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抄襲”中國書畫，這家日本出版社做到了“世界第一”_風聞

◆二玄社既傳承文化，又實現了商業價值，於情懷與利益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可謂名利雙收。

正解局出品

今年6月17日，有一位重量級人物在東京逝世，他的離開，是中日兩國出版界的重大損失。

他就是株式會社二玄社創始人、會長——渡邊隆男。

也許很多人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是，在美術出版界，説起他創立的二玄社，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家日本出版社，靠“抄襲”中國書畫，做成了“世界第一”。

**1.**二玄社複製品，“下真跡一等”

此“抄襲”非彼“抄襲”，指的是“複製”，你也可以理解為“複印”。

複印看似簡單，但要想把年代久遠的古書畫複印好，確是難事。成立於1953年的日本二玄社，就是頂尖高手。

從上世紀70年代起，日本二玄社開始與台北故宮合作，耗時30年，耗資1.5億元，對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世所罕見的大幀唐宋元書畫進行復制，其還原能力之精微，製作水平之高超，讓人歎服。

（二玄社複製品的墨痕、印色變化，高度還原真跡）

書畫家啓功先生看後，大發感慨，給予“下真跡一等”的美譽，也是啓功先生在世時給予的高度評價。

“下真跡一等”出自王羲之所書“蘭亭序”，唐代帝王在皇家秘藏真跡前，命書法大家歐陽詢、褚遂良等以響搨的方法在透光之處以白紙重疊，用毛筆仔細描摹，成品與真跡無絲毫差別，謂之“下真跡一等”。

二玄社的複製品，既逼真再現了中國書畫獨有的用筆特性和微妙的墨色韻味，又保留了原作中的“氣韻”和“神氣”。

二玄社曾複製了一幅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王羲之書法《快雪時晴帖》，全幅從用紙、墨色、裝裱甚至到原作中的破損處全部如原仿製。

（二玄社1980年複製的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

當複製好的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出現在蔣復璁院長（前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面前時，他凝視良久，最後大聲説：

這是從本院藏庫中提來的真跡，還用得着再看嗎？我要看的是二玄社的複製品！

專家都難辨真假，二玄社功力之強，可見一斑。

更厲害的是，二玄社還有效地修復了真跡的殘破之處。某種意義上，二玄社複製品比原作具有更高的清晰度和觀賞性。

歷經30年的沉澱與鑽研，二玄社共計複製了400多件中國古代書畫。如今我們在博物館看到的古代書畫作品，很可能就是二玄社出品的複製品。

這些複製品極大地影響了一代學習書畫的人，同時也為鑑藏家、學者、研習書畫之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範本。

（二玄社1981年複製的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手卷））

中國工藝大師、著名山水畫家蕭海春説：

這是我見到的最好的複製品，我要學生們儘量看，儘量買，這比看什麼書都有用。

1985年，二玄社複製的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系列書畫56件作品送到北京故宮展覽，引發轟動。國內無數書畫名家、鑑賞家前往觀看，除了稱奇二玄社的高超技術外，更是感慨有生之年還能“看到”這些神品字畫。

也正是二玄社開啓的這一宏偉“複製”工程，才得以讓那些常年深藏在深宮禁苑內的珍寶，能夠化身千萬，讓人們在有生之年，一睹“真跡”的風采。

二玄社是如何走上覆制之路，又憑什麼做到“世界第一”？

**2.**極致精神，成就“世界第一”

這還要從渡邊隆男與《溪山行旅圖》的一次邂逅説起。

早在1953年，渡邊隆男就創辦了二玄社。其時，二玄社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書法類圖書的出版社。

（二玄社創始人渡邊隆男）

1968年，渡邊隆男因緣際會，在一次展覽中看到了北宋范寬的名畫《溪山行旅圖》。這幅畫氣勢磅礴、筆墨深厚，現場親眼所見的真跡與畫冊的印刷品完全不同。

(北宋范寬的名畫《溪山行旅圖》)

