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向何處去_風聞

來源：譯家YJ

在人口結構鉅變的關口，合眾國能否保持合眾？

攝影: Sam Kaplan; 道具佈置: Brian Byrne

作者 |  尤尼·阿佩爾鮑姆（Yoni Applebaum）

翻譯 | 華思睿，楊刁刁，張拓木 （姓氏筆畫排序）

校對 |  李雅坤，Xujun Eberlein

授權翻譯 /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版權所有，請勿轉載

《大西洋月刊》2019年12月刊封面文章。原文標題為“How America Ends”

英文版鏈接：https://bit.ly/2Zmfm6f

民主體制有賴於輸家的認同。在20世紀，大多數情況下美國的政黨和候選人蔘加競選時都明白：敗選既不意味着永世不得翻身，也不是什麼無法承受的滅頂之災。輸家可以接受結果，回去調整思路、重新結盟，為下一次選舉繼續戰鬥。雙方會在觀點和政策上公開爭論，有時甚至惡言相向；但是無論吵得多麼激烈，通常一場敗仗不等於政治死亡。賭注可能很高，生死局卻很少見。然而近年來，從唐納德·特朗普當選前夕開始，情況起了變化，改變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我們激進的民主黨對手完全被仇恨、偏見和暴怒所驅使，”特朗普在6月於奧蘭多舉行的連任競選啓動活動中對羣眾説。“他們想搞死你，他們想搞死你我心裏的這個美國。”這是總統對其支持者的文宣核心精神：只有他能阻止他們跌入深淵。

十月份，隨着彈劾的陰影越飄越近，他在推特上發氣：“這不是什麼彈劾，根本就是政變！就是要剝奪人民的權力，他們的選票，他們的自由，他們的第二修正案、 宗教、軍事、邊境牆，以及上帝賦予他們的作為美國公民的權利！！”他還引用一位支持者的悲觀預言，即彈劾“將引發內戰，撕裂我們腳下的國土，永世無法癒合！”

特朗普的末世論調契合了我們時代的背景音。我們的政治體系比記憶中的任何時候都更情緒化。在過去的25年中，紅區越來越紅，藍區越來越藍；民主黨人聚居在都市和近郊，共和黨人則分佈在農村地區和遠郊。在國會中，曾經在意識形態上有着重疊的兩黨愈發分裂，黨派的分界已然化為鴻溝。

伴隨着日益增加的地理隔離和意識形態分岐的，是兩黨間愈發濃重的敵意。1960年，不到5％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不願意讓孩子和另一個黨派的人結婚；根據最近的公共宗教研究所/《大西洋月刊》民意測驗，這個數字在共和黨裏是35％，民主黨裏是45％——遠遠高於反對跨種族和宗教通婚的比例。隨着敵對情緒的上升，美國人對政治機構以及彼此之間的信任正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7月發佈的一項研究發現，只有大約一半的受訪者相信，不管誰獲勝，公民們都能接受選舉結果。在最極端的地域，不信任感已然演化為撕裂國家的離心力量：得克薩斯州的右翼活動家和加利福尼亞的左翼激進分子又開始把獨立建國提入議事日程。

範德堡大學和其它研究機構的政治學家近期研究發現，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有一種令人沮喪的傾向，即將對方“非人化”：“黨派人士非常不介意在表達中把對方黨派的成員稱為某種缺乏基本人類特徵的動物。” 總統自己也對這種恐懼煽風點火，並不憚收為己用。跨越這個界線非常危險。研究者寫道：“‘非人化’會讓我們放鬆不傷害他人的道德約束。”

