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化工系創始人突然離開，他去了哪裏？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中國核工業

36年前的今天，一位核化學家永遠離開了我們。

他是曹本熹。他和那個時代30萬核工業人一起，為“兩彈一艇”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今天，我們把版面留給他，以紀念他和那個激情奮鬥的時代。

他創建了“清華大學化工系”

曹本熹，1915年出生，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1938年從西南聯大畢業，1943年獲倫敦帝國學院化工系研究院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被聘為清華大學覆校後新成立的化工系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後被提升為教授、系主任。在沒有系館、沒有教師隊伍、沒有教學實驗儀器設備，經費又十分有限的條件下，曹本熹很快把這個系從無到有地創建起來。到1948年底清華解放時，成立時間最短的清華大學化工系已經是全國最大、實驗條件最好的。1953年，曹本熹參與籌建新中國第一所石油高等學府北京石油學院，任籌建委員會副主任，後任教務長、副院長。該校先後為國家培養了十多萬名優秀人才，為國家石油石化工業的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被譽為“高層次石油科技人才的搖籃”。

1947年，清華化工系首次學術會議全體早期教師合影(最前為曹本熹)

他在核工業工作20年，68歲去世

曹本熹與核工業結緣，始於1963年。當年根據國家《關於加強原子能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加強核工業的技術力量和領導力量，從全國抽調一批高級科學研究人員、工業技術骨幹和行政領導幹部參加核工業建設”的指示，曹本熹經石油部推薦，調到二機部，被國務院任命為二局（核燃料局）副局長兼化工總工程師。從1963年1月到1983年，曹本熹在核工業工作了20年。他曾是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3年12月25日因患癌症去世，終年68歲。

他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曹本熹從事核燃料生產的科研、設計和工程建設、技術改造等的組織和領導工作，他組織了國內許多化工專家及大學、研究所參與核化工的研究。作為負責核燃料科技攻關和生產技術的領導者，作為科研、試驗、生產的主心骨、強有力的指揮員，作為和各級技術人員一起摸爬滾打的貼心人，他以高度的責任感，淵博的學識，勇於趕超先進水平的創新精神和傑出的組織才能，在鈾和濃縮鈾的轉化，氫同位素熱核材料的生產和加工，輻照元件的化工後處理提取，以及放射性廢物處理四個方面，為中國核燃料化工生產裝置的順利投產、及時產出國家急需的合格產品、發展我國的核武器及核科學技術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鈾轉化方面，曹本熹參與解決了由四氟化鈾轉化為六氟化鈾、由六氟化鈾貧料加氫還原成四氟化鈾的生產技術問題；領導了蘇聯原有濕法生產四氟化鈾工藝的改革試驗；解決了將流化牀技術用於由二氧化鈾制四氟化鈾的技術問題。 

在熱核材料生產方面，在小型試驗成功基礎上，決策越過中間試驗，直接進行大生產試驗、試車和試生產，提前兩年多為熱核試驗準備了原料，併為後續氫彈武器研製提供了高純度原料，曹本熹作為主要完成者中的一員，獲得了“氫彈突破及武器化”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在後處理方面，曹本熹領導改進後處理工藝，用萃取法代替了落後的沉澱法，將我國的後處理工藝流程鈈和鈾的回收率及產品的質量方面達到上世紀60年代的國際水平，並獲得了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頒發的重大科技成果獎。

一張珍貴的照片

這張珍貴的照片，是他在生產試驗現場留下的。照片上的他在生產車間，頭戴工作帽，身穿白大褂，防護口罩已經摘下，剛工作完，正在休息。他兩眼望着前方，像是在思考着什麼，臉上露出倦意。

一個當時一起在現場工作的技術幹部，後來介紹了當時的情況：

1970年的一天，曹本熹代表部裏到工廠下達生產一種高質量材料的緊急戰備任務。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無論是試驗，還是生產，55歲的他自始至終坐鎮現場，三天三夜沒回招待所休息，實在困了，就在現場辦公室的椅子上打一會兒盹。當時，廠裏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一週只能吃到1～2次肉，能吃到一點肉就是大改善。在這種條件下，經過工廠同志們的共同努力，終於摸索出一套優質的工藝流程，按期保質保量完成了任務，他也和工廠的同志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流淚同意將女兒的遺體用作醫學研究

1963年，曹本熹全家在北海公園

1963年初冬，本在清華大學上大四的女兒曹瑛突然病了，多日高燒後從清華校醫院轉進北醫三院，診斷結果是急性粒細胞白血病。當時曹本熹正在甘肅企業執行生產任務。白文治局長以“要他回來彙報”緊急調他回京。他回來之後，只呆了一個月，安排好女兒的住院和治療後就又走了，因為那邊工作實在離不開他。

