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自己的路自己走”？答案就在一聲怒吼中_風聞

85年前的12月，廣西全州、興安之間的湘江，是一條淌着鮮血的河流。

湘江血戰，與之後的西路軍蒙難、皖南事變，並稱為中共軍史三大悲劇。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今天再讀這段沉重的歷史，一個道理清晰而深刻：自己的路，必須自己走！

文 | 關山遠 

編輯 | 崔赫翾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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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怒吼：“崽賣爺田心不痛！”

電影《血戰湘江》一開頭，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咬牙怒斥：“李德，你個龜兒子，你錯失了我的先機，只差六個半小時，六個半小時啊，你就是看地圖也知道啊，全州不能丟……”

圖為電影《血戰湘江》來源：新華網

李德是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情報員，從1933年9月起開始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事實上成了紅軍的“欽差大臣”甚至“太上皇”，以不切中國革命實際的“瞎指揮”留名於史。

林彪怒斥的，就是紅軍長征後李德命令實行的大搬家甬道式行軍——將所有物品都帶上，大到軍工機器，小到衞生便盆，一千多副挑擔，嚴重影響了行軍速度，用朱德的話來説，“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嗎？哪像個打仗的樣子”，結果錯失了渡過湘江的最佳時機，被敵人夾擊，8.6萬人經湘江血戰後，只剩下3萬人。

林彪的這句台詞，跟彭德懷衝李德拍桌子怒吼出“崽賣爺田心不痛”，頗有異曲同工之處。紅軍長征血戰湘江時，李德時年34歲，比彭德懷小2歲，比林彪大7歲，其實都算是同輩人。但彭德懷、林彪這不留情面的痛罵，其心中痛恨，可見一斑。

歷史沒有記載林彪是否以“龜兒子”痛罵過李德，但彭德懷痛罵其“崽賣爺田心不痛”卻是真實的史實。

根據《彭德懷自述》，1934年4月，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廣昌戰役中，李德親自前線督戰，強迫彭德懷所率的三軍團打陣地戰，固守廣昌，但遭到慘重損失。在指揮所裏，面對面爭執，彭德懷歷數指揮的錯誤，指着鼻子痛斥他們“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李德軍事指揮過於集權，不給前方指揮員一點兒機斷權。每個連隊、每門迫擊炮甚至機關槍的位置，都由李德在作戰圖上規定，前線部隊只能機械執行。），遂怒吼：“崽賣爺田心不痛！”

江西廣昌，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保衞戰持續18天，在李德的“瞎指揮”下，中央紅軍用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處處設防、節節抵禦，硬是以較弱小的力量同優勢的國民黨軍在固定的陣地上拼消耗，雖斃傷俘敵共2626人，但是自身卻傷亡了5093人，其中紅三軍團傷亡2705人。廣昌保衞戰的失敗，直接導致紅軍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被迫踏上長征路。

損失慘重的彭德懷，自然痛心不已。“崽賣爺田心不痛”是一句湖南話，意思是當爹的辛辛苦苦置下的家業，心血所在，感情很深，但兒子沒有經歷過創業的艱辛，輕率地就把田地給賣了，毫不心疼。史載，當時翻譯礙於情面，沒有直譯這句話，彭德懷堅持讓他如實翻譯，結果李德聽後，暴跳如雷，《楊尚昆回憶錄》有生動記載：

“剛正不阿的彭德懷同志，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擇言，但意見都是中肯的，坦率的。我試圖緩和一點氣氛，也不可能。他接着説：‘一三軍團在贛閩奮戰七八年，才打出這塊根據地，容易嗎？可是在你們指揮下，喪師失地，損兵折將。三軍團這次要是聽了你們的話，用多兵堆集守廣昌，那就全完了！’他非常動情地説：‘你們至今還不認賬，真是‘崽賣爺田心不痛’！”也許是伍修權覺得這句話過於尖鋭了，沒有全部翻譯過去。彭總看到李德沒有強烈的反應，就意識到了，要我重新翻譯。我如實地翻譯了一遍。‘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來，‘你是報復，因為你對撤銷你軍委副主席不滿意。’‘現在是研究怎樣才能戰勝敵人，”德懷同志鄙視李德説，‘我根本沒有想那些事，你卑鄙’……”

《彭德懷自述》和《楊尚昆回憶錄》中都有同樣的記載：與李德大吵一架後，彭德懷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他把一套舊軍裝裝在揹包裏，準備跟李德回中央蘇區的首都瑞金，“受公審，開除黨籍，殺頭，都準備了，無所顧忌了！”   

