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七十年，我們的家國世界（全文）_風聞

江宇：七十年，我們的家國世界（全文）

來源：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作者： 江宇 新中國的頭30年，是經濟快速增長、實現經濟起飛的時代；是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實現工業革命的時代；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傳統農村向現代農村轉型的時代；是中國第一次普及醫療和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躍升、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開闢道路的時代。我們不能做“事後諸葛亮”，苛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甚至認為他們不懂市場經濟、不懂經濟規律。在當時的世界上，中國能夠不依靠對外掠奪和外部援助實現原始積累、啓動工業化，就是依靠這樣一套制度，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原編者按：新中國的七十年，深刻改變了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命運，深刻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的面貌。新中國七十年，我們每個人的家史、國史和世界史是相通的。中國的發展，既影響着每個普通人的生活，也構成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本文根據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江宇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39講的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本人審定。】

《七十年，我們的家國世界》這個題目，是今年10月1日我觀看國慶大閲兵時有感而發想出來的。這是一個宏大命題，作為80後的青年學者，我想從自己的經歷講起。

為什麼叫“家國世界”，因為新中國的七十年，深刻改變了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命運，深刻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的面貌。這種影響還將繼續下去，下一個三十年，我們要為人民更加幸福、為中華民族、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而奮鬥。

一、一個普通中國家庭的七十年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同中國許多家庭一樣，感受到了七十年的滄桑鉅變。舉幾個例子。

第一，土地改革。我爺爺輩是農民，一輩子沒有上過學，真正改變這一代人命運的就是土地改革。跨國研究證明，進行過土地改革的國家在消除貧困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比沒有經過土改的國家成效更好，因為土地改革從源頭解決了勞動者公平佔有生產資料的問題。

第二，興修水利。我家在淮河河畔，是華東平原水網交錯的地區。小時候經常聽大人回憶當年“挖河”的經歷，所以我從小誤認為江河都是人工挖出來的。為什麼會有這個概念呢？

20世紀60—70年代，我國依託農村集體組織，開展了氣壯山河的水利建設工程，二十多年修了八萬多座水庫，這是留給後人的豐厚遺產。我的不少長輩向我描述過當時人拉肩扛、萬眾一心的情景。

安徽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最高時有80萬人一起上工。我們利用制度和組織優勢，在沒有充分技術和資本積累的條件下，實現了農業生產條件的大變革。農業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海晏河清”，中國共產黨真正讓五千年的中國實現了“海晏河清”。

第三，普及教育和恢復高考。我父親是恢復高考之後上的大學，改革開放後恢復高考為億萬人實現夢想開闢了道路。

同時要看到的是，改革開放之前，從1965年到1978年，基礎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規模大踏步地擴張，高中生數量從1965年的131萬人增加到1978年的1484萬人，十多年增長了十多倍。

教育是打破階層固化最重要的手段。1962年，農村學生只佔高中生的不到10%，但1976年農村學生佔高中生的60%以上。我們用十幾年的時間普及了基礎教育，而且大幅改善了教育公平，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只有少數人讀書識字的局面，讓人人追求幸福成為可能，也為改革開放奠定了豐厚的人力資本基礎。

表.  1965-1976年間教育普及情況

圖.  1962-1976年間初中生構成（左圖）和高中生構成（右圖）

第四，農村合作醫療。我有幸參加了有關政策的研究。60年代的農村合作醫療和2003年之後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改變了幾千年來農民看病沒有保障的歷史。1997年我爺爺生病，農民看病還沒有保險。後來我奶奶生病的時候，就可以享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報銷了。這也是中國的創舉。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相關研究，正規就業佔主要比例的國家才有條件實行全國性的醫療保險。當時，我們國家一半是農民、還有幾億的個體户和兩億多的流動人口，按照國際經驗，這樣的結構很難舉辦正規的醫療保險。但是，中國共產黨總是創造歷史奇蹟，用幾年的時間就在農村普及了醫療保險。

第五，復興號奔馳在祖國大地上。我爺爺這一代人最遠也沒有出過我們省。我父母工作時，有條件出門了，但條件仍很艱苦。我剛剛上大學時候還有在火車座位下過夜的經歷。而今天，復興號奔馳在祖國的廣袤大地，讓普通中國人出行都有了尊嚴。中國高鐵的里程佔全世界的70%以上，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體現。

對今天中國絕大部分家庭來説，如果沒有歷史上最深刻的社會革命，沒有社會主義制度，沒有70年的建設，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今天的生活。

二、百年世界歷史大邏輯和中國理解七十年中國，首先要理解七十年來的世界。

這七十年，是世界資本主義從自我調整恢復活力到積累矛盾爆發危機的七十年，也是世界社會主義從高潮到低谷再到復甦的七十年。

圖.  世界歷史背景：資本主義長週期

資本主義有自身無法逃脱的週期率，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也沒有跳出這樣的週期率。今天，資本主義仍然是世界上佔主體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中國必須面對同資本主義的長期鬥爭和合作，因此我們必須瞭解資本主義週期率。

