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草案首次整體亮相 擬禁止高利放貸_風聞

（新京報）

草案分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等共7編；婚姻家庭編草案四審明確，婚前隱瞞重大疾病，撤銷婚姻找法院

禁止高利放貸；明確學校的禁止性騷擾責任；明確物業公司的高空拋物安全保障責任；私人生活安寧納入隱私權保護範圍；網絡侵權責任刪除15天等待期……昨日，共計1260條、完整的民法典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

昨日提請審議的還有證券法修訂草案、社區矯正法草案等，長江保護法草案、城市維護建設税法草案、契税法草案、出口管制法草案則是首次提請審議。

新京報訊 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被稱為法典的法律。昨日，民法典草案初次提請審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聽取了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修改情況和民法典草案編纂情況的彙報。

本次民法典啓動編纂以來，2018年8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目前各分編草案均已完成了兩次審議，其中人格權編草案、侵權責任編草案和婚姻家庭編草案完成了三次審議。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沈春耀作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修改情況和民法典草案編纂情況的彙報時表示，根據民法典編纂工作計劃，到本月，將2017年3月出台的民法總則同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合併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即民法典草案。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草案將提請明年3月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

民法典草案共7編，依次分為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侵權責任編，以及附則，共1260條。

其中，總則編基本保持了民法總則的結構和內容不變，對個別條款作了文字修改；物權編主要完善了居住權制度，完善流押、流質的有關規定；合同編刪去了違約方申請解除合同的規定，禁止高利放貸，並完善保理合同、建設工程合同有關規定；人格權編主要完善了性騷擾有關規定，完善隱私的定義；婚姻家庭編進一步明確了近親屬範圍，合理確定無效婚姻的情形，明確對隱瞞重大疾病婚姻的撤銷機關；侵權責任編完善了網絡侵權有關規定、高空拋物墜物責任規則。

● 物權編草案

物權編草案明確界定“居住權期間”

二審稿提出，居住權無償設立；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對他人享有的住宅享有佔有、使用的用益物權，以滿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權合同的一般條款包括當事人的姓名和住所、住宅的位置、居住的條件和要求、解決爭議的方法。

三審稿提出，居住權期間屆滿或者居住權人死亡的，居住權消滅。居住權消滅的，應當及時辦理註銷登記。同時，三審稿將二審稿上述條款中的“居住權無償設立”表述，作出適度限制，修改為“居住權無償設立，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解讀】 “居住權制度”系本次民法典物權編編纂的亮點之一。舉例來説，某人立遺囑想把房產留給兒子，但是又擔心老伴的養老居所，那麼就可以簽訂居住權合同，明確房產雖由兒子繼承，但是老伴是居住權人，有權佔用、使用該處住宅。昨日審議的三審稿，在二審稿的上述條款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居住權合同的內容，增加規定“居住權期間”。

二審稿提出，抵押權人或者質權人在債務履行期間屆滿前，不得事先與抵押人或者出質人約定不履行到期債務時抵押財產、質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

三審稿提出，明確當事人事先作出此類約定的，仍享有擔保權益，但只能依法就抵押財產或者質押財產優先受償。

【解讀】 為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有的專家學者、單位提出，建議完善二審稿規定。

● 合同編草案

合同編草案寫入“禁止高利放貸”

二審稿提出，借款合同約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

三審稿提出，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

【解讀】 有的常委委員、社會公眾提出，為解決民間借貸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維護正常的金融秩序，建議明確規定禁止高利放貸。

二審稿提出，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有解除權的當事人不行使解除權，構成濫用權利對對方顯示公平的，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對方的請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響違約責任的承擔。

三審稿提出，刪除“違約方可申請解除合同”條款。

【解讀】 二審稿曾賦予違約方申請解除合同的權利。有的專家學者提出，上述規定的出發點在於解決實踐中存在的由於合同不能履行而導致的僵局問題，但規定違約方可以申請解除合同，與嚴守合同的要求不符，建議刪去。對於個別合同僵局問題，可以考慮通過適用情勢變更規則或者其他途徑解決。

● 人格權編草案

學校等單位應採取措施禁止性騷擾

三審稿提出，用人單位應當採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從屬關係等實施性騷擾。

四審稿提出，將“用人單位”修改為“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

【解讀】 寫入禁止性騷擾條款是本次人格權編編纂的亮點之一。對於此前的人格權編草案三審稿，有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和社會公眾認為，應該明確上述規定中的“用人單位”包含哪些主體，以使這一規定在防止職場和校園性騷擾方面更有針對性。

