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勤福 | 唐代玄元皇帝廟、太清宮的禮儀屬性問題_風聞

作者簡介：湯勤福，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博導；山西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文章原刊：《史林》2019年第6期。（由作者提供文本，因微信排版的限制，註釋刪除）

提要：開元二十九年，玄宗所置玄元皇帝廟並非太廟，它屬於古代禮制中的先聖祭祀，與文宣王廟、武成王廟性質相同。《新唐書》所載之高祖廟不在太原，而在龍門縣，其性質是地方神祠。天寶二年，玄宗改西京玄元廟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這是玄元皇帝廟從先聖祭祀轉向道教宮觀祭祀的重大轉折之一。天寶八年加“聖祖”及高祖以下諸帝尊號，並規定每至禘祫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昭穆，有認祖歸宗之味，使太清宮祭祀朝着“太廟”發展。天寶九年規定太清宮及太廟祭祀改為朝獻，南郊之前依次祭祀太清宮、太廟，使太清宮具備與太廟的同等重要地位。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廟，將玄元皇帝廟的禮儀納入國家禮典規範中去了，道教科儀滲透到國家禮制之中。

 中華禮制自誕生以來一直有祖先崇拜的傳統，這種祖先崇拜便是祭祖禮，它與祭天、祭地合為祭祀的三大祭祀對象，這便是吉禮的內容，是國家祭祀最為重要的方面。隋唐兩宋當然也不會例外。道教從源頭上來説，它並不以崇拜祖先為基點，而是求長生、求成仙為主要目的。因此，道教從源頭上來説與中華禮制並不合拍。然而，在唐朝道教對國家禮制的滲透中，出現了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即道教宮觀祭祀帶有某種祭祖性質，因而有必要對此加以研究。

一、玄元皇帝廟並非太廟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令兩京及諸州設“聖祖”玄元皇帝廟，這是唐代道教史上一件大事，涉及諸多問題。

這裏先辨析開元設立玄元皇帝廟是否具有太廟性質。太廟祭祀是帝王祖先崇拜的主要體現，它有嚴格的禮制規定。首先是對太廟所設置的地點有嚴格的規定。按照古已有之的廟祭之禮，太廟必須設置於國都，它屬於國家禮典中最為重要的祭祀內容之一。貞觀九年，太宗欲在龍興之地太原為高祖設廟，但遭到儒臣們的強烈批評。如深明禮制的顏師古聲稱“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欲下土別置”，指出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故他強調太宗擬設高祖廟是“增立寢廟，別安主佑，有乖先古，靡率舊章”。顏氏觀點非常明確：國家設立的宗廟（即太廟）只能在京城，地方設廟則離經叛道。由於大臣反對，太宗便停止在太原設高祖廟。需要注意的是，玄宗設玄元皇帝廟時，除兩京外，諸州均有設置，這與設置皇帝太廟的常例就完全不同。何況唐朝在高祖時已設立了太廟，作為中央政府，廟外設廟自然是不可取的，是違制的。如果將它視為郡國廟，那麼它也違反自古以來的設廟原則，類似於違制的漢初輕率之舉。

其次，太廟對祭主及陪祭有嚴格規定。至少自西周以來的禮制，太廟主要祭祀對象是自太祖（或始祖）以下的若干代皇帝及其配偶，而且大宗與小宗、太祖與始祖都混淆不得。鄭玄注《曾子問》“大廟火”雲：“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大廟即太廟，其祭主即始祖，這是指天子之廟。按照鄭玄説法：“大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這都是説大宗。而小宗，鄭玄注《喪服小記》“別子為祖”條有明確解説：“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謂‘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顯然，此始祖並非是大宗“天子”、“諸侯”之始祖。

我們先看李唐設太廟情況。《唐會要》有李唐建太廟的明確記載：“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廟於長安通義裏，備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資治通鑑》載武德元年六月“己卯，祔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妃竇氏曰穆皇后。”也就是説，李唐初建，太廟僅祭高祖李熙以下四代。

李唐認老子（老君）為“祖”也始於高祖時：“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於其地。”羊角山是否遇老叟另當別論，但高祖認老子為祖先確有其事，反映其攀比前代聖人，以此抬高李唐政權神聖性之心理。需要強調的是，高祖儘管認老子為先祖，但並未將老子作為始祖迎祭於太廟，而是另立老君祠於羊角山，此祠當屬於道教性質。然終高祖之世，未見有老君入太廟的記載。需要注意的是，唐初仍以亳州老君廟為祖庭。如太宗貞觀十一年七月“丙午，修老君廟於亳州，宣尼廟於兗州，各給二十户享祀焉”；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創造祠堂；其廟置令、丞各一員。”兩段史料都可看出太宗與高宗是以亳州老君廟為祖庭的，與前代尊亳州老君廟為祖庭沒有不同。

