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中人擅改詞語內涵不講邏輯喪失唯物史觀的風氣從何時起?_風聞
正声-名下多篇文章“清朝奠定中国版图是谬论”质问清学家2019-12-25 13:52
學校上課時,老師總是反覆強調基本概念的重要,要求我們深刻理解,認真記憶,否則就學不好這門課程。這是理工科學生都經歷過的,可當我們遇到文史科生時,發現一切都變了,他們往往隨意曲解概念,不講邏輯規則,簡直是隨心所欲,還有人總結出理論-“即用見體”。
筆者不是史學中人,不懂他們的圈內文化,經歷得多了,終於發現根源在他們提到的史學大佬發表的重量級文章。這些文章均引起重要概念發生“演變”,是一系列奇談怪論產生的根源,今日列出來供高人指點商榷。
譚其驤在1981年發表的《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曆代疆域》是歷史地理學的“扛鼎之作”,是歷史地理學、清史學、民族學許多理論的基石,學界推崇倍至。可就是這篇文章,充斥着邏輯錯誤、詭辯技巧。在這篇文章中,譚其驤把“歷史上的中國”這一概念,偷換成“1840年的中國範圍”,推出著名的“版圖中國論”。
譚其驤説:“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則期的中國的範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範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範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政權。簡單的回答就是這樣。超出了這個範圍,那就不是中國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國的政權了。 ”“我們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我們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國,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國,是不是這個範圍?不是的。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們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們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所以我們要拿這個範圍作為中國。”
前句説“我們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後句則稱 “要拿這個範圍作為中國”。譚其驤將自己搞的“中國的範圍”偷換概念為“歷史上的中國”,之後置換成“中國”。譚其驤給的理由是:“中國”一詞一直有演變,證據是“中國範圍”一直在變化,故他可把“1840年時清帝國的版圖範圍”定格,並強硬定義為“中國”。“中國”和“中國範圍”被譚其驤當做同義詞,搞概念偷換,邏輯遊戲。而這新定義的“中國”竟然成了當代中國歷史學的基礎,成了現今學界討論所謂“統一”的基礎,演變出花樣層出不窮的歪理邪説。中國的含義變了,從此滿清就有了特殊地位被尊崇為“我大清”,大清才是中國,中國就是大清,其他朝代不是,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其他朝代和歷史人物都得為建立和繁榮“我大清”鋪路讓路。
《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曆代疆域》就是一篇詭論,譚其驤論證“中國”這個概念的演變以及如何規定“中國”不符合唯物史觀,是實用主義之“即用見體”。“歷史上的中國”這一概念發明,無法面對古人書中、心中、洋人書中,乃至古今中外約定俗成的“中國”概念,譚其驤抹殺不了,但他開創了玩“一中自表”之先河。對此有過反省的史學家只有葛兆光,他承認:“有時候,中國大陸學術界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領屬空間為古代中國來研究歷史的習慣,確實會引起一些問題的。”[注1]
譚其驤之後,史學界亂改概念,變本加厲曲解古人説的名稱概念,即用見體,“黑話”成風
例如:楊聖敏説: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幾千年中, 我們的祖先們是如何稱呼我們的國家呢?在古代, 整個國家的概念是以“ 天下”、“ 四海”、“ 海內” 等詞來稱呼的,……在古代人的觀念中, “天下”, 既包括中原地區, 也包括四邊的少數民族地區, “天下” 才是我們今天所説的中國。 而“中國”一詞直至辛亥革命以後, 成立了中華民國, 提出五族共和, 中國才成為具有現代國家意義的正式名稱。所以我們不能把歷史上的中國與中原畫等號, 也不能把它與歷代中原王朝畫等號, 歷史上的中國應包括中國各民族地區和各民族建立的中原與地方的政權。中國也最終代替了各種王朝或“ 天下”、“ 四海”、“ 海內”、“九州” 等稱呼而成為中華各民族共同的國家的名稱。[注2]
楊聖敏提出“天下”、“四海”、“海內”就是“中國”非常滑稽,給了古人知後五百年的先見之明,預見到今天的中國版圖和中華56個民族。按這種觀點,曾經在“天下”之內的越南、朝鮮、緬甸、蒙古又算怎麼回事呢?難道讓今日的中國去統一他們嗎?還有,如此定義“天下”,不在“天下”範圍內的地區,古人是如何表達的?比如,日本、流求、台灣、印度、新羅是天外嗎?
