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冷戰”一詞流行的傳播學大師，為何中國媒體人很少談他的思想_風聞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傳播學史上的重要學者，他的《公眾輿論》被認為是傳播學領域的奠基之作。“冷戰”這個詞，就是在他與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的論戰文章中使用，成為流行術語。然而，他1000多萬字的專欄文章，30多部著作，翻譯到國內的寥寥無幾。

中國知識界翻譯英美思想著作不遺餘力，傳播行業的人，掌握着新聞出版的話語權，為什麼自己學科的奠基人，都不大力引進介紹？

我因為不是新聞傳播專業，原先也沒有讀過李普曼的書，經過王孟源先生的推薦，才去認真一讀。讀後方知，他在國內受到冷落，原來是因為他的觀點與現代英美新聞傳播體制格格不入，相反，他是把媒體人、公共知識分子所信奉的民主與新聞自由理想，從根子上徹底批判、顛覆的人，他講的可不是新聞報道是Fake News這麼簡單，而是落到政治哲學的基本前提上，要打掉公眾輿論監督社會的幻想。

要是完全按他説的指導新聞媒體，差不多是要把這個行業大部分都關閉掉了。我原本對公眾輿論很悲觀，沒想到李普曼更悲觀。

下面算是我對《幻影公眾》一書的讀書筆記。我並不贊同他的全部觀點，但敬佩他對理性精神貫穿始終的追求。

李普曼否定民主政治理論的前提：公眾引領公共事務。他認為公眾只是純粹的幻影。在他眼裏，公眾不是公民的集合體，只是一些對公共事務感興趣的人，由隨機聚合的旁觀者構成，而且他們始終不是行動者，能影響事務的手段，只是支持或反對執行者。

公眾不可能付出時間精力，只有事件成為通俗易懂的矛盾衝突時，才能喚起公眾的關注和興趣。只要能辨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對他們來説就足夠了。而這種判斷，只需要粗略的信息，不需要專業能力和天賦。公眾輿論就連反抗專制都難以做到，除非有危機發生，除非先有局內人對專制統治提出挑戰。

説民主政府的職能體現人民意願，李普曼認為這也是幻想，公職人員通常也在事件的外圍，問題的解決還是有賴於利益相關者的協商。

公民的個人能力如此有限，所以亞里士多德説，社會應該維持較小的規模來與之適應。而民主政治理論既然不能排斥“偉大的社會”，反而誇大公眾的政治能力。

究竟能不能平衡複雜的社會環境和個人的有限能力？李普曼本着笛卡爾的懷疑精神，來試圖解決。通過一系列思想實驗，他指出一切問題產生於至少兩個互相依賴的獨立變量，比如經濟問題是因為慾望與滿足慾望方式的失衡（供需不和諧），軍事問題是雙方實力的對比，在靜態社會是不會有問題的。

由此，李普曼走向了多元主義。所有的價值觀念，都來自宇宙中事物之間的對比，人類為了吃果實，就要消除飛蟲，沒有不以犧牲為代價的和諧。人類社會也無法消滅差異和衝突，走向統一。因此，解決社會問題意味着尋找妥協方式，法律、道德都是承諾權利-義務系統，尋求妥協的方式。利益羣體為此都盡己所能，李普曼的觀點是，在利益交戰中，公眾並不能成功參與討論，而只能以支持某一直接利益相關方的形式參與。如果沒有人異議，各方都接受的規則，對公眾來説，就自然是對的。

因此，公眾無需知道某人的動機和需要，他應不應該做，做什麼。公眾要關心的是，他是不是按規則和承諾辦事了（我認為，這裏的例子可以考慮李洪元案的輿情）。所謂公眾利益，就是對規則、契約、習慣的維護過程，而非制定這些規則。公眾精力和能力不夠，但可以作為被動員的一種儲備力量。要注意的是，具體問題還是應該交給專業人士，公眾通過支持、反對、選舉、罷工等方式能夠產生影響的前提，依然是有局內人提出新的規則（我認為，這裏可以考慮反面例子，格蕾塔·桑伯格提出了什麼）。

那麼，規則是否有缺陷，如何修訂，誰是修訂規則的代理人？李普曼認為，這些問題，公眾如果要明智回答，是難以做到的。

1、大眾的觀點被一些假託大眾的個人觀點搞得含混不清。隱藏的私利無法被辨別。

2、公眾並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明確判斷規則存在缺陷。個別人的紛爭不是公眾問題，而人類命運的重大抉擇必然是少數人的事情。而在關乎許多人，需要公眾介入的事情中，公眾無法檢驗破壞規則的行為是否獲得了足夠的認同。

3、受到質疑挑戰的規則，必定是不清晰明瞭無可爭議的，事實最模糊，最難分勝負的論戰中，公眾被請出來，根本無法勝任。何況，規則的缺陷可能只有在實踐中發現，人類智慧根本無法預見。

4、當事情非常複雜微妙時，難於理解時，公眾往往並不能堅持理性。

因此，作為旁觀者的公眾，如果無法運用檢驗，在價值爭論中，往往是添亂而非幫忙。

與民主理想定義的公眾職能不同，李普曼指出：

1、具體執行工作，不適合公眾。

2、洞察問題的內在價值，不適合公眾。

3、對問題進行預測、分析和決定，不適合公眾。

4、掌握解決問題所需要的特殊的、技術性的標準，不適合公眾。

公眾能做的，最多是依據局內人的行為樣本，判斷論戰各方如何行事，是遵從了已有規則，還是隻按照自己的意願。

民主理想是虛假的，並不能推動公民教育，選民自視為社會管理者，實際上是業餘的庸才，重要決定只能由個別人來做，公眾輿論是不知情、不相干的人愛管閒事。社會事務的處理能力，僅僅與職責功能有關，不夠優秀的人也能做好某些自己職責內的事情，而培養民主理想中的好公民，好比希望方形的木樁也能契合圓形的孔。培養公民意識、公民權，也不等於培養了公共事務能力。

社會真正的代理人，隱藏在幕後，民主的虛假理想，不僅不能指引公共事務，反而可能走向幻滅和暴政。政治家為了安全，也必然隱藏真相，因為沒有人會為了追求坦率真實的表達，而甘冒軍隊安全的代價，或讓外交談判陷入危機。大眾越是被視為不可分割，真實反而越是要被置於次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