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雪虎：從“文字文化”到“識字的用途”_風聞

編者按

中國文學觀念受到現代西方影響，從“文”到“文學”，逐步轉換為對“心聲”的訴求，強調文學作品與主體心靈之間的內在關聯。文學作品也主要被理解為那種在場的聲音語言，然後才是作為語言之記錄的文字。然而文學在文化落熟的中國或漢文化圈，名為語言藝術，其實是文字藝術。仿照西來“文學性”這一術語，陳雪虎老師提出了“文字性”這一概念，認為理解“語”與“文”之對待問題的關鍵，即在於對中國文學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現代際遇的把握。概括地説，“文字性”就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在很多深層方面的以文字為準、繫於書面文字甚至最終歸於文字化的特點。“文字性”問題不僅體現了古來傳統和文化底藴，即在今天文化民主化的現代，文學與文字的相關性也頗顯張力，這種相關性之現代轉型問題也需要某種清理和把握。

本文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第11期，題為《從“文字文化”到“識字的用途”：試談中國文學的“文字性”問題》，後收錄於新著《理論的位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感謝作者授權文藝批評轉載。

從“文”到“文學”的變遷表明，中國文學觀念受到現代西方影響，逐步轉換為對“心聲”的訴求，強調文學作品與主體心靈之間的內在關聯，而這裏的文學作品主要被理解為那種在場的聲音語言，然後才是作為語言之記錄的文字。但即便如此，百年文論進程中仍有不少學者尊重或堅持傳統思路，看重文字（而非直接的語言）與文學的相關性。

1．從文字到文學

這種複雜的情況，最突出莫如魯迅。魯迅的新文化新文學立場非常鮮明，但1926年在廈門大學時撰《中國文學史略》講義（後改名《漢文學史綱要》），則以“自文字至文章”開篇，強調自古以來由文字而成就文章，以形聲為主的漢字可“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三識並用”，以至“其在文章”“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 對文學的理解上，魯迅堅持“感動”的指標，但在相當程度上調整了早年的文學“心聲”觀念，即轉而堅持文學與“文字”較強的相關性。這一思路既有西來影響，但更源自師輩學術及其背後的小學傳統：章太炎《文學總略》有“榷論文學以文字為準”的説法，而劉師培《文章源始》則明言：“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緣起，先窮造字之源流”。[2]

百年文學中不少學者有類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紹虞、台靜農等，都一直深受“語”與“文”對待問題的纏繞。筆者以為，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對中國文學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現代際遇的把握。

文學的語言問題似乎是大家所公認的，並且常説常新。這裏仿照西來“文學性”這一術語，顏曰“文字性”，不過是把握古典文學在文字取向上的特點，理解文學與文字的相關性及其在整體文化中的基礎性作用。人們不免疑惑：文字之於文學，至於這麼重要嗎？回答是，在古典時代，文字太重要了，沒有文字，就談不上文學，也談不上文化。這是不言自明的。不僅書於竹帛紙面的文學，即便古典書畫也有文字化的趨向而從屬於整體的文字文化。在傳統社會佔主導地位的儒生、經師、文人、雅士浸淫其間，習用不察，而至文化轉型和文學革命的時代人們才自覺不自覺感受到這種文化與文字的相關性及其轉型的困難。“文字性”特點在當代世界人們頗不在意，更不易為外人所理解和意會，原因或許主要在兩方面。

其一，現代以來文化的理性分化使文學自我封閉為審美自治的領域，人們往往無法溝通古今而理解“文字性”的強大影響力，更無法理解從古代語文到現代語文的變遷對日常生活和文藝活動造成的巨大變化。

其二，只有在與異文化的比較和研究中，才可能對古往今來在媒介生態和文藝諸領域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字性”取向有所體悟，久居單一文化空間或文藝領域中的人自然不易自知。不過，也有一些學者在日漸頻繁的東西交往和古今參證中發現，人們在意會和把握文學或文化時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將之導向到文字這一現實符號（包括作為前生的圖像和後世的意象）及其書寫機制和文化趣味，而非當代文論或觀念所意會的語言以及作為其直接現實的語音上。

人們認識到，只有文字才最集中地體現文化或文明的特點：這本來就是自古以來的文化觀念或傳統行為。這樣看，“文字性”問題不僅體現了古來傳統和文化底藴，即在今天文化民主化的現代，文學與文字的相關性也頗顯張力，這種相關性之現代轉型問題也需要某種清理和把握。

