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與中東大國政治-分析_風聞
中东资讯平台-公众号:中东非资讯平台2019-12-24 10:10
本文旨在向廣大讀者介紹伊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中東地緣政治中的作用的第一手資料。它分析了宗教原教旨主義在制定伊朗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它談到了伊朗通過其在該地區的什葉派民兵所實施的混合戰爭戰略。該文章還着重討論了伊斯蘭革命衞隊及其外國分支聖城部隊在伊朗政治和安全決策中的作用。它着眼於伊朗與敍利亞的關係以及敍利亞內戰期間德黑蘭在確保阿薩德政權方面的作用,伊朗對也門胡西叛軍的支持,伊朗在伊拉克政治中的影響力以及德黑蘭支持的人民動員部隊,負責招募什葉派民兵和伊朗通過真主黨干預黎巴嫩政治的聯隊。最後,作者爭論了伊朗在中東的未來以及美伊關係的未來。
介紹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導致沙阿·穆罕默德·雷扎·帕拉維(Shah Muhammad Reza Pahlavi)被罷免,而“法學統治”或Wilayat-al-faqih從未侷限於伊朗。早在1970年,伊斯蘭革命的領導人阿亞圖拉·阿里·霍梅尼(Ayatollah Ali Khomeini)仍在流亡中,他在他的著作《伊斯蘭政府:法理學的治理》中他説,中東出現的所有問題和衝突都是由於背離伊斯蘭之路,並宣佈他打算將革命傳播到整個伊斯蘭世界(1)。僅在1980年代初,當伊朗面臨與伊拉克的戰爭時,它開始了招募和動員什葉派穆斯林的政策,並在整個中東地區建立了什葉派民兵,以對抗當時的薩達姆·侯賽因的復興黨伊拉克。從時間上講,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美國都參與了中東的地緣政治。
其在伊拉克,敍利亞和阿富汗的伊斯蘭革命衞隊,真主黨和其他代理人一直直接或間接參與中東的每一次衝突。儘管什葉派與遜尼派衝突自從先知穆罕默德死後就一直沒有發生像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衝突那樣的暴力事件,但構成伊斯蘭教派的什葉派穆斯林幾乎在每個穆斯林國家都被征服。伊朗是世界上僅是什葉派主導的穆斯林國家,當阿亞圖拉統治時代到來時,它決定支持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什葉派事業。伊朗對敍利亞獨裁者哈菲茲·阿薩德政權的支持是敍利亞的第一個區域盟友,後來他的兒子巴沙爾·阿薩德政權對什葉派胡賽叛軍的支持也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2)。
關於伊朗如何能夠在中東地緣政治中保持影響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其適當的系統化代理網絡,非國家演員伊斯蘭革命衞隊及其下屬聖戰軍。本文稍後將詳細分析這些代理的作用。伊朗一直將這些域外集團用於戰略目的,以加強其國家安全和革命議程(3)。本文的意義源於有關當前常規和非常規威脅的事實,這些威脅最近又出現了,主要是在美國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之後。對伊朗的常規威脅主要由美國及其在中東的盟國,即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構成。去年9月對沙特阿美石油設施的襲擊以及伊朗在襲擊中不可否認的作用導致緊張局勢加劇。伊朗面臨的另一種威脅是恐怖主義組織,如伊斯蘭國和中東基地組織的下屬。 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是伊朗傳播其在伊拉克影響力和建立什葉派政權的絕好機會,當伊拉克任命什葉派穆斯林努裏·馬利基(Nouri-al-Maliki)擔任總理並實現合法化後,其結局得以實現。人民動員部隊(PMU)是什葉派民兵招募的最重要的支持結構,而PMU則由伊朗的Quds部隊提供支持。(4)這些PMU成立於1980年代和90年代,是伊斯蘭抵抗運動推翻巴語的一部分。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ain)的政府,在2016年被宣佈為伊拉克政府安全機構的正式組成部分。在伊斯蘭國被擊敗和其伊拉克據點垮台之後,這些PMU再次成為伊拉克什葉派團體中的權力經紀人。(5個)