清史學人對“中國”這個概念繼續篡改發揮
語言是個體系,一詞改動就要牽連與之相關的詞語。例如,“古今中外”在台灣那邊就被改為“古今台外”。
清史權威黃興濤説:“清朝皇帝喜歡掛在嘴上的所謂‘中外一統、滿漢一家’,其“中外”並非意指現代意義的“中國”和“外國”,而多是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廣大地區。”[注3]
清史學人蓄意抹殺傳統“中國”這個概念的存在,把古人説的“中國”歪曲成中原,“外”改為中原以外,對比台獨要搞“文化台獨”發明了“古今台外”,清史學人是不是想説:滿清皇帝“中外一統”的意思是要關注要防備“河南獨”了?……擅改概念內涵,總是和人們的常識相悖,他們卻不覺得可笑。
把“中國”曲解成中原是笑話,尊奉滿清皇帝説誰是中國誰才是中國則是蠻橫
清史專家郭成康在《清朝皇帝的中國觀》裏就象變戲法一樣玩弄概念遊戲,把世界共知的“中國”概念偷換為滿清皇帝的“滿清天下觀”,再等同於“滿清帝國觀”。把自古以來的華夏文明的中國變成滿清構建之“大滿清中國”。郭成康把明朝時人們公認的中國,污衊為儒家標準的中國,而把滿清統治者創建的滿清大帝國稱為“民族平等的新中國”,他説: “當清朝即將覆亡之時,竟由滿族統治者提出“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這一邏輯嚴謹、內涵明確的“大中華”、“大中國”的概念。”[注4]“至此,隆裕太后列祖列宗為爭取少數民族與漢族地位平等的努力,最終以極富戲劇性的形式畫上句號;而元明之際‘驅逐胡虜’的故事沒有重演,‘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的中國大一統局面得以維持並延續至今。”[注5]
黃興濤説:“殊不知康雍乾時代及其以後的中國已非昔日的明代中國,而是被清帝、滿洲人和漢人等其他族羣共同認同、又加以再造過的中國。”[注6]
國內清史學致力於對“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解釋,着力於“自古以來多元一體”學説的歷史根據,“56民族自古以來多元一體”,“清代版圖下的中國”才是中國,清朝皇帝新給與的“中國”才為中國,也即是傳承到今天的“多元一體”的中國。這是清史學界的共識。
可是按譚其驤的説法,“我們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們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國為中國”可為什麼偏偏是滿清統治者規定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必須採用呢?國體、政體完全不一回事麼?論正統也論不到滿清那裏。[注7]
清史學界還以“版圖中國論”為根據,發明了從“清朝奠定近代中國版圖基礎”到“奠定近代版圖”到“清朝奠定現代中國版圖”説法,並塞入教材隆重推出。為此,他們改變了“奠定”的原義。[注8]
筆者在網上到處詢問“清朝奠定中國版圖起源何處”,問了何止三年,現在見到的所有解釋都是正兒八經地牽強附會,清史學官方即不採用也不給解釋,他們只負責灌輸。