貞觀九年，太宗命有司詳議太廟制度。據《唐會要》記載，諫議大夫朱子奢認為：“諸侯立高祖已下，並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已上，並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岑文本等人也依據“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要求立七廟，“制從之。於是增修七廟，始崇祔宏農府君（重耳），及高祖神主，並舊四室為六室焉。”原注有：“初議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為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竟從之。”顯然，朱子奢雖然提及“聖祖在天”，實際上當時太宗與諸大臣都未將老君作為“始祖”。有唐一代每次議廟制，始祖、太祖究竟為誰，大臣們有不同意見，但從未見將老君視為“始祖”的觀點。需要注意的是，貞觀十一年七月修亳州老君廟，也沒有把老君請入太廟。從這一態度可以看出太宗仍未將老子視為始祖。

高宗乾封元年三月，追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至武后永昌元年則改回稱老君，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恢復太上玄元皇帝尊號，但均未見有迎老君或玄元皇帝入太廟的記載，也未見特意在京師設置老君廟或玄元皇帝廟的記載。顯然李唐至中宗時都僅承認李耳為“聖祖”，而非始祖。

二、開元設玄元皇帝廟的性質

到玄宗時情況發生了變化。開元二十九年五月，玄宗稱夢見老子，故“令圖寫真容，分佈天下”，詔令“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並置崇玄學”。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聲稱：“玄元皇帝降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玄宗遣使赴函谷故關令尹喜台西得之，“於是置玄元皇帝廟於大寧坊西南角，東都置於積善坊臨淄舊邸。”這是李唐政權明確在京師設置玄元皇帝廟的記載。

既然玄元皇帝廟設在國都，那麼就有必要辨析該廟與太廟（宗廟）的關係，以確認其性質。我們認為：玄元皇帝廟與太廟無關，是不同性質的兩種祭祀系列。

或許有人會認為，既然李唐皇帝認定老君（玄元皇帝）是其祖先，那麼設立該廟可以認定為“家廟”性質，屬於一個系列的祭祀。其實這樣説法並不能站住腳。因為皇帝（天子）的家廟便是太廟，至少從西晉建立五禮體系後，中原王朝（包括南朝政權）不存在國都的太廟之外再設立家廟的問題，也找不出這樣的例證。其次，退一萬步説，即使暫且承認玄元皇帝廟具有“家廟”資格，那麼這一家廟除了祭老君之外，還需要祭祀其他先祖，但實際上玄元皇帝廟沒有其他李唐先祖的神主或聖容陪祭，卻雕刻玄宗及李林甫、陳希烈像置於其中，一般家廟無“生人”陪祀的先例。這也反證玄元皇帝廟並非家廟性質。另外，如果把玄元皇帝廟等同漢代設太廟、郡國廟一樣，那麼至少在京師不應當單獨立廟，而應該將其迎入太廟祭祀。換句話説，玄宗必須把太廟中供奉的七位先祖中祧出其中一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同時，地方玄元皇帝廟作為祭祀先祖之地（郡國廟），那麼也應當有已去世皇帝陪祀。由此可見，儘管玄宗口口聲聲稱老君為“聖祖”，事實上從禮制角度來看，並未把“聖祖”列入始祖（先祖）祭祀，換句話説，玄元皇帝廟之性質不能歸類於太廟祭祀。

其實，玄宗確實從未將老君視為始祖，因為他心中另有始祖：“昔契敷五教，殷以為祖，稷播百穀，周以配天。況咎繇邁種，黎人懷德，我之本系，千載彌光，敬追尊為德明皇帝。”咎繇即皋繇，《漢書·古今人表》列為第2等。其追尊德明皇帝事，《資治通鑑》繫於天寶二年三月壬子。顯然，玄宗是把皐繇視為與殷奉契、周奉稷一樣的李唐始祖，而老君顯然不是玄宗心目中的始祖。