2．理解“文字性”

概括地説，“文字性”就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在很多深層方面的以文字為準、繫於書面文字甚至最終歸於文字化的特點。當然，在特定的具體情況中，“文字性”的內涵可以不一而足。比如，就古典時代的文學和文化而言，它可能體現在作為文學的語文層面上的“文字化”取向，也可能是文人雅士透過視覺化的文字藝術而突出出來的趣味情懷，更可能是整個文化傳統所體現出的深察名號、專論字義的行為模式和潛在的文化意識。

《章太炎全集》（第三冊）

首先看文學的語言文字層面。在中西文學傳統的比較中，語言性取向和文字性取向的差異相當突出。西方因為拼音文字的關係，言文一致，大體均以語言為其基型。而漢文學在古代往往言是言，文是文，並且如章太炎在《訄書·訂文》中所言的“文因於言，其末則言揫迫而因於文”。[3]

也就是説，古代長期的文學和文化傳統是，語言往往趨向於文字，才能更好地發揮影響，體現價值：正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中分析而言，所謂“文”，相當意義上即是指篇章文字的取向在文化整體中的規定性和影響力。“言”之“文”大抵即如孔子所堅持的“雅言”，或者是數千年來作為統一的文化共同體所採用或接納的文字化傳統。在特定場合説話寫文章做事情，必須突破現場語音的具體性和隨意性，而訴諸規範化的文化模式和語文樣式，以實現某種超越和提拔，獲得相應的普遍性。郭紹虞先生認為，長期以來漢語反過來受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連續性的文字的規定與影響，理應稱為“文字語”。這是相當有道理的。由此看來，中國文學或漢文學與西方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就有大為不同的地方，即文學在文化落熟的中國或漢文化圈，名為語言藝術，其實是文字藝術。

那麼，古代民間就沒有口傳的文學嗎？當然有。但在傳統中國，總的情況是“言語文學，厥科本異”，民間風俗與書面雅言“溝分畛域，無使兩傷”。並且“言語僅成線耳，喻若空中鳥跡，甫見而形已逝”，可以想見，沒有形諸文字，也往往在歷史流傳中消逝無形。[4]而作為直接現實的，則是被紀錄下來的、同時亦被文字化的文學。即就近世古典小説言，在唐宋以降，由講唱變文和説話而來的小説其實越發文人化，“講的故事”漸被“看的小説”取代，而就社會地位而言，過去的職業編書人或説話人也遠不及吳承恩、吳敬梓、李汝珍、紀昀和曹雪芹這樣的文人小説家。大的趨勢即是：語言藝術變成了語言文字藝術，最後乃或變成文字的藝術了。

龍書：太昊庖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

文字性滲透瀰漫於整體文化中，會有各種極端的趣味化的表現。這些更多的是透過魏晉齊梁隋唐時期的士族文人和宋元明清以來的庶族雅士的鋭意經營，張揚生命，透過落實到諸種文藝中而達於極致的。比如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即是書法藝術。書法雖於字形和字義仍不能不講究，但既已成為藝術，其內容和風神往往在於形勢姿態和線條組織。書法要講究各體書勢，漢字大體只有一種，卻有許多樣式（即字體），從古之鳥蟲書到篆隸行草楷，樣式至為繁複。至唐人總結古代書體，竟有數十種之多，如韋續編有《五十六種書》，包括了龍、雲、龜、鸞、仙人、麒麟、刻符、蚊腳、鶴頭、虎爪、金錯等。更進一步，書法藝術畢竟是文士所為，主體性又不欲一一拘泥於各體書勢，以至於到後來不少書家論家力圖突破字形、個別文字、個別字體而反抗文字體系的宰制。如張懷瓘《書斷上》所謂“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強調將一篇之內所有的字視為一單一整體，這已是在追求線條與墨趣的抽象造型美，近乎論意象而不論形勢，超越文字而不捨文字了。這種主體性的反抗，其實反過來證明文字性勢力和影響之強大。必須看到，書法成為一種文化和傳統，在後來其影響絕非僅限於文人雅士，由書法所帶來的文字圖案裝飾藝術已然滲透到民眾生活中，書法融貫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字性”的極端還體現在為人熟知而在五四時代倍遭詬病的駢文藝術。六朝時期駢文至為繁盛，其後綿延千載而至今餘澤深遠。這種文體在講究聲韻節奏的時候，更注重四六對仗，其極端使得齊梁文人最看重駢偶的視覺性，所謂“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駢文與漢代大賦相類，從文字視覺上突出形體上的同類排列和整齊劃一的“義符類化”現象，雖則輔助對於節奏韻律和相關品習的表現，但卻飽受“字如魚貫，殆同類書”之譏。[5]