有網友稱:“‘清朝奠定中國版圖’起源於譚其驤等編輯中國歷史地圖時爭論版圖範圍後的結果,稱最終意見是清朝鼎盛階段的版圖就是最適合現代中國歷史研究的地理範圍條件。譚其驤説:“整個歷史時期只有清朝等於全中國。”這種觀點被學術界廣泛接受,於是清朝奠定近代中國版圖的説法就成為共識。”但這一切只能説明“清朝奠定中國版圖”只基於人為約定而非立足於事實論證,是在玩概念變戲法。
譚其驤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曆代疆域》最後提出:“清朝以外沒有別的中國政權,清朝以前任何歷史時期,中國都包括兩個以上的政權,我們絕不能説這個政權是中國的,那個政權不是中國的。”“(中國)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漢族一家的中國。”“在1840年以前,中國版圖之內的所有民族,在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一部分。就是這麼一條。”顯然在譚其驤以下的史學人眼裏,中國就應該以滿清版圖為界,界內的多民族不分先後主次彙集而成的國家,而且上推下移古往今來都是,“版圖中國論”以絕對化的版圖來定義中國。但在實踐中,“版圖中國論”卻引發多起外事風波。2002“東北工程”啓動,論證高句麗是中國地方政權,該工程引來朝韓兩國極大的惡意,一個拍攝大型歷史劇《大祚榮》、《朱蒙》傳播高句麗是朝韓歷史,還羞辱唐太宗李世民;另一個強為高句麗申遺。俄羅斯則堅決反對各國把高句麗、渤海國納入本國曆史之中。外事風波越演越烈,牽扯麪越來越大,中國政府陷入極大被動。之後,中國政府“管控分歧”,學術化處理高句麗問題,不再堅持高句麗是中國地方政權,“東北工程”草草收場。2005年聯合國紀念蒙古國建國800年,聯合國會員國一致通過。中國也表示贊成,這要放棄譚其驤了?但在2006年,中國駐蒙古大使説成吉思汗也是中國人時,立刻被當地媒體宣佈為最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此後蒙古國人對華人警惕和惡意立刻爆棚。至今網上還流傳着蒙古國人如何如何惡劣對待華人的報道,但這些報道都忽略了起因。譚其驤這套理論關起門來自説自話無人敢反駁,在國內可以一言堂,加之高舉政治正確的大旗保駕護航。但現在是開放的世界,這種説法做法肯定引起鄰國猜疑,猜疑中國是否有吞併其國家和民族的野心。
“版圖中國論”放棄中國的海洋國土。清朝閉關鎖國一直不重視海洋權益,當代中國與周邊鄰國有多處海洋爭端,九段線內的海洋國土一直在清朝版圖之外,要是按“版圖中國論”這些海洋主權都不要了嗎?
譚其驤的錯誤是把古今中國的本質給歪曲了,無視中華文化。漢朝人説過漢朝是漢族一家的?唐朝、宋朝、明朝呢?難道這些時代的中國不存在了?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中國是文明型國家。譚其驤所處的年代對中華文明有自信嗎?沒有,那個時代只有批判。
歷史學界缺乏唯物史觀
史學中人不顧歷史邏輯,顛倒黑白是非,奇談怪論成災
譚其驤説:“要是沒有清朝從努爾哈赤、皇太極,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這6代二百多年的經營,就不會出現18世紀的大統一局面。中國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締造的。”“沒有元朝,沒有清朝,今天的中國是什麼樣子?”