白血病的醫療費用很大，女兒住進協和醫院治療，病情緩解後又回到了家裏。當時的辦法就是輸血，輸了好幾次血。而輸血是要花錢的。當時清華大學的學生醫療都是自費，局裏準備給曹本熹補助，他沒有同意。他為了給女兒治病，花光了家裏多年的積蓄，卻仍無法挽救愛女的生命。在女兒住院時，協和醫院醫生向曹本熹提出，希望能在他女兒去世後，進行屍體解剖，以對白血病進行研究。曹本熹和夫人魏娛之商量後，流着淚同意了。

1965年7月曹瑛悄悄離開了人間。她不僅功課好，政治上要求進步，而且是校花樣滑冰運動員和樂團的小提琴手。曹本熹悲慟、傷心。但他深深知道，女兒是個有遠大抱負的人，既然已不能為祖國效力，就獻出遺體來報答祖國的養育之恩吧！曹本熹悄悄地打電話請協和醫院派來一輛救護車，把女兒的遺體送到協和醫院，貢獻給醫學科學的研究。

忍受“雙重”悲痛

曹本熹忍受着悲痛仍像往常一樣工作着，但不幸的“文化大革命”劫難又降臨了。“文革”開始後，白文治局長受到嚴重迫害，很少有人敢來看他。曹本熹卻來到他家，一方面勸白局長不要“頂牛”，另一方面叫他放心，業務工作自己頂着，不會受損失。他不顧當時極“左”思潮給他帶來的沉重政治壓力，忍辱負重，深入北漠現場，用高尚的情操和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沉穩地擔負着核燃料新工藝投產試驗的領導工作，耐心細緻地檢查指導生產線的每一個細節，終於贏得試車的成功，也感動了現場的工人和技術人員。

戴着“肛門套”工作

1980年以後，曹本熹的身體日益虛弱。當時他正在負責一新項目的設計試驗和研究工作，仍忙着跑研究所、工廠，抓方案、設計。直到1982年下半年，愛人魏娛之發現他有便血的症狀後，才陪他到宣武醫院檢查。醫生用手一摸，沒有用任何儀器檢查，就確診為直腸癌，讓他立刻住院，並請他單位馬上來人進行了通報。他很快被安排手術，切去直腸，右下腹開了個口子，戴上肛門套，改道排泄。曹本熹為了不影響工作，託人找到了當時國內生產的各種肛門套，並根據肛門套的缺點，請廠裏幫他改進，為的就是不影響工作。

術後不到半年，1983年5月，曹本熹戴着肛門套上班了。組織上只許他工作半天，他卻經常整日埋頭工作，半天到機關，半天在家翻閲文獻資料。還為迎接西德專家的來訪，每天自學德語，到接待時，他已能用德語和西德專家交流。

去世前的半年，他滿負荷工作

1983年6月，國家在北京西郊召開核科學技術軍轉民用論證會，曹本熹堅持天天到會，抱病熬夜，親自進行復雜計算，在會上作詳細發言。他談到，我這一代可能看不見後處理大廠的發展，但是，要做好論證，技術上要做好組織工作。

7月參加廢液處理的研討會並確定一些問題。

8月參加核燃料系統考評委員會考評工作。

9月，西德專家來京訪問、講學。曹本熹除了到賓館接送，還親自主持了幾天的講座以及雙方的討論交流，陪同專家到原子能院參觀。德國專家評價他“像慈父般”，能被稱作“慈父”，可見曹本熹的人品。他還驅車到研究設計院與該院領導一起研究解決核燃料生產中的三廢處理問題，商談設計要求，推動三廢處理工作。

10月份，曹本熹仍然多次聽取工作彙報，還參加了與外國再處理公司的會談。但他在醫院定期檢查中，被發現癌細胞擴散到肝。愛人魏娛之説用手已經可以摸到他肚子裏的腫塊，疙疙瘩瘩的。他自己雖然從沒有跟家人説過他的病，但身體的明顯消瘦和體力不支已使他感到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老朋友來看他，他談到“這幾天病情變化很大”，他要抓緊這不多的時間，把工作再處理一下。

11月他去研究設計院商談落實廢液固化科研工作，11月25日，他主持召開了核化工學會理事會，研究制定了1984年全年工作計劃。

永遠的聖誕祝福

12月初，他讓兒子從部裏拿回賀年卡和信封，準備給那些改革開放以來建立了友好關係的外國專家們寫卡片祝賀聖誕節。他的手已經開始哆嗦，寫字不聽使喚，但他不要愛人幫忙，用了兩天時間，一筆一劃寫好了祝福的話語和專家們的地址，讓兒子給寄了出去。

12月14日，他的體力已明顯不支，説話、穿衣都有困難，但還親自過問一項對外科技合作項目的安排情況，他一直記掛着這項工程。他在最後的日子沒有留下對家人的囑託，只是完成了他掛念的最後幾項工作。臨去世前，還一再強調要搞一套完整的後處理工程，保留住技術和人才，對後處理事業仍念念不忘。

聖誕節這天，在外國朋友們歡慶節日的時候，他們不知道，他們收到的賀卡是這位中國朋友最後的祝福。因為這天，這位朋友已經永遠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