既然玄元皇帝廟不屬於太廟祭祀系列，即不是“家廟”系列，那麼它的性質究竟如何？我們認為開元二十九年玄宗設立玄元皇帝廟，屬於中國古代“先聖祭祀”性質。

“聖祖”老子是道家創始人，道教亦奉為列祖之一，因此，為“聖祖”立廟符合古代禮制為“先聖”立廟原則，尊其為“玄元皇帝”也不違反後世賜先聖美諡的慣例。實際上，玄元皇帝廟之性質與文廟祭孔子、武廟祭姜太公毫無二致，都屬於先聖祭祀之例。只不過老君姓李，與李唐同姓，故認祖後獲得“皇帝”這一尊號。

我們還可以從其他方面來論證它是先聖祭祀。例如，玄宗當時規定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並置崇玄學，這就與文宣王廟設太學一樣，與唐代廟學體系完全吻合，因而可證是先聖祭祀。有區別的是，文宣王廟崇儒，玄元皇帝廟崇道。

玄宗以“聖”字取名，打了一個擦邊球！這一“聖”字又與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丙申）一段史料可以互證：

丙申，詔：《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

按《古今人表》分9等：上上聖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而老子屬第4等。孔子與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屬第1等，顏淵、閔子騫、皋繇等屬第2等，宰我、子貢等屬第3等，顯然老子等第不高。勅中所説按照《漢書·古今人表》將“玄元皇帝升入上聖”，“上聖”即上上聖人，即玄宗視老君與孔子等“上上聖人”一樣，如此來抬高聖祖老子的地位。需要強調的是，在唐之前許多著述中，已經談論到夏、商、周乃至後世諸朝始祖之事，列入《漢書·古今人表》中的周公、孔子從未被稱之始祖迎入過哪朝的太廟，但作為先聖則歷代奉行不輟。直至唐初，唐人還説過“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事實上，高祖武德二年六月詔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二月還親臨釋奠，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到太宗貞觀二年（628），經房玄齡、朱子奢等人的奏請，才確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的釋奠禮的定製。由此可見，將老君升格為上聖，建祠祭祀，是符合唐初先聖祭祀的禮制規範的。儘管唐廷將玄元皇帝視為聖祖，但從立廟祭祀來看，並非是以“先祖”身份立廟的，而是以道家“先聖”身份立廟，在我們看來，先聖祭祀決不能等同於國家禮典中的祖先祭祀，兩者是不同性質的祭祀。

最後還需要分辨上面提及的貞觀年間太宗擬設高祖廟之事。實際上，太宗雖欲在太原建高祖廟，但遭到反對，於是只得“許其奏，即日而停”，即放棄修築了。然而《新唐書•地理志三》卻載龍門縣有“高祖廟，貞觀中置”一語。此廟確實存在，那麼就需要考慮是不是太宗下詔設置的問題。我們認為該廟不是太宗所設，因為上引“即日而停”已經充分説明太宗並未設置高祖廟。其實，如果真是太宗下令所設，必然在《太宗實錄》中留有記載，五代依唐代實錄修《唐書》時當應看到，如此大事理應記載於史。然而在《舊唐書》並無記載，那麼可視為《太宗實錄》無此記載，因而歐陽修之説值得懷疑。這一判斷，我們還可以從旁證資料來加以印證：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是唐代最為重要的地理典籍，也未載錄龍門縣有高祖廟。據筆者所見，在現存資料中，最早記載高祖廟者當是宋初樂史，其著《太平寰宇記》卷四六載：“唐高祖廟，在禹廟南絕頂上，畫作行幸儀衞之像，蓋義寧初義旗至此處也。故萬春縣，唐武德五年割龍門縣置，屬泰州。貞觀十七年廢泰州，地入龍門縣。”《太平寰宇記》雖提及高祖廟，但並未説此廟是貞觀年間設置。《新唐書》可能把“貞觀十七年廢泰州，地入龍門縣”一語，誤説成是貞觀年建廟時間了。況且，《新唐書》所載之高祖廟不在太原，而在“義寧初義旗至此處”的龍門縣（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如果不是太宗下令修築的，極有可能是地方官員拍馬溜鬚而建，其性質實與普通地方神祠無異，並非是國家祭祀應該包括的內容。

三、玄元皇帝廟設置時間及性質轉變

那麼，玄元皇帝廟是否一直是先聖祭祀？其性質後來有無改變？我們認為需要從玄宗設置玄元皇帝廟的時間談起。據《舊唐書·玄宗紀》載：

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準明經例考試。

就這條史料來看，玄宗初置玄元皇帝廟與文宣王廟無異：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附置崇玄學，令生徒習《老》《莊》等道家著作而未提其他道教著作，每年準明經例考試,崇玄學中的生徒如同國子學、郡學學習儒家著述的生徒一樣，能以明經入仕,這一記載顯然只有道家氣息而無道教氣息。

