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來臨之前，我想帶你回看2000_風聞

距離21世紀20年代還有9天，不過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年代之交併無什麼不同，每天依然按部就班。

不過我倒是在這個年代之交，想到了上世紀90年代與新世紀的時候，距今不過二三十年，但回過頭看，卻非常非常不同。

我想到今天這個娛樂的時代，電影，電視劇，網絡小説，短視頻，二三十年也許是個很合適的距離，因為那個時候，也有電影，小説，電視劇，音樂。

韓寒與周杰倫，都是在2000年，分別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與第一張專輯。但這二十年，電影、音樂、文學，興許已經徹底不同了。

我不想把這篇文章寫成一箇舊日不再的緬懷文章，就洗去一些感性的表述，從實際生活細節的表述，描述上世紀90年代的文藝生活，並與今天的生活形成對比。

也許在這個即將進入新十年的時候，回看過去，是最適合的事情。

1.

回到2000，

那還是以書籍塑造流行文化的年代

如果你長期關注電商網站的暢銷書排行榜，你就會發現所謂互聯網的長尾效應已經實際上封鎖了暢銷書的領域。

2014年出版的《皮囊》，從2009年開始就大賣的《人間失格》，1998年就登上暢銷榜第三名的《活着》（1999年這本書甚至都無法進入前十，而在今天依然是第五名），2006年就出版的《月亮與六便士》，從2014年暢銷到今天的《解憂雜貨鋪》，從2015年暢銷到今天的翻譯本《浮生六記》，包括暢銷數十年的《三體》。

這七本書，加上可能稍稍褪去熱度的《追風箏的人》、《擺渡人》和《島上書店》，幾乎鎖定了大多數書店進門最顯眼位置的景觀。

但在新世紀左右，情況卻完全不是如此，彼時早期涉足圖書電商的當當網剛剛成立，人們買書更多還是在線下，與今時獨立書店“兵敗如山倒”的局面相比，令人唏噓。

1997年倪萍出版的《日子》登上暢銷書榜首，次年春晚崔永元，趙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還用到這本書的梗，模擬寫出了《月子》；

1998年是餘秋雨的《山居筆記》，那些年每年餘秋雨發表新書還是一件不小的事件；

1999年錢鍾書全集發佈，《圍城》電視劇也上映，讓本書登頂，第二名是彼時仍然寫作的王朔，出版了他的新小説《看上去很美》；

2000年是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我想大量的95後與00後甚至已經沒有聽説過這個人；

2001年是一本暢銷到今天的書籍《窮爸爸富爸爸》，這是唯一可以從那個年代暢銷至今的題材，這也是個有意思的話題；

2002年，是同樣財富向書籍的《誰動了我的奶酪》登上暢銷榜首；

隨後，2003年是橫空出世的JK.羅琳和她的《哈利·波特與鳳凰社》。

這些書名讓年紀稍大的讀者可以立即回到新世紀前後的年代，和當時的生活點滴。

在那個年代，每年的新書發佈擁有今天電影發佈那樣的影響力，我記得每次《哈利·波特》新書上市時，整座城市都是這個漫畫版的孩子和他額頭的閃電。

《哈利·波特與魔法石》/ J.K. 羅琳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暢銷書排行榜的停滯當然直觀地反映出我們對閲讀本身的漠視，以上的10本書因為它們的名字和名氣成為大多數人投入閲讀習慣的“入門十本”。但這個入門漫長而難以完成，除這十本之外，實在再無其他的閲讀時間。

這當然不是説新世紀前後的人比今天的人更自律或是愛知求真。只是彼時距離中國電影院線制的建立，和隨後點燃大陸電影市場的張藝謀的《英雄》上市，還有兩年時間。

家用互聯網當時既貴且慢，OICQ（QQ的前身）上市剛剛不到一年，網絡小説還未興起。我上面提到的一切暢銷書，就是當時的“流行文化”，那還是一個以書籍塑造流行文化的年代。

新世紀前後，餘秋雨的文化作品，劉曉慶、倪萍、白巖松等人的名人書籍，王朔等作家的書籍，是大眾流行文化的風向標。當然最直觀的原因是經濟尚不發達，出版業比起電影和音樂，都是一個產值天花板較低的產業，和“互聯網視頻”產業更是不值一比。

**這也是我寫作本文的原因，我絕對不是想説“一代不如一代”。**而是想説一種“時代的運氣”，我出生的時代趕上了某種好運，這在今天已經變成了一種危機。

如果通過此文我們發現了這個斷裂，那麼彼時的好運氣，可以成為我們今天的主動塑造的東西。

尤其是在將要到來的20年代。

2.