資本主義週期率類似於自然界的一年四季。不同的是，資本主義的四季變化不是由地球轉動導致的，而是由資本運動導致的。每個週期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好比春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這是資本運動的起點。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如英國工業革命）讓資本主義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大量資本進入市場，投資不斷擴張。

第二階段好比從夏入秋。投資擴張到一定階段，平均利潤率必然會下降。這是《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的核心結論。隨着資本長期積累，工人的剩餘價值和需求規模是相對有限的，趕不上資本和產能擴張的速度，導致利潤率下降。利潤率下降，伴隨着產能過剩和資本過剩，出現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從繁榮的夏天進入蕭瑟的秋天。

第三階段，秋天的自我拯救。面對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不會坐以待斃，會想各種辦法去緩解危機。主要是：第一，資本和市場向海外擴張，向世界其他地區推行資本主義。第二，資本向金融領域擴張，解決實體經濟滿足不了資本盈利的難題。第三，通過發行貨幣、財政刺激、借債等擴張性政策來刺激經濟。第四，暫時緩和勞資矛盾。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出現產能過剩和資本過剩最根本的原因是資本佔有了剩餘價值，資本積累的速度超過勞動者購買力增長的速度，所以供給和需求產生了不平衡。一定程度緩和勞資矛盾，可以緩解危機，延長資本主義週期。

第四階段，全面危機的嚴冬。拯救危機的幾種方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都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海外擴張是有邊界的，而且導致了全球失衡，這是更大的危機。向金融領域擴張，會產生巨大的系統性風險。財政、貨幣和債務刺激經濟都只是延緩危機，並造成更大的風險。也就是説，在不觸動生產關係的條件下，任何措施都不可能消除經濟危機。一旦邊界突破了、飽和了、再也容納不了新的資本了，就會發生經濟危機和戰爭。

列寧説過：“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經濟危機和戰爭起到破壞產能、破壞壟斷資本的作用，有產者在戰爭的時候受到損失最大，資產份額會大幅度下降。另外，在經濟危機和戰爭的時候，政府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可以緩和並調解社會的矛盾、進行再分配。

此時，又會產生新的一輪社會革命，又會開始一個新的週期。

自十八世紀資本主義制度確立至今，資本主義還沒有跳出這個週期率，歷史上至少出現過三次這樣大的週期。這三次週期又都和中國發生了共振。

我們畫了一張圖，展示自清朝末年以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大事對比。

資本主義第一個繁榮週期出現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上半葉，這時正是中國從封建社會第三個高峯康乾盛世迅速滑向衰落的時代。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七年後1796年乾隆皇帝退位。1821年即道光元年，中國的GDP還佔世界三分之一。四年之後的1825年，英國就發生了典型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第一次經濟危機。19世紀初期就是我們所説的資本主義長期週期的“春天”，但很快帶來尖鋭的社會矛盾，為了緩解生產過剩和市場需求不足的矛盾，1840年爆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但對外擴張並沒有緩解資本主義矛盾，歐洲工人運動不斷興起，馬克思主義應運而生，《共產黨宣言》1848年發表。

為了緩和社會矛盾，資本主義採取了自我調整措施。1883年德國在歷史上首創了社會保險制度。同時，資本主義制度還在向世界各地擴張。1861年，即中國的咸豐11年，同年美國發生了南北戰爭，打破了奴隸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束縛，美國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繁榮週期。1894年是一個標誌性年份。這一年，離中國GDP佔世界三分之一的康乾盛世還不到一百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陷入了山河破碎、風雨飄搖的深淵。也是在1894年，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從此保持這一地位直到今天，已經一百二十五年了。1894年的兩件事是一個歷史的巧合。撫今追昔，今天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實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資本主義繁榮的第二個週期，到1929年的“大蕭條”宣告結束。“大蕭條”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為了緩解危機，同樣採取了對外擴張的辦法，於是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戰爭，既是出於軍國主義本性，也是出於資本主義擴張的需要，所以資本主義不可能實現世界和平。

在全球資本主義強國的擠壓下，中國成為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國家”，經濟發展有強烈的依附性和殖民地特徵。所以，國民黨所謂的“十年建設”並沒有取得什麼成果。在全球危機衝擊下，1935年，上海一千多家企業倒閉，50萬人失業。這證明中國不可能通過資本主義發展起來。

資本主義第三個繁榮週期發生在二戰之後。1945年雅爾塔體系形成，1947年“鐵幕演説”標誌美蘇冷戰開始。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競爭的壓力下，西方進行了自我調整。開始了一輪新的繁榮週期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才宣告結束。

