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減負，專家建議中小學每週上六天學：真“減負”，應恢復學生在校時長_風聞

作者：王捷（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現在輿論中有太多的聲音在指責家長給孩子“加負”是“不理性”的，但我認為，當前學生課業負擔過重，這口“鍋”主要不應由家長來背。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國學生面對的相當一部分課業負擔，其實是不必要的。

為什麼這樣説？近20年來，學生負擔不減反增，增的是哪部分？最主要的是校外培訓。

校外培訓的興起不是偶然，有客觀環境因素諸如知識經濟時代到來、貧富差距擴大、居民收入增加、民辦教育崛起、單位制度解體等等，再加上我國重視教育、強調勤奮苦讀的文化傳統，這都使得越來越多孩子走進了校外培訓班。不過在這裏，還有一個常常被忽視的重要因素：學生的在校時間變了。

在“減負”思潮推動下，過去二三十年，學生在校時間是不斷縮短的。縮短學生的在校時間確實減了學校的教學“負擔”、減了基層政府的教育經費負擔，但是在不改變文憑社會下的選拔性考試製度的情況下，縮短學生在校時間就意味着給了家長更多支配孩子學習時間的機會，而當家長普遍陷入“不知道別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補習”的囚徒困境恐懼時，他們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可想而知。

此消彼長之下，通過縮短學生在校時間來減負，其帶來的效果與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馳，整個社會的教育總投入不減反增，孩子們重複機械訓練式的課業負擔不減反增。這些新增的課業負擔就是我所説的“不必要”的課業負擔。

由此，我認為，“減負”政策的主要抓手，不在於讓家長做出“合理”的家庭教育決策，而在於恢復學生在校時長，甚至在特定情況下，有必要恢復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之前，每週六天上學的模式。

至此，一定會有人詰難我：“這不是又回到應試教育的老路上了嗎？”請注意，“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並不以在校時間長度而區分。教育部門和學校縮短學生在校時間，家長會變本加厲地去延長孩子的課外學習時間，而課外培訓班，幾乎無一例外地以應試為目標。而當前的在校教育課程設計正在不斷增加“素質提升”比重，在校與課外兩邊相比，哪邊的應試色彩更濃重一目瞭然。

具體案例如關於此次“南京減負”，流傳最廣的一篇文章有一個聳動的標題——“南京家長已瘋，減負就等於製造學渣”。為什麼“家長已瘋”？原因就在於教育部門大刀闊斧地砍掉學生在校時間，砍掉學校課程中的應試比重。家長一看，孩子應試的任務，學校撒手不管了，全部都要自己想辦法，對於大多數家長來説，自己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最好的辦法就是花錢把孩子往課外培訓班一放，於是孩子接受應試教育的時間又被不必要地延長了。

“南京減負”這樣的操作並非個案，引起的連鎖反應應引起我們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和決策者深思：所謂“減負”，並不是讓學校把應試任務當成包袱甩給家長，而是要讓學校負起責任來，把孩子的學習時間控制權重新收歸於學校，這樣一來，就杜絕了“不必要”的課外應試教育。在此基礎上，學校要在嚴格監管下增設素質教育課程，增開體育、藝術甚至是編程等興趣活動，讓孩子們的時間投入到更多元化的發展選擇之中。

如果教育政策能夠出現如上設想中的轉型，我認為，最需要注意的問題在於教育均衡，尤其是要在義務教育階段做好師資和教學設施的均衡，否則就難免出現“用公共資金和權力製造不平等”的惡果。

毋庸諱言，即使同樣是公立學校，由於地域和城鄉差異，現在同樣待在學校裏，有的孩子能學高爾夫，有的孩子卻連一個籃球都摸不着；有的學校老師本碩“雙一流”起步，甚至還聘有清華北大的博士，有的學校英語課只能等暑假來的大學生志願者教。

雖然許多研究表明，學校教學質量之間的不平等在程度和後果上，都不如家庭文化資本之間的不平等來得嚴重，但最近一些新聞事件也卻説明，同樣是公立學校卻存在天壤之別，這樣“用公共資金和權力製造的不平等”帶給普通市民的相對剝奪感，遠遠超過了公眾對於富人和私立名校的不滿。

在任何時候，教育政策都應該具有普惠的一面，都要最大程度考慮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對於這個問題，政策研究者和決策者應時刻保持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