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從不矯情，他知道，李德雖然只是所謂“顧問”，但得罪不起。蕭勁光的“下場”歷歷在目：1934年9月黎川之戰，蕭勁光率僅有70人的教導隊和部分地方武裝抵禦國民黨軍3個師兵力對黎川的進攻，終因寡不敵眾被迫撤退。這一年11月，蕭勁光對“左”傾冒險主義表達出不同意見，得罪了李德，被撤職審查。李德給蕭勁光加上退卻逃跑、丟失黎川的罪名，甚至計劃將蕭勁光處以極刑。1934年1月，終因毛澤東堅決反對，而改為被開除黨籍和軍籍，並獲刑5年。

李德為何如此囂張？**原因一，他自恃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原因二，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不懂軍事，對李德過於依賴。**李德若干年後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道：“實際上我掌握了紅軍行動的決定權……我對每個涉及紅軍的問題都提出了建議，並且直到紅軍進入貴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議均被採納。除此之外，一些建議只由幾個同志進行了討論，主要是博古同志和周恩來同志，因此造成了對集體領導原則的部分違反。最終我直接干預了指揮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戰文件。”

實際上，當時在中央蘇區，不止彭德懷，很多人都對李德表示過不滿。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直率地指責李德：“黨和紅軍的所有重大事項，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後才能貫徹執行。如果有什麼事情沒有取得他的同意或者沒有按照他的意願做了，那麼他就會開始訓人，不管誰都訓。”

2

共產國際，“兩頭好，中間差”

説説共產國際。

現在很難想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理論上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萬里之外的共產國際遙控指揮。二十世紀上半葉，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東方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大都是在它的推動、組織、指導或影響下起步的。

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頗多糾葛，非常複雜。打個比方，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這個“保姆”的精心呵護下誕生與成長的，幼年時期，只能走別人指定的路，但是當娃娃已長成了青年，“保姆”對他卻還像對待孩子一樣處處管束、種種代勞。“保姆”恨不得讓這青年完全按自己的成長經驗成長，完全按自己指定的路走路，而且要求他必須完全以自己為中心……結果，可想而知。

1960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省、市、自治區委書記會議上，周恩來做了一個報告《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此報告收錄於《周恩來選集》）：“共產國際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產國際從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1919-1943），三個8年。毛澤東同志説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共產國際的成立，當然是必要的。它對各國黨的建立和成長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來各國黨成長了，成熟了，共產國際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兩頭好，中間差”，非常精闢地論述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其中“中間差”是指1927年到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後，植根農村創建革命根據地繼而成立蘇維埃政權直到放棄蘇區被迫長征紮根陝北。回看這段歷史，有“槍桿子出政權”的覺醒；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智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心；有建立政權為新中國進行“偉大預演”的激情。

但也有不顧中國革命實際照搬蘇聯經驗的慘痛教訓。

用毛澤東的話來説：“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

究其原因，一是資源枯竭無力面對“圍剿”。1933年3月，中央蘇區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後，疆域擴至最大，聲勢也達到極盛，但危機卻接踵而來：一方面，蔣介石擺平了其他軍閥的挑戰，集聚空前的軍力，穩紮穩打，發動第五次“圍剿”；另一方面，在長期高強度的戰爭環境下，中央蘇區貧瘠的資源已無力支撐，而“左”傾路線，更是雪上加霜讓蘇區幾近燈枯油幹，根本無法應對國民黨空前殘酷的第五次“圍剿”。

二是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已被排擠出領導核心，由博古取而代之。

生於1907年的博古，從24歲開始就任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他能坐上這個位置，是因為他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是留蘇同學同為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一書寫道：正因為毛澤東朱德在江西蘇區幹得有聲有色，江西蘇區才成為中央蘇區，但是當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遷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反而失去了領導地位。《黃克誠自述》中也寫道：“本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

**辛辛苦苦打下的基業，卻被一羣后來者在錯誤中輕易斷送，難怪彭德懷會怒吼“崽賣爺田心不痛”。**在血與火中走過來的共產黨人，對於1931年11月7日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感情之深厚是可以想象的，他們浴血奮戰、胼手胝足，在窮山僻壤間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工農民主政權，並改“瑞金”為“瑞京”。若干年後，美國記者斯諾談到瑞金建政時感慨：“在沒有港口，沒有碼頭，沒有鐵路的山林裏建立起一個共和國，這是建國中的奇蹟！”