由於新中國七十年基本同這一輪資本主義繁榮週期的時間重疊，而今天的百年未有大變局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繁榮週期的結束。

所以，我們仔細講講這一輪繁榮週期和中國的關係。

這一繁榮週期的上升階段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可以稱之為“凱恩斯妥協”。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採取凱恩斯主義的措施，主要是擴大政府職能，限制資本特權，改善社會公平，提高勞動者的經濟和社會地位。

同時，二戰後發展中國家掀起了獨立的浪潮，新獨立的不少發展中國家也採取帶有較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策，強調擺脱對西方的約束，獨立自主地發展。這些措施，使得這一時期是西方國家內部發展得比較繁榮和公平的時期，也是全球公平有所改善的時期。

按照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計算，20世紀50到70年代是唯一地區差距縮小的時期。當時歐洲也有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和馬克思研究的資本主義很不一樣了：資本受到很大約束，勞動者和資本之間的地位比較平等，社會矛盾也緩和了。

那麼，馬克思主義還有沒有用呢？建設社會主義還有什麼必要呢？我們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種緩和等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從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起就發生了逆轉。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在資本主義三十年的“黃金時代”，中國也開始了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

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改變了全球社會主義的版圖。新中國從一成立，就以嶄新的姿態和世界發生着聯繫。五十年代“一邊倒”，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六十年代面對美蘇兩個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時把目光投向“兩個中間地帶”，即美國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

1963年中國開始向非洲派醫療隊，1964年中國和第一個西方大國法國建交，1964年中國研製出了原子彈，1964年到1980年進行了三線建設，1968年還清全部外債，1970年實現了石油自給，發射人造衞星，1980年“運十”大飛機上天。

在這段“雪壓冬雲白絮飛”困難時期，中華民族煥發了“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偉大民族精神，湧現出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英雄人物和大寨、紅旗渠的英雄集體。十年卧薪嚐膽沒有白白付出，十年艱苦奮鬥換來了豐碩成果。因為有了這些基礎，1972年尼克松主動來中國訪問，20世紀70年代我們同西方國家掀起了建交的高潮。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中國逐步開放的同時，西方卻開始走下坡路。20世紀70年代起，資本主義開始進入這輪週期的下行階段。隨着資本積累，1973年開始，西方開始出現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跡象。

表.  世界各地區人均GDP及差距（1990年國際元）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二戰之後形成的“凱恩斯妥協”結束了。

50到70年代資本主義的福利社會和黃金時代，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歷史條件之上的。首先，二戰把西方的財富和階級分化清零了，削弱了壟斷資本的力量。第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對西方造成了制度競爭的壓力。實際上，勞動保障和免費醫療等制度最初最蘇聯發起的。

蘇聯解體之後、外部壓力消失，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就很快被削弱，走向商業化和私有化。

這樣，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方面是來自蘇聯的外部競爭消失，另一方面是西方國家內部資本積累導致了利潤率又一次下降，經濟危機已經迫近。從二戰之後30年的繁榮週期開始進入了一個資本過剩、經濟的增速下降的週期。在這種情況下，壟斷資本的力量開始上升。

1979年英國撒切爾上台、1981年美國里根上台，他們都是非常典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代言人。今天我國還有人把他們作為改革的榜樣，這是南轅北轍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集中表現為世界銀行提出的“華盛頓共識”，強調放鬆政府對市場的管制，特別是對金融領域的管制，鼓勵更多的資本到國際上去投資，鼓勵私有化，鼓勵所謂的金融創新，實質是鼓勵金融投機。新自由主義沒有拯救西方經濟，也給蘇聯和拉美等國家帶來了深重危機。

中國在1978年開始了改革開放。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我們要學習西方，此時恰逢西方在推廣華盛頓共識，主張極端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小政府。幸運的是，雖然中國許多人一度受到他們的影響，至今也還有些人迷信新自由主義，但是我們沒有完全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要求來做。至少從90年代初開始，就開始加強宏觀調控、擴大政府在公共領域的職能、進行西部大開發、科教興國戰略，重建社會保障體制等。這些都是通過政府的力量修正市場失靈。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標誌着西方自二戰後開啓的繁榮週期的結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得到更充分的體現，這是“四個自信”“中國模式”日益受到重視的背景。西方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加入全球化，為80年代就出現危機萌芽的西方資本主義又延續了二十多年繁榮，但是經濟增速下降、金融泡沫、實體經濟空心化、兩極分化等問題已經慢慢積累，導致了2008年的大爆發。

以美國為例，美國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收入分配格局幾乎沒有改變，但70年代之後基尼係數迅速上升，在利益集團、治理碎片化、民粹主義盛行的情況下，美國的政治制度不足以迅速應對危機。雖然特朗普提“美國優先”，但客觀上資本主義二戰以來的增長週期已經結束了，除非發生新的社會革命，美國不可能靠自身力量解決問題。中美貿易戰，表面是貿易之爭，背後是利益之爭，實質是道路和制度之爭。這對中華民族來説，是一場考驗，是一場磨鍊，但更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鳳凰涅槃所必須面對、必須打贏的偉大斗爭。