《文心雕龍》“練字”篇曾主要就此類文字的視覺美學方面，強調對各種文字考究的複雜狀況及其平衡：撰文綴字屬篇之時不僅考慮聲律，而且也要注意“練擇”，考慮用字在視覺上的“詭異”“聯邊”“重出”“單復”等狀況，從而臻求“聲畫昭精，墨採騰奮”的境界。由此也可以理解那種文化書寫傳統對所謂“形美”的過分執着和追求。由此也可以理解，一旦國力衰微民族危亡，數十年屢遭西來壓抑，五四時代人們如何必要思欲奮起，用新的“意義”和思想來煽動心聲並鍛造新的國民氣質，如何自然會對這種書寫傳統痛加詆譭、必欲除之而後快了。

五四是個古今中外各種思潮交鋒劇烈、文化方向紛紜的時代，如同在多重歧路口急於抉擇。也正因此，對自己文化與文學的根性問題往往未及深入追問，文字性即是諸多問題之一。而在當代中文學界，相關追問和探討日漸出現，並且這種追索已經深入到社會文化深層次的內在肌理。這方面目前看到的最為深廣的研究，當數龔鵬程的《文化符號學》。在龔氏看來，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傳統的骨幹即在“文”，“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階層、文學藝術等所形成之相關文化狀況……不知此，即不能體會中國人的行動、思維與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國社會之底藴。”[6]

龔氏該著氣魄宏大，內涵高迥，其核心觀點即在強調，中國文化中無論是文人還是儒道釋，無論各類文藝還是各家學術甚或文吏政治，都存在濃重的尊崇文字、文書化、文學化的傳統。而這一點與西方文化重視語言、邏輯和（句子）文法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定勢頗不相同。中國文化在語文訓詁、思維方式和文學寫作諸方面都突出體現出“專論字義”的作風和特點，“訓詁明而義理明”的誇説更體現出深入骨髓的“深察名號”的正統名分意識和行思方式。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是顛撲不破的，“名”落實於現實生活中，當然可以是人們言語中的名號，但更可能是、並且一般都要落實到某種如同器物一般的“名字”：“名”在古代即訓為“字”！通過這種“哲學文字學”對中國文化深層肌理的探討和描述，龔氏宣稱，由文字而文學進而文化，整個古典中國社會生活都充分的文字化、文學化，形成了一個以文字文化為核心的文學社會。

3．從思路到問題

就不同角度和現象而言，“文字性”特點和取向並不容易捕捉，並且對其內涵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一而足。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總是無可避免地涉入漢字、文學與文化的關聯域及其邏輯和歷史根源的分析。這實在是一個幽微難言而不易把握的境界。其中的研究思路之一就是設想“文字性”特點有其文化基因上的特異性，亦即在世界範圍內看來的漢文字的特異性。早期進入中土的傳教士提供了初步的他者意識和語言學把握，但更多基於經驗的認識和把握上的困難而對漢語文頗多惡聲。目前看來對這個問題的理解，確實需要很好的語言哲學（就漢語文而言或可稱“語文哲學”）高度。比如德國思想家、教育家洪堡，他提出了迥異於時俗的理解：雖然中國人並不追求語法的精確概念和表達的清晰性與邏輯性，但這並不能排除漢語文在形式上沒有的東西可能意味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所短之處實則優勢所在，現代人所熟悉的獨體（實體）的分析的思維所不能把握的內涵很可能在中國人的關係化、結構化的思維和語文中包含着，並且中國思維和文化較多地帶有審美和倫理的色彩。這些觀點竟然成為相當多一部分中國文化學者的基本思路，至今仍然值得細細審度。[7]

