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的生死救援_風聞

來源：界面新聞

作者：柯曉斌 孫文豪

“太陽好大隻是透不進來，我還是覺得有點冷，能不能給我一點温度。”

這條微博留言發佈於2019年12月7日下午3點，情緒有些消沉，而這條留言回覆的是一條發佈於2012年3月18日的微博，博主叫“走飯”，她是一名抑鬱症患者。

7年前，走飯在微博給這個世界留了最後一句話，而後選擇了離開。雖然微博裏寫着“不必在意我的離開”，但至今，平均每天有約2000條新留言出現在評論區裏，其中有約500-600條留言透露着抑鬱與絕望，微博總留言數已經逼近了200萬條。

此後，這條微博成為負面情緒的“樹洞”。 每一條微博評論背後，都藏匿着一個真實的、可能需要外部救援的生命。

世界衞生組織（WHO）於2015年公佈中國罹患抑鬱症人數約5400萬，約佔總人口數的3.8%。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朱廷劭團隊調研顯示，在網絡上表達絕望情緒的人，有79%認為獲得求助“並非沒有必要”，但“從未尋求過幫助”的人佔據50%以上，尚有超過60%的人從沒有接觸過自殺預防的相關知識。 

這意味着，在互聯網這個巨大機器中，有大量潛在自殺傾向的人，他們往往具有隱蔽性，在現實生活中難以被發現 。隨着AI的發展，讓語義有了被分析的可能，也讓這部分人羣的網上自殺行為有了被發現的可能。

但如何找出這一部分人羣，並對他們進行提前有效的心理疏導，從而對自殺行為進行救援，依然是一個難題。

通向救援之路

“我當時已經走到江邊了，我就想跳。”

今年十月的一個深夜，樹洞救援團團長黃智生收到了一條消息，這條消息的發送人是一個剛被志願者們救下來的武漢女孩，“站在江邊的時候，一下子來了三十幾個陌生人關心我的短信，我以為我的死沒有人關心，我站在江邊就看一條，就哭一次，哭了三個小時。最後我放棄了，還是回來了，因為我看到了生活裏面的另一個希望，還是有很多人在乎我。”

這是樹洞救援團一次成功的自殺干預，至今樹洞救援團已經發送了逾3000條短信，阻止了超過1000次自殺行為。

黃智生是樹洞救援團團長，同樣也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教授。2018年4月，黃智生開啓了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自殺干預的“樹洞計劃”，並組織了一個20餘人的志願者團隊。同年7月，他上線了自己編寫的人工智能語義分析系統，取名為樹洞機器人，樹洞機器人可以對微博特定評論區的留言進行分析、篩選，而後團隊進行人為的自殺干預介入。

“我們的樹洞機器人鎖定了10個分級標準，比如説10級自殺正在進行中，9級自殺方式已經確定，最近這一兩天可能會發生。”黃智生向界面新聞記者介紹，樹洞機器人可以在挑選出有自殺風險的微博留言後，自動進行危險等級分級，5級以上會進行人工干預。

樹洞機器人上線一年多以來，已經從001號進化到了006號，其語義分析準確率達到82%。

“現在我們每4個小時進行一次搜尋，一天總共搜尋微博的範圍大概有4000多條，其中一兩百條需要進行人為干預。發現這一部分人羣后，志願者會持續跟進，對他們進行陪伴式心理疏導。”

目前，他們團隊和新浪微博已經合作一段時間，據黃智生介紹，新浪微博允許他們通過AI的方式去抓取新浪微博上相關數據，他稱，正在和新浪微博探討建立人工智能聯合實驗室的可能性。

相較黃智生團隊，朱廷劭顯得更為謹慎，雖然他展開自殺救援比黃智生還要早兩年，但團隊一直只有20餘人。

“大量不專業的志願者進行自殺干預容易對輕生者造成二次傷害。”目前，朱廷劭團隊中，直接和具有抑鬱症患者溝通的志願者都需要持有心理諮詢師三級資格證以上。 

同時，和黃智生團隊持續性跟進疏導不一樣，為了保護用户的隱私，他們不會讓志願者用個人賬號去發送私信，也沒有在線上建立社羣，也不做長期追蹤，只會做不定期的隨訪。

朱廷劭認為，自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行為，過度地干預也許會造成二次傷害。

需要更多專業力量加入

“有一個女孩自殺了8次，都被我們勸了回來，但最後她説，求求我們放她走吧，最後她還是走了。”這是一次讓彭玲覺得無力的救援，彭玲是樹洞救援團裏湖北地區的總負責人。

目前樹洞救援團的救助範圍正在擴大，救援團的人數也從起初的20多人發展到現在的近600人。但這600多人大多是志願者，其中較為核心的80個志願者是較為專業的心理諮詢師，他們擔任全國各個地區救援小組的具體負責人。

加入樹洞救援團的門檻並不高，不需要技術和心理學專業的相關知識，只要動機單純就可以通過面試。這使得救援團志願者素質參差不齊，不時會給工作帶來麻煩。“我們確實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對此黃智生也感到幾分無奈，但他現在每個星期都組織志願者通過線上、線下兩個軌道參加培訓。