三、中國道路七十年面對七十年來的世界，中國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呢？

從1840年到1949年，多少仁人志士風雨兼程，但始終未能拯救中華民族。這是因為，舊中國面對已經被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充斥的世界，必須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在一個小農經濟基礎上實現集中資源啓動工業化，實現政治獨立和經濟獨立，才有可能改變依附性、邊緣化的命運。而舊中國並沒有找到這條道路。

1933年《東方早報》作過一個調查：讓所有的讀者説你對未來的中國有一個什麼樣的夢？

鄭振鐸寫道：“未來的中國，我以為，將是一個偉大的快樂的國土。因了我們的努力，我們將會把若干年帝國主義者們所給予我們的創痕與血跡，醫滌得乾乾淨淨。我們將不再見什麼帝國主義者們的兵艦與軍隊在中國內地及海邊停留着。”

楊杏佛寫道：“我個人生活中最大的夢想，是希望建設一個兒童的樂園。在一個有山水田林的環境裏，有工廠農田實驗室圖書館遊戲場與運動等的設施，使兒童由四五歲至二十歲（由幼稚園至高中的年齡）都在樂園裏受教育與工作的訓練，養成科學的人生觀，為未來科學大同世界的主人翁。”

作家郁達夫回答“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上的壓迫”。

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認為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主義的理想的”。

這是1933年在中國最為黑暗和沉淪的時候，中國人從內心發出的吶喊。從1840年開始，清朝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當時也有很多仁人志士希望實現工業化、實現中國的獨立，但為什麼只有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才找到一條成功的道路呢？

那就源於中國當時要啓動現代化面臨着三個約束。

第一個約束是“小農經濟”的約束。中國的人均佔有糧食在清朝只有350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糧食，更不用説肉蛋奶，大部分糧食都要被吃掉，很難實現工業積累。

表.  小農經濟的約束

第二個約束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約束。中國當時是一個弱者、是一個邊緣化的國家，發達國家廉價工業化的輸入和資本的輸入很容易導致小手工業和農户的破產。

第三個約束是國家能力的約束。秦始皇開創的制度就是郡縣制，但是是“皇權不下縣”，這套制度一直用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國民黨的黨部最基層也只是到縣一級，縣以下是自治的。這是一個非常弱的政府架構，當時的政府收入佔GDP的總額只有7%，國民黨主要階級基礎是壟斷資本，這就決定了他們沒有能力去進行土地改革，也沒有力量喚起大多數民眾，集中資源實現工業化。

新中國面對這樣的約束，發揮黨和人民共同理想信念、超強組織能力的優勢，實行了一整套不同於舊中國、也不同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如計劃經濟、農村集體化、統購統銷、重工業優先發展、生活資料配給制等。雖然從現在來看，這個制度的每一個方面都不完美，但是組合起來看，當時只有用這樣一套制度才能夠啓動工業化。

比如説，當時既要實現國家安全，又要實現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那就必須首先發展重工業。單純從經濟邏輯上説，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應該先搞輕工業和來料加工，慢慢積累再搞產業升級，但是在當時西方國家架兩門大炮就可以俘虜我們的時代，中國連基本的生存都解決不了，輕工業和農業也沒有辦法獲得原料、能源的支持，怎麼可能搞輕工業優先呢？而重工業需要大量初始投入，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汪洋大海的國家，怎樣積累資源呢？

清朝和國民黨政府是通過官僚資本、買辦資本來積累工業化的資源，最後的問題都是導致了農村的土地兼併、大量農民的破產，社會缺乏購買力，也沒有穩定的秩序。中國共產黨選擇的道路，是把農民組織起來，實施農業合作化和統購統銷，在工業部門用計劃經濟集中資源到關鍵性、基礎性部門，同時發揮我們的舉國體制集中資源進行關鍵領域的科技創新。

雖然這套制度的每一個環節單獨拿出來説都有問題，比如説農產品的統購統銷，確實是對農民有剝奪，確實消滅了市場機制，但是當時除了這個辦法還有任何別的辦法可以同時實現這些目標嗎？答案是沒有。

只有這些制度的組合，才能夠回答之前的問題：怎麼樣在一個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在一個已經被資本主義充斥的世界上，實現工業化，實現經濟獨立和政治獨立。

我們不能做“事後諸葛亮”，苛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甚至認為他們不懂市場經濟、不懂經濟規律。在當時的世界上，中國能夠不依靠對外掠奪和外部援助實現原始積累、啓動工業化，就是依靠這樣一套制度，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發展道路的實質是：對內，依靠黨的組織和人力資源優勢，彌補資金和技術的不足，迅速實現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對外，堅持獨立自主和維護全球公平正義，打破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約束。