不過，開元二十九年正月癸未朔，並無丁丑日。宋人似乎看出時間有問題，如《新唐書·選舉志》稱：“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玉海》抄錄此段，下有注“則崇玄學之肇於此”，兩書均未説具體時間。其實，《舊唐書·禮儀志四》載：“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並置崇玄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己丑實為正月初七，這是玄宗下詔設置玄元皇帝廟的時間。

其實，史書中設置玄元皇帝廟還有另外一個時間，《新唐書》載：

玄宗既已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説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玄元廟。

《新唐書》稱建玄元皇帝廟在天寶元年田同秀聲稱見玄元皇帝降丹鳳門之後。田同秀見“玄元皇帝”事，《舊唐書》繫於天寶元年正月甲寅，正月丁未朔，甲寅當為初八，《資治通鑑》亦系田同秀之言在天寶元年正月甲寅。然《唐會要》繫於“天寶元年正月七日”。其實《舊唐書》有這樣的記載：“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仍雲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傍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於是置玄元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舊邸。”換句話説，田同秀看到“玄元皇帝降丹鳳門”在癸丑（初七），次日奏告玄宗。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是第二次下詔，詔中明確了京、都置廟的具體地點。

但從開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到次年正月正式決定在長安太寧坊和東都積善坊舊邸建造玄元皇帝廟，由於史料匱乏，我們無法瞭解這一年中玄元皇帝廟選址、集材乃至生徒招取、祭奠等一系列問題。但可以知道的是，玄宗於天寶元年二月“辛卯，親享玄元皇帝於新廟”，這一新廟當是長安太寧坊之玄元皇帝廟。自正月初八下令置廟到二月十五日（辛卯）親享新廟，一共才39天，因此太寧坊之玄元皇帝廟完全有可能象東都積善坊舊邸一樣來改建的，而非重新建造。依此推測，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玄宗詔令兩京及諸州置玄元皇帝廟，到天寶元年二月十七日間，即使沒有新建玄元皇帝廟，可能也有臨時祭祀玄元皇帝的場所。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丙申）又是一個重要轉變的時間節點。這天玄宗詔升老君為“上聖”，而詔改“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為《南華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庚桑子》為《洞虛真經》。”這一資料可以清楚看出，在玄宗君臣的推動之下，具有“先聖”性質的道家玄元皇帝廟已開始轉化為道教宮觀。從先聖道家祭祀到道教祭祀的過程正式完成的標誌，是老子升為上聖、莊子等人封為道教之“真人”，道家的著述易名為道教的經典。到天寶二年三月，玄宗乾脆“改西京玄元廟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九月）辛酉，譙郡紫極宮改為太清宮”，至此，連“廟”的稱呼都抹掉了，完全用道教宮觀名稱來供奉“聖祖”。這是玄宗時期玄元皇帝廟的第一次重大轉折。

第二次重大轉折出現在天寶八年之後，《舊唐書》載：

（天寶）八載六月，玉芝產於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而得之。閏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宮，加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號並加“大聖”字，皇后並加“順聖”字。五日，玄宗御含元殿，加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自今已後，每至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昭穆。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所管華陽縣改為真符縣。兩京及十道一大郡，置真符玉芝觀。

這段史料中，不但可見玄宗從高祖到他本人都加尊號，還將“太白山封神應公”，“兩京及十道一大郡，置真符玉芝觀”，而且“每至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昭穆”，確實極大地抬高了聖祖地位，將尊崇道教推向了高潮。必須指出的是，此時太清宮性質雖仍屬道教宮觀，但是，玄宗同時加“聖祖”尊號與高祖以下諸帝尊號，並規定“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昭穆”，似有“認祖歸宗”的味道，朝着“太廟”祭祀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因此這又是太清宮祭祀性質重大轉變表現之一。到天寶九年十一月己丑，“制自今告獻太清宮及太廟改為朝獻，巡陵為朝拜，告宗廟為奏，天地享祀文改昭告為昭薦，以告者臨下之義故也”，十年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合祭天地，禮畢，大赦天下。太廟置內官，供灑掃諸陵廟。”至此，將太清宮“告獻”改為“朝獻”，使它完全具備與太廟的同等地位。從禮制角度來看，玄宗以“制”的形式規定的郊祀順序：先朝獻太清宮，次朝饗太廟，次南郊，然後大赦天下。太清宮祭祀進入了南郊這一國家重大禮制中去，而且規定朝獻太清宮列在太廟之前，極大地抬高了聖祖之地位。這一禮儀順序大致沿襲至唐末沒有多少改變。