圖為瑞金市沙洲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舊址 圖源：新華網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既是新中國的“偉大預演”，也留下了共產國際照搬蘇聯經驗的慘痛教訓。例如，在共產國際“幫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擬定的法律中，規定中國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國民權利與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貧苦農民兩部分人。這種絕對的劃分，讓中國共產黨自我孤立了。毛澤東曾説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機會主義的主要特點就是‘左’……把赤白對立絕對化；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片面強調工人利益而把工商業很快搞垮了；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損傷了一部分中農的利益。當然，我們黨在農村中還是有羣眾的，不能説是在農民中完全孤立。總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實行‘左’的政策的結果，我們沒能孤立蔣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

蘇區過“左”的錯誤政策，把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大惡果就是導致蘇區經濟在戰爭重壓之下陷入崩潰，財政枯竭，已無力支撐紅軍完成第五次“反圍剿”。反思一直在繼續。1940年12月4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長篇發言，既批評了“聯合一切”，更批評了“打倒一切”，強調“馬列主義要跟中國實際聯繫起來”。

《毛澤東年譜》上載，在這次發言中，毛澤東指出：“蘇維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計當時是蘇維埃與殖民地兩條道路的決戰……遵義會議決議只説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説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

確實，“崽賣爺田心不痛”所批評的，遠不只是軍事上的失敗。

​3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

**讀中共黨史，有時不得不掩卷深思：**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為何頻頻“如有神助”？

其一，血戰湘江後，紅軍元氣大傷命懸一線時，毅然改變了繼續前往湘西北“死地”的原計劃，最終在遵義迎來了偉大轉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的另一個非凡意義，是中共中央在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指示的情況下，自行改組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當時中共中央無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絡，生死攸關之際，自己做出了正確決定。

圖為瓦窯堡會議舊址 圖源：新華網

其二，中共中央初到陝北時，張國燾另立中央、擁兵自重，恰好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原名林育英），穿過茫茫無際的沙漠，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瓦窯堡，找到了與共產國際長期失去電訊聯繫的中共中央，從此宣告雙方中斷聯繫長達一年多時間之後，又重新接通了關係。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圖謀，自此徹底破產（張國燾正是質疑遵義會議是在共產國際不知情的情況下召開的，從而挑戰中共中央的權威），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也避免分裂的悲劇。

看似巧合，但正如《國際歌》中所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們自己！”

一是中國共產黨有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湘江血戰後，紅軍到哪裏去，高層還在激烈爭論。博古、李德不顧局勢變化，仍一心要去湘西北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為這是經過共產國際同意的”，但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毛澤東則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脱敵人，爭取主動。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關鍵時刻，毛澤東顯示了卓越的政治能力，他耐心爭取黨內同志，最終達成共識，從《毛澤東年譜》詳細記載了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幹部反覆進行深入細緻的工作，取得他們的支持。

而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從湖南通道，到貴州黎平、猴場，連續三場關鍵會議，環環相扣，最終迎來大轉折。

遵義會議，水到渠成。

**值得一提的是，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集體覺醒的結果，除了毛澤東的努力外，黨和紅軍的領導幹部也在長久以來的思考中，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早在血戰湘江前，黨和紅軍已經因“左”傾錯誤統治而遭受嚴重損失，許多領導幹部從奉李德、博古為圭臬，到親自經歷了血淋淋的現實，看到他們奉獻了青春、激情和鮮血的革命事業，卻被“崽賣爺田”……他們憤怒、困惑、反思，一路走向遵義。

犯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會反思為什麼會犯錯；最可怕的，是清楚為什麼犯錯誤，但自我安慰這是別人的原因，等待別人以後改正，完全喪失了危急關頭自我拯救的信心。但黨和紅軍的高級幹部在遵義完成了一次自我拯救。唯有如此，烈士們灑在湘江的血，才不會白流。

二是，中國共產黨人用自己的實踐，讓共產國際看到了“山溝溝裏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共產國際試圖在中國照搬“十月革命”成功經驗，攻佔大城市，結果遭遇慘敗，付出沉重代價。深諳中國國情的毛澤東，沒有按部署去進攻長沙，而是轉向井岡山，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嶄新道路。

**事實證明，毛澤東是對的。**毛澤東的偉大，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成功結合起來。

有人做過假設：假如1935年底張浩首先遇到的是張國燾，歷史將會重寫麼？答案是：不會。共產國際已經承認毛澤東在中國的地位：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產國際七大在莫斯科召開，毛澤東已經被共產國際看成是中國蘇維埃革命的“旗手”和“象徵”，一度享有和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季米特洛夫、七大名譽主席台爾曼等少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一樣的殊榮和讚譽。中共中央和紅軍對此一無所知，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時，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正在四川松藩一帶，備受張國燾的擎肘，旋即張國燾另立中央，毛澤東陷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1960年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時的原話）。