當時外交部的領導概括國際戰略叫“50年代一邊倒，60年代反兩霸，70年代一條線一大片”。“一條線”就是從日本開始到中東和歐洲，“一大片”就是所謂的中間地帶。從1956年到1979年約有40個非洲國家得到中國經濟援助，其中撒哈拉以南國家所得援助累計24.45億美元。中國還向5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派出了醫療隊，累計派出醫務人員1萬多名。

坦贊鐵路

改革開放前30年是快速發展的30年，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決定性基礎，沒有這30年的積累，就沒有改革開放。不管是基礎設施、工業品的產量，還是農產品的產量、農業的機械化水平、水利建設的水平，都不簡單是數量的提升，而是數量級的提升。

從人口的死亡率來看，即使是在1960年，中國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時候也低於建國前、低於當時低收入國家水平。三年困難過去之後，死亡率迅速降低到和當時高收入國家相接近的水平。

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在世界上也呈現大幅度躍升，從50年代的時候比非洲還低，到80年代的時候已經接近了北歐的水平，這背後的原因是基本醫療的普及。

快速發展的事實證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絕對不是出於簡單的模仿蘇聯或者“拍腦袋”，而是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統一。孫中山先生也設想過，將來中國不能夠走西方先擴大社會分化再進行社會革命的路，因為成本太高，所以他説“社會革命先於經濟革命。”

總之，新中國的頭30年，是經濟快速增長、實現經濟起飛的時代；是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實現工業革命的時代；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傳統農村向現代農村轉型的時代；是中國第一次普及醫療和教育，人力資本水平躍升、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開闢道路的時代。

這三十年，面對世界格局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羣體性崛起。中國抓住了歷史機遇，贏得了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罕見的政治獨立、經濟獨立和思想獨立，啓動了現代化、工業化，國民經濟快速發展，開闢了中華民族從分裂走向團結、從依附走向獨立、從奴役走向解放、從迷失走向自信、從沉淪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這三十年，為改革開放留下了產業紅利、人力資本紅利、和平紅利，建立了一個比較公平和團結的社會，為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和政治基礎。這是其他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所沒有的優越條件。

改革開放後，中國融入了世界，通過加入全球化，極大地發展了自己，走完了資本主義兩百年的工業化道路。同時還有一個副產品，就是大大延緩了這一輪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週期。如果沒有中國這樣一批國家加入全球化，為世界經濟提供巨大的市場、提供豐富的勞動力和原料的來源，那麼可能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機在80年代就要出現。

這個階段，我們沒有把一切交給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而是既發揮了市場的積極性，又發揮政府和社會的作用來節制市場和約束資本。改革開放初期，改革前積累勢能的釋放，中國比較好的實現了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後來，隨着城鄉差距和地區差異的加大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瓦解，我們又及時的實行了重建社會保障制度、“西部大開發”、支持農村的發展，以及做強做大國有企業等政策。

1992年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很多人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市場經濟，不要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其他的市場經濟。但是實際上，世界上從來沒有那種純粹的、處在真空中的教科書式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總要和具體的社會制度結合起來。

即使是在西方國家，也有這樣的週期：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交替加強，往往是政府的作用越強，提供的公共產品越多、越豐富，對市場的干預和規範越有力，市場本身就越容易發揮作用。當然，西方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不可能從根本上消滅市場失靈。

可以用黑格爾講的“正題、反題、合題”的邏輯來理解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正”，政府幹預市場是“反”，正的力量和反的力量合起來其實才是一個更有利的模式。

今天，我們強調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堅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有的人不理解。其實，從辯證法的角度來説，這是前進，因為所有的前進都是螺旋上升，只有加強政府作用、治理市場失靈，才能更好地讓市場發揮作用。有雞生蛋才能有蛋生雞，但是新的一代相比前面一代已經進化了。

以農業為例，鄧小平同志1990年就提出了“兩個飛躍”的思想：“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與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

今天隨着農民老齡化、農業需要產業升級，農村需要加強社會管理和治理，“第二個飛躍”已經呼之欲出了。習總書記1990年在寧德當地委書記時候就説過：“有的同志説，只要農民脱貧了，集體窮一些沒有關係。我們説，不對！不是沒有關係，而是關係重大。發展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是振興貧困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是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以山東煙台作為一個例子。煙台在全市推廣由黨支部領辦農村合作社，至今已經覆蓋了1500個村，是全國第一個在全市範圍內大規模做大做強農村集體經濟的城市。算經濟賬，增強了集體實力，促進了共同富裕。算政治帳，黨找到了羣眾，羣眾找到了黨。算民生帳，農村民生改善，社會治理全面加強。算生態帳，合作社讓山水林田湖煥然一新。如果在過去農村沒有集體經濟，那麼村集體是沒有辦法給老百姓辦事的，老百姓有事也依靠不到集體，時間長了，黨羣關係和幹羣關係都疏遠了。煙台的衣家村在沒有任何前期投入的前提下，把老百姓組織起來，修了一條五公里的上山路。修好路之後，山上種的有櫻桃和蘋果都可以澆上水了，即使不考慮集體經濟的分紅，農民的收入也至少可以增加20%以上。