清史權威戴逸説:“如果沒有康雍乾盛世期間的統一大業,中國就沒有現在的版圖,更就談不上現在的統一;而且那時候不統一,中國將是一盤散沙,在近現代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後勢必分崩離析。”[注9]
戴逸:“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各民族丟棄歷史嫌怨,團結一致,共禦外侮,這不能不説是清朝的一大功績。如果在明朝,碰上日軍侵華這樣的外敵入侵,中國恐怕早就分崩離析了。”[注10]
清史專家楊珍在一次講話裏説道:“清朝六代明君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中國之所以落後確實在清朝和西方落後的差距加大了,可是這還不能完全歸結於清朝,因為在清朝以前明朝的時候清朝實際上和西方已經有了很大差距。”[注11]
地球知識局:“清朝為中國留下了什麼?和明朝的疆域遺產相比確實不知大到哪裏去了。”
陳明説:“我們無法設想,靠着明朝那腐敗的政權和羸弱的兵”。“如果當時不平台,或平台未果,那麼就有永遠失去台灣的危險”。陳明自吹是電視劇《施琅大將軍》的發起人,“即用見體”就是他的發明,此語可謂是實用主義登峯造極到蠻橫。[注12]
稍有頭腦的就能看明白,這些話完全不通簡直是混賬話。這些歷史學教授、院長、權威、所謂的專業人士沒有歷史邏輯思維能力,沒有受過起碼的思維訓練。
這些“學者”都在假設沒有滿清就沒有大中國的統一,沒有滿清,中國就一定會保持最羸弱的明末狀態200餘年。明清能這樣比嗎?明末清末相距266年,這266年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美國從無到大,日本從弱到悍。而中國則從被西方羨慕學習的對象到淪為東亞病夫。能做這類假設的除了是清粉外,想不出其他。
就譚其驤所繪製的歷史地理地圖對明朝也是不公正不客觀的,明初就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明朝還開拓了海外領地舊港。尤其在明末,鄭氏父子接受詔安擊敗荷蘭殖民者,稱霸南洋,其所屬的海商集團已經控制了從東南亞到中國到日本的海上貿易,還開拓了台灣。以明末的趨勢,華人正在向東南亞規模移民,只是在滿清統治後這種趨勢被遏殺,下南洋的偉業被完全扭轉。
舊港和鄭和這段歷史在譚其驤的歷史地理圖冊中憑空消失了,中華民族向海洋開拓這段歷史憑空消失了,“三宣六慰”更不用説了。這就給讀者造成極大錯覺,所謂漢民族自漢唐後再無開拓精神,要靠少數民族來輸血,黃土文明、黃河文明從來不走向海洋之類的民族劣根性話語至今不息而無人更正。譚主編的歷史地圖冊只給人們留下這種印象:滿清版圖最偉大最合理,貢獻大的只有滿清,滿清1840年的版圖是“歷史的終點”,用他的話説“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
譚以清朝範圍定義“歷史上的中國”畫中國歷史地圖,標準不統一,言行不一致,前後混亂,自相矛盾。“整個歷史時期只有清朝等於全中國,清朝以外沒有別的中國政權”是要否認清朝以外有中國領土嗎?可漢代在朝鮮的四郡,在越南北部的三郡,這些地方政權直接在漢朝中央政府管轄之下,怎麼不是中國政權?譚的歷史地圖也將此劃入漢朝版圖之內。他承認“我們也得承認這些地方雖然不在歷史上的中國範圍之內,但確在幾個中國王朝版圖之內。”“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確在漢唐王朝疆域之內,不能因為在今天是越南的國土,便硬説漢唐跟這幾郡的關係是‘對外’”。這已經自相矛盾了,“歷史上的中國”這一概念論述違反同一律和矛盾律。
更荒謬的是明朝的“三宣六慰”、舊港並不放在明朝版圖之內。明代時宣威司、宣撫司世襲要經過朝廷任命,官兵隨時聽從朝廷徵調,要朝覲納貢怎麼就不在大明版圖之內?在爭奪黃巖島的輿論戰中,菲律賓媒體説:“誰不否認舊港曾是明代中國的領土,但這無關當前的島嶼領海的歸屬。”三宣六慰既不歸明朝版圖,而烏斯藏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又怎麼可以劃在明朝版圖之內呢?
譚的這種版圖畫法在學界有惡劣影響,明史學會會長商傳在一次講座中説:“明朝是單民族國家,清朝是多民族國家”。於是乎就有公認了:多民族的清朝創造了“多元一體”這種國家形式並要奠定至永遠。[注13]
譚其驤創建的歷史地理學一直有致命的缺陷,《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曆代疆域》把“自古以來”推向極端和絕對,影響惡劣而深遠。延續這種極端,西藏社科院副院長孫勇説:“我們今天講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一個歷史事實。所謂“自古以來”,不是説‘自元代以來’,而是説‘自有人類活動以來’。”[注14]社科院副院長難道沒讀過恩格斯寫的《私有制家庭和國家的起源》?……喪失唯物史觀對史學界對社會的影響更加深遠,我們總是看到史學中人濫用假設,就以上這些假設都是脱離歷史發展規律的主觀想象,隨心所欲,放飛自我,這樣的例子俯首皆是。
唯物史觀哪去了?