相比於其它黨爭激烈的時期，譬如60年代後期，近期直接的政治暴力還算比較罕見。但過激言辭助長了某些個人的極端化傾向也是不爭的事實。因使用土炸彈攻擊多個民主黨要人而被捕的塞薩爾·薩約克（Cesar Sayoc）是福克斯新聞的鐵桿粉絲。在法庭文件中，他的律師們稱他的行為受到了特朗普白人至上主義言論的鼓勵。他們寫道：“[薩約克]的精神疾病和當今的政治氣氛密不可分。” 在棒球場上向共和黨議員開槍並重傷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議員的詹姆斯·霍奇金森（James Hodgkinson），是臉書上“剷平共和黨”和“共和黨鋪下黃泉路”兩個小組的成員。有時政治抗議活動演變成為暴力衝突，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事件是在弗吉尼亞州的夏洛茨維爾，一場“右翼團結”示威導致一名年輕女子遇害。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等地，左翼的“Antifa”（注：“反法西斯”縮寫）運動與警察發生衝突。極端團體的暴力行為轉而被煽風點火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利用，成為製造恐懼的彈藥。

怨恨緣何而起？是後工業化時代，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壓力；是愈發惡化的經濟不平等；是社交媒體的擴音器作用；是“政治遷徙”（譯註：geographic sorting，指持特定政治觀點的選民移居某些特定地區的現象）；是總統本人的煽動與挑釁。一一數來，如同一本當代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每個嫌疑人都難辭其咎。

但其中最大的推動力，可能是人口結構的變化。縱觀歷史，美國正在經歷的轉型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富裕穩定的民主國家曾經經歷過——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羣體正在成為政治上的少數派，而人口占少數的羣體則正在積極維護其平等權益。如果有這種轉型的先例，也是在美國；最早的主導羣體是英國白人，此後多數和少數羣體的邊界一直在重劃中。這些先例讓人愈發緊張。許多拉扯都成為了政治衝突或公開暴力的導火索；如今的這一場尤其意義深刻。

在大多數美國人的歷史記憶中，這是一個以白人基督徒為主的國家。情況已不再如此，選民也感知到了變化——近三分之一的保守派人士説，他們的信仰面臨“很多”歧視；這個比例在白人福音派人士中佔到一半以上。但是，與已經發生的相比，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還在後面；大約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某個時間——具體時間與移民率、民族認同和種族認同的變化掛鈎——非白人將成為美國的多數。對一些美國人來説，這是值得慶祝的改變；還有一些人或許根本不會察覺。但是這個轉型已經在產生強烈的政治反彈，並被總統作為政治彈藥加以利用。2016年，認為“對白人的歧視是嚴重社會問題”，或覺得“在自己的國家中感覺像外人”的白人工人階級選民投票給特朗普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兩倍。三分之二的特朗普選民同意“ 2016年大選是阻止美國衰落的最後機會”。他們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一個保護者。

政治科學家魯伊·特謝拉（Ruy Teixeira）和記者約翰·朱迪斯（John Judis）在2002年出版了《民主的新多數》一書，該書認為人口結構變化——尤其是美國的“褐化”——加上更多的女性、白領和年輕人湧入民主黨，美國很快就會迎來一個“新進步主義時代”，將共和黨推入一個永久的政治少數派地位。該書宣稱這種新多數的出現不可避免，亦不可扭轉，頗有些凱歌高奏的意味。奧巴馬連任後，在2012年，特謝拉在《大西洋月刊》上口氣更大地重申此論，寫道：“民主黨在議會的多數拿下之後就不會再丟。”兩年後，民主黨在2014年中期選舉中受到重創；朱迪斯開始打退堂鼓，稱新興的民主黨多數不過是一場海市蜃樓，白人工人階級對共和黨的日益支持將給共和黨人帶來長期的優勢。2016年的選舉似乎證實了這一點。

而如今，許多保守派人士分析人口結構發展趨勢後認為特謝拉並沒有説錯，只是高興得太早。他們能清晰地看到共和黨的時運在年輕選民中越來越不濟，能感到文化發展趨勢在與他們背道而馳，在譴責拆解他們昨日裏司空見慣的觀點。他們對未來的選舉失去了信心。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黑暗的可能性。