所以，堅持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這是偉大的辯證法，是中國的制度優勢，是改革開放成功的法寶之一。而不能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教條，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把我們自己的優勢改掉。

四、中國道路新在哪裏？剛才我們回顧了二戰以來中國和世界的同頻共振的關係。

第一個30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黃金時代，我們抓住機遇，實現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第二個30年，在資本主義遇到困難，需要全球化緩解危機的時候，我們適時對外開放，加入了全球化，不僅利用這個過程充分發展了自己，走完了西方兩百多年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而且堅持了獨立自主，堅持了自己的制度優勢。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走出來一條新的道路。

這條新的道路，回答了四個人類歷史上的難題：

第一，回答了“李約瑟之問”：中國能啓動現代化嗎？

李約瑟研究經濟史和科技史，他説，清朝的時候，中國不比歐洲差，為什麼那個時候中國沒有實現現代化？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來源於傑弗裏·薩克斯提出來的貧困國家的“八大陷阱”，傑弗裏·薩克斯就是當年蘇聯“休克療法”的發明者。

哪些陷阱呢？貧困陷阱，即發展中國家越窮就越會窮下去，因為越窮就越要把儘可能多的資源用來吃，就沒有可能去集中資源來投資、來改變貧窮的命運。其他還包括文化障礙，創新障礙，政府失靈或者被利益集團所俘獲等陷阱。

而中國通過社會革命超越貧困陷阱；通過組織超越政府失靈；通過建設新文化超越文化障礙；通過獨立自主超越全球化陷阱；通過促進人的發展超越人口陷阱。所以，回答了李約瑟的問題，一句話就是靠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優勢破解了其他窮國和舊中國面臨的一系列陷阱。

第二，回答了“毛澤東之問”：中國會被開除地球球籍嗎？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説，中國那麼大，有那麼多人口和資源，社會主義制度又有優越性，如果再過五六十年還不能趕上美國，就要開除你的地球球籍。現在來看，毛主席可以放心了。

按照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還沒有超過美國，但是按預測，可以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趕上美國。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即貨幣實際的購買力來計算，我們現在已經超過美國和歐盟了。當然，這僅僅是總量，按人均收入中國還在世界排名60名左右。

第三，回答了“中等收入陷阱之問”：中國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嗎？

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再進一步發展的難度就會增大，大量國家出現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跌倒在現代化的門檻上。那麼，中國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了，我們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嗎？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什麼宿命，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資本主義陷阱。所有陷入中等收入的國家都是處在資本主義體系邊緣的國家，這是由西方大國主導的全球秩序所決定的。

在這種全球秩序下，首先，“邊緣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往往不是自發演化出來的，而是在殖民地條件下由外部強加的。這些國家往往沒有經過徹底的社會革命，封建制度的約束並沒有完全打破。其次，“邊緣國家”既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必然要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從而很難獨立自主建立完整的經濟體系，因為國際壟斷資本不允許。在政治上，這些國家往往在現代化還沒有實現時就引進了西方的競爭性選舉民主，導致社會的撕裂和對立。中國的實踐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擺脱依附與危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回答了“馬克思之問”：中國能跨越“卡夫丁峽谷”嗎？

1881年2月16日，俄國社會主義活動家查蘇利奇女士致信馬克思，詢問俄國能否從原始的公有制社會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經過長期思考，四易其稿，寫了正式寫的回信。他説：（五種社會形態依序演進）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侷限於歐洲各國。在“資本論”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就是説，馬克思認為，東方國家從封建社會跨越資本主義社會的陣痛，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國的實踐，回答了馬克思當年關注的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能夠跨越“卡夫丁峽谷”呢？這是不是同《資本論》裏所説的只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充分暴露才能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相矛盾呢？

不是的。

理由如下：第一，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形成之後，落後國家已經不可能完全沿着西方道路走向現代化，跨越“卡夫丁峽谷”成為必然的選擇。第二，中國證明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可以兼容的，不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同樣能夠實現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第三，在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影響了世界每一個角度，落後國家並不需要經歷資本主義階段的完整發展，也能夠深刻地感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從而產生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自覺。第四，在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主義因素也有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增長。落後國家不僅可以直接借鑑和利用資本主義現成的經濟技術發展成果，同時也可以借鑑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市場失靈、約束資本的經驗。