屬於新世紀前後的好運——

對“反叛”的新東西有期待，有寬容

新世紀前後的人是好運的，青年文學陪伴了他們的青春期。

別誤會，我當然不認為青年文學有多麼高的藝術和思想價值，但也許人的成長確實也有個過程，期待人在青春期的時候就對《浮士德》或《紅樓夢》產生巨大興趣並真的從中得到本真性的震撼，恐怕也是揠苗助長。我們那代人，也許恰好得到了合適的東西。

那是人們對嚴肅題材與文字美感，都尚有興致與尊重的年代。

彼時著名的“網絡作家”安妮寶貝，在2000年出版她的第一本文集《告別微安》，如果今天再回頭看這本書，其文字的精緻程度當然遠超今天的很多出版物，更遑論今日的網絡文學了。

隨着新世紀的降臨，85前後出生的人進入青春期。當時的青年文學當然清一色的戀愛題材，不管是2000年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同年韓寒的《三重門》，還是2002年郭敬明出版他的第一本文集《愛與痛的邊緣》，戀愛都是其中的主軸。

《三重門》/ 韓寒 / 作家出版社，2000年

這聽上去很自然，但其實不容易，當年在文學裏大談特談戀愛，是有點離經叛道的。

因此，安妮寶貝在她最早的寫作生涯中，因為頹廢和對情愛的關注，還是個很“極端”的角色。但可能，新世紀的到來讓人們對“新東西”有了更多期待和寬容。

《萌芽》這本雜誌，和它主導的“新概念作文大賽”，是對“傳統作文”形式的一個極大反叛。

但在當時，這場比賽與全國幾乎所有知名大學合作，也受到一眾文學前輩的關注和理解，是很不容易的。韓寒、郭敬明、張悦然等，都是這個生態孵化出的文學明星。

《萌芽》雜誌社主辦“新概念作文大賽”，一代人的文學記憶

圖源@萌芽 微博

青春期中的人總是有過剩的衝動和精力要消耗，其中很大部分消耗在文藝作品上，可以是文學，是電影，是網絡小説，是二次元，是偶像崇拜。我嘗試説出的好運之一，就是新世紀前後的青年文學，確實提供了一種合適的文學養分。

對於不同時代的文藝形式，最安全的答案當然是，他們都是受到時代侷限，各有特點，沒有高下之分。我當然不這麼看，當然在微信的文章中，也不做複雜的論述，我指出其中一個最大的差異。

那就是模仿的可能。

在初中時代，我的同齡人幾乎半數都在嘗試寫作自己的“青春小説”，讀完新概念作品，看着這些比自己僅僅大三四歲的人所取得的名聲，蠢蠢欲動。要説當時的中學生沒有憧憬自己可以在“新概念作文”比賽嶄露頭角，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他們的文字成為某種“青春期情緒”的表達範本，**新世紀前後的年輕人都在用文學的方式梳理和塑造自己的青春期表述，沒有“表情包”，沒有“流行語言”，更沒有今天網文的既定題材和範式。

大家都成篇幅的，學着韓寒的一點點老成和批判，郭敬明的一點點細膩情感，寫出積累起來篇幅不短的各種文字。

文字當然是最容易創作的。對比二次元的一代，或是飯圈文化一代。我們首先沒有感受到那種巨大的門檻，不管是B站上駭人的播放量，還是明星們在微博上可怕的轉發數。

當時的年輕人“粉絲”的觀念很弱（這應當是2005年“超級女聲”後逐漸興起的文化），喜歡一位青年作家首先不意味着是他的“粉絲”或附庸，首先不代表着要去網絡上捍衞他或表達對他的喜歡。

彼時閲讀青年文學，首先意味着能夠寫出類似的作品，這至少是一種創造性的文化傾向，到今天，已經徹底淪為一種消費性的文化傾向。

我願意説得明白一些，我想即便有人在青春期閲讀《浮士德》和《紅樓夢》，但不大可能產生模仿着寫出這麼一部鴻篇鉅著的念頭。今天的年輕人當然有不少想模仿着寫出網絡小説的，但那更多是對名利的渴望，今天的網絡小説，已經遠離對青春期生活的觀照。

3.

