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歐入亞”？其實英國早就是亞洲國家了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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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裔 | 北京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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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日，英國下議院通過了約翰遜政府的脱歐協議。與脱歐相伴隨，英國國內的分離運動勢必進一步發酵。曾經的世界霸主，今天何以會面臨着深刻的內外危機？本文指出，英國曾經的榮耀與今天的困境和迷茫，某種程度上都源於1688年革命以來選擇的並一直延續的發展道路。1688年以後，英國商業階層在政治上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帝國上升期，英國資產階級與國家利益尚能保持一致；但到了帝國衰落期，二者利益則出現分化，由資產階級掌握的國家機器所作出的決策，因此越來越不利於整合離心力越來越大的英國社會。值得注意的是，“脱歐”公投後，英國迅速與中國達成“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意向。有人驚呼英國 “脱歐入亞”，但事實上它早就是一個亞洲國家，過去它在亞洲擁有大量殖民地，而在後帝國時代，它仍是一條能隨時起航、尋找新的海域的船。只是，在它的流動性裏，既潛藏了它的成功之道，也潛藏了它的危機。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2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海洋帝國的背影：英國“脱歐”反思錄

英國首相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曾在其1847年的小説《唐克雷德》（Tancred）建議維多利亞女王遷都印度：“女王應該集中一支強大的艦隊，並與她的全部王室成員和上流精英一起出發，把帝國的所在地從倫敦遷往德里。”對此，德國憲法學家卡爾·施密特如此評論：“他預感到，英國這個島嶼不再是歐洲的一部分。它的命運不一定非得與歐洲聯繫在一起。它可以就此啓程，改變其作為一個海洋性世界帝國的首都的位置。這艘船可以在這裏起錨並在另一個地方拋錨。這條巨大的鯨魚，利維坦，可以遊動起來，找尋其他的海洋了。”

169年之後，英國人民通過一場公投，決定脱離二戰之後形成的歐洲聯盟。而在西方國家中，英國又是最早公開宣佈支持中國組織的亞投行的。這似乎進一步驗證了施密特對英國的三個比喻：船，鯨魚，利維坦。作為島國的英國很難被固定在一個地方，它需要時刻保持遊動狀態，以尋找更適合自己生存的海域。

但是，在這場公投中，我們又可以發現這條船、這頭鯨魚、這個巨大的利維坦內部發生的驚人分裂。英格蘭地區各個選區遍佈着反對歐盟的聲音，但倫敦地區以及少數與歐盟聯繫密切的大城市則是例外；而整個蘇格蘭幾乎都是支持歐盟的。公投結果出來之後，倫敦一片哀嘆，而蘇格蘭民族黨（SNP）人也很快宣佈，他們將尋求第二次蘇格蘭脱英的公投機會。這個一度擁有無敵的海軍、控制海上貿易、海外遍佈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國”，現在不僅失去了它的帝國，就連本島的統一，也都是在吃力地地維持。

這背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歷史進程？它告訴了我們什麼關於陸地與海洋的秘密？

▍海洋霸主的崛起

自從諾曼征服以來，英國王室在歐洲大陸長期擁有領地，並且積極參與歐洲大陸霸權的競爭。但是，跨海投放兵力，始終具有極高的成本，隨着歐陸國家戰爭能力的提高，英國的劣勢逐漸顯示出來。1558——1560年加萊戰爭之後，英國失去了歐洲大陸最後一塊領地。參與歐陸爭霸戰的巨大開銷，迫使都鐸王朝君主出售前不久從天主教會那裏沒收來的土地，從而導致了英格蘭紳士階層的崛起，後者在17世紀成為議會勢力的社會基礎。16世紀，都鐸王朝末世君主伊麗莎白一世退出了大陸霸權之戰，而改為在歐洲大陸維持離岸平衡，同時，積極發展英格蘭的海軍力量，並藉助海盜力量來打擊自己的對手。