從玄元皇帝廟到太清宮的變化，充分體現出玄宗對“聖祖”老子祭祀的看法的變化：從傳統禮制中的道家先聖祭祀轉化為道教教主的祭祀，同時又將這一教主認作聖祖，從禮制上認定其具備“先祖”身份，並規定在太清宮序昭穆，至此太清宮“兼有道教宮觀與皇家宗廟的雙重性質”！

應當強調的是，玄宗這一做法確實不符合傳統禮制，然而卻沒有遭到類似太宗設高祖廟時那樣的反對。究其原因，初設玄元皇帝廟屬於道家先聖祭祀，自然羣臣不會反對，而後來的太清宮中的“聖祖”只要不迎奉至太廟之中，將聖祖作為道教教主加以祭祀，即使在其面前序昭穆，那麼並不嚴重違反傳統禮制，如此就維護傳統禮制中太廟祭祀的“純潔性”；而被稱為聖祖，則抬高了唐代帝王“聖裔”的血統，於禮無妨，兩全齊美！

四、從享祀儀式看太清宮的屬性

據元人駱天驤《長安志》引：“《禮閤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依道法醮。”按此記載，初置玄元皇帝廟時是按道教醮儀行事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始詔建玄元皇帝廟，即尚未建成，自然不存在實施過道教醮儀。正式見於記載的享祀是天寶元年二月辛卯：“親享玄元皇帝於新廟”，即玄元皇帝新廟於天寶元年建成，玄宗有過親享儀式。據《天寶改元制》記載：“可以來月十五日祔玄元皇帝廟，十八日享太廟，二十日有事於南郊。宜令中書門下與禮官等，即詳定禮儀，具錄聞奏。”這裏對自玄元皇帝廟到南郊禮儀，要求中書門下與禮官等詳定奏聞，顯然已經將玄元皇帝廟的禮儀納入國家禮典規範中去了。不過，其親享儀式究竟如何，史無明據。

天寶二年三月，玄宗改西京玄元皇帝廟為太清宮後，其祭祀儀式尚有蛛絲馬跡可尋，《舊唐書》載：

初，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採白石，為玄元聖容，又採白石為玄宗聖容，侍立於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袞冕之服，繒彩珠玉為之。又於像設東刻白石為李林甫、陳希烈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為楊國忠之形，而瘞林甫之石。及希烈、國忠貶，盡毀瘞之。

這裏的太清宮即玄元皇帝廟，廟中曾設玄元聖像，旁有玄宗像及一些大臣像侍立，惜無具體儀式。同卷另有記載：

十載正月，有事於南郊，於壇所大赦。制：“自今已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授祝版，乃赴清齋所。”

“四孟月祭，尊為九宮貴神，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神祇。”玄宗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即宰相為之。

這裏所説：“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齋所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授祝版，乃赴清齋所”、“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神祇”，都沒有采納道教醮儀，還是屬於比較典型的傳統儀式。德宗貞元時王涇奏上的《大唐郊祀錄》卷九《薦獻太清宮》有詳細記載，可關注者有幾點：其一，與上述《舊唐書•禮儀志四》相比，多了“行香”儀節。行香原是佛教儀節，然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已經採納，此可視為採納道教儀節。其二，“圖肅宗真容”確有其事，其像為石刻，帶有道教意味。其三，“今上在位，四時有事郊廟，皆先朝謁，令道士灑掃焚香也”，今上指德宗，令道士灑掃焚香，明確指出道士在郊廟祭祀過程中的主要任務不過“灑掃焚香”之類。其四，太清宮有御齋和齋院，御齋是供皇帝所用，而齋院供陪祭公卿和道士所用。其五，薦獻之饌以素位雅潔之物，朝獻行三獻、上香之禮；其拜跪之節，亦與郊廟之儀相同。其六，初置太清宮，“有司草儀，用祝策以行事”，後“以非事生之禮”而改為青詞，併為恆式。顯然，這種朝獻還是以傳統禮儀為主，但確實含有一定的道教因素，如道士所居齋院、行香、朝謁前“令道士灑掃焚香”。需要強調的是，在郊廟前的朝獻中不含有醮儀是肯定的，這與《舊唐書》記載吻合。至於薦獻採用“素位雅潔之物”，倒是道教所提倡的不血食的觀念，只不過是皇帝於道觀中舉行儀式，自然要“尊重”道教而已。還需要補充的是，這裏講的是朝獻儀節，而平時在某些特定時間的道教活動，自然當舉行醮儀，完全是道教科儀，但這與國家祭祀無關。約生活於唐末的高彥休曾記載道：“明皇朝，崇尚玄元聖主之教，故以道舉入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為三元朝醮之會”。所謂“三元朝醮之會”，即每旬初舉行的醮齋儀式，故太清宮確有道教儀式存在，但它不屬於國家祭典。