如果我們談論敍利亞,那麼在敍利亞和也門爆發內戰之後,伊朗對中東力量和政治平衡的影響已提高到一個新水平。自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敍利亞一直是伊朗的歷史盟友,由於一直效忠於什葉派伊斯蘭教的阿拉維派,哈夫茲·阿薩德和巴沙爾·阿薩德的父親和兒子二人組一直以來一直是伊朗的盟友(6)據稱受到伊朗支持的Ansar Allah或Houthi運動始於1990年,目的是保護也門什葉派伊斯蘭教的Zaidism派(7)。伊朗對胡塞叛軍的支持和軍事援助的證據在2012年浮出水面,當時美國海軍扣押了一艘載有40噸軍火庫的伊朗貨船供胡塞叛軍使用,其中包括卡秋莎火箭彈,火箭榴彈,地對空武器。空中導彈 彈藥和炸藥,此外,美國還發現伊朗革命衞隊在也門的一個小鎮薩達(Haddah)向胡希(Houthis)提供訓練(8)。自2014年這些叛亂分子取得了成功的軍事成就並控制了也門首都薩那以來,德黑蘭對這些叛亂分子的支持變得更加透明。當時,胡塞族領導人簽署了一項協議,在德黑蘭和薩那之間建立空中支援服務。(9)
出現的最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伊朗希望增加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網絡?伊朗自1979年以來就將鄰國視為存在的威脅,這是伊斯蘭共和國於1980年代初開始招募代理的政策的主要原因。而且,不能將全部責任歸咎於伊斯蘭共和國,因為在伊伊拉克戰爭期間,薩達姆·侯賽因確實證明了存在威脅,因為他在一次化學武器襲擊中殺死了100萬伊朗士兵,他的舉動受到稱讚。西方以及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這就是伊朗和阿薩德的敍利亞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它促成了伊朗在黎巴嫩建立第一個代理真主黨,現在也是黎巴嫩政治中的重量級人物,伊斯蘭共和國一直在通過敍利亞武裝該組織。(10)
在2003年巴格達淪為美國之後,這些代理團體變得異常活躍。這種混合戰爭策略通過避免直接的軍事對抗並因此掩蓋了伊朗的常規軍事弱點並重塑了伊拉克的政治面貌,從而使伊朗受益匪淺(11)。通過這些代理,伊朗成功地抵抗了沙特,美國和以色列在該地區的影響。本文試圖分析伊斯蘭共和國在中東地區各種持續衝突中的作用。
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
在美國的直接干預下,伊伊拉克戰爭陷入僵局。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伊斯蘭政權注意到美國在該地區的集結。甚至在2001年美國入侵伊朗東部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美國入侵伊朗西部的伊拉克戰爭期間,這似乎也對伊斯蘭共和國構成了相當大的軍事威脅。在``沙漠風暴’‘行動中,陸軍重量級人物科林·鮑威爾再次強調伊朗是邪惡軸心,從而加劇了緊張局勢,並説伊朗而不是伊拉克是該地區的主要敵人,我們迫切希望伊拉克充當對伊朗的制衡力量。(12 )
毫無疑問,確保伊拉克的安全是伊朗戰略重點中的第一位。擁有最長邊境的國家是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唯一一個對其進行攻擊的國家。根據國際危機小組的報告(13),以下是伊拉克Ayatollah的優先事項:
一個強大的伊拉克中央集權政府,對伊朗有利,足以抵抗聖戰威脅並確保其邊界安全。維護伊拉克的領土完整,使該國保持穩定,從而使伊朗不受任何安全威脅和脆弱邊界的影響。防止伊拉克的反對派團體和前薩達姆忠誠主義者在伊拉克取得席位,從而違背伊朗的利益。
伊朗依靠三個重要時機傳播其在伊拉克的影響力,如上所述,第一個此類影響力是美國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發生的,第二個時機出現在2011年由什葉派總理支持的美軍撤離之後。美國和伊朗不利於遜尼派領導人的利益,導致遜尼派領導人被剝奪政治權力和經濟邊緣化,從而恢復了極端主義,加強了伊朗在該國的利益。第三個關頭是大伊士的崛起,導致伊拉克德黑蘭組織並賦予了權力。協助德黑蘭與ISIS作戰的現有和什至新什葉派民兵。(14)