明史學家方誌遠:“那麼我們現在要講所謂的‘五胡亂華’,我們以後還要説南北朝、安史之亂,還要説元朝和清朝,我們將站在什麼樣的立場?
毫無疑問,只有一個立場,這個立場,就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的立場。我們只有站在這個立場上,才能夠真正客觀地來描述、來研究中國中華民族它發展的歷史,才不會被別人的一些立場來左右我們的立場,才不會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來模糊我們的視野。”[注15]
馬大正説:“中華文明沒有中斷的原因我覺得就是有兩大歷史遺產支撐着:一個就是統一的多民族中國,一個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但是我們在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千萬別忘了我們的兩大歷史遺產即統一的多民族中國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這兩條。如果能記住這兩條,有些問題就不成為問題,就能比較平心靜氣地來進行探討和研究。”[注16]
這種説法和譚其驤完全一致,譚其驤説:“我們講歷史上的中國是應該站在今天中國的立場上的。”所謂以今天中國的立場就是不顧當時當地人民的立場,歷史邏輯原來是這樣的?於是乎,“五胡亂華”被歌頌為“民族大融合”,給中華民族輸血了。可老百姓看到想到的卻是我們要當“兩腳羊”了。滿清入關後,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
對待祖先竟是這樣的?説什麼好呢?冷血!這種眼光的人又該如何看待世界,何談人類命運共同體?
譚其驤引領的史學界缺乏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的評價歷史的標準就有一條,解放生產力,生產關係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是生產力的要素,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滿清入關後帶來的大屠殺等一系列暴政是破壞生產力返回到過去落後的生產關係,必須譴責批判。以此為標準評判歷史才是唯物史觀。
而他們認定的歷代王朝的貢獻只侷限一條,即版圖貢獻,而這版圖貢獻又只侷限於“紙面上的版圖”,漠視實控,更漠視主權。他們推崇清朝版圖之時,眼裏只有“紙面上版圖”最佳觀感,然而“歷史的終點”將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到建立新中國的貢獻和歷程忽略到零。
成王敗寇,版圖至上,他們以冰冷的眼光看待歷史,漠視人民的苦難,一副高高在上可惡的精英嘴臉。去讀讀清史學人的論文,其視角和立場與滿清統治者總是重合,已經成了滿清各種政策的辯護師了。可唯物史觀告訴我們:歷史是人民的歷史,人民羣眾才是歷史的主人。永遠站在大多數人民的一邊。
對歷史,老百姓也有代入感。
蘇東坡在《東坡志林》寫道:途巷中小兒……坐聽説古話,至説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老百姓的歷史代入感,他們不會代入為帝王將相,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處境,感同身受的是歷代百姓的疾苦。誰對百姓好,擁護誰,誰對百姓殘暴,厭惡誰。
英雄史觀復活了?
大家早就發現一個現象,清史學人動不動就稱頌滿清統治者英明偉大能幹,這和民間的看法正相反,民間輿論認為滿清統治者逆社會發展,逆時代潮流,根本談不上什麼英明偉大。這種對立還是來自譚其驤,譚其驤給清史學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另一種思考。譚其驤説:“要是沒有清朝從努爾哈赤、皇太極,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這6代二百多年的經營,就不會出現18世紀的大統一局面。所以我們説中國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締造的。我們今天還能夠繼承下來這麼大的一箇中國,包括這麼多的少數民族在內,不能不歸功於清朝。所以我們絕不能把中國看成漢族的中國,我們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國。很多少數民族對我們中國歷史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我們形成這麼大的一箇中國,少數民族特別是蒙古族、滿族對我們的貢獻太大了。”譚在這裏表達了英雄史觀,狡猾的是他把元、清的中國説成是蒙古族、滿族的貢獻,清朝的經營者是滿清統治者,故經營者亦貢獻者是滿清統治者,既代表了滿族也代表了清朝,貢獻太大了,中國不是漢族一家弄出來的。這種方式敍事,英雄史觀就以少數民族的角度復活了。可問題是如此定義元朝清朝怎麼不適用於秦漢唐宋明?我們從來沒有聽説唐朝是漢族的貢獻,唐太宗代表了漢族,唐朝的中國是漢族一家的。自秦以來,秦漢唐宋明境內哪裏有過漢族一家、其他民族各家是一家的政策法律和意識形態,老百姓都是編户齊民。真正的“大一統”無民族特權不會去搞多元民族國家,哪裏會有漢族有貢獻,其他民族無貢獻之説,既不會把盛唐歸於漢族一家的也不會歸於李氏一家的。
國家敍事就意味着要“告別革命”?