“確實有的志願者感到疲憊，他們有些在救助過程中想要放棄，有些也會陸陸續續地離開團隊。”彭玲認為，高密度的負面信息和高強度的工作，讓許多本來就不專業的志願者難以承受。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鬆散的組織，如何確保這部分人羣的隱私，是一個急需解決的難題。

 “有一次，一個志願者把救助微信羣裏的記錄泄露了出去，其中有一個被救助人看到了就來問我為什麼要議論她，其實我們在討論救助她的方案。”黃智生回憶起一次涉及隱私泄露的事情，“我在羣裏問誰泄露的，大家都不説。我就只能一個個去審查，那時候已經有一兩百人了，最後我定位是某個人，他自己也承認了，最後把他給清除出團隊了。”

這意味着當被救助者隱私遭泄露時，黃智生並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不得不用這種逐個盤問的方式尋找不守規矩的志願者，而如今團隊已經發展到了600人，這樣費力的方法再難以應對以後類似的隱私泄露問題。”他坦言。

為了保護這部分人羣的隱私，朱廷劭團隊顯得剋制一些。黃智生認為，讓非專業心理諮詢師的志願者直接和抑鬱症患者聯繫，的確會有患者隱私被泄露的問題，但相較於此，他更不願意看到生命的消逝。“人太多了，根本跟蹤不過來。”

“我們在微博中看到了你的評論，你現在還好嗎，情緒狀態怎麼樣？”被確診為抑鬱症的何寧（化名）在2016年收到了微博名為“心理地圖PsyMap”的短信，短信提供了何寧所在地區的心理危機干預電話。

“心理地圖PsyMap”是朱廷劭主持創立的團隊，和樹洞救援團不同的是，朱廷劭堅持用官方賬號聯繫有異常的微博用户，而不是首先借助志願者私下聯繫，並且引導其聯繫所在地的心理救助機構。

“目前我們對自殺干預的方法有點過於自信，其實目前效果沒有達到這麼好。”朱廷劭認為對於主動進行自殺干預，從技術到人工上都必須非常小心，否則很容易對輕生者造成二次傷害。

基於AI深度學習技術，朱廷劭研發的系統對於自殺表達語言的分析準確率已經達到了85%，但他認為自殺表達反映出的問題要比人們想象的複雜得多。

朱廷劭向界面記者介紹，一般自殺行為有90%都是因為長期的精神疾病所致，但在中國可能只有50%多，有差不多一半的人並沒有嚴重的心理疾病，而是因為來自家庭、工作、學業等各種突發的問題選擇了極端行為。

“每個人負面情緒都有特殊性，不能簡單地用精神疾病療法加以干預，應該慎重對待每一人的生命。”朱廷劭表示，很多時候抑鬱情緒發酵只是因為沒找到出口，而他們幫助抑鬱羣體找到一個釋放的出口。

共情困局

根據世衞組織2017年的數據，全球範圍內抑鬱症人數達到了3.5億，但超過90%的人都不自知。

大眾的普遍失焦，來自於社會對於精神健康問題的漠視，這使得抑鬱羣體像是漂浮在大洋上的一座座孤島，甚至找不到逃離的出口。

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的研究生李銘（化名）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在對於抑鬱羣體的觀察和訪談中，這些人最常對他説的一句話是“你不會做到感同身受的”。

抑鬱羣體對周遭環境的不信任，可能會同樣映射在人與技術的連接上。

王一冬（化名）是清華大學電子系的博士畢業生，在校期間，他主持研發了“人工智能心理狀態量化評估與精神干預”的技術設備。

這套設備底層技術獲得了國家專利，拿到了500萬的天使輪融資，並被王一冬從校園帶向了市場，但卻在推廣時遭遇到了不小的困難。

“阻力很大，”王一冬向界面新聞記者坦言，“當我回到清華做心理普測回訪時，很多學弟學妹們都會問，憑什麼要拿這個測我，機器存儲的信息會不會對我以後造成影響？”

另一方面，成本也是無法解決的問題。王一冬説，“目前能談到的設備價格是55萬一台。” 這樣的價格不僅令市場很難接受，更讓500萬的融資顯得捉襟見肘。

王一冬在進行下一輪融資時，更是遭遇了不少冷眼，投資人直言，“心理健康領域國內還沒有漂亮的商業模式”。

對於這些尖鋭的問題，王一冬承認，技術和市場尚不成熟是一個主要原因，但是大家對於心理健康問題的認知也存在很大的偏差。

此外，由於精神障礙羣體受到歧視，精神健康領域的從業者連帶遭受到了社會排斥。“身邊的同事找不到對象是經常的事。”吳英（化名）顯得有幾分無奈，他在互聯網精神健康醫院工作從業超過十年，對此也深有體會。

精神障礙羣體的高隱蔽性、社會對從業者的歧視、專業人士的缺乏和高昂的技術成本，都讓現在專注於精神健康領域的機構與企業舉步維艱。

朱廷劭的辦公室裏陳列很簡單，兩張桌子，幾張待客用的木凳，唯一顯眼的是一台健身單車，他説這是他解壓用的工具。“很多時候抑鬱情緒發酵只是因為沒找到出口，而我們幫助抑鬱羣體找到一個釋放的出口。”

“我們必須拼命活下去。”這是何寧被“心理地圖PsyMap”救助後，收到的來自病友們一條新年祝福。被救助者們生的希望讓朱廷劭感受到肩上的重量，“關乎生死，每條生命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