那時的年輕人更習慣與作品獨處，

沉澱下來的情緒，逼迫着自我表達

這種本真的創造性從何而來呢？我想從“二刷”説起。

在今天，二刷一部電影已經是對電影質量莫大的肯定，二刷一部小説是不可思議的。

這當然首先不是質量的原因，而是可消費的文藝作品數量爆炸，永遠有看不完的新東西在前面等待着。

但是在新世紀前後，二刷一部小説是尋常現象，不管是《哈利·波特》還是青春文學，讀兩三遍是很自然的，因為當時可看的東西實在不多。這初聽上去是一種匱乏，但也許適度匱乏才是真正的好運。

試想你第二次閲讀韓寒的作品，並沒有一個網絡紛爭等待着你去參加，和你周圍的同學也沒什麼太多可聊。“沒什麼太多可聊”對今天的人是很奇怪的，對於文藝作品，不是最可聊的麼？

我想提示一點，今天我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文化——文藝評論的文化。

變着花樣討論“文藝作品”，在今天稀鬆平常，但這個能力，不是主動掌握的，而是被“教會”如此做的。是我們看過、聽過了無數煞有介事的討論，並學會了一套“語彙”，掌握了一套“討論維度”後，才有的能力。

但在《三重門》的年代，年輕人們還訥於對這些東西誇誇其談，互相説得出口的，不過是喜歡裏面的某個人物，或對這部小説的整體的喜歡與否。要再多談一些，也談不出來了。今天二刷電影是挖掘其中可以分析的細節，但當時二刷一部小説，僅僅是再次與其中的情緒碰撞。

那時的年輕人，與作品是獨處的，這不是個浪漫化的表述——我恰恰想説，只有這種獨處，作品與他的關係，才是特別的，才能夠和他自己的生活發生聯繫，並助長他自己的情感，直到這種情感大到需要表達出來的地步。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

所以屬於新世紀前後的那種“好運氣”的二刷，是****當時年輕人無法逃避的，與自己青春期困苦和壓抑的獨處與引導，他們不斷誇大和發酵着青春期陰鬱的情感，讓人想要“為賦新詞強説愁”。

雖然在原詩裏，這句話是在説一種膚淺，不過若膚淺不在這個階段充分表達並推進，再長大一些，也總會以別的方式呈現出來。

被沉澱下來的“青春期膚淺”逼迫着表達，長篇大論的，沒有圖片，沒有網絡流行語，必須用自己的話講出來，是我們那代人的好運氣。

4.

**現如今，**人人都是“品評家”

難再見真正的“表達者”

表達者是好運的。

我想今天的人也都認為自己表達很多，因而不知道我在説的是什麼。

今天説起一部電影，年輕人對裏面的“梗”瞭如指掌，節奏、攝影、技法派表演、體驗派表演，導演的過去，描述的時代，人人都是評論家。説到二次元或遊戲，他們瞭解得更多。

我當然也曾經對這些頗有興趣，也做過這樣的“分析”，不過在這個時代之交，我可能要指出一個區別，並表示我以後會盡量遠離這些文藝評價，我不再做了，也不再看了。

因為這是注意力的一個錯誤放置。

很會評論、分析、拆解，將心思花在結構性給出“評價”這件事上，尤其是“客觀”的評價。你可能就已經阻斷了自己表達的渠道。

電影《曼哈頓》

對於青春文學，兩三次看完一部青春小説後，腦子裏僅有書中的情緒和遭遇，與當時自己青春期處境的共鳴。對於作品本身，並無表達慾望，但對於自己的生活，對於自己本來繁雜的情緒，卻找到了很多可以言説的啓發和範本。