共和黨將特朗普的任期更多地看作一個權力中心空白時期、一個延緩衰落的短暫喘息，而非全面復興。如今的共和黨不會簡單地參加選戰，而是加倍努力縮小選民範圍，儘量爭取以少數選票贏得立法多數。2013年，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拿掉了《投票權法》的一項主要規定；此後五年，在所有曾經被該法律保護的縣中，有39％減少了投票站的數量。儘管兩黨都利用了“傑利蠑螈”（譯註：Gerrymandering，指利用選區邊界劃分方法來操縱投票結果），但在過去的十年中，共和黨在這件事情上投入了更多時間和精力。去年在威斯康星，民主黨贏得了州議會選舉中53％的選票，卻只拿下了36％的席位。在賓夕法尼亞州，州議會最高法的一批法官推翻了共和黨操縱選區劃分的企圖；共和黨人則試圖彈劾掉這些法官。特朗普政府試圖壓低2020年人口普查中登記的移民人數，以削弱其投票權。所有政黨都會為了自身利益搞一些操作，但是像這樣千方百計阻止選民投票的政黨，只可能是一個明知拿不到多數選票的政黨。

美國的歷史充斥着這樣的例子：曾經的多數羣體逐漸適應曾經的邊緣羣體的人口增長——前者有時能優雅退場，有時心懷不滿，偶爾還伴隨着暴力。美國的黨派聯盟在不斷改組，沿着新的軸線進行調整。信仰，族羣和階層一度嚴格的界限變得愈發可塑。此時的熱點議題彼時會淡出記憶；昨日的對手明日醒來就是新的盟友。

然而有時這種調整重組的過程會斷鏈。政治右派的立場愈發頑固，不再去試圖爭取新的盟友。當害怕自己會被民主進程吞沒時，他們就會轉而對抗民主。保守主義若是靠理念立足，則可以在與進步主義的對抗中保持自己的理念陣地，用自己的原則吸引新的信徒，並隨着世代更迭逐漸演進。而用身份劃界的保守主義則把複雜的政治考量降級為簡單的算術題——但到了一定時候，這種簡單運算就加不攏了。

攝影: Sam Kaplan; 道具佈置：Brian Byrne

特朗普已經把他的黨帶入了這個死衚衕，就算沒有被彈劾下台，也完全有可能因此輸掉連任選舉。但他的失敗只會愈發煽起他的支持者的絕望，讓他們更加深信不疑自己會被人口結構變化的大潮摧毀，而這種絕望正是特朗普上台的主要助力。這種恐懼是當前美國民主面臨的最大威脅，它已經開始打爛政治傳統，蕩平政治規範，擊毀政治護欄。當一個傳統上掌握權力的集團認識到自己的落幕不可避免，自己最珍視的理念和利益隨之被摧毀，它就會竭盡全力來對抗，不計代價。

研究東歐與拉美民主政權困局的政治學者亞當·普熱沃爾斯基（Adam Przeworski）認為，一個民主體制要能延續下去，它必須“保證所有相關政治力量在利益與價值觀的競爭中都時不時能贏一次”。但同樣重要的另一點是“它必須保證對失敗一方來説，在民主政體下即使輸掉也要比非民主的未來更有吸引力。”然而儘管保守派當前把守着白宮、參議院及很多州政府，他們卻對自己在未來選舉中獲勝的能力逐漸喪失信心，這對美國民主的平穩運作是很不祥的徵兆。他們還認為在這些選舉中失利會導致自己的毀滅；這就更加令人擔憂。

我們也應該注意不要危言聳聽。畢竟現在不是如1860年般劍拔弩張（譯註：南北戰爭前夕），甚至連1850年的程度都不到（譯註：1850年妥協案）。但是美國曆史上有數不勝數的例子，尤其是內戰前的南方，都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鑑：當一大羣民眾堅信他們再也贏不了而且也輸不起選舉的時候，我們堅固的民主體制多快就會岌岌可危。