清史學人吹捧滿清朝的領土貢獻,法學公知論證“清帝遜位詔書”給了現代中國的法理[注17],國內外清史學都在大講特講清朝傳繼給現代中國的法理。聲稱要以法理的角度看待清朝以及清與現代中國的銜接問題。
但我們不能忘了自近代以來一回又一回的民族革命和階級革命。以革命的立場來評價滿清朝代和遜位詔書,就應該明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和消滅另一個階級的生死鬥爭,是剝奪剝奪者,革命不講法理,革命怎麼講法理?革命重建國家,革命重建法理。當年國共和談條件之一就是廢除偽法統。沒有退位詔書我們照樣可以拿走舊政權的一切。推翻滿清是“辛亥革命”,建立新中國也是革命。現代中國的法理怎麼可能來源於清帝國呢,來源於《退位詔書》呢?革命者不可能去感謝被革命者,不可能去高談被革命者的貢獻。明清換代不是革命,清史學者總是拿明清貢獻對比是在玩障眼法。“版圖中國論”樹立了國家敍事,但能消解得了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的革命歷程?國家觀否定得了“革命觀”?告別得了革命?
講滿清法理者,都是精英史觀而不是人民史觀,把包括領土在內的一切都當成是滿清統治者的私產,把版圖説成是統治者的貢獻,把人民羣眾流血流汗流淚換來的革命成果説成是統治者之間的讓度,推出所謂的“繼承法理”。這非常無理無知。從法律關係來講,繼承者和被繼承者的關係,永遠是被繼承者佔據主動地位,誰來繼承,繼承什麼完全由被繼承者指定,這種邏輯下“寧與友邦,不與家奴”也有法理了?
愛國主義變味了
06年播放《施琅大將軍》,立刻引起廣泛爭議。
《施琅大將軍》播放時,媒體都在稱頌該劇弘揚了愛國主義精神,施琅大將軍愛國主義情懷。05年,“開清重臣洪承疇學術研討會”在南安召開,眾多清史專家慷慨陳詞,將“洪承疇事蹟”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內容。
那麼什麼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指個人或集體對祖國的一種積極和支持的態度,揭示了個人對祖國的依存關係,是人們對自己家園以及民族和文化的歸屬感、認同感、尊嚴感與榮譽感的統一。集中表現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為保衞祖國和爭取祖國的獨立富強而獻身的奮鬥精神。
祖國、家園、民族、文化,施琅、洪承疇之輩哪裏談得上愛。可是在“版圖中國論”理論支配下,愛國就變成了愛清朝1840年時的“版圖”形成。“統一就是愛國”,“反對分裂就是愛國”,所以施琅、洪承疇故居名列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這種語境下,黑白是非就被顛倒了,施琅、洪承疇被歌頌為愛國主義大英雄,南明抗清人物一落千丈。
這是把漢奸架空到了當代來愛我們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華民族、今天的版圖。這不是笑話嗎?施琅、洪承疇都愛國了,屈原、岳飛、文天祥還敢稱愛國?在這種歷史邏輯下,歪理邪説、奇談怪論層出不窮。
這種歷史邏輯必然與唯物辯證法衝突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具體的聯繫都依賴於一定條件,隨着條件的改變,事物之間及事物內部因素之間的聯繫的性質、方式也要發生變化。
“統一”是史學中人最推崇的觀念,只要誰完成了“統一”,就被最高程度的歌頌。譚其驤亂改“中國”的概念後,將“統一”推向極端和絕對。馬大正説:“比如清兵入關,我們會站在17世紀40年代的立場,當時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核心來領導,這個統一確實有好處,它隨後導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可圈可點的。”[注18] 在譚和清史學界看來只有清朝完成了“統一”,前無古人,功高蓋天。但滿清所謂的“統一”,帶來的是屠城、剃髮變服、圈地、逃人法、投充,明明是血腥殘暴的征服,返回到野蠻的奴隸制,是時代的倒退,但被美化為“統一”後,其惡行暴行再無置喙了。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萬事萬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把“統一”神聖化搞成“政治正確”,是在搞形式主義,形而上學。對於“統一”,我黨在歷史上有過辯證的闡述。
毛澤東説:“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注19]