當然，還值得注意的是，王涇《大唐郊祀錄序》並非國家頒佈的禮典：

微臣謬參綿蕝，久歷歲時，每仰絲綸，輒書故實，謹集歷代郊廟享祀之要，及聖朝因革沿襲之由，倫比其文，各標篇目，裁為《大唐郊祀錄》十卷。其中義有同異，皆隨文註釋；神位升降，並寫而為圖；祝史陳告之詞，工歌大雅之什，亦俱編於次。謹詣光順門隨表封進。伏望頒諸東觀，庶有補於將來，上表陛下教敬之原，下伸微臣蟻術之望。無任屏營懇款之至。

此序中自稱“朝散郎前行、河府密縣尉、太常禮院修撰”，屬禮官無疑，然“伏望頒諸東觀，庶有補於將來”一語卻明確了它是“私修”性質，不是國家詔修或正式頒佈的禮典。當然，此書仍是根據唐朝相關禮儀因革沿襲而撰，是具體行用的禮儀，其內容則可視為國家禮典內容。從上述所引明顯看出，就太清宮朝獻儀式而言，確實沒有太多道教科儀因素，直到武宗會昌元年，大臣奏章中仍稱：“今太清宮薦告，皆用朝謁之儀”。顯然，我們不必誇大太清宮中的道教因素，因為作為主要儀式的朝獻確實沒有含太多的道教因素。儘管如此，作為一所道教宮觀，所採納禮儀為傳統享祀之儀，確實與其他宗教場所不同，這是必須要注意的。

據《舊唐書》載，代宗、德宗、憲宗、穆宗、敬宗均薦獻過太清宮。文宗曾下令停止此項薦獻，開成三年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及饗太清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此詔規定臘饗太廟、饗太清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文宗到僖宗朝未見薦獻太清宮的記載。昭宗一繼位，便於“龍紀元年十一月丁未，朝獻於太清宮；戊申，朝享於太廟；己酉，有事於南郊，大赦。”此是昭宗朝薦獻太清宮唯一記載。昭宗薨於天祐二年四月，哀宗繼位，五月庚午，勅所司定當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六月辛卯，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日，權奏請玄元觀為太清宮，又別奏在京宏道觀為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禋，先謁聖祖廟。宏道觀既未修葺，玄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廟一所，其玄元觀請拆入都城，於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詔從之。“十一月丙辰，（朱）全忠自正陽渡淮而北……丁卯，至大梁。時哀帝以此月十九日親祠圜丘，中外百司，禮儀法物已備。戊辰，宰相已下，於南郊壇習儀。而裴迪自大梁回，言全忠怒蔣元暉、張廷範、柳璨等謀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元暉、柳璨大懼……十二月庚戌，勅：‘朕以謬荷丕圖，禮合親謁郊廟，先定來年正月上辛用事。今以宮闈內亂，播於醜聲，難以慚恧之容，入於祖宗之廟。其明年上辛親謁郊廟宜停。’”顯然，哀帝曾打算南郊前薦獻太清宮，只是害怕朱全忠而不敢進行。

總而言之，唐代玄元皇帝廟祭祀與國家太廟祭祀不是一回事，因此它與傳統的祖先崇拜並不完全吻合。就玄宗立兩京玄元皇帝廟而言，其初是先聖崇拜的產物，與祭祀孔子毫無二致，只不過玄宗炫耀老子為“聖祖”而已。從玄元皇帝廟轉而向太清宮的演變，説明它既然不是太廟祭祀，因而只能朝着“道教線路”發展而成為道教宮觀。但是，玄宗詔令於玄元皇帝前序昭穆、太清宮與太廟祭祀置於南郊大禮過程之前，最終使道教科儀滲透到國家禮制之中。對唐代帝王來説，可以把“老子”當作自己“聖祖”炫耀而感到無上光榮，對那些堅持儒家傳統的官員而言，也能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不倫不類的祭祀，從這點來説，太清宮祭祀才帶有國家祭祀與道教祭祀的“雙重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