​主流共和黨在與特朗普主義交鋒後的潰敗一部分是機緣巧合，也能歸因為對其它一些事件令人不安的回應。政治學家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最近在研究西歐民主的興起時找出了一個決定性因素：區分那些實現了穩定民主與那些被極權衝動吞噬的國家，關鍵不在於政治左派或推進民主化勢力的素質和實力，而在於中間偏右派的生命力。一個強健的中間偏右黨派能夠抵禦更極端的右翼傾向，將那些攻擊政治體制的極端分子阻擋在門外。

當然，左派也絕非對威權免疫；20世紀最惡劣的行徑中有很多都是左翼極權政權所為。不同的是，右翼政黨一般都是由社會上有權有勢的人組成，集中了超大比例的各界領袖——商業大亨、軍官、法官、行政長官——而這些人的忠誠和支持正是政府需要依賴的。齊布拉特指出，如果這些傳統上享有特權的羣體認為他們未來在一個更民主的社會里仍然能居有一席之地，他們就會同意成為這個社會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保守勢力認為選舉政治會將他們永久性排除在政府之外，他們就更可能會完全拒絕民主。”

齊布拉特指出30年代德國經歷的那場20世紀民主制度最具災難性的崩塌就是保守派決定民主制度命運的好例證。當中右勢力興盛時，它能夠保障其成員與追隨者的利益，並切斷極端勢力的支持來源。在德國，中右黨派們逐漸失勢，“恰恰是他們的衰弱，而非他們的強大”，成為摧毀民主的驅動力。

當然，十九世紀最具災難性的民主崩塌就發生在美國，導火索正是白人選民對他們會在人種日漸多元化的國家中失勢的擔憂。

南方蓄奴州在合眾國早期享有遠超其選民比例的政治力量。除了亞當斯父子，美國最初的十二個總統都是奴隸主。頭十六位國務卿中十二位都來自蓄奴州。在按照人口決定各州議員數量時，被當作私人財產的奴隸每人按五分之三個公民計數，這樣的規則導致國會最初也是由南方把持。

合眾國的早期政壇派別林立，缺少章法，充斥着錯綜複雜的利益角逐。但是，當北方各州正式廢除奴隸制並大舉西進時，這些尊奉自由勞力的廢奴州與財富構築在免費奴隸勞力的蓄奴州的關係開始緊張起來，南北衝突走向前台。到十九世紀中期，快速的人口增長讓廢奴州越來越佔據人口優勢。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移民人數飆升，在北方工廠和中西部農場裏安頓下來。在內戰爆發時，出生在美國之外的人口比例在北方各州達到19%，在南方只有4%。

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首先在美國政府中最民主的機構眾議院裏反映出來，而南方蓄奴州的對策是聯手企圖將奴隸制從立法議題中排除掉。1836年，來自南方州的眾議員及其盟友們在眾議院設置了一道禁言令，禁止討論任何提及奴隸制的議案。這項禁言令實施了整整九年。歷史學家喬安妮·弗里曼（Joanne Freeman）在她最近出版的書《血野：國會暴力與通往內戰之路》（The Field of Blood: 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中寫道，蓄奴州議員們對那些膽敢貶低奴隸制這種奇葩制度的同僚們進行了諸多霸凌，包括掏槍耀武揚威，挑釁決鬥，或者直接在國會里對他們拳打杖擊。1845年，俄亥俄州眾議員約書亞·吉丁斯（Joshua Giddings）的一個反奴隸制演講觸怒了路易斯安那州眾議員約翰·道森（John Dawson），道森掏出手槍子彈上膛宣佈要殺死吉丁斯。接下來的一幕更像是塞爾吉奧·萊昂內（Sergio Leone）（譯註：西部片導演，以寫實著稱）而不是弗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譯註：導演，影片以愛國主義與正義著稱）導演的影片——至少四位也帶了槍的議員去支援己方議員，局面十分緊張。到1850年代末，國會里暴力威脅頻發，議員們帶槍上班成了家常便飯。

