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舊貴族復辟摧毀大秦帝國？一個流毒甚廣的謠言_風聞

三解按：秦朝貨幣政策的問題，容後再談，先説説簡單的。

討論秦朝滅亡的原因，有諸多的口徑，比如**《大秦帝國死於貨幣戰爭？》一文中，三解就列舉了三種****，其中最有羣眾基礎的，恐怕就是“六國舊貴族”的反叛**，儘管在諸多通俗説史的解析裏，有説“暴政”下的“情有可原”的，也有説“秦始皇太仁慈、寬容”卻“養不熟”的。

反正，所謂的評價追根究底，仍是告訴你——“他是好人！”“他是壞人！”就像我們年幼時纏着父母問電視裏的人物是誰時得到的“答案”。

如果這就是“答案”，那麼，馬齒漸長的人生積累，恐怕就剩下鬍鬚了，**一個成年人，更需要知道的是，他是誰，他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他在當時什麼環境下做出了他的什麼選擇，**這書才算讀出了三分滋味。

具體到這個問題上，“六國舊貴族復辟摧毀大秦”這個事實本身就不存在，或者説毫無意義。

一

我們先看“意願”。

齊、楚、燕、韓、趙、魏，立國最早的當屬楚、燕、齊，燕國記載較少，齊國經歷田氏代齊，支族少一些，以楚國為例，羋姓公族衍生出單姓143個，複姓112個，各自繁衍，待到戰國末年時，其人口多少我們不知其詳數，但其規模卻可想象。

春秋戰國上承西周之末，是否持續為“分封制”或可商榷，**自始至終為“貴族國家”性質卻無疑問，****那麼，六國與秦國，本質上都是建立在這諸多同姓貴族與異姓貴族的聯合統治之上的，**只是其身份標識的法則，可以為“卿、大夫、士”的粗分，也可以是“公士到五大夫到大庶長”的軍功爵細分，都是“封爵”，卻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直白地説，“有爵者”就是“貴族”，而未必在同姓同宗之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與田齊**，孔子父親為宋國大夫奔魯，子姓的殷商之後給姬姓的魯國當大夫，肯定不會有人否定他家是“貴族”，同樣，田齊的先祖陳完是陳國的公子，媯姓公子給姜姓的齊國當大夫，也沒人質疑他不是“貴族”。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貴族”對“國家”的認知和我們今天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

這個魯國臨難時孔子的反應，和我們今天的“愛國言行”看似類似，就是國家危難時刻，我們要挺身而出，但其理由卻是：

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

直譯一下，就是魯國是我們的父母生死都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説，孔子並不是站在“國家主人翁”的角度來看魯國，魯國這塊地不是他的，是魯君的，而他並非要為魯君挺身而出，而為了自己與這塊土地的“感情羈絆”，為了父母廬墓。

正因為如此，《論語·微子》中記錄柳下惠言行：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做官三遭貶黜，有人勸他為什麼不走他國出仕？他回答説：秉持直道為人臣子，去哪兒不被貶黜？如果拋棄原則而去事人，又何必離開“父母之邦”？

這段話很有意思，隱含着世上無從施展“直道”的悲憤，**也就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為什麼要離開感情深厚的土地？**但換句話説，君子從道不從君，如果有真正的“有道”之君，君子也會望風景從之。

再看孟子寫孔子，《孟子·萬章下》：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孔子離開魯國去齊國，戀戀不捨地走，這是離開“父母國”的正確打開方式，一方面依依不捨， 一方面決絕離去，結合後面的評價，其實就是説孔子明斷，不拘泥，又有人情。

孔子、孟子的態度恰恰代表了春秋戰國時代對“父母之國”最温情的態度，他們對君主的態度則堅持“禮”和“義”的互相約束，發展到戰國末年帛書中記錄的“君臣友道”，也就是君臣關係之“朋友關係”，合作建功立業，不合則去。

“君”和“國”已經初步分開了。

另外還有一羣“功利”主導的“貴族”們，對於自己貢獻智力換取富貴的“交換”完全直言不諱，對於“父母之國”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感情可言，更不會影響他們“轉仕”他國的決心，這些人心裏只有自己，連“國”的概念都不會有，比如吳起，殺妻求將在先，受魏國兩代信重在後，晚年投楚國，帶着楚軍胖揍魏國也沒什麼心理負擔。

這種心態，頗為類似今天網上流傳的“成年人只問利弊，不問對錯”。

也就是説，在先秦時代，“貴族”可能會“擇君”、“擇政”，或許有一點對“父母之國”、“墳墓所在” 的二三温情，卻絕不會有今時今日的“民族國家概念”，“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