1588年，英國摧毀對手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這並沒有讓英國馬上成為海上霸權，但幫助了荷蘭人在17世紀擺脱西班牙人的統治，從而崛起為新的海上霸權力量。荷蘭人是軍事技術的革新者，憑藉強大的海軍拓展商業網絡，組建了強大的特許公司。但是，與英國相比，荷蘭的地緣政治環境要差得多。作為歐洲大陸的一部分，荷蘭需要投入大量兵力，防衞一條很長的大陸防線，並努力維持歐洲大陸上新生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內部平衡，而這對他們的力量本身是一種消耗。而英國因為自身的海島地位，無需這種資源消耗，在其歐洲競爭對手將力量和資源鎖在國內用於大陸爭霸戰的時候，英國卻在為海外擴張輸送力量和資源，對海洋的信心也逐步增長。荷蘭人格勞秀斯在1609年出版《海洋自由論》，英國人塞爾登(John Selden)則提出“海洋封閉論”予以駁斥。但當英國人的海上力量達到一定強度之後，他們拋棄了塞爾登的“海洋封閉論”，採用了格勞秀斯的“海洋自由論”——因為被主權所分割的海洋對於一個弱國的自我防衞可能是有利的，但會束縛一個海上強國對外開拓的手腳。

1688年革命對英國而言，是一次重要的道路選擇。英王詹姆士二世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追隨者，代表着法國式的大陸絕對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 革命廢黜了詹姆士二世的統治，隨着“議會主權”的確立，英國的商業階層在政治體系中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這是一個讓債權人更加“放心”的政權，它能夠以較低的利率，從國際金融市場上借到錢，支持自己的戰爭與冒險。在新政權之下，倫敦的金融實力也在不斷增長，最終在18世紀趕上了阿姆斯特丹，將荷蘭的資本不斷吸納過來。同時，在與法國的海外殖民與貿易競爭中，英國不斷取得勝利，無論是在北美，還是在南亞次大陸，法國人都節節敗退。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舊君主們結成同盟，撲滅革命。1815年維也納會議形成的“維也納體系”，其核心是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與法國五強統治（pentarchy）結構，但英國與俄國實際上居於霸權地位，俄國是最強的陸地帝國，而英國則是最強的海洋帝國，殖民地遍佈世界各地，維繫着一個龐大的貿易體系，而倫敦則是這個龐大的貿易體系的金融中心。可以説，英國憑藉自己海上力量的積累，在大陸事務中已經建立起極大的話語權，成為以“大國協調”（concert of powers）為特徵的維也納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但與奧、俄、普不同，英國已經在海外拓展中獲得了很大的甜頭，將主要精力放在海外殖民地和商業的拓展上，不參與歐洲大陸領土的爭奪，僅維持離岸平衡，並保證英國海軍和商船航行的安全。其中的典型就是在奧斯曼土耳其衰退所造成的“東方問題”上，英國防止任何大國單方面改變巴爾幹半島的現狀，並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支持土耳其對抗俄國，在埃土戰爭中支持土耳其對抗穆罕默德·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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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擴張對於英國的資本原始積累有着舉足輕重的意義。沒有殖民擴張的條件，我們很難想象第一次工業革命會在英國爆發。英國是這次工業革命的領頭羊，也是最大受益者。這次工業革命的結果是英國變成了“世界工廠”，進一步強化了英國在全球貿易體系的地位。大量原材料被運到英國，加工後的成品則被運到龐大的殖民地市場進行傾銷。英國以豐富多樣的治理機制控制着遍佈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海軍、貨物貿易和金融，將“日不落帝國”聯繫為一體。

▍危機與衰落

但是，這個體系內部，潛藏着走向今天這樣的內部碎片化的病因。經過17世紀革命，穩定下來的是一個與王朝世襲制結合的寡頭政體，在1832年議會改革之前，選民人數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到2%。與其他國家相比，統治這個帝國有產階級（以倫敦的議會精英為代表）已經相當資本化與商業化，其利益與英國的海外殖民體系緊密關聯在一起。他們的首要興趣在於以帝國的統治機器來保障自己的商業利益。

統治是需要成本的，而倫敦的殖民統治與巴黎相比，其顯著特點就在於偏好各種節省成本的間接統治形式，只要能夠獲得合宜的利潤，帝國的政治精英們寧可“統而不治”，只是在商業利潤需要的情況之下，他們才有動力推進改間接統治為直接統治的努力。而當殖民地的抵抗造成過大的保有成本的時候，他們經常是寧可放棄土地，在其他地方尋找補償。這帶來的是維護帝國意志的孱弱。18世紀，帝國的政治精英們就是在精心計算之後放棄了北美殖民地；二戰之後，他們也是如此放棄了一個又一個海外殖民地。