當南方政客們認定了人口結構趨勢會越來越有利於北方之後，基於直接選舉的大眾民主在他們眼裏就成了一種威脅。1850年，南卡羅萊納參議員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發出警告：“北方諸州在政府所有部門裏地位的上升已經勢不可擋”，“暴政”無法避免，南方諸州的利益註定會被犧牲，“後果會非常殘酷”。在眾議院逐漸失勢的南方政客們開始將重點放在參議院上，堅持要求聯邦在每吸納一個新的自由州時必須同時對應增加一個蓄奴州，以維持他們對參議院的控制。他們也通過最高法院來保衞自己的權力；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蓄奴州在最高法院有五位大法官而享有多數。於是，命運使然一般，他們開始通過最高法院來限制北方州的自決權力，對州權展開了正面攻擊。

但是南方及其主張雙方妥協的盟友們用力過度了。長久以來，對中間偏右意識形態的共識將南方種植園主和北方商人聯結起來，從而得以維護聯邦的完整。但是，當人口結構變得不利於南方之後，南方政客逐漸放棄了從道德正義的角度説服北方鄰居接受自己的立場，也不再指望他們從實用主義出發與自己妥協。於是他們沒有寄望於選票民主來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使用聯邦強制力來迫使北方諸州支持奴隸制，堅持即使是在自由州為奴隸提供庇護的人也要受到懲罰：1850年通過的《逃亡奴隸法》要求北方執法機構逮捕從南方種植園逃脱的奴隸，並且處罰那些為其提供庇護的公民。

南方的被迫害情結恰恰成就了數十年的廢奴運動所無法成就的，那就是激發起對奴隸制強烈的敵視情緒，而這恰恰是南方人所擔憂的。目睹鄰居家庭被全副武裝的軍警拆散並遣返回種植園，這激怒了許多曾經無動於衷的北方人。之前數十年裏在民主政治的角力中南方有一些失利，但放棄選舉民主轉而依賴非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對其目標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如今，**主要依賴於白人基督徒選民的共和黨也是在進行一場註定失敗的戰役。選舉人團制、最高法院和參議院可能會暫時推遲其失敗，但不會太久。

共和黨使用脅迫而不是説服來維持權力，已經彰顯出在一個多數民主制下用共同文化傳統而非價值理念來定義政黨的危險。比如特朗普減少移民的政策就完全適得其反，導致民意對他的限制主義政策強烈反對。在2015年特朗普宣佈競選總統之前，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合法移民人數應該增加；現在，超過三分之一的人這樣認為。不管特朗普的具體移民政策提案到底是否有理有據，他已經使得這些提案更難通過。

作為一個民粹主義者，特朗普可以説是相當不得人心。但我們絕對不應該因此感到寬慰。他的反對者們越是激烈地反對其主張，他的支持者就越有理由恐懼。左派的過激行為讓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加依附於他，即使右派的過激行為讓共和黨更難獲得多數支持，而這卻恰恰證實了對共和黨日漸失勢的恐懼，陷入惡性循環。

(攝影: Sam Kaplan; 道具佈置: Brian Byrne)

右派和整個美國仍然有可能復原。我們的歷史中不乏這樣的例子，有影響力的團體為了掌握權力而放棄了對民主原則的堅守，然後落敗，卻發現自己仍然可以在之前所恐懼的政治秩序中興旺發展。聯邦黨人通過了《外國人與煽動叛亂法》，將對他們執政的批評定為犯罪；救贖時期的民主黨剝奪了黑人的選舉權；進步派共和黨人取消了移民選民的市政管理權。他們都因為懼怕在選舉中落敗以及由此產生的後果而拒絕了受歡迎的民主制度。但每一次都是民主最終獲勝，而失敗者並沒有因此而一蹶不振。美國的制度在大部分情況下都發揮了應起的作用。

