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決定離開互聯網公司_風聞

來源：36氪

作者：王毓嬋 楊軒等

“現在是希望女人什麼都能做好，”楊嘉敏説，但好在“已經不是女人什麼都不能做的時代了。”

創業、融資……wait，一個嬰兒？

“你説話的聲音怎麼越來越迷離了？”來自阿里巴巴投資部的電話追問。

肚子高高隆起，楊嘉敏躺在產牀上，麻醉藥正進入她的血管。一陣強烈的疲憊感襲來，她的語速慢下來，“我馬上要生了。”對方懷着驚訝與歉意掛斷了電話。

混雜着疼痛、眩暈與消毒水氣味，2018 年2 月8 日，楊嘉敏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而她創立6年的“七幕人生”也終於談攏了阿里巴巴的投資。

類似《令人心動的Offer》綜藝裏的情節並非虛構——一位女實習生提到自己公司的女合夥人，懷孕後沒有休一天產假，在辦公室破了羊水，送醫分娩後七分鐘，全組人收到了她回覆的工作郵件。

在此之前，楊嘉敏的人生一直是令人羨慕的——北大畢業，23 歲從軟銀離職開始創業，成立音樂劇公司“七幕人生”，25 歲結婚——直到30 歲過上了帶着嬰兒出差的生活。

楊嘉敏在產後幾乎沒能休息。“拿到阿里的錢後，公司進入了迅速擴張的時期，團隊從30 人一下膨脹到了上百人。”她的工作量劇增，兒子出生兩個月，她就不得不帶着他從北京飛去上海出差。 

“小孩最多兩個小時就餓了，我每天要定五六個鬧鐘，隔一會兒喂一次。”楊嘉敏説，她不得不把出差期間所有的會議都安排在了酒店樓下，每跟人聊兩個小時，就得衝上去喂一次奶。 

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焦頭爛額的困境經常發生，相比男性創業者，楊嘉敏此刻要經受大得多的考驗，心理與身體面臨雙重壓力。她既不想辜負理想，又不能辜負為人母的角色。 

帶着孩子工作的生活過了半年多後，楊嘉敏終於忍到了瀕臨崩潰的節點。

去年夏天，身心俱疲的她拋下孩子飛赴美國，過了六年來的第一個假期。黑石沙漠的火人節上，大火沖天而起，看着巨大的人形木像被火舌吞噬，楊嘉敏突然抱着朋友崩潰大哭。 

“我的肩膀好痛好重，總覺得一不小心肩上扛的東西就會掉下來。”她重複這些話哭了一個小時。朋友輕輕拍她的後背，安慰她照顧好自己。 

在女性的追求事業的道路上，楊嘉敏的遭遇不是孤例。

投資人們當然不會公開“政治不正確”地表示不看好女性創業，但他們的實際行動説明了一切。36氪統計了經緯、IDG、DCM、晨興、高榕、光速中國等6 家基金2018 年的投資組合後發現：這年他們共投資了55 個項目，其中創始人為女性只有7 個。

再看鏈接眾多風投機構的FA 數據：2017 年至2018 年9 月，華興操作的198 個融資案中，女性擔任創始人或聯合創始人的項目只有22 個，佔比11%。

“公司早期時，我在一個會議現場找投資人融資，他看了我一眼，説我不和女創始人聊天，然後就走了。”星站TV 創始人朱峯對36氪説。 

“你是一個女性，投資人就會有很多很多的擔憂。擔心家庭關係對你的影響很大，孩子對你的影響也很大，包括你自己的身體素質、心理素質也跟男性不一樣。”福佑卡車創始人單丹丹對36氪説，“像我做的這樣一個互聯網+物流的行業，會有人覺得你這麼弱小的身軀，能不能扛這麼重的擔子？”

一些女性的職場向上之路行至半途就放棄了。

一下子，艾潔的薪酬，降到只有原工作的1/3。

她從工作了四年的上市金融公司的組長崗位離開，也沒有接大小互聯網巨頭“總監職位、百萬年薪”的工作邀約，而是在大學找了一份閒職。 

換工作的原因只有一個——女兒要上小學了，她要“管孩子學習”。

“你也知道，北京海淀家長的競爭壓力多大呀。”艾潔説，過去三年，家裏的老人可以代她接送孩子上幼兒園，但“小學一二年級是非常關鍵的時期，不能靠隔代人教育。” 