對這個問題另有一種探討思路，就是具體化到語言文字之學的歷史研究，或者從追源早期中國文字和文字文化的生成邏輯入手，並且必須在比較語言學的角度與其他早期文明進行比對。也就是説，需要經驗的實證史學的印證。在百年相當實證化的學術傳統中，人們對此相關的具體細節和科際整合的成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是目前看來，這方面似乎成果也比較有限。饒宗頤的《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在窮諸方資源多方比勘後，有如是比對：“古代交通困難，人民各安其居，不相往來。我想每個地區可能有它自己的語言。觀揚雄在西漢所調查，其複雜可見，三代以前更難以想象，由於方言的複雜，惟有用文字來作為控制工具，幸而漢語是單音語系，一字一音。文字主要作用在於記名（包括物名、私名、族屬之名），在古代漢民族圈內，文字的社會功能，不是口頭語言而是書面語言，在這種情形之下文字與語言是遊離的。不像西亞，文字必須與語言結合，為了方便才發明字母來記錄口頭語言，才可取得語、文必須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説，其一，文字系統的生成及其使用狀況也必須結合着古代經濟技術基礎及相應文化分層的狀況，即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文字是屬於上層階級並且較多用於相應文化圈內的精英交流和外交鼎鼐的。正是這種在地的特殊性，孕育了前現代世界各大文明自身的特色、政治文化的內在機制，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字文化。其二，與蘇美爾文明的文字文化注重財產記錄和經濟計算、古埃及文字文化注重年曆記時和符咒通神不同，古代華夏民族直至漢代的文字文化從總體上看其主要功能在於記名，書以記姓名、主名山川。猶有進者，饒氏對漢字對文化的規定性狀況及其歷史演化有較為深入的辨析：“漢字屬單音制，在形成的過程上，大體保持一字一音，文字的構造，以形聲字為主，佔最高的百分比，由一個形符與聲符組成。形符主視覺，聲符取其讀音，與語言維持相當聯繫，前者保存漢字的圖象性的美感，形符聲符二者相輔而行，雙軌並進，形成了文學上的形文與聲文結合的文章體制，奠定漢字不必去追逐語言，脱離了語言的羈絆，在政治生活上，文字使用於政令上禮制上作為某種印信的工具，其名字可以識別，簡單明瞭，不必與語言結合，所以我説漢字是用文字來控制語言，不像蘇美爾等民族，一行文字語言化，結局是文字反為語言所吞沒。”[8]

這種觀點看來是從另一個角度發明了魯迅先生“自文字至文章”的思路。基於科際整合，進一步的梳理和深描漢字發生學的脈絡和文字文化的生成緣由，需要更多平實徵信的歷史印證和文化比較，很值得期待。

也有不在文字文學和文化的起源學而從中國抒情文學傳統之書寫機制上着手，專力於探討漢語文之“文字性”潛能及其利用的思路。在這方面探討最深入和成果最細緻的當數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他認為，漢文字自有特點，但中國抒情傳統之形成其實更多地在於中國人的使用偏好：由於中國的孤立語，由於中國的象意字，也許更由於中國人對內在意象的重視，竟能用我們最古老的文字語言來象徵，舍細節而取主旨，輕實證而重印象，以至現實時間反而要通過心理空間來表現，“內在經驗居然能用純形象語言的象徵來保存。這是文化史的一個關鍵。它奠定中國語言，甚至思想的發展方向，決定了文學和美學的理想。”與前一種思路顯然相同，高氏不欲將“文字性”或“文字文化”這些範疇本質化，而專從漢語文的使用狀況上來把握漢文字之藝術潛能的思路。他在文字使用或功能的角度上突出了“中國的文字語言”的潛能及其在抒情傳統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國的抒情美典不是建立在日常普通交流上的，只有“在語言的運用上着重文字的內涵，而忽視文字的外指，也就是在語言的運用上不取代表而走象意的路；使語言脱離實存，集中在它的性質、本性，也就是把語言視為和音樂、抽象美術一樣的媒介”，正是在這種“文字語言”的基礎上，複雜的抒情才可能誕生，中國獨特的抒情美典才可能生成。西方美典從美感經驗的條件上看以外觀和代表為主，走向對單個藝術品的分析、解釋和評價，而在中國抒情美典，則以內化和象意為主，無論是創作還是欣賞，都需由形窺神，趨向主體經驗和理想。[9]