三審分組審議時，“從目前情況看，不僅是用人單位，托幼機構、學校、培訓機構等教育培訓機構也是性騷擾和性侵害行為的高發場所。如作此規定，建議對托幼機構、學校、培訓機構等採取合理措施，防止對兒童和學生的性騷擾和性侵害行為也一併作出明確規定”。

“私人生活安寧”納入隱私權範圍

三審稿提出，隱私是自然人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和私密信息等。

四審稿提出，將隱私的定義修改為：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解讀】 有的常委委員、專家學者提出，維護私人生活安寧、排除他人非法侵擾是隱私權的一項重要內容，應該納入隱私的定義中。

三審分組審議時，部分委員談到發短信侵擾他人安寧的例子，委員王超英當時提出，草案對於隱私的定義，“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是為了和隱私的‘私’字對應得更好，但我覺得用私密的活動和私密的信息來説隱私時是不是太窄了一點？建議修改為個人空間、個人活動、個人信息，並且從這個角度講，我為什麼要保護這些？實際是我個人的工作或者生活的一種不被打擾的安寧狀態，就是不得‘侵擾他人的生活安寧’，是不是能夠把‘生活安寧’也吸收到隱私的定義中去？”

● 婚姻家庭編草案

近親屬範圍刪除“共同生活”界定標準

三審稿提出，親屬包括配偶、血親和姻親。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為近親屬。共同生活的公婆、岳父母、兒媳、女婿，視為近親屬。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親屬為家庭成員。

四審稿提出，刪除了“共同生活的公婆、岳父母、兒媳、女婿，視為近親屬”表述。

【解讀】 有人認為草案還應擴大近親屬範圍，有利於鼓勵社會中自然人之間的相互親善、相互扶持；也有觀點認為，時代不同，傳統的家族而居早已變成了家庭而居，如果將近親屬的範圍劃得比較大，容易引發財產繼承等糾紛。

還有的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共同生活的公婆、岳父母、兒媳、女婿，視為近親屬”中的“共同生活”，認定較為困難，不宜以此界定是否為近親屬。四審稿採納了有關“共同生活”難以認定的觀點。

三審稿提出，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應當在結婚登記前如實告知另一方；不如實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者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

四審稿提出，刪除“未履行患病情況婚前告知義務，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請求撤銷婚姻”的規定，修改為由法院統一行使撤銷權。

【解讀】 有的常委會組成人員提出，由婚姻登記機關對一方在結婚登記前是否如實告知對方患病情況進行認定較為困難，建議統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撤銷權。四審稿的修改也就是説，如果因為對方隱瞞重大疾病而離婚，那麼有權利撤銷婚姻的為法院，而非民政局。

● 侵權責任編草案

網絡侵權“15天等待期規定”擬刪除

三審稿提出，網絡用户接到轉送的通知後，可以向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權行為的聲明。聲明應當包括不存在侵權行為的初步證據。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聲明後，應當將該聲明轉送發出通知的權利人，並告知其可以向有關部門投訴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網絡服務提供者在轉送聲明到達權利人後十五日內，未收到權利人已經投訴或者提起訴訟通知的，應當及時終止所採取的措施。

四審稿提出，將“十五日”修改為“合理期限”。

【解讀】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三審稿中的15天等待期過於剛性，以“雙十一”、“六一八”等網購旺季為例，賣家如果被別有用心的人盯上，被惡意投訴，那麼有可能錯過網購商機。有的專家學者也提出，“十五日”的期限過於絕對，建議修改為“合理期限”，以便於司法實踐中根據具體案件情況確定期限。

三審分組審議中，劉修文等委員提出，草案確定的“通知-反通知”規則，與電子商務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的規定類似。但由於這一制度設置的程序過於複雜、運行成本過高、反通知15天等待期的規定過於剛性等問題，電子商務法的這兩條規定在實踐中已引起較大爭議。民法典是民事基本法，不能簡單套用電子商務法的規定“一刀切”，建議進一步研究斟酌15天等待期的有關規定。

物業要盡安全責任防止“高空拋物”

三審稿提出，“有關機關應當依法及時調查，查清責任人”，“經調查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才適用“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給予補償”；建築物管理人應當採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類情形的發生，未採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應當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四審稿提出，物業服務企業等建築物管理人應當採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拋物墜物情形的發生。

【解讀】 三審稿修改了“無主高空拋物造成傷害，全樓業主擔責”這一現行侵權責任法的規定。為了明確責任主體，有專家學者建議明確規定“建築物管理人”主要是指物業服務企業。

【背景】

民法典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民法調整的人身關係和財產關係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關係到人民羣眾的切身利益和社會的生產生活秩序。我國曾於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四次啓動民法制定工作，都因種種原因沒有取得實際成果，繼而採取“批發”轉“零售”的辦法，確保先制定民事單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