雖然老東家苦苦挽留，承諾減輕她的工作壓力，但是她很清楚，互聯網公司的工作轟炸過來時，“難道你好意思把活兒甩給同事？做不到的。”至於互聯網大廠“百萬年薪”的總監工作，“那都是要996的。” 

而大學的工作每天5點半準點下班，能讓她接送孩子；回家後不會再有無止休的電話，能讓她專心輔導孩子做作業。

新工作幹了一段時間後，艾潔感覺“特別慶幸”。因為老師佈置的作業很多隻能在iPad 上完成，班級建微信羣只允許父母加入，跟老師搞好關係後女兒能得到更多關注……這些都是爺爺奶奶做不到的。輔導小學生對於隔代人來説太難了。 

她依然懷念上一份工作“激動人心”的狀態——隨時盯着行業信息，跟團隊一起並肩作戰處理突發的任務——她也想過，先幫女兒度過敏感的小學一二年級後，重回“戰場”。但她剛聽到其他媽媽説，到了小學三年級，功課還要“加碼”。 

她頓時覺得，重回戰場的事，“再説吧”。

中國算是鼓勵男女平權、女性參與工作比率高的國家之一。在初入職場的頭幾年，男女間差異的確也不大。但一旦到了女性生育年齡，差距一下就拉開了。根據BOSS 直聘的數據，第5-10年工作經驗的人羣中，男性比女性高出的晉升幾率，頓時從初入職場時的1.5%跳到12.1%。 

雖然中國也有像董明珠這樣的女性高管，但她們畢竟是絕對少數。智聯招聘在2019年婦女節發佈的報告稱：中國職場的高層管理人員中，男性比例高達81.3%，女性僅有18.7%。  

騰訊最高權力機構“總辦”的15個人中，女性數量為0。阿里巴巴要“女性友好”得多，38位合夥人中有13位女性，但依然是男多女少，已經遠好於平均值。

可以做個試驗：算算自己所在的公司，管理層中究竟幾男幾女？ 

中國從1980年開始提倡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子女，中國這代主力職場女性多是在“生男生女都一樣”、“女性能頂半邊天”的宣傳中，被捧在手心裏長大的獨生女，從來不覺得自己比男生有什麼不足。但對於自己將因生育而陡然遭遇的職場困局，此前幾乎全無預警。

當她決定離開

方蕾説32歲之前自己是個“工作狂”。當時在BAT裏工作的她**“一天三杯咖啡”，“加班不覺得累，放假才覺得無聊”。**

但休完4個月產假回來上班後，接連三次的季度會議她都缺席了：開會需要飛去總部，她家在外地，但孩子離不開人。

其實何止三次季度會。在女兒的十個月哺乳期內，她多次請假，一次出差都沒有。如果奶水少、孩子可以早點斷奶，母親也早點自由；如果奶水多、可以提前擠好冷藏，也可以出一兩天差，但方蕾説，自己屬於奶水“剛剛好的”、要每天喂的那種。“很多男性領導，特別是沒有孩子的男性領導，特別不理解女性會因為哺乳的原因拒絕出差。”

方蕾心裏，工作的優先級已經變了，“生命中來了一個我最在乎的人。”兩年後，因為工作變動上的不適應，她遞上了辭呈。這是個不太艱難的決定。這兩年她沒有升職，自己對這份高強度的工作也沒那麼留戀了。

辦離職手續時，HR才提點她：那些季度會議和管理層團建，她其實應該去的，“公司裏也有跟你差不多時間生孩子的女同事，明明人家就能去。”她這才意識到，原來大家嘴上不説，心裏是介意的。

生產後的幾年裏，在外公外婆一輩的照顧下，很多職場女性的第一道坎也就過去了。但有些事難以假手於人。

一件“小事”，讓Anny決定辭去已經幹了四年、在京東幾十萬年薪的工作。

導火索是女兒班主任給她發來的一條私信：上週末孩子的數學作業沒有做，希望家長多多關注。她檢查女兒的作業，發現孩子書寫很不認真，加減法也算得很吃力。

她跟孩子約好，下班後就輔導做作業，回家後卻因為一通突如其來的電話開始加班。等工作結束，發現女兒縮成小小的一團，已經在她腳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看到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女兒自己起牀、梳頭、吃早飯，看起來已經挺熟練。Anny 感到一陣愧疚心酸。