**這就意味着，****“六國”的存亡本身根本與當時社會上廣大的“貴族階層”無關，**從思想上，臆測他們存在“復辟本國”的動因就是可笑的。

二

談完意願，再來談談“身份”。

現實情況是，史書上確實記載着存在“復辟”企圖並付諸實施的，只有一個人——張良。

其餘在過往的通俗説史敍事中與其並列出現的“舊貴族”，比如項梁、項羽、魏咎、張耳、陳餘、景駒、韓成、田儋、田榮等人，“反秦”或許是他們的“最大公約數”，“復辟”則根本不是。

先來説説張良為什麼“特殊”。

《史記·留侯世家》記載：

**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對比一下張良曾輔佐的“韓王成”的經歷，連傳記都沒有，散見他人本傳：

良乃説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史記·留候世家》）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史記·韓信盧綰列傳》）

注意“韓王成”的原身份，“韓諸公子、橫陽君”，前者是出身，後者是封爵，類似的還有魏王咎和魏王豹，見《史記·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

《史記索隱》還特別註釋了一下：

《彭越傳》雲：“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

有“真魏後”，自然就有“假”的，而“諸公子”在《史記》記錄戰國時代人時常見，比如平原君趙勝和韓非，也就是某代“國王”之子，但肯定不是六國亡國之君的正統繼承人，甚至連其父究竟是哪代君王都不確定。

與之相反，張良父祖的“五世相韓”卻是一一明確，這一方面是由於信息保存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對“六國後”的血緣身份的存疑，正因為如此，雖然韓王成、魏王咎號稱為“六國後”，其在戰國時代與韓國、魏國的“正統君王”的關係，都未必有張良這樣的權臣之後親近，更不用説富貴顯赫了，所以，張良的“復辟”執念根本上來自於家族榮耀和傳統，而非必須的義務。

在確定了這一點之後，再看這些新“冒頭兒”的“六國後”，就會發現，沒有一個“正統血脈”。

道理很簡單，秦始皇滅六國之後，對六國君主的處置並不寬容：

長期被軟禁在陳縣的韓王安在新鄭叛亂後被處死；齊王建投降秦國後被遷居“共”地，《戰國策》記載他最終餓死；趙王遷則被秦始皇流放房陵深山，《淮南子》記載他在流放地作《山水》之歌，聞者落淚；楚王負芻被俘虜後無記載，之後楚人又立昌平君為楚王，兵敗自殺；魏王假在大梁城破後被俘虜，《烈女傳》有**“秦殺假”的説法，但無其他旁證；燕王喜則在遼東被俘**，後無記載。

六國的君王后妃、王子公主當然命運不會比他們的君王更好，甚至連血緣關係較近的“諸公子”也會受到牽連，比如魏王咎就是寫明為“故魏時”的“寧陵君”，秦滅魏後，“遷咎為家人”，也就是説，秦始皇是搞過“近支王族”鎮壓的，所謂的“寬容”、“手軟”，都是無稽之談。

所謂“秦王平六國”，“平”的恰是六個國家的“王室”，“亡國”，“亡”的是宗廟，也就是現任楚王、齊王、趙王的小家庭傳承，再放大一點，三代以內的“近支”親貴。

**依照先秦時代的世界觀，“遠支公族”沒有直系繼承權，根本就不能視作“六國”本身，完全沒有鎮壓的必要，**而新的王朝一樣需要“異姓貴族”來效忠，對於願意投效新朝的異姓貴族，像對商鞅、張儀、蔡澤之流一樣，賜予他們爵位和保障權利，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韓王成的“橫陽君”就沒有標明為韓國的封爵，極有可能是秦朝的封爵，另如：

秦滅趙，（趙奢子趙牧）牧子興徙咸陽，秦封武安侯，遂為扶風人。（王儉：《姓譜》）

由於記載有限，我們很難詳細分辨在史書中出現的“故秦某某侯”是什麼出身，因何封爵，但是，作為現象本身非常有啓發性，就是秦始皇在統一之後，很可能並只是對“六國王室”不寬容，而對更廣大的“貴族”羣體給予了優待。

三

身份社會配套的永遠是利益。

在“嶽麓書院藏秦簡”中，有一個新名詞反覆出現，早就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那就是**“新黔首”。**

當然，“新黔首”對應的不是“老秦人”，“老秦人”的説法是《大秦帝國》裏臆造出來的可笑概念，而是秦發動統一戰爭之前“行秦法”的舊疆，在斷代為秦昭襄王末年至秦始皇統一前後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指為“內史、十二郡”。

也就是説，“新黔首”是秦帝國的“新國民”，相對於秦制施行已久的內史與十二郡，這些新設郡縣出現了諸多的新問題，比如“吏”的缺員，文化、文字、語言的差異等等。所以，秦朝中央下達了一系列的專門指令，來對這些區域進行洗刷同化，比如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新黔首挾兵令》：