另一個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以東歐和南歐為主的大量移民湧入美國，讓白人新教教徒感受到了威脅。美國迅速頒佈了禁酒令，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規範這些新移民的社會習慣；然後又發動了“帕爾默大搜捕”（Palmer Raids），圍捕了數千名政治激進分子，將數百人驅逐出境；3K黨在這段時期復興，在全美擁有數百萬成員，成千上萬人公開遊行通過華盛頓特區；新的移民法在此期間頒佈，美國的大門就此關閉。

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當政時期，民主黨站在本土主義者反彈的最前線。威爾遜卸任四年後，他女婿與有着愛爾蘭、德國、意大利血統的天主教徒、反對禁酒令並譴責私刑的阿爾·史密斯（Al Smith）爭奪民主黨總統提名。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反覆投票一百多次仍無法打破僵局，最終定下一位鮮為人知的候選人。但四年後的提名爭奪戰中，史密斯獲得勝利，擊敗了黨內的本土主義勢力。他將剛剛獲得投票權的婦女和新興工業城市的少數族裔聯合在一起。民主黨在1928年大選中失利——但贏了接下來的五場選舉，這是美國政治史上最長的一黨連勝時期之一。民主黨的政治家們直至此時才發現，要想保護好他們最珍視的東西，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將移民拒之門外，而是邀請他們進入黨內。

丹尼爾·扎博拉特的研究表明，如今的美國政治體系能否存在下去而不繼續分裂，可能取決於中間偏右派的選擇。如果中右派決定接受一些選舉上的失敗，然後再通過辯論和增強吸引力來爭取追隨者——最重要的是避免將種族傳統當成組織原則——那麼共和黨還可以保持活力。它的機體會逐漸康復，前景會改善，就像上世紀二十年代威爾遜之後的民主黨那樣。民主制度也能得到維護。但如果中右派分析了人口結構的鉅變後，發現無法接受選舉失利的前景，而將自己的命運與特朗普主義以及根植於種族國家主義的極右勢力綁定在一起的話，那麼支持他們的選民註定會越來越少，我們歷史上最醜陋的片段可能會再次上演。

2012年米特·羅姆尼落選之後，2016年特朗普當選之前，有兩份文件擺明了這其中的利害和抉擇。羅姆尼在大選中慘敗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得出結論，照這樣繼續下去，就註定要走上政治流亡之路。他們發表了一份報告，呼籲共和黨人採取更多行動爭取“拉美裔、亞裔、太平洋島民、非裔、印裔、原住民、女性和年輕人”。這個建議透露出一絲恐慌；這些選民在2012年的選票中佔了近四分之三。報告中警告：“除非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認真對待這一問題，我們會輸掉未來的選舉。數據顯示了這一點。”

但感到恐慌的不僅僅是共和黨內部的實用主義者。保守派作家邁克爾·安東（Michael Anton）在《克萊蒙特書評》（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發表了右翼支持特朗普堪稱最具影響力的宣言，他宣稱“2016是大選的93號航班：要麼衝進駕駛艙，要麼你就等死吧。”他絕望的吶喊與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關於人口結構分析相呼應，但更加黯淡。他寫道：“如果你還沒注意到的話，我們從1988年以來就一直在輸。”他斷言“形勢對我們極其不利”。他指責“第三世界的外國人不斷湧入”讓民主黨處於“永久性勝利的邊緣，之後再也不用假裝尊重民主和憲法細節了。”