這個龐大的帝國讓其精英階層充滿自豪，從而也緩和了英倫三島內部的整合問題，但許多隱患仍然不斷積累下來，得不到解決：

第一，在“聯合王國”的政治結構下，蘇格蘭與愛爾蘭都保持着自身的民族認同，存在向分離主義轉化的可能。倫敦在18世紀初通過賄賂蘇格蘭貴族和議會，實現了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合併，蘇格蘭議會取消。但19世紀歐洲大陸勃興的民族主義也影響到了蘇格蘭，蘇格蘭出現了以“自治”為訴求的民族主義組織。至於愛爾蘭，從中世紀以來就長期受到倫敦的殘酷壓迫。在法國大革命鼓舞下，1798年愛爾蘭爆發反英起義，遭到英國無情鎮壓。1845年至1850年愛爾蘭發生大饑荒，人口鋭減了將近四分之一，而倫敦對此反應冷漠。19世紀下半葉，愛爾蘭自治運動風起雲湧，並進而在一戰之前發展成為武裝革命。

對王室的效忠，英語的普及，與天主教國家的戰爭所激發的新教自覺，共同的帝國事業，這些因素加起來，能夠在本土臣民中製造出某種共同的身份認同，但這種認同很難得到清晰的官方命名。與族羣構成比較簡單的德意志第二帝國相比，大英帝國打造自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的難度要更大，它很早就已經成為一個領土遍佈全球的帝國，統治着形形色色的族羣，為所有這些族羣打造一種民族主義是不可能的，但僅僅以不列顛和愛爾蘭為基礎來打造民族主義，則會對殖民地產生排斥效果。只要帝國能夠維繫各族羣上層精英的聯盟，它在“官方民族主義”上的模糊並不是太嚴重的問題。但是，當帝國霸權衰退，無法吸引各族羣精英的忠誠之時，它們固有的民族與區域認同就會冒出來，形成強大的離心力。 

第二，英國工商業精英們很容易從英國的殖民體系中獲得利益，但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英倫三島自身的產業整合——當把任何資源從殖民地轉運到倫敦，轉手一賣就能發大財的情況之下，誰還有動力老老實實地在本土辦工廠，積極應用新科技，推進產業整合？ 

英國通過殖民擴張和第一次工業革命所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導致其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逐漸落後。實際上，英國仍然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第一發源地，但卻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新機器的出現，使得鐵路和內河航運業得以勃興，從而增加了陸地上的流動性。身處中歐，缺乏海洋權力的德國深耕其國土，發展出強大的產業集羣，其先進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將工廠裏的技術革新與學者的科學研究結合在一起，支持了持久的知識創新，而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工匠們的技術革新和牛津劍橋的高等教育一直以來是兩張皮。美國迅速引進了德國的高等教育經驗，憑藉遼闊的國土、龐大的人口以及比英國更為優越的地緣政治環境，發展出了19世紀最大規模的工業。而英國的投資者們仍然享受着殖民體系的紅利，熱衷於利潤極大的海上貿易。到二十世紀初，美國與德國兩國的經濟總量，先後超過了英國。

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施密特將大英帝國的危機追溯到了機械時代的降臨：“…… 此時利維坦由一條巨大的鯨魚變成了一台巨大的機器。事實上，這是某種異乎尋常的質的改變。機器改變了人與海洋的關係。那類曾經在海洋上創造過輝煌的大膽的人喪失了其原來的重要性。那些勇敢的海員在帆船上所取得的成就，高超的航海技術，對於某種類型的海員的嚴格培養和篩選，所有的這一切在現代化的、機械化的航海工具面前都相形失色了。” 施密特固然沒有更細緻地解釋兩次工業革命對英國影響的不同，但他正確地指出，新機械的發明，使得建構海上力量的門檻不斷降低，從而將削弱原有的海洋帝國的優勢地位。我們可以看到，近代早期的航海家中難尋中歐德意志地區居民的蹤影，但是，在普魯士統一德國之後，憑藉着迅速崛起的重工業，在威廉二世時期，德國已經擁有了一支實力相當可觀的海軍。而馬漢1890年發表的《海權論》也深刻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海軍決策，帶來了美國海軍的迅速崛起。

德美兩國的崛起，使得1815年奠定的“維也納體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在歐洲內部，德國對英國霸權發起衝擊，雖然兩次都未能擊敗英國，但成功地削弱了後者的力量。然而，“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勝利果實的收割者。西方內部的戰爭帶來的另一個影響是，非西方被壓迫民族獲得了自我解放的機會。二戰結束之後，大英帝國分崩離析，各殖民地紛紛獨立或被英國入侵前的原主收回。英國的工業與貿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廣大殖民地，帝國的瓦解對於經濟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而帝國瓦解對不同地區產生不同經濟影響，也成為了餵養分離主義的素材。