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中國寄於厚望。他們寫道：“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他們當時為未來的中國取好了名字，叫中華共和國，我們又加了兩個字，最終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一個角度來總結，我們中國這套制度到底有哪些特點讓我們自信呢？這種自信到底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我認為有五個方面。

第一，在思想方法上，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文化非常強調辯證法和實踐論，“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理論一經掌握羣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説服人，就能掌握羣眾；”“從實踐到理論、從理論到實踐”“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羣眾手裏的尖鋭武器”。我們的文化裏面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傳統，所以中國人從來不相信“宿命論”，從來不相信窮國就一定窮下去、窮人一定窮下去，而是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夠改變世界。這樣實踐的理性和其他一些文化相比是有優越性的。

辯證唯物主義也是一個正確的方法論，大家可以回顧一下，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在具體的政策上發生過多大的變化？這面的極端、那面的極端都實驗過，但是為什麼我們還沒有“翻車”，最重要的是我們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能夠不斷地隨着時間的變化來調整政策，不斷找到新的辦法。也就是説，我們追求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這個相對於一些被既有的教條所束縛的理念和國家來説，也是一大優勢。

舉一個例子，貴州省提出“五步工作法”，我補充了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政策設計-工作部署-幹部培訓-督查督導-追責問責”，我們所有成功的決策都是要經過調查研究然後設計出來政策，然後對幹部進行培訓，然後再督察督導、問責和追責。這就是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為什麼我們的制度可以做到這一條呢？因為我們是知行合一、議行合一的，黨既要做理論工作，又要做實際工作。所有的執政者和執政團隊都要學理論，所以我們隨時能夠隨着變化來發現問題和調整我們的政策。

第二，在經濟制度上，既充分利用市場和資本，又駕馭和約束市場和資本。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條不同於蘇聯、不同於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資本和市場，又利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約束資本和市場，讓資本和市場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這種模式，既不同於蘇聯的消滅市場，也不同於西方國家讓資本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佔據支配地位。而是從人類歷史在當前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出發，既充分發揮市場和資本的作用，又把這匹烈馬帶上轡頭，不允許市場的作用無限膨脹，不允許資本對社會的支配權力無限擴大。

第三，在發展目標上，以人民為中心。

中國在還是一個低收入國家的時候，就覆蓋了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正因為建立了這樣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在經濟還沒有大發展的時候，人類自身的發展就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王紹光老師做過相關研究，與全球的國家相比，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樣的特點：人類發展指數比經濟發展水平的排名要更領先。所以這就避免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在國際關係上，堅持正確義利觀，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做到了中國古人所説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即獨立自主地參與全球化，有序自主地對外開放，在開放中堅守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的底線；達則兼濟天下，則是努力維護全球公平正義，支援比中國更加落後的國家，通過維護全球公平正義為自己爭取發展的正當權益。這是中華民族兼濟天下的傳統哲學在現代國際關係中的應用。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是一致的，因為中國本身是發展中大國，維護全球公平正義就是為自己爭取公平的發展權益。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羣眾路線。

我們黨把人民組織起來，把“羣氓”變成了“羣眾”，我們黨既是羣眾的領導同時也是羣眾的學生，也就是説黨和人民有共同的目標。這就超越了西方國家常見的階級對立和民粹主義。有的國家是政治的力量過度傾向於強勢的集團，有的國家民主制度遷就民眾一些不合理的需要、甚至是極端的需要，導致了制度的碎片化。而我們黨的領導和羣眾路線同時能夠解決這兩個極端的問題。

所以，中國超越了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也超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超越蘇聯表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延長產業鏈提供了市場。蘇聯之所以難以從重工業優先的結構中擺脱出來，是因為它缺乏一個廣闊的外部市場和中下游市場。中國還從政治上解決了蘇聯的階級固化和幹部的腐敗、黨的腐敗和自我革命的問題。

1945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楊家嶺的窯洞中有過一次著名對話，黃炎培感慨：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説，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黃炎培曾經問毛澤東，能不能真正跳出週期率？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跳出了週期率。十九屆四中全會要討論建設治理現代化的國家，就是要回答這一個問題：跳出週期率之後，如何固定化、法制化，使之成為長治久安的制度，開闢我們人民共和國長治久安的歷史。

五、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最後，21世紀中國道路有沒有世界意義？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新中國的第一個時代，即改革開放前，我們證明了我們也能建成社會主義，並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擺脱貧困和依附。第二個時代就是改革開放，我們證明了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能夠取得和資本主義同樣的發展成就，而且比它還要快一點。第三個階段，2012年開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我們將要回答的問題就是證明社會主義能更好地解決今天資本主義還沒有解決的問題。簡單的説，第一個時代，我們也行；第二個時代，你們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第三個時代，你們做不到的我們還能做到。

