，又堅持從後發國家獨特的實際出發，科技發展方面的特點是在自力更生的方針下引進吸收，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形成工業經濟的完整體系（或產業鏈）。在新中國的歷史上，自力更生與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相輔相成，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元素。本文僅就此對1949~1978年中國的科技發展做一些歷史回顧與分析。

一、自力更生方針來自處理內外經濟關係自力更生方針誕生於由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在報告中提出：

【“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後，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這不是説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不，國際援助對於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鬥爭都是必要的。”［1］】

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中重申：

【“中國抗戰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過去也講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這個政策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棄一切可能爭取的外援。”［2］】

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論政策》中指出：

【“我們的根本方針和國民黨相反，是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儘可能地利用外援”。［2］（p.765）】

1945年1月10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我們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3］】

同年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指出：

【“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麼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並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4］】

這表明，自力更生方針的誕生與處理中外關係、爭取外援相聯繫。不是不要外援，而是在爭取外援時將基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新中國成立以後，這一辯證思維方法在工業化建設中獲得成功，在改革開放以後40多年的現代化建設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二、實現工業化必須引進科學技術科技基礎薄弱、科技水平落後是中國工業化的重大障礙。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制約科技發展的因素很多，國內資源嚴重不足，國際環境十分惡劣。儘管如此，1949年10月31日，新中國誕生還不到一個月，毛澤東便親自將中國科學院的印信頒給院長郭沫若。第二天，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這一舉措在全國及海外華裔科技人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國科學院建立時，僑居國外的科學家大約有5000人。到1956年底，近2000名科學家回到祖國。到1955年，全國科學技術研究機構已發展為840多個，科學技術人員增加到40多萬人”。［5］】

1955年，我國做出了發展核技術和核工業的決定。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5］4月，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發展尖端技術的問題，他從鞏固國防安全的角度提出，不僅要有更多的飛機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彈，“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6］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由周恩來和聶榮臻等牽頭，成立了科學技術規劃委員會，制定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這一規劃提出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5］，對新中國儘快建立自己的科學技術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1958年，毛澤東又提出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和經濟建設上去，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衞星’的號令”。［5］

在科學技術落後的基礎上，要實現如此宏偉的藍圖，必須藉助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就技術而言，任何國家、任何企業都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去重複研究別人早已研究成功並獲得應用的技術，那樣只會造成經濟、技術、人力和資源的極大浪費，並且永遠處於落後的境地。只有引進技術才有可能縮短時間，建立自身的研究開發系統，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三、堅持自力更生方針，引進與消化吸收相結合引進的技術通常包括兩種形態：一種是物化形態的技術，如先進的設備、熟練的勞動力，專家、教師、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等；另一種是非物化形態的技術，如專利、商標和外形設計等產權技術，以及圖紙、設計方案、技術説明書、技術示範和具體指導等專有技術。1978年以前，中國有三次成規模的技術引進，第一次主要從蘇聯、東歐國家引進，第二次和第三次主要從西方國家引進。這三次都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下，同時引進多種形態的技術，並將引進與消化吸收相結合。

（一）20世紀50年代的技術引進

中國大規模工業化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起步的，突出標誌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的以“156項”重點項目為核心的工業基本建設。［7］

第一次大規模引進技術正值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以下簡稱“一五”時期），我國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了數百套成套設備和數千套技術資料，是對設備、資金、人才、設計等物化和非物化形態技術的全面引進。在投資規模和投資結構上，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經濟建設的資金來源上，中國對外借款為36.4億元，佔“一五”時期國家財政總收入1354.9億元的2.7%，其餘來自國內積累。［7］

在遭受西方國家封鎖、禁運的環境下，新中國通過等價交換的對外貿易方式，獲得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設備援助，其中，引進成套設備是引進技術的主要形式；此外，還通過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簽訂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來引進技術。到1959年，

【“中國從蘇聯和東歐各國獲得了4000多項技術資料。蘇聯提供的主要是冶煉、選礦、石油、機車製造和發電站等建設工程的設計資料；製造水輪機、金屬切削機牀等的工藝圖紙；生產優質鋼材、真空儀器等工業產品的工藝資料。東歐各國提供的主要是工業各部門和衞生、林業、農業等方面的技術資料”。［8］】

【“以‘156項’為核心，以900餘個大中型項目（限額以上項目）為重點的工業建設，使中國大地上史無前例地形成了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雛形”。“從1950年第一個項目開始建設，到1969年‘156項’實際實施的150項全部建成，歷時19年”。［7］】