哈爾濱一所大學英語專業畢業後，Anny 一路從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助理，做到進入畢馬威合夥人秘書，再跳槽去京東做高管助理，收入一路上漲。

當然，互聯網公司的工作節奏出了名的強，京東的工作節奏也是如此：Anny 每天上下班通勤時間 4 小時，工作強度也很大。領導其實挺體諒她，説讓她就在家加班吧，但Anny 不好意思接受優待。

一個多月她就辦好了離職手續，走的那天，她在朋友圈發了長文感謝領導和同事，回顧一起工作的點滴。這是一次裸辭，她沒有任何新的職業規劃，滿心想的都是怎麼把孩子的成績提上去，“抓緊時間把她的數學、語文、英語課本拿過來啃一遍。”

即使是一份“閒職”，在極端情況下也難以為繼。

兩年前，34 歲的瑛桐離開了直屬中國人民銀行的印鈔造幣企業，扔掉了“新材料主管”的職位。在這之前，她休了一個“行業內最長的產病假”，從2015 年年底休到了2017 年6 月，也就是從確認懷孕休到了孩子8 個月大。

瑛桐休這麼長時間的假是有原因的。她懷孕時已經32 歲，而且是龍鳳胎，被醫生判定為高危。生完孩子後發現問題更大。“雙胎跟單胎根本不是一回事，那個困難你想象不到。一旦感冒發燒都是倆孩子一起生病，根本沒法讓我朝九晚五。即使是傳統單位也不可能總是讓你頻繁請假。” 

瑛桐考慮過各種出路：做微商、開面館、做保險……五花八門什麼都有，但是就是不考慮再回去上班了。“我不希望以後要照顧孩子時，還要請示 800 個領導。“瑛桐説，沒孩子的時候，真沒覺得生活中會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讓你無法工作，但有了孩子之後，生活完全兩樣了。

但幾乎每一次，都是妻子在職業發展上退步。

做微商、賣保險、開Uber……這些“零工”因為時間靈活而受到母親歡迎的同時，也意味着中止了傳統的職場晉升之路。

陳慶敏經常在其公司舉辦的女性平權活動上擔任講師，接觸過大量有職場困惑的女性——她工作了12年的全球軟件諮詢公司 Thoughtworks，曾被安妮塔·博格研究所評定為“全球最佳女性科技人員僱主”。陳慶敏的經驗是，能夠在職場裏堅持下去的育兒女性有三個共性：

一是有強烈的職業追求；

二是遇到並抓住了機遇，鍛鍊了能力和信心；

三是有家庭的後盾，生了孩子之後，家人還很健康並且能幫忙，或者有錢請保姆。

三個要素必須全部具備。陳慶敏説，“缺少其中任何一個，女性都很容易退出職場跑道，而且很難再回來。”

然而實際情況是，“女性總是把自己當成家庭和照顧小孩的第一責任人。”陳慶敏説，這使得職業女性面對結婚、生子、育兒、養老這些坎時，她們成了夫妻中更主動退讓的一方。

2018 年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時長都差不多，但中國**男性家務勞動的平均時間為45 分鐘，而女性為2 小時6 分鐘；**男性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平均時間為17 分鐘，而女性為53 分鐘。

能退出高強度工作崗位的女性，因此看起來還有點“走運”。艾潔的老公收入比她高，Anny的老公收入跟她相當，但作為一家創業公司技術負責人的職業前景更加光明，瑛桐的老公在創業。每個家庭的選擇看起來都很理性，在普遍男強女弱的家庭結構裏，妻子讓步看來更加“合算”。

但這涉及到一個更為複雜的話題。

當她決定留下

派駐非洲的華為女員工 Johanne 正在糾結：是接受新職位，還是回國跟男友結婚生子？

當領導跟她説，希望她調任新崗位時，她很沮喪。 “那是一個比現在小得多的領域，而且我完全不熟悉。”Johanne 説，她猜想也許是領導對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滿意，所以把她調離。但她幾天後才有勇氣去追問為什麼。“管新市場是晉升。你一直得A。”