海軍的力量是海洋帝國的標誌。1953年，在伊麗莎白二世加冕之時，英國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國際閲艦式，在這次閲艦式上，我們仍然能夠看到英聯邦國家所擁有的8艘航母，顯示着這個衰落的海洋帝國龐大的家底。但很快，在1957年，美國在弗吉尼亞的漢普頓錨地（Hampton Roads）舉辦了一次規模更大的國際閲艦式，17國共110多艘軍艦參加了閲艦式，宣示誰才是新的海上霸主。 

▍“去工業化”與離心力的增長

即便在丟掉絕大多數海外殖民地之後，英國仍然稱得上一個相當出色的工業強國。20世紀50年代，英國5000多萬人口中有近900萬人從事製造業，另有90萬人是煤礦工人。在英國的工業基地中，我們可以找到工業重鎮伯明翰與曼徹斯特、格拉斯哥、南威爾士和蘇格蘭的工業帶、東米德蘭，今天“去工業化”的倫敦在那時候也是工業重鎮。英國GDP三分之一來自制造業的貢獻。英國在1950年的出口貿易佔到全球工業品出口的四分之一，超過當時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出口額總和。

但是，好景不長。英國工業很快遭遇到了所謂“英國病”的侵襲，經濟陷入“滯漲”狀態。“滯漲”有外部因素，如70年代的油價上漲向下遊各行業的價格傳遞，也有內部因素，如福利開支的增長、工會的強勢所造成的對改革的抗拒。大蕭條後盛行西方世界的凱恩斯主義藥方在面對“滯漲”的情況，陷入運轉不靈的狀態。 

在這一背景下，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台，大力推進私有化、削減福利開支和打擊工會的改革。“滯漲”貌似被控制住了。但馬上帶來的一個後果，卻是英國製造業的全面衰落。英國政府原本手裏掌握着不少優質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之後，由於相應的產業利潤率比較低，私營企業家們紛紛將其關閉或轉手賣掉，未能經營下去。改革對不同地區的影響差異也比較大，蘇格蘭重工業的衰落遠比英格蘭更顯著，民眾失業率迅速上升，但保守黨政府卻砍掉了許多社會福利，由此在蘇格蘭引發了民眾對於保守黨政府的普遍不滿，進而成為蘇格蘭民族主義的天然養料。

與此同時，保守黨政府於1986年出台了《金融服務法》，放鬆對金融業的管制，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大大上升。然而，金融業能夠吸納的，通常是少數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羣，而將大多數人口排除在外。而這導致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樂施會（Oxfam）2016年9月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成為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占人口總數1%的富豪的財富數量是最貧窮的1/5人口擁有財富量的20多倍。數據表明，大約63.4萬英國人的財富總和是該國1300萬最貧困人口財富總和的20倍。

在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下，是絕對主義王權導致巴黎不斷擴張；在當代英國，是金融立國的政策導致倫敦不斷膨脹。倫敦代表着發展和繁榮，但其代價是，周邊的城市，尤其是工業城市，一個接一個走向衰敗。倫敦金融城是一個離岸金融中心，它服務的是遙遠國度的經濟，它與英國本國的實體經濟的聯繫都是很弱的。住在這裏的社會精英們關心與他們自己利益息息相關的遙遠國度，卻越來越難於理解他們那些就業困難的同胞們的所思所想。 

雖然看起來都像是“親歐”勢力，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們和倫敦金融家們的想法卻非常不同。不少蘇格蘭人對撒切爾夫人充滿怨念，認為正是前者的邪惡政策，摧毀了蘇格蘭的工業城市，使得蘇格蘭成為缺乏發展希望的地方，倫敦城為一個吸納資源的無底洞，吸走蘇格蘭的精華。蘇格蘭獨立，從發展道路上，意味着要與倫敦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劃清界限，採取更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國道路。而倫敦金融家們的親歐，是因為他們與歐盟的業務聯繫。儘管他們對許多來自歐盟的金融管制政策非常不滿，但如果英國脱歐，造成的結果就是許多金融業務離開倫敦，奔向巴黎和法蘭克福。因此，在“脱歐”大局已定的情況下，他們更期待於“軟脱歐”，儘可能保持英國與歐盟原有的互聯互通成果。