新中國通過引進與消化吸收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技術，填補了在汽車、拖拉機、石油設備、化肥、噴氣式飛機、航空發動機、坦克等領域的技術空白，提升了兵器、機牀、鐵路機車、橋樑、電工器材、無線電器件、合成橡膠、製藥、紡織等許多領域的技術水平，實現了航空、核能、火箭、電子、自動化等現代科技的啓動，初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和禁運的困難條件下，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援助對中國的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一五”時期新建、改建的大中型建設項目，從選擇廠址、供應設備、指導建築安裝和開工運轉，一直到新產品、供給新產品的技術資料以及培訓技術人員、接受留學生和實習生等多方面，蘇東國家都給予了具體幫助。［7］

1950年2月，中國和蘇聯簽訂了第一個貸款協定，金額為12億舊盧布（摺合3億美元），年利率1%，10年內償還。隨後在1951~1955年，又先後與蘇聯簽訂了10個貸款協定，年利率為2%，償還期2~10年。1950~1955年中國向蘇聯貸款總額為56.6億舊盧布（摺合人民幣53.7億元）。到1964年，中國提前償清了全部貸款本息。這些貸款主要用於經濟建設、抗美援朝和償付蘇聯移交物資的費用等方面。［8］（p.47）

“‘156項’重點項目的建設經歷了蘇聯援助和自主建設兩個階段。整個50年代屬第一個階段，工程是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建設的。”［7］中國1956年制訂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9］，也得到了蘇聯的幫助，議定了一批兩國共同進行研究的和由蘇聯幫助進行研究的重大科學技術項目。在掌握尖端科學技術、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蘇聯也給予了一定的幫助。如中蘇兩國1953年簽定了《關於海軍訂貨和在建造軍艦方面給予中國以技術援助的協定》［10］和1959年簽定了《關於在中國海軍制造艦艇方面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援助的協定》［11］，這兩份協定“幫助中國獲得了蘇聯首批海軍技術，奠定了中國製造驅逐艦、核潛艇等現代軍艦的基礎”。［12］

1959年6月，蘇聯以和美英等國正在談判禁止試驗核武器的協議以及美蘇即將舉行領導人會談為由，提出暫緩按協定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13］

隨後，蘇聯對中國的一些援建項目開始延緩。1960年7月16日，“蘇聯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全部召回在華蘇聯專家。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蘇聯將在華擔負重要任務的1390名專家全部撤回國，同時撕毀了兩國政府簽訂的12項協定和兩國科學院簽訂的1個議定書以及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蘇聯一系列蓄意惡化中蘇關係的行為，不僅使中國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也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給中蘇關係造成難以彌合的創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頂住了巨大的壓力”［14］，“156項”重點項目進入自主建設階段。中國在吸收蘇聯此前技術援助的基礎上，走上了獨立研發核武器的道路。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5］

中國能夠攻克“156項”重點項目建設過程中的技術難題，成功完成剩餘項目的建設工作，離不開在消化、吸收引進技術方面取得的成效。首先，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引進基礎上的自主設計能力大大提高，“我國工程界已經學會了許多現代化的工廠、礦井、橋樑、水利建設的設計和施工，在設計大型機械、機車、輪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16］，並在大批引進工程的建設過程中迅速組織起相關的隊伍和機構；到1958年開始實施第二個五年計劃時，中國已經能做到絕大多數建設項目靠自己設計。同時，我國機械設備和鋼材的自給程度大為提高，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我國已經能夠自行製造一系列設備，雖然“我國建設所需要的機器和設備有百分之四十左右依靠進口解決”［17］，但已經改變了過去基本上依靠進口的狀況；中國許多工業品已經開始出口，大批生產經營和經濟管理人才成長起來。［18］由於在引進的同時努力學習、消化、吸收新技術，培養了自己的設計、生產能力，從而奠定了新中國初步工業化的物質技術基礎。

（二）20世紀60年代的技術引進

20世紀60年代初期，由於“大躍進”運動和嚴重的自然災害，國民經濟遭遇嚴重困難。1961年初，中共中央全面調整國民經濟，以使之儘可能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大力加強農業和輕工業，首先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

中蘇關係破裂後，毛澤東曾考慮擴大從西方國家的經濟技術引進。中法建交後，他對來華訪問的法國議員代表團説：“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希望你們把什麼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19］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毛澤東1964年1月7日聽取工交會議情況彙報時的講話。參見《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紅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頁。]1962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指出：