到2011年,在美軍撤離以及努裏·阿爾·馬利基(Nouri-al-Maliki)加冕為伊拉克總理之後,伊朗對伊拉克的政治和衝突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民兵對各種資金和武器擁有關鍵控制權,而那些再次行動的人則是伊朗的利益所在。殲滅(15)。2014年伊斯蘭國的崛起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對伊朗的存在構成了重大挑戰,對摩蘇爾和其他伊拉克城市的暴力佔領也對IRGC和Quds部隊的能力以及伊朗在穩定伊拉克方面的成功提出了嚴重質疑。(16)
在審查當前情況後,可以做的最可能的預測是,在安全真空,不穩定和治理薄弱,腐敗和宗派衝突之中,伊朗面臨的挑戰是防止出現新的聖戰威脅或來自其常規盟友的任何其他威脅。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或美國,以確保什葉派政治在伊拉克治理中占主導地位,並確保為其PMU提供適當的資金和火炮。
敍利亞:拱門盟友
最古老的bonhomie之一中東是敍利亞與伊朗之間持久的關係。自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它就與哈菲茲·阿薩德建立了聯繫,然後與他的兒子巴沙爾·阿薩德保持了聯繫。伊朗與敍利亞的關係被認為是中東和北非地區最可持續的關係之一。兩國領導人都將薩達姆視為存在的威脅,把以色列視為共同的敵人,並希望擺脱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17)。建立這種夥伴關係的最重要和最有力的理由是,以色列將其視為伊朗的一場大傷病,而敍利亞也對猶太國家保持警惕,原因是戈蘭高地在1967年戰爭期間蒙受了屈辱的損失,此後一直無法收回。美國對兩國的敵對行為是進一步合作的原因。
敍利亞由阿拉維派人控制,根據伊朗的詳盡解釋,敍利亞是什葉派伊斯蘭教的一部分,這也是伊朗支持的根本原因。2011年的阿拉伯起義推翻了幾個殘酷的獨裁政權,例如埃及的霍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突尼斯的Zine El Abidine Ben Ali,利比亞的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甚至威脅了阿薩德政權。在試圖罷免巴沙爾·阿薩德總統之後,內戰很快在該國爆發。在整個內戰期間,伊朗始終站在阿薩德政權的一邊。甚至發現伊朗最大的代理集團真主黨也通過訓練親阿薩德民兵,其他武裝團體和敍利亞軍隊的軍事人員來幫助敍利亞政權(18)。由於敍利亞與黎巴嫩的地理聯繫,敍利亞領土對伊斯蘭共和國在戰略上也很重要,
伊朗在敍利亞的動機也受到對後阿薩德敍利亞政權的恐懼的引導,這是因為敍利亞是遜尼派佔多數的國家,如果遜尼派政治集團在巴沙爾·阿薩德(Bashar-al-Assad)之後上台,那麼就有可能傾向於美國沙特Nexus肯定會被證明對伊朗的利益懷有敵意(20)。阿薩德迫切需要德黑蘭的支持,以維持他在該國的據點,因為儘管在反阿薩德部隊方面取得了勝利,但他統治着一個飽受戰爭war的國家,經歷着極端人道主義危機的人民以及疲弱的軍事力量,此外,
目前,伊朗政權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儘管承受着國際制裁的沉重負擔並保持其抵抗的軸線,但繼續其敍利亞分會。
也門案
也門的衝突可以追溯到Ansar Allah,這是一場復興運動,始於1990年代,旨在捍衞什葉派伊斯蘭教的Zaidism傳統,到2000年,它領導了針對也門獨裁總統Ali Abdullah Saleh的軍事叛亂(22) 。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起義期間將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驅逐之後,人們有了民主過渡的希望,即使是胡塞叛軍也支持這一想法,但在阿卜杜拉布·曼蘇爾·哈迪(Abdrabbuh Mansour Hadi)領導的臨時政府垮台後,該國陷入混亂安薩爾·安拉再次發動進攻性軍事行動,並接管了首都薩那。這導致了由沙特阿拉伯領導的海灣合作委員會聯盟的加入,該聯盟於2015年援助了忠於哈迪的部隊。沙特人將胡塞叛軍視為伊朗的代理人,他們聲稱他們捲入衝突只是為了檢查伊朗的捲入(23)。這場也門衝突最終發展成沙特-耶米尼戰爭,也將兩個對手胡塞叛軍和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召集在一起,並組成了旨在對抗沙特在也門的影響的聯盟,但該聯盟最終在胡塞叛軍於2017年暗殺薩利赫之後失敗了指責他叛國。