今天的人看電影不是如此，在豆瓣寫影評，如果聯繫自己的生活經歷，會顯得“太不專業”。**專業性，這讓我們看到影視劇作為文藝一枝獨秀的一個原因，**一種“言説的公共性”——

如果我們暫停下來稍微想想，就會發現一種人人都是“影評家（漫評家，遊評家）”的傾向。

誰的演技更好？哪部作品的編劇更好？什麼是攝影，什麼是服化道，設置可以分出“場面調度”的高下，聯繫時代性，給出電影意義的深刻剖析。赫然對於音樂和文學，我們還沒有掌握這樣一套“語彙”。

只要去到虎撲（被我稱作“中國直男偏見網”），就能感覺到對於主流男性而言，對一部電影言説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多麼重要的部分。

反觀新世紀前後，那是表達與理論遠遠不如現在精緻的年代，面對韓寒或郭敬明，這個作品好不好，是不是抄襲，根本不在彼時年輕人的關注中。

事實上，我確實對此很驚訝，對於韓寒和郭敬明是否抄襲一事，人們竟然投入瞭如此大的熱情。這顯然説明，對韓寒和郭敬明形成一個“意見”，已經成為了他們接觸作品時最自然的期待。

這是一種巨大區別，今天的人看待一個文藝作品，是將其看作一個“評價對象”，而他自己是個“拿意見的人”。

自我是在對文藝作品的評價和好惡中樹立的，每個接觸文藝作品的人，重要的在於他的“鑑賞力”，這就像是他是否會品酒品茶。“品電影”是高級文藝消費的一種能力。

而在我的青春期接受“青春文學”的人，恰恰不是這樣的心態，這會形成對於今天一個非常寶貴的對應視角。

在那個年代，對文藝作品的接觸，尤其是對文學的接觸，**每個人都將自己看作一個“表達者”，重要的是作品在何種程度上與我的表達形成共鳴，並促進自己可以以類似方式開展和完成自我表達，**我沒什麼評價要做，只有我憋着的滿肚子情感，想要説出口。

5.

站在新世紀前後，

我對一個“品評時代”保持警惕

我據此反思和反對一切“評價”產業，這不是個常見的反思，但站在與新世紀前後對比之上，我才發現這個巨大的斷裂。

對電影、書籍、音樂、遊戲等一切的打分，評論，有個隱而不顯的前提假設。

即，我們每個人需要對我們消費的“文藝作品”拿出自己的意見，這是重要的，喜歡一本書，或不喜歡一本書，為何喜歡，為何不喜歡，甚至成為我們構建自我的關鍵。

能不能談出一部電影的好，從而捍衞住一部電影的高分和評價，成為一個人的關鍵能力。

每一次豆瓣打分，在任何地方煞有介事地談論文藝作品，按照一些術語和結構分析其好壞，越來越將主體塑造為一個“有個人好惡的品評者”。

説到底，喜歡一個東西，或討厭一個東西，這又算得了什麼？這不過是生活實踐中不起眼的消遣，我們從中能夠獲得的，寡淡而稀薄。

這促使我們一部一部地讀下去，看下去，打分下去，最後這整體的數量甚至成為一個炫耀的統計學依據。當然，這樣一部部讀下去，看下去，打分下去，也最終成為別人的生意。

這是娛樂產業的二次攫取，第一次攫取我們對作品本身的消費，再一次攫取我們對作品本身評價的消費。

想想你平時所看，電影，電視劇，然後再看其背景和解析，再看其評價與分析。這加在一起，可能已經花去你相當多的時間。但沒關係，這些內容源源不絕，如果你想當個“文藝作品品評者”，你已經生在最繁榮的時代。

這説明文藝作品“公共得過了頭”。

因為一部分公共性的壓抑，讓我們將公共性一股腦地灌在文藝作品的好惡上，這最終異化了我們與文藝作品的關係。

赫然，在新的十年，這一切品評的文化，會愈演愈烈。

但還好，這是我們的偏好與選擇興起的文化，也可以由我們自由地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