【“日本……還準備賣給我們生產維尼綸的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社會主義國家不賣給我們……要利用他們的技術。列寧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國的技術、美國的技術。我們現在要走這條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尖端不給我們嘛。”［20］】

毛澤東提出了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的路子，這對於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是非常重要的。為儘快從經濟困難中走出來，逐步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加強農業和輕工業，化肥、農機等支援農業的工業和化纖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工業受到重視，這就需要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石油、化工、化肥等成套設備，以利於發展農業、輕工業。而當時西方發達國家需要為過剩的商品和資本尋找出路，雙方互有需求。為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成立了成套設備進口五人小組，“由方毅（外辦兼計委）、李強（外貿部）、張有萱（科委）、葉林（經委）、柴樹藩（計委）組成，方毅為組長，柴樹藩為副組長”，“小組的任務是在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成套設備的談判和進口過程中，就各部門提出為外貿部和其他部門所不能解決的有關政策和工作問題提出意見，向總理和外貿三人小組作報告，並處理總理交辦的其他工作。”［21］

從1962年起，我國開始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成套設備和引進新技術。6月25日，國務院財貿辦、國家計委和化工部聯合向李先念副總理、李富春副總理和周恩來總理報告，提出向資本主義國家購買生產維尼龍和合成氨先進成套設備。［21］（p.360）隨後於1963年下半年啓動的成套設備引進工作側重於解決人民羣眾的“吃、穿、用”問題，兼顧發展機械、石油工業等，反映出中蘇關係惡化以後，中國更加註重發展國防尖端技術和與之配套的工業技術以及國民經濟中缺門、短線的新技術。［22］

1963年編制的《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改變了20世紀50年代全面發展科學技術的做法，本着“有先趕，有後趕；有所趕，有所不趕”［23］的原則，提出

【“集中力量解決中國經濟建設中急需的、重要的科學技術問題，在任務的安排上，着重打基礎，抓兩頭。抓兩頭就是一頭抓農業和有關解決吃穿用問題的科學技術，一頭抓配合國防尖端的科學技術。打基礎就是要迅速提高工業科學技術，尤其是基礎工業的技術水平，要迅速提高基礎科學中許多有關學科的水平”。［9］（p.111）】

從1963年中國同日本簽訂第一個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合同開始，中國相繼從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典、意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9個國家引進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國民經濟建設急需的成套設備和技術，共84項。［24］

通過引進成套技術設備和專利，學習和吸取發達國家許多有益的現代科學技術成果和生產經驗，填補了中國科技空白，縮短了科研週期，增強了工業設計能力，完善了生產工藝等。為密切配合原子彈、氫彈和導彈的研究和試驗，相關部門研製了品種眾多、規格特殊、技術條件嚴格的新型材料、儀器儀表、精密機械和大型設備等，如電子計算機、電子顯微鏡、高速照相機、氨分子鐘、30萬千瓦雙水內冷發電機等，設計建造了像攀枝花鋼鐵基地、第二汽車製造廠、成昆鐵路、大型水電站和火電站、重型機械廠等成套設備，而且還帶動了核電、航空、航天等相關領域科學技術的跳躍式發展。［22］

20世紀60年代成套設備和技術專利的引進，我們從西方發達國家學到了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技術、管理知識，積累了同西方發達國家打交道的經驗，特別是怎樣引進軟件、怎樣開展更高層次的合作等，都有益於70年代初期的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乃至後來的對外開放。後來大規模技術設備引進的很多骨幹人才，不少是參與60年代初期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的人員，如這次引進成套設備和專利技術五人小組組長方毅、副組長柴樹藩，成為70年代初期大規模引進成套設備的重要成員，參與了重大成套設備引進的談判。［22］

（三）20世紀70年代的技術引進

20世紀70年代初，一方面，西方國家發生了經濟危機，急於尋找海外市場；另一方面，中美關係緩和，中國重返聯合國，中國國內也開始部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為擴大技術引進創造了條件。