因此文學和文化（包括文字、詩文、書法乃至繪畫一切文人施為），都特別重視一種有限制的藝術形式，很容易孤立地來看，而非融入人際活動的現實訊息的傳達。獨立的書語倒與個人內心情態、活動可以融為一體，從而形成一種書寫活動心態，進一步就成為更趨極端的藝術活動類型。“文字語言”已然成為一種藝術形式。從總體上看，這種研究掘進到中西比較、史論相融而抽繹原理的理論化階段，發人興味，也難能可貴。

上述兩種思路，一者着力辨析漢字特性把握傳統文章體制擺脱語言羈絆的歷史演化軌跡，一者把握文字潛能和主體取向之兩相契合造就民族文學抒情美典的審美機制。前者聚焦於在作為基礎的文字系統的起源，後者突出了主體書寫對文字體制及其潛能的利用。但顯而易見的是，二者都突出了中國獨特的“文字語言”相對於西方語文的特點及其在民族文學和文化傳統中的基礎性地位，都把握住了傳統文人對“書面雅言”和“文字語”的重視。如果再考慮到傳統文化落熟期唐宋以降如古文一派如桐城文人如何利用典籍文選大力誦讀以“因聲求氣”等等諸種功夫，中國文學和文化及其文字書寫的基本面貌也就呈現出來了——真正如徐梵澄所言在《澄廬文議》中所言“兩千多年來知識分子的心力皆用在文字上了”。[10]

如果不從漢字起源時代而從郭紹虞所言的“漸離語言型而從文字型演進的時代”（戰國兩漢辭賦即“以古語為文辭，即所謂文字化的語言型”）以及“充分發揮文字特點的時代”（魏晉南北朝駢文的時代即“文字型的文學”）算起，相關文字性主導下的文字文化傳統，那也是非常之悠久的了，而這種影響如上所述非常深遠。也正因此，古來士人大夫深習不察，深入肌髓了。而至近現代，現代啓蒙先賢們只能採取激烈的手段對這種“咬文嚼字”“死於字下”的傳統大力糾彈，從而造成對這一行文運思的傳統積習的爆破和轟毀。雖則革命往往造成某種文化倒懸或傳統斷裂，而新的社會形態、媒介樣式和信息方式決定中的現代“文字文化”的小傳統並未完全定型。但是，如果從現代立場尤其是文化民主化的潮流回望，“文字性”傳統的問題也是非常突出的。漢文字起源及漢文學傳統顯然有文明技術和經濟發展等歷史原因的侷限，但也突出地關乎階級差別、文化教養及其身份政治。魏晉門閥士人風度和他們的文字遊戲，唐宋庶族文人的現實利益和崇古想象，乃至近世皇權治下文人對文字的神秘化，都説明由這種“文字性”和文字化取向所主導的文字文化，毋庸置疑地存在着無數底層民眾的犧牲或奴隸的血淚：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年輕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在上世紀40年代《鄉土中國》和《中國士紳》中評議“文字下鄉”時，乾脆説“文字是現代化的工具”。[11]這看來是一份近乎武斷的冷峻。對時常津津樂道於中國文學史中記錄的各種古典文化雅趣的我們這些中文系學人而言，這又是何等的諷刺啊。不妨進一步追問，識字的用途究竟是什麼？對過去“文字性”主導下的文字文化傳統，究竟怎樣才能達成一份較為全面的理解，而在當代文化生產日益發達、媒介方式日漸多元的今天，“文字文化”該走向何方？

本文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第11期，後收錄於新著《理論的位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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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355頁。

[2] 劉師培：《文章源始》，載《近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557頁。

[3] 章太炎：《訄書·訂文》，《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頁。

[4] 參見章太炎：《文學説例》，《新民叢報》1902年第5、9、15號；章太炎：《國故論衡》，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80頁。

[5] 參見易敏：《〈文選〉漢大賦用字中的義符類化現象》，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

[6]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中國社會的肌理與文化法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大陸版序”第1頁。

[7] 參見方維規：《語言與思辨》，載《學術研究》2011年第4期。

[8] 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上海書店2000年版，第183頁。

[9] 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14、105頁。

[10] 徐梵澄：《澄廬文議》，載《徐梵澄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4頁。

[11]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