為什麼中國可以有這樣的信心呢？有兩個理由。第一，從國內來説，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凝聚新的增長動力。第二，從國際上來説，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全球的再平衡。當然我們在這裏講的社會主義不一定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很完整和規範的社會主義，這裏可以泛指一切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為什麼社會主義才能凝聚經濟增長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講了一段話：“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概念。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了價值而生產，即為了資本的增殖而生產，而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為了真實需要而生產。所以，反觀今天社會上我們面臨的這些問題：金融化、產能過剩、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的商業化，從本質上説都是為了過度追逐利潤而損害了事物本身為社會需要的作用，包括現在的環境污染，其實也是類似的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講，房子是用來住的，醫院是用來看病的，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這些問題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才能夠更好地解決。

下一階段，要恢復經濟發展動力，一定要超越過去的經驗和做法，更多地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推動經濟增長。

動力之一：佔據世界經濟技術制高點。加大對基礎性科研的投入；整合創新資源，促進官產學研用的結合；再造一支高素質的工人階級。

動力之二：擴大基礎性、戰略性發展短板的投資。投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投資飽和，而基礎產業投資不足。基礎產業一般是指建設週期長、投資規模大、外部性和外溢效應強的產業。例如，尖端科技、能源保障、生態環境建設、國土整治、人力資本積累、國防軍工、宇宙開發、重大疾病治療等方面，應當集中資源加強這些領域的公共性投資。

動力之三：以共同富裕促進消費升級。當前，高收入羣體有超強購買能力，但無法在國內滿足，導致消費能力外流；中產階級雖然有一定的消費能力，但是在收入分化的格局下，中產階級處於經濟上脆弱的狀態，特別是大部分收入都被過高的住房、醫療和教育所吸收；低收入羣體還有大量的基本需要尚未滿足，但他們收入增長慢，購買力有限。

動力之四：擴大公共產品提供。提高醫療、教育的公平性、降低成本、提高質量，降低居民生活成本；特別是不能用商業化、市場化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否則不僅會給老百姓帶來沉重負擔，而且會窒息經濟增長的活力。

動力之五：更好地構建國企和民企協作的格局。美國19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產能過剩、惡性競爭後，出現了第一輪產業重組，形成了鋼鐵大王、石油大王、鐵路大王。當前產業集中度過低是導致我國實體經濟困難的基礎性原因，我國煤炭行業是世界五大產煤國最低的，產量最大的4家企業佔全國產量17.6%，而美國為67%、澳大利亞為57%、俄羅斯為96%、印度前兩家為82%，其他幾乎每一個行業的產業集中度均低於美國。應當發揮國有企業作用打造戰略性先導產業，構建國企和民企協作的格局。

從國際上來説，今天的世界還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根源是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造成了“中心-邊緣”國家兩極分化的格局。當年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説過：“英國逐漸由工業國變成債權國……利息、股息、投機方面的收入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越來越大了”“帝國主義加強了民族壓迫，輸入的資本加深了各種矛盾，引起了…愈來愈強烈的反抗。”

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也明確説過：“南方得不到適當的發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貧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沒有出路”。

為什麼今日的西方會陷入債務的陷阱和金融的泡沫，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有資源和市場，但是沒有辦法啓動現代化？根源就是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秩序。而中國的文化有兼濟天下的傳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中國有條件把當年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理念得到更好的發展和實現。

在反思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士把眼光投向社會主義。

俄羅斯學者亞歷山大·韋貝爾説，2008年爆發的全球危機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即金融投機、金融信貸泡沫的膨脹、‘虛擬資本’都是相當危險的。

美國學者大衞·萊伯曼説，社會上1%的人掌握了經濟和政治權利導致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發生危機（失業及住房、醫療保險、教育、老人保健等方面的問題），是危機的根源所在。

世界沒有忘記馬克思

2018年8月中旬，美國蓋洛普諮詢公司公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10年來，肯定社會主義的民主黨人數，首次超過了肯定資本主義的人數。在美國18—29歲年輕人中，45%的年輕人對資本主義持肯定態度，2010年時為68%；51%的年輕人對社會主義持肯定態度。

英國《泰晤士報》報道説，損失慘重的商業人士努力尋找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資本論》開始熱銷。

德國馬克思故居展覽館館長比特里克斯則説:“我記不清聽到人們這樣講了多少次：這個人是對的。”

德國的《法蘭克福評論》在頭版破天荒地整版刊出馬克思頭像。該報認為,全球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夢想正在破滅,而卡爾·馬克思對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的批判正在得到證實。

毛澤東同志1962年説：

【“從現在起，50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

可以期待，21世紀我們將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世界社會主義也將迎來一個更加輝煌的時代。讓我們和歷史同行，和人民一起進步，共同參與偉大斗爭，把一切艱難險阻踩在腳下，建設更新更美更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