後來她讀到 Facebook 女COO 雪莉·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看到了一個名詞：冒充者綜合症：職場女性到了一定年紀之後，會不如男性果敢，會過於謙虛。因為如果你太強勢，你的男下屬會厭惡你。而如果你過於謙虛，又爭取不到機會。而且會時時擔心被人看穿自己並不優秀，只是運氣好而已。

還讓 Johanne 自省和羞愧的是，她之前也會不經意間對女性“自我討伐”：“我們內心也會對女領導有偏見。如果女領導混的好，我們私下聊天會説，不想像她一樣，只有事業沒有家庭。如果她升職加薪，我們會八卦説也許她有靠山。”

而原本，她是打算為男友“犧牲”的。原本做好了“十年職業規劃”、大學畢業後就遠赴異國的她，遇到男友後，令她產生了“也許兩個人一起當小職員，過過小日子也挺好的”的想法。因為年近30 歲，她想跟男友一起回國，找一份不太忙的工作，有個小家庭，共同撫養孩子，過朝九晚五的生活。

但是男友不同意。他計劃至少還要在非洲工作四五年，賺足了錢才回國。這讓 Johanne 感到不滿：“既然我可以作出犧牲，為你生小孩耽誤工作，為什麼你不可以也犧牲一下，跟我一起回國呢？ ”

終於，**她悟到一個有點殘酷的事實：**自己如果犧牲了事業，對方“不會感激”。

如果當全職主婦，境況可見的糟糕。在非洲工作期間，他們認識了很多跟隨丈夫來非洲生活的中國家庭主婦。丈夫去上班，她們留在家裏全職帶孩子，每天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得不可開交。男友對 Johanne 説，“如果你以後也像她們一樣，我可受不了。”

Johanne 最終決定選擇新工作，走上更高的管理崗。“即使有了孩子，女生也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業，要有財務能力，有話語權。”

還有女性決定優先考慮自己。

“我覺得孩子不是剛需，我沒有那種很想當母親的慾望。”33 歲的王琳已經結婚7 年，她與丈夫都是現居上海的外地人，在互聯網公司工作。“我媽也教育我不要生小孩。她常説，我把你養那麼大，你不還是跑了嗎。老一輩人覺得養兒防老，現在新時代了，還防什麼呢。”

對OECD國家生育率的研究顯示，當女性在生育後能得到的幫助（幼兒託管和政府福利補貼）越小、回到職場的難度越高，就越傾向於不生。這些國家中，生育率最低的是韓國——這被視為韓國女性無聲的抗爭。

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及比重正在快速上升，中國為此開放二胎政策後，人口增長卻不及預期。除了因為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養不起”之外，女性生二胎後將面臨的種種壓力，也是讓人卻步的原因之一。

更多時候，是要靠自己咬牙堅持的。

曾經被逼到崩潰大哭的楊嘉敏，現在是朋友圈子裏“帶娃創業”的典範，常有境遇相似的朋友向她討教怎麼“管理時間”。

但是她的方法可能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每天七點下班，回家陪孩子讀書做遊戲，八點把孩子哄睡，八點半開始在另一個房間處理工作，凌晨一兩點左右睡覺，六點起來運動看書，開始新的一天——她爭取能讓自己一天睡夠6小時。

“我現在三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照顧自己、公司、孩子。其他的一切從簡，清心寡慾。我幾乎完全沒有購物需求，平常不參加飯局，家裏也沒什麼裝修，因為沒精力去管別的事情。”楊嘉敏説，“我現在真的理解了，為什麼一模一樣的黑毛衣喬布斯能穿一輩子。****”

在非常疲憊的時候，楊嘉敏經常會想到自己的母親。一個90 年代獨自創業的浙江女人，在小縣城做服裝廠。她沒有經驗，不懂服裝設計，也沒受過高等教育。僅僅因為愛好時裝，自己跑到上海的百貨大樓裏來window shopping，把衣服買回去一件件拆開來研究，最終在懷孕期間挺着肚子把廠子辦起來，產品遠銷海外。 

“她不是一個看準了機會才去做的人，她是一個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的人。“楊嘉敏説，想想自己母親的經歷，她覺得生活在這個年代的自己已經算幸運。

“現在是希望女人什麼都能做好，”楊嘉敏説，但好在“已經不是女人什麼都不能做的時代了。”

（感謝36氪IR部門對本文的支持。應採訪對象要求，艾潔、方蕾、Johanne 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