新黔首公乘以上挾毋過三劍，公大夫、官大夫得帶劍者，挾毋過各二劍，大夫以下得帶劍者，毋過一劍，皆毋得挾它兵，過令者，以新黔首挾兵令論之。十一。

翻譯過來就是，新黔首爵位在公乘以上的擁有劍不得超過三把，公大夫、官大夫被允許佩劍者，擁有劍不得超過二把，大夫以下被允許佩劍的，不能超過一把，並不允許持有任何其他兵器，違反令文規定者，將用新黔首挾兵令問罪。

這段簡文透露的信息很多：

其一，“新黔首”雖然是“被征服者”羣體，仍舊擁有“公乘”以上的“秦軍功爵”，而“公乘”以上的“五大夫”爵已經是“琅琊刻石”上跟隨秦始皇在身邊的“高爵”人物了；

其二，“新黔首”中存在着整個“軍功爵制”中的各種爵位，自然不可能是在秦統一之後通過“戰功”和“捕盜”或是“賜民爵”而得來的身份，假設這些“新黔首”均為統一後從頭做起，其“爵位”應該非常集中；

其三，“公乘”爵以上者，均可“帶劍”，也就是沒有“得帶劍者”的修飾詞，就説明，“帶劍”並非是絕對的爵位特權，而是隻有“高爵封君”才不需特許，“公大夫”雖然已經是劉邦口中“令丞與亢禮”的“高爵”，仍有“不允許帶劍者”存在；

其四，《史記》中記載的秦始皇收天下兵器的政令是切實存在的。

在確定了上述事實之後，再來看考古發現，就會明晰，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並沒有採取某些人臆想的“革命性措施”，對“六國舊貴族”進行“剝奪”，反而認可了“新黔首”在新朝的貴族身份，否則，這一系列的“秦爵”就和“新黔首”沒有一毛錢關聯了。

事實上，這也是秦制的傳統，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罷了。

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及秦惠王並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

這是説秦國屯並巴中之後，認可蠻人巴氏的蠻夷君長身份，其世代娶秦女為妻，其民享受秦人“不更”爵位的待遇，也就是所謂的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毋憂案”中敍述的蠻夷待遇：

有君長，歲出賨錢，以當徭賦，即復也**。**

“不更”的最大特權就是“不徭”，所以才有“其民爵比不更”之説，當然，這裏是“比”，也就是今天所説的“享受同等待遇”，而“睡虎地秦墓竹簡”另有記錄：

臣邦真戎君長，爵當上造以上。有罪當贖者，其為羣盜，令贖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贖宮。

臣邦就是蠻夷屬國，他們的“君長”爵位等同於上造之上，享受的法律待遇也諸多優免。

也就透露了秦制對於“身份”的尊重，哪怕你只是蠻夷戎狄的部落君長，也是大秦認可的“貴族”****，自然不能和低賤的低爵黔首混同，就是得高看一眼。

對蠻夷尚且如此，“新黔首”固然是後進入統治的人羣，其中的“貴族”同屬“諸夏”，當然比蠻夷君長高貴，更何況這些“舊貴族”的高貴血統不見得比秦王室的血脈歷史短，那麼，大秦沒有理由不予以認可和納入秦爵體系。

這一事實，一處又一處的考古發現給予了印證。

1979年在秦始皇陵西側的趙背户村發現了百餘座皇陵修建者的墳墓，其中出土了十八件刻有墓主籍貫、爵位、姓名的瓦文。見下表：

（表格轉引自朱錦程湖南大學博士論文《秦制新探》）

表中的“不更”爵包含了原齊、楚兩地籍貫的人士，恰恰印證了“新黔首”封爵的事實存在，不過遠不如裏耶秦簡的下表更有説服力：

（表格轉引自朱錦程湖南大學博士論文《秦制新探》）

​

秦朝洞庭郡遷陵縣的户籍簡，展示了幾個新鮮的信息：

（1）“遷陵縣”除了“不更”之外還有“荊不更”，並與之並列；

（2）“遷陵縣”有一位“大夫”，卻是“荊大夫”；

（3）“不更”爵下是“小爵”中的“小上造”，而且人數還不少。

“小爵”的問題，與主題無關，可以擱置，重點談談“荊”字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學術界也有一些爭論，朱錦程的《秦制新探》中收錄了張春龍、邢義田、張榮強、陳絜等諸先生的解釋，不外乎三種：