同時，倫敦金融城也需要瞄準新興工業國家，開拓新的金融業務。2015年英國積極加入亞投行曾經讓許多人大呼意外。在“脱歐”公投之後，英國迅速與中國達成了“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共同意向。有人驚呼英國 “脱歐入亞”。但也許我們需要確立一個觀念：英國早就是一個亞洲國家。 在帝國時代，它在亞洲擁有大量殖民地；在後帝國時代，它仍然是一條能隨時起航、尋找新的海域的船。只是，在它的流動性裏，既潛藏了它的成功之道，也潛藏了它的危機。

▍餘論

縱覽古今帝國的嬗變史，我們總是能看到，一個時代的取勝之道，可能很快會在時勢變遷之後，成為阻礙革新的因素。歷史上英國作為海洋帝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諸多隱患。它的精英階層的利益很早就全球化了，並根據全球市場的潮起潮落來配置自己手頭的資源，以獲得自身利潤的最大化。但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使得大英帝國缺乏迅速推動工業升級，並在英倫三島內部推進進一步的經濟與政治整合的動力。在帝國的實力仍然較強的時候，這還不足以構成嚴重的問題。但是，當其他國家迅速升級工業，並轉化成強大的軍事實力的時候，英國的帝國霸權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戰。當帝國已成明日黃花，原來因為帝國強大而被掩蓋起來的問題，更會進一步暴露出來。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二戰之後，英國仍不乏加強內部整合的機會。但是，撒切爾夫人的改革，造成了英國工業的衰落和倫敦金融城的畸形發展。經濟結構的變化，進一步激化了英國內部的地域和族羣矛盾。這次英國“退歐”公投以更為直觀的方式向我們展現了這種內部分裂。當然，這並不意味着英國必然會走向分裂，英國的當政者仍然有機會尋找一條適合英國的工業發展道路，為中下層人民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只是，在“去工業化”之後，試圖“再工業化”，談何容易！

出於對近代中國“走向海洋”挫敗經歷的反思，當代中國產生了不少海洋帝國的傾慕者。“好古”是一種難得的雅興，但如果變成“刻舟求劍”，就會給實踐帶來損害。從英國衰落的歷史進程來看，自從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新機械的發明使得陸地的人和物也能夠獲得一種更高的流動性，而人類對航空與航天領域的開發，更使得海洋這一地理因素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已經從其巔峯時刻明顯下降。新的海洋霸權美國在冷戰時期提出“空地一體”軍事戰略，在冷戰之後又提出“空海一體”，充分顯示出了新的空間革命對原來的陸-海格局所帶來的新的衝擊。近代中國在海洋力量的競爭中遠遠落後於列強，但新中國在對“制空權”與“制天權”的爭奪中，已經躋身強國之列，這為對國土的深入開發（如高鐵與高速公路的修建）和對海洋的經略，創造了戰略空間。90年代以來，在互聯網這一重要性與日俱增的“虛擬空間”的開拓中，中國也已據有一席之地。一言以蔽之，需要在一個複合結構中思考海權，不低估其重要性，但也不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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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中國的海上貨物貿易規模已經達到世界第一，但與此同時，中國在貨物貿易中的利潤仍然相當微薄。能夠賺取超級利潤的霸權國家，首先依靠的是對產業鏈的掌控力——牢牢掌握高端研發和產業標準制定環節，利用知識產權形成壟斷保護，從利潤中抽取最大的一份，而產品的實際製造者只是賺取一點辛苦錢而已。值得欣慰的是，經過六十多年的奮鬥，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產品也不斷向價值鏈的上游挺進。但這是一個如同逆水行舟般的艱難過程，其中潛藏着許多陷阱：比如説，金融業的畸形發展，會否阻礙工業升級的大局？在工業升級的過程中，“機器換人”會否帶來製造業崗位的大量消失，從而對中下階層的就業造成顯著影響？當一個社會跌入陷阱，連“共同富裕”的願景都無法維繫時，各種離心力也就會加速上升。

在2016年的“退歐”公投中，倫敦人愕然發現他們與周邊地區民眾的對立，英格蘭的多數民眾看到了自己與蘇格蘭人的對立，這種對立暫時還不會阻止英國這條承載了6000多萬人口的船調整航向，駛向適合它的海域，再徐圖進取。但這個星球上有什麼新海域，能夠容納一條承載了十四億人的方舟呢？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2月刊**，原題為“海洋帝國的背影：英國‘脱歐’反思錄”，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