毛澤東講過:“若夫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則堅決提倡真統一,反對假統一,提倡合理的統一,反對不合理的統一,提倡實際上的統一,反對形式上的統一。非統一於投降而統一於抗戰,非統一於分裂而統一於團結,非統一於倒退而統一於進步,以抗戰、團結、進步三者為基礎之統一乃真統一,乃合理統一,乃實際統一。舍此而求統一,無論出何花樣,弄何玄虛,均屬南轅北轍,實屬未敢茍同。”[注20]
我黨史學家范文瀾也有一段話講統一:
“政治統一,也要分清進步的統一與反動的統一……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大思想家著書立説,都在反抗滿清所謂統一的時代。尤顯著的是孫中山先生反滿清反北洋軍閥的三民主義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發一大光彩,豈是依靠滿清和北洋軍閥“政治統一”的威逼利誘收買豢養才捏造出來。要之,國家在反動倒退的政治統一之下,文化必然趨於衰落,而卑劣的腐臭的奴隸的文化卻得以特別發達;在反抗這種反動政治的運動勃起時,進步的文化方可與之俱興,直到革命統一之後,進步性文化才能正常地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注21]
我們要求統一,統一於進步,統一於繁榮,統一於中華文明覆興而不是滿清帶來的野蠻、殘暴、封閉和倒退。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諧。概念錯亂,不講邏輯,這種文風即不來自古人,也不來自馬克思。可將近40年來,卻無人指出更無人更正,一代代的文史工作者卻順理成章胡言亂語儼然成了體系和習慣,明知理虧就拿出“政治正確”,棍帽齊飛反裝忠來保駕護航。這種學科如何受尊敬,理工科怎麼會瞧得起文科生?
正聲寫於201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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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宣言》不會為“清朝奠定中國版圖”背書,法理和歷史不可混為一談
註解:
[注1]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引言”。
[注2]楊聖敏“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
[注3]黃興濤:“清代滿人是否認同、如何認同“中國”?”
[注4]“退位詔書”並非清朝統治者擬製的,而是由張謇等草擬後電報發給袁世凱轉交到隆裕太后。見:“解密:清帝退位條件 是誰草擬了《遜位詔書》
[注5]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
[注6]定宜莊 歐立德: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
[注7]“論正統” 范文瀾 文章來源:《人民日報》1946年12月30日第1版
[注8]見文章:“清朝奠定中國版圖”藏着四個大忽悠
[注9]康雍乾歷史:盛世的沉淪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2004年08月17日
[注10]戴逸: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
[注12]李澤厚先生關於施琅問題的訪談
[注13]“超越民族主義:‘多元一體’的清代中國”《文化縱橫》, 2016(2):94-103
[注14]西藏社科院副院長孫勇,“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原載《人民日報》2009年2月26日。
[注15]見:國史通鑑·兩晉南北朝篇匈奴情懷
[注16]馬大正:默默治史一甲子 唱響學術三部曲
[注17]楊昂:“民國法統與內陸亞洲——以清帝遜位詔書為中心”
[注18]文章來源:2004年十一月八日,新京報
[注19]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人”
[注20]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
[注21]范文瀾《斥所謂"中國文化的統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