1973年1月2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提出了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的“四三方案”。［25］這是我國繼“156項”重點項目、20世紀60年代技術引進後的又一次大規模引進計劃，也是對“文化大革命”時期僵化封閉做法的突破。“以後在此方案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51.4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配套和改造，總投資約200億元，興建了27個大型工業項目，到1982年全部投產，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如武鋼在1.7米軋機投產後的1984年實現利税6.85億元，比投產前的1979年增長1.66倍，引進的先進技術還在國內同行業中推廣移植，推動國內軋鋼、鍊鋼技術進一步發展。”［26］在“四三方案”的帶動下，重要的引進項目還有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技術項目、利用外匯貸款購買新舊船舶組建遠洋船隊項目、購買英國三叉戟飛機項目，等等。［26］這些都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全面開放做了準備。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從1978年初起，中國陸續派出了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領的多箇中央考察團到歐洲、日本、港澳等地訪問。［26］回國後，谷牧提出，我們與國外先進水平已經有很大差距，應當利用當前國外資金過剩的有利時機，擴大對外引進。這一建議得到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支持。華國鋒要求谷牧組織此次出國考察的人員研究出幾條有情況分析、有行動措施的意見，提到國務院務虛，以進一步統一認識。［27］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對外引進是重要議程之一。7月11日，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介紹了引進的安排，提出了500億美元的引進規模。［26］

1978年對外引進的規模大幅度增長，引進項目“簽約58億美元，相當於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國引進累計完成金額65億美元的89.2%”。［26］20世紀70年代的技術引進，大大突破了過去的引進框架，有着重要的開創意義。

四、不能以犧牲主權為代價在遭遇西方國家封鎖的惡劣環境下，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來自蘇聯的技術和設備援助十分珍惜。儘管所有的技術和設備都是通過貿易形式交換取得的，中國卻一直稱之為“國際主義的無私援助”，虛心向蘇聯專家學習科學技術知識。在蘇聯的幫助下，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國成功地實現了航空、核能、火箭、電子、自動化等現代科技的啓動。［28］

然而在國防尖端技術上，蘇聯的援助並不可靠。1960年6月，我國派代表團赴蘇聯談判兩種導彈7個項目，1個大口徑炮廠、3個配套的擴建項目的設計與設備供應期限問題。蘇方採取了既不拒絕又不積極援助的態度：設計要在1961~1963年才能完成，設備要在1965~1968年才能供應，把建設時間拖到8年之久。雖經反覆談判，蘇方始終堅持原來意見不變。這次談判後不久，7月，蘇聯政府就照會中國政府，撤離全部在華專家並帶走全部設計圖紙。8月16日，蘇聯外貿部通知中國，停止與中國籤合同，並對核子儀器、微波設備零件、電子管等已達成協議的商品提出撤銷供應。蘇聯撤走專家，對中國的建設項目、科技合作、特種國防技術、和平利用原子能、與東歐各國合作的技術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使“大躍進”後已經嚴重困難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5］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於先進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探索，中國是放棄還是繼續堅持？黨和國家領導人面臨着抉擇。得知蘇聯政府撤走專家後，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説：“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29］在黨的領導下，廣大科技工作者再次發揚革命戰爭年代的大無畏精神，絕不苟同蘇方提出的與蘇聯共建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等要求，絕不以犧牲主權為代價妥協。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説過：“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2］（p.412），運用這種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在困難和挫折面前，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幹部與科技工作者千方百計繼續研發和探索先進科學技術。

正是由於在引進技術的同時注意了消化吸收，新中國才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與底氣。

五、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創新相結合的要領與途徑**（一）引進、消化、吸收的途徑多樣**

20世紀50年代中國向蘇聯學習的途徑大體有三種：第一是大量引進和翻譯蘇聯的各類書籍和資料，通過書本學習。第二是大量派遣黨、政、軍各方面的幹部、技術人員和學生到蘇聯考察、學習，通過實踐學習。第三就是大規模、全方位地聘請蘇聯顧問和專家來華，向蘇聯專家學習蘇聯的制度、經驗、方法、技術。［30］前往蘇聯學習的人員回國之後，很快就填補了科學技術和教育領域的一些空白，承擔了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技術研發和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並且在工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為國家科學技術事業和產業的帶頭人和組織者。截至2009年，在留蘇學者中有96位入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03位入選中國工程院院士，5位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12位為榮譽學部委員，其中有6位是雙院士、有4位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31］聘請蘇聯專家來華工作也是學習的重要途徑。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就多次與蘇聯磋商，希望得到蘇聯的經濟援助，請蘇聯專家來中國幫助進行經濟建設。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在華蘇聯專家已有600餘人”。［32］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後，中蘇雙方就蘇聯專家來華工作進行了反覆磋商，於1950年3月27日簽訂了《中蘇關於蘇聯專家在中國工作的條件之協定》。［33］此後，蘇聯專家大規模、成系統地來到中國，他們在經濟、技術、科研、教育、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幫助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蘇聯專家的作用，1953年2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指出：