當他聽説這樣的真跡要每隔60年才能公開展出一次後，便下定決心要使用當今先進的印刷技術對這些真跡進行復制，希望可以讓這些名畫得到廣泛的流傳。

正是這次邂逅，讓二玄社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正式開啓對中國書畫名作的複製事業。

説起復制古書畫這件事，其難度指數可謂“難於上青天”，門檻非常高。二玄社的厲害之處，就在於成功攻克了三大難題：

第一，成功與台北故宮博物院達成合作，獲得國之重寶的複製權限。

第二，技術水平高超，從配色到機器設備上的問題，通過反覆試驗和鑽研，都一一得以解決。

第三，擁有極致的工匠精神，二玄社不計工本深耕複製工藝幾十年，不斷嘗試和革新，才有了今天的複製水準。

有人開玩笑説，二玄社的出版物優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它的製作印刷工藝精良，而它最大的缺點就是價格太貴。

以1981年二玄社出版的趙孟頫《閒居賦》為例，市場價為5600元。

（1981年二玄社複製品《閒居賦》售價）

但是，事實證明，它的貴是有道理的。

那些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館的古代書畫，距今已有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歷史，字畫原作的色彩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再現的難度極大，尋常的複製技術幾乎不可能勝任。

每複製一部作品，二玄社的工作人員都要經過無數次的對比調色，出樣後再拿到台北故宮反覆與原作比對，進行校色和修改，這樣繁複的過程，一般要耗時一兩年之久。

此外，古代書畫大多灰暗皮損，並且在展出時有玻璃的層層阻隔，令觀者難免有隔靴搔癢之感。

為了讓觀者能夠近距離欣賞，同時也解決文物保護的難題，二玄社以當時最先進、性能最優秀的膠印機器材進行研究開發，組織專家們歷經二十多年的試驗，特地研製了一台超大全自動照相機。

這台照相機長五米，高、寬各兩米，重達三噸，之所以能夠逼真地還原真跡，就在於用該相機實現了同比例攝影、電腦製版和八至十二色的高精度印刷技術。

（二玄社工作人員正在使用那台超大全自動照相機）

在拍攝過程中，不能長時間用燈光照明，而需用數萬分之一的特效裝置。有的作品不能用1：1比例拍攝，還要將它們分成幾個等分，再將底片進行拼接。

在複製過程中，最耗費心血的就是印刷材料的研製，一般要經過兩三年的不斷實驗，經過反覆失敗和改進後，才可能成功。

（80年代，二玄社工作人員正在校對複製品）

例如，在選擇印刷材料上，為了讓其產生柔軟的觸感，二玄社選擇以某種西洋紙和非洲進口的特殊原料混合。為了提高印刷時材料的伸縮安定性，二玄社歷經無數次的反覆實驗，才得以開發出與原跡極為相似的印刷素材。

此外，二玄社為了忠實於原作，不僅在材質上力求與古畫高度匹配，甚至連裝裱所用的綾子、花紋、題簽都與原作高度一致。

正是這樣的極致精神，做到了“世界第一”。

由於複製品太過逼真，還因此出現過一次誤會，當時二玄社的渡邊隆男，就因攜帶複製品被海關以“走私文物”為由扣留。

這無疑彰顯了二玄社高超的複製水平，其對原作氣韻的再現令人震撼，很多專業人士和機構都收藏了二玄社的複製品。

**3.**中國的驕傲，還是遺憾？

二玄社的“複製工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不僅保存了歷代名跡複製當年 (1980、1990年代）的面貌，而且，一百年之後，真跡趨向“老朽”，而複製品比真跡年輕，等於是有力地延續了古代書畫的生命，併為後來的學者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素材。

這些製作精良的複製藝術品，流傳於海內外，對中國藝術的推廣也功不可沒。

二玄社既傳承了文化，又實現了商業價值，於情懷與利益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可謂名利雙收。

中國的出版市場很龐大，有實力的大公司也很多，但是，能像二玄社一樣，默默地在一個細分領域——複製中國古代書畫，做到如此極致，並常年保持深耕的公司，能有幾家呢？

一家日本公司，靠複製中國書畫做到了“世界第一”，這到底是中國的驕傲，還是中國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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