（1）“荊大夫”、“荊不更”是楚爵，只是秦朝政府登記進去了；

（2）“荊大夫”是秦爵，楚地本來的“貴族”對應封爵加“荊”字，遷徙來的秦人不加“荊”字；

（3）“荊大夫”是秦爵，是臨時性賜予，與故秦爵有待遇差別；

哪個對呢？

四

其實，這些説法都不正確。

表中“荊不更”和“不更”的絕對數量很接近，以“內史”及“十二郡”的故秦地的人口存量，搞如此規模的“插花式”移民，不是“不經濟”的問題，是毫無可行性。

而且，對照“裏耶秦簡”中的令文，秦朝的“徒”和“戍”往往是郡與郡之間的點對點派送，移民實邊最合邏輯的當然也是這種方式，這也就意味着“不更”也有可能是“故楚人”。

而在秦漢之際的簡牘資料中，有一個非常類似的身份區分方式，見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新郪信案”：

（信）以堅守滎陽，賜爵為廣武君，秩六百石。蒼，壯平君……贅，威昌君……丙，五大夫……**皆故楚爵，屬漢以比士，**非諸侯子。

這段話是敍述新郪縣令“信”和同案犯的過往封爵，注意其中兩個信息：

（1）故楚爵，屬漢以比士；

（2）非諸侯子。

注意，此處的“楚爵”並非是項羽的“西楚”，而是“楚國”或“張楚”（下文詳述），也就是説，楚漢之交，也曾經發生過一次類似於戰國末年、秦朝初年“改朝換代”的爵位變革，從經歷來説，新郪令“信”一直是在漢王劉邦麾下，卻也由“故楚爵”，“屬漢以比士”，“比”的用法在上文中“蠻夷君長”處已有，實則是“同等待遇”之意，後來又賜“漢爵”。

也就是説，“楚爵”——“漢爵”的過程，很可能複製了“楚爵”——“秦爵”的過程，那麼，“荊大夫”、“荊不更”自然不會和“不更”並列，因為已經轉化完了，再強調其來源，對於融合統治沒有任何好處。

這個“荊”字，真正對應的是“諸侯子”，因為漢初法律文書上表明“是否諸侯子”，就意味着“諸侯子”這個羣體在秦漢之際屬於特殊羣體，必須標明，而漢初的圖籍資料本就為蕭何取自秦宮，地方上自然也是延續秦制，那麼，這個標識，極有可能也是延續自秦制。

過往學術界對“諸侯子”的身份多有爭論，**李開元先生認為，“諸侯子”就是籍貫在原六國故地的、參與劉邦反秦戰爭的諸侯人，**其實不確。

在劉邦入漢中過程中，“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漢書·高帝紀》），楚子和樊侯蔡兼這樣的韓家子才是諸侯子，而“諸侯人之慕從者”才是李開元所説的“諸侯人”。

那麼，“諸侯子”到底是什麼？

應該是“楚國及諸侯支系宗戚之從軍者”，即六國的舊貴族子弟及他們的徒眾，或者僅限於他們本人。****（見曾磊：《“諸侯子”小議》，《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0年3月刊）

另見《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

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衞。

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

由此可見，漢興之初，是將“諸侯子”視為可靠的力量召集到太子所在的都城戍衞，並在罷兵之後享受特殊的待遇，這些人，不是別人，就是六國的“舊貴族子弟”，之所以將他們的爵位與一般人分開，實際上是對他們的“血統”致敬，更是對他們的“能力”有所期望。

道理非常簡單，在戰國、秦、漢的社會背景之下，世襲血統貴族的家族教育，或稱“家學”傳承是非常重要的智力資源，秦朝的“學室”可以教授“史子”，卻不可能培養出真正的軍事貴族，而秦漢的“軍功授爵制”，可以通過砍腦袋選拔出“兵王”，卻絕不可能在文盲圈子中製造出“將帥”。

正因為如此，《史記·樂毅列傳》記載：

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卿，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

僅僅因為祖父是名將樂毅，孫子就能受封封君，在今天，很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名人集郵”，在當時，卻是有現實意義的政治舉動，一樣是“千金買馬骨”。

在理解了這一點之後，再看上面的表格，就會發現，姓名可辨識的“荊不更”多為“氏+名”的多字登記，而“不更”則多為單字“名”，而且，“荊不更”的“氏”，如：

蠻、黃、宋、鄭、李**。**

**蠻、黃均出自羋姓，楚國又有宋玉、鄭袖、李園，似乎也可印證，有“氏”，實為“血統貴族”出身，“荊”只是區別其血統的來源自楚系，**如果更多的簡牘出土，或許還會有“齊大夫”、“趙不更”之類的稱謂面世。

綜上所述，在利益上，“六國舊貴族”在秦朝治下至少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身份不變、特權不丟，還是“人上人”，有什麼理由去“搞復辟”恢復六國統治呢？

**答案很簡單，“六國舊貴族”參與的根本不是什麼“六國復辟”，而是全新背景下的“秦楚爭雄”，**他們都只是這個新秩序下的“棋子”罷了。

至於這個“新秩序”到底是怎麼回事，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