【“我們現在學習蘇聯，廣泛地學習他們各個部門的先進經驗，請他們的顧問來，派我們的留學生去，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應該採取真心真意的態度，把他們所有的長處都學來”，“一切我們用得着的，統統應該虛心地學習”。［34］】

據不完全統計，“從建國前夕劉少奇帶來第一批專家（1949年8月）到1960年7月蘇聯全部撤退專家前，一般的説法是，來華蘇聯顧問和專家的總數在1萬餘人”。［32］（p.406）

引進西方技術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吸引海外留學生回國。1949年12月，中央教育部高教司成立第四處，專門負責辦理接待留學生歸國的工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還召集有關部門組成了“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統一領導海外科學家和留學生回國的各項事宜。在民間和政府的雙重努力下，許多科學家和留學生衝破西方國家和台灣當局的重重阻撓，回到祖國懷抱。“據統計，1950~1953年，先後有約2000名留學生回到祖國。到1957年，歸國人數已經達到3000人左右，超過新中國成立前留學海外學者總數的一半。”［35］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成為我國科學技術領域一些學科的開創者和奠基人，為新中國的科技和教育事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學習西方技術的另一重要途徑是購買先進設備和技術。例如，1958年國家撥付巨資從西歐引進大批精密機牀和大型發電設備。

【“為了這次引進，國家共出售儲備黃金300萬兩，換取外匯1.05億美元，其中的2066萬美元作為專款向西歐訂購先進機牀等精密設備，包括在西德訂購重大設備51台、瑞士訂購重大設備105台。這批設備成為新中國的‘工業母機’，為後來加工萬噸以上的水壓機立柱、高壓反應筒、萬噸以上的遠洋巨輪主軸、萬匹馬力柴油機缸體、30萬千瓦以上的發電機組等立下汗馬功勞。與此同時，國家還動用專項黃金，從西方國家購買製造許可證和柴油機圖紙。”［12］】

20世紀60年代起，我國在成規模地從西方國家進口成套設備的同時引進了新技術，並且不斷消化吸收，促進了國內的經濟建設。

“引進——消化——自主創新——再引進——再消化——再自主創新”，已然形成中國工業科研體系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邏輯環。

（二）消化吸收的基礎在於大眾教育

勞動者是最強大的生產力，是生產中的能動因素。毛澤東説：“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4］（p.1512）其中包含了人的素質提高和受教育問題。

【“1949年以前，中國的教育十分落後。全國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學齡兒童入學率只有20%左右，勞動者很難進入學校學習。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學生僅佔全國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學設備十分缺乏，教材陳舊落後。1949年之後的近30年間，中國的教育事業儘管也經歷種種曲折、磨難，但仍然獲得了大幅度的發展。明顯的成就是大眾教育的興起，並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重大影響。學校實行了‘向工農開門’的方針。大眾教育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學校的在校學生為126.8萬人，1976年上升至5905.5萬人；1949年，小學在校學生為2439.1萬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萬人。1965年，中國的小學入學率為89%，中學入學率為24%，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城市的文盲率為16.4%、農村的文盲率為34.7%，而同為後發大國的印度的城市文盲率則是34.9%、農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為16.8%、農村文盲率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為39.7%、農村的文盲率為70.6%。”［5］】

中國的大眾教育在後發國家尤其是後發大國中明顯走在了前列。這一時期的大眾教育不僅普遍提升了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而且為以後高等教育發展、為中國科技發展乃至於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三）通過舉國體制消化吸收、攻關創新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裏率先進行高技術開發、擁有高技術攻關能力並初步建立了高技術產業的國家。1951年，我國即重視新興產業，發展了航空工業。1955年做出了發展核技術和核工業的決定。1956年在第一個長期科技發展規劃——《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確定了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自動化技術、無線電技術、核技術、噴氣技術等高技術領域的57項重點任務和616箇中心問題，為我國最急需的科技領域，提出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5］