上一次的總統大選中，共和黨需要在這兩種相互衝突的願景中做出選擇。2012年大選後的報告從意識形態上定義了共和黨，敦促黨內高層爭取新的選民羣體的支持，強調他們在價值觀上的共同點，將共和黨重建為一個能贏得多數選票的組織。而與之相反，安東的文章將共和黨定義為受到美國日漸多元的人口威脅的“民族和文明”的捍衞者。他怒吼道，共和黨擴大其聯盟的努力是一種卑怯的投降。如果他們輸掉了下一次大選，保守派將遭到“對抵抗和異議人士的報復性迫害”。

安東和其他約6300萬美國選民最終控制了駕駛艙。共和黨的旗手們被一位從未擔任過公職、藐視民主程序的候選人擊敗。特朗普並沒有向更多元的選民伸出橄欖枝，而是在共和黨的核心選民身上加註，承諾保護他們不受特朗普所謂日益與之對立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響。

當特朗普總統卸任時，共和黨將再次面臨他上台之前同樣的選擇，只是更加緊迫。2013年，共和黨的領導人對擺在他們面前的路是看清楚了的，因此敦促共和黨人嘗試接觸不同背景但價值觀與共和黨的“理念、哲學和原則”相符的選民。特朗普主義將保守派的重要理念和原則棄之一旁，而代之以種族國家主義。

美國政治傳統中的保守主義支系——對連續性的偏愛，對傳統和政府機構的熱衷，對劇烈轉變的合理質疑——為美國的穩定提供了必要的壓艙石。美國既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國家，也是一個具有強大連續性的國家。每一波來到美國的移民潮都改變了美國的文化，但移民自身也接受並保留了美國文化的核心傳統。讓不少神職人員沮喪的是，猶太人、天主教徒、穆斯林抵達美國後，接受了一些公理會的思想，權力從佈道壇轉向了台下的聽眾。農民和工人們變得更像企業家。很多新來者成了平等主義者。所有人都更加美國化。

通過接受這些移民，並邀請他們認同美國的建國理想，美國的精英們避免了失去自己的地位。這個國家的主導文化不斷重新自我定義，擴大自己的邊界，以保持和容納不斷變化的人口中的大多數。美國成立之初，大多數美國人都是英國白人新教徒。但威爾士和蘇格蘭人之間原本無法消除的差異很快就察覺不出了。事實證明，白人本身的範圍充滿彈性，最開始不包括猶太人、意大利人和愛爾蘭人，但後來延伸將他們包括在內。傳統的教堂讓位給了各種新教教派，其它信仰的擴散使得“基督教”成為一個融會的教類，它還擴展到將猶太教傳統也容納進來。如果美國白人基督教徒不再是人口多數，那麼某種新的多數——按照一種對什麼屬於美國主流的新的、更宏大開闊的理解方式——就已經在取而代之。

美國理念的吸引力甚至大到影響了我們的異見人士。塞尼卡瀑布城婦女參政論者、林肯紀念堂台階上的馬丁·路德·金，以及舊金山市政廳前的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都引用了《獨立宣言》。美國擁有強大的激進傳統，但其最成功的社會運動通常都採用了保守主義的話語體系，將他們對變革的呼籲構築在美國建國理念的框架之內，而非拒絕這些理念。

時至今日，大量的保守派人士仍然有勇氣堅持他們的信念，相信他們能夠吸引新的追隨者。他們並沒有對勝選失去希望，也並不準備放棄道德勸喻來迎合高壓政治；他們正在為其政黨的康復而鬥爭，即使它深受一位總統之害——這位總統將他的勝利建築在説服選民相信他們正在失去這個國家。

這場右翼之爭的利害關係遠大於下一次大選。如果共和黨選民不再相信民主選舉能繼續給他們提供一個獲勝的可行途徑，能讓他們在一個不斷多元化的國家中繼續興旺發展，甚至作為輸家他們的基本權利仍然會受到保護，那麼特朗普主義在特朗普卸任後就還會延續下去，我們的民主也會因此遭難。

【作者】尤尼·阿佩爾鮑姆（Yoni Applebaum）是《大西洋月刊》資深編輯，負責評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