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肯定，也間接承認了此前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蘇維埃革命和暴動政策的失敗。

今天説中央蘇區的“左”傾錯誤路線，簡而言之，就是依據俄國革命階段劃分的經驗，把中國的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一併排除在了革命隊伍之外，並列為最危險的敵人，結果把自己孤立了。最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對“福建事變”的應對：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延鍇、陳銘樞、蔣光鼐和國民黨內一部分反蔣勢力李濟深等，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與蔣介石決裂。蔣介石不得不停止“剿共”作戰，抽調兵力入閩討伐。這是紅軍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毛澤東立即建議援助十九路軍，但博古和李德拒絕了。在他們眼裏，根據階級劃分理論，十九路軍仍然是紅軍的敵人。結果，蔣介石從容地各個擊破。

基於當時法西斯的威脅，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指出“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人民反帝陣線”，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隨之發佈《八一宣言》，明確提出“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實行聯合。在1935年12月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浩向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為之後的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礎。這也意味着，毛澤東一直堅持的符合中國國情、充滿東方智慧的主張，得到認可，“團結一切能團結的力量”，從此成為主流。

4

毛澤東：自己的路，自己走

眾所周知的是，長征途中，張國燾曾“另立中央”；但鮮為人知的是，抗戰初期，王明也試圖幹這事兒。

王明，是黨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個人，他原名陳紹禹，安徽金寨人，自幼聰穎，1925年10月入黨，同年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學習很努力，能説一口流利俄語，以馬克思理論家自詡，深得巴維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米夫的賞識。

米夫這個人，也不簡單，歷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明進入他的“小圈子”，從此飛黃騰達，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由米夫“欽點”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躍進入政治局成為委員，名義上向忠發繼任總書記，但實際上王明大權獨攬。這一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共產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由此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後來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了，到了中央蘇區，執行的還是王明那一套“左”傾錯誤路線。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後，王明回到國內，在武漢任長江局書記，他唯共產國際馬首是瞻，且教條執行，從原來的“打倒一切”，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團結一切”，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歷史對此評價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王明的問題，是以共產國際即蘇聯的利益為中心，彭德懷所罵“崽賣爺田”，一針見血。

王明自以為有共產國際作靠山，認為中央應放到武漢來，並經常以中央的名義髮指示，不贊成張聞天、毛澤東繼續行使中央的權力，甚至要求把中共中央的機關報等都搬到武漢去辦，在延安開政治局會議都是王明打電報通報延安會議日程，這一爭議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中共中央自身的團結和指示的權威性。

但時過境遷，王明的靠山米夫已在蘇聯大肅反中遭到清洗，他已失去共產國際的信任，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得知王明在武漢以中央自居時，態度明確：應該“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黨內團結問題”。

這是共產國際最關鍵的一次，也是它最後一次從組織上直接干預中國黨的內部事務了。

相比於跟着共產國際一步一趨、教條執行、動輒走向極端的王明來説，毛澤東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深諳“度”的把握，既有定力，又很靈活，更關鍵的是，他始終以中國革命利益為核心利益，雖然十分重視十月革命的經驗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強加在中國革命頭上、要求一切照辦的傾向，堅決反對蘇聯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國頭上揮舞的指揮棒。

**1938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他説：“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説，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1943年5月25日，共產國際公開宣佈：解散共產國際，聲言這是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便於各國共產黨獨立處理問題。翌日，蘇共中央發表決定，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同一天，萬里之外的中國延安，毛澤東白天晚上都在開會。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白天，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共產國際解散一事。會議認為：共產國際已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各國共產黨更加需要根據自己民族的特殊情況和歷史條件，獨立地解決一切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加加強，將使黨和中國人民的聯繫更加鞏固，將使黨的戰鬥力量更加提高。”“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

晚上，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集的延安幹部大會，做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報告，他提出：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減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他強調：有兩種團結是絕對必要的，一是黨內的團結，一是黨和人民的團結，這些就是戰勝艱難環境的無價之寶。全黨同志必須團結在中央的周圍，只要共產黨人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困難的環境，都會向我們投降的。黨的幹部應當和廣大羣眾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離羣眾的官僚主義，“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徹底的革命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脱離羣眾。只要我們不脱離羣眾，我們就一定會勝利。”

**這正是毛澤東的中心思想：**自己的路，自己走，外面的力量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自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