例如，為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試驗工作的領導，有效組織全國大協作，毛澤東專門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29］（p.155）1961年初，中共中央在批轉聶榮臻《關於1961年、1962年科技工作安排的報告》時，“明確要求把從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技術力量組織起來，全國‘一盤棋’，扭成‘一股繩’，統一安排，分工負責，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國防科技任務”。［10］（p.52）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來總理為主任的15人專門委員會，羅瑞卿兼任委員會下設的辦公室的主任，形成了強有力的領導指揮機構，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和原子彈的研製攻關。從此，原子能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研製的步伐大大加快。［5］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和長遠規劃設想的彙報時，曾兩次談到核武器發展問題，明確指出：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周恩來在中國首次核試驗成功後，也提到氫彈研製能否加快一些，並要求二機部就核武器發展問題做出全面規劃”。［13］（pp.46~47）1964年10月16日，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之後，1967年6月17日，我國成功進行了300萬噸級的氫彈試驗。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我國僅用了兩年零8個月。而且與國外相比，事故少，成功率高，耗資也最少。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衞星升空入軌。［5］

1965年，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成立。當年毛澤東主席發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豪邁誓言，結果不到十年，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就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成功地研製出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並鑄造了我國第一座核動力反應堆、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試驗堆。［5］

除了國防尖端技術攻關任務的統一領導、合作攻關外，從產品設計、試製、生產到原材料的供應都進行全國協作。這促進了民用科技和基礎工業的發展。如此規模的全國大協作，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由於20世紀50年代我國“根據世界科技發展加速的趨勢所作出的具有遠見的決策，主管機構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以及高科技攻關人員的勤奮拼搏”，到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我國尖端科學技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至80年代末

【“我國累計向高技術領域的投資超過1000億元，約佔國家全部建設投資的6.3%”，“已擁有一支300多萬人的高技術產業隊伍，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產業規模。1987年，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產值估算已達到740多億元，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6.8%”。［36］“經過三十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建立了相當的物質技術基礎。現在，全國已經有38萬個工業交通企業，國民經濟各部門共擁有4400多億元的固定資產。我們要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依靠這個基礎，利用這個基礎，充分發揮這個基礎的作用”。［37］】

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難得的科技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雙重戰略機遇期。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技術引進對後發國家經濟起步有重要幫助；但是，一個國家要真正成為科技強國、經濟強國，就必須努力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5］曾經有一些人天真地以為，中國只要發展好經濟，一切東西都可以買來。20世紀末，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慘痛的教訓清楚表明：許多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今天，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繼續警示我們：即使是民用技術，同樣不能完全靠着別人。因此，自力更生方針與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相輔相成的辯證思維方法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歷史經驗表明，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只有擁有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擁有自主的知識產權，才能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國際地位和尊嚴。毛澤東將科技研發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能之一，並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堅定不移，絕不放棄自主攻關、突破高科技的瓶頸。這種自立自強的精神今天仍然是至關重要的。［5］

參引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

［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600頁。

［3］《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頁。

［4］《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頁。

［5］董志凱：《毛澤東與中國科學技術的自主研發》，《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6期。

［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頁。

［7］董志凱：《“一五”計劃與156項建設投資》，《中國投資》2008年第1期。

［8］《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上，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9］《當代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8頁。

［10］《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頁。

［11］《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下，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頁。

［12］劉愛國：《大國造船簡史：驚濤駭浪四十年》，中國水運網，http://www.zgsyb.com/html/content/2019-01/30/content_937894.shtml，2019年9月11日。

［13］《當代中國的核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頁。

［1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頁。

［15］《加強國防力量的重大成就保衞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人民日報》1964年10月17日。

［1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頁。

［1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頁。

［18］林柏、蘇少之：《20世紀50年代中國在引進技術基礎上的技術創新》，《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9］《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520頁。

［20］《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6頁。

［21］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  固定資產投資與建築業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頁。

［22］牛建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中國從西方國家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7期。

［2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502頁。

［24］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9頁。

［2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註釋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頁。

［26］陳東林：《20世紀50~70年代中國三次大規模對外經濟引進》，《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27］曹普：《谷牧與1978~1988年的中國對外開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28］周家鼎：《周恩來與中國國防尖端科技事業》，《黨的文獻》2006年第3期。

［29］《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頁。

［30］李濤：《借鑑與發展——中蘇教育關係研究：1949~1976》，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頁。

［31］劉新生、趙國明：《外交官曆史親歷記》，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頁。

［32］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9~1960）》，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頁。

［3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共黨史資料》總第90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頁。

［34］《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頁。

［35］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研究報告  （2014）——科技人力資源與政策變遷》，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頁。

［36］鄧壽鵬、於維棟：《加速我國高技術產業化的歷史進程》，《人民日報》1989年1月2日。

［37］《李先念論財政金融貿易（1950~1991年）》下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