當然可以有一個論點,即伊朗對胡希派的支持可以由以下觀點來驅動:安薩爾安拉運動正在為什葉派工作而努力,因此如果胡希派能夠保持對也門的關鍵控制,它可以從戰略上幫助伊朗,但伊朗官員聲稱也門對他們來説並不具有戰略意義。(24)但不能簡單地説,也門衝突並未使伊朗受益,因為德黑蘭確實有機會與它的主要競爭對手保持平衡,它聲稱這大大損害了伊朗在中東的利益東。在也門持續的戰爭中,伊朗與侯賽斯(Houthis)的關係大大改善,有證據表明德黑蘭和真主黨不僅參與提供道德和意識形態支持,而且參與軍事訓練和戰略武器移交。(25)
薩利赫在統治和與侯賽人作戰期間聲稱叛軍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但提供的證據很少。但是在2012年,一個主要證據表明,美國和也門海軍扣押了一艘伊朗船,該船上載有約40噸軍用火炮和許多戰略武器,包括擬供侯賽斯(Houthis)使用的彈道導彈和火箭榴彈(26)。2014年出現了另一項初步證據,當胡希領導人登陸德黑蘭並簽署協議在兩國首都之間建立航空服務並增進伊朗-耶米尼關係時,伊朗對叛亂分子的支持變得更加清晰和透明。(27)
如果伊朗佔領由侯賽斯(Houthis)控制,在侯賽斯(Houthis)的支持下以及德黑蘭的霍爾木茲海峽要塞的戰略要地的亞丁(Ab)港口,伊朗就可能威脅紅海中的商業便利流通。對手有效。伊朗的意圖僅僅是否認沙特阿拉伯戰勝胡希,取得戰略進展,並阻止其成為區域大國。也門戰爭已成為利雅得的致命弱點,德黑蘭希望確保它仍然存在,沙特仍然在衝突中受打擊。
德黑蘭黎巴嫩分會
自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伊朗和黎巴嫩就見證了親密關係,革命領導人視黎巴嫩為出口伊斯蘭模式的理想典範,特別是因為黎巴嫩的什葉派是天生的受眾(28)。1982年以黎戰爭之後,伊朗派駐了1000多名革命衞隊,這使伊朗在黎巴嫩的存在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那時伊朗組建了真主黨(29)。從那時起,甚至在黎巴嫩政治中成為政黨的真主黨模式被認為是伊朗最成功的代理,並且仍然是伊朗最強大的非國家軍事盟友,在與以色列的戰爭中甚至接受了IRGC的武器和訓練2006(30)。除了在軍事上幫助國家,
黎巴嫩從未批評伊朗的核計劃,並一直稱其為和平計劃,而核武器是德黑蘭最重要的時刻。2010年,黎巴嫩政府甚至對聯合國對伊朗進一步制裁的決議投了棄權票(32)。伊朗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經歷中找到了通過代理人與以色列對抗的出路之後,伊朗得以提高其在中東的戰略利益。在黎巴嫩,黎巴嫩真主黨的抵抗導致以色列於2000年撤軍,而真主黨在2006年戰爭中獲勝。德黑蘭在黎巴嫩,特別是真主黨的幫助下制定了一項前瞻性防禦政策,因為伊朗尚無能力從其領土上襲擊以色列,因此在發生任何衝突時伊朗可以利用真主黨攻擊以色列。(33)
從本質上講,伊朗使用真主黨作為戰略工具有兩個方面:硬實力和軟實力,描述什葉派民兵的軍事實力,其恐怖活動和其他犯罪行為的硬實力以及描述真主黨在傳播伊朗革命思想及其影響方面的軟實力經營宗教學校,信託基金,醫院,清真寺和社會服務機構(34)。真主黨與黎巴嫩政府組織類似的準國家機構的形成導致黎巴嫩官方政府在統治該國方面的發言權被削弱,有充分的理由説該國間接受德黑蘭政權統治。
伊朗的未來會怎樣
伊朗從未贏得戰爭,但也沒有失敗。儘管擁有常規軍事力量,但它已經發展了通過第三方戰爭造成破壞的能力。儘管該地區大國由美國及其盟國控制,但伊朗通過制定前瞻性防務政策,高度推翻了均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伊朗。就目前而言,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只有受內戰摧殘的軟弱和脆弱國家才能成為伊朗影響的犧牲品。只要該地區存在薄弱的政權和宗派衝突傾向,伊朗將處於優勢地位。談到美伊關係,儘管自1979年以來兩國關係就很緊張,但自唐納德·特朗普退出聯合全面行動綱領以來,兩國關係已降至新低。
作者:Aditya Raj是焦特布爾國立法律大學的學生,對國際事務,外交政策,外交和戰略研究等領域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