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史記》遺忘的王朝_風聞

看一個人，不能聽他説什麼，而是要看他做什麼。

讀史，同樣如此。

在《項羽“貴族”袍子下的跳蚤》一文中，三解描述了項梁、項羽對“陳王”、“義帝”的態度以及“張楚”秩序的表皮，本文則****要談一談劉邦和他親身經歷的這段“歷史”與“遺忘”。

一

據《史記·高祖本紀》記載：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緡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

這裏有一位與“秦始皇帝”並列的“秦皇帝”，因為“子嬰”被趙高擁立時只是秦王之位，自然不可能是他，只能是“秦二世”，他的守墓人二十家，比秦始皇和陳勝**（另：****《陳涉世家》記守冢人為三十家）都多，説明至少在生命即將終結的劉邦心中，秦二世與信陵君（他仰慕信陵君，史有名載）****都是重要的歷史人物，**當然，陳勝能和秦始皇以及六國著名君主同列，也説明了他的地位比擬帝王。

弔詭的是，這裏面沒有提及“義帝”楚懷王和“西楚霸王”項羽，後者是劉邦的敵人，以魯公之禮安葬，沒有計較也説得過去。

那麼，“義帝”楚懷王這個“舊主”，為什麼也不在其中呢？

已故史學大師田餘慶先生在《説張楚》一文中提出，在秦漢之交的短短數年之間，雖然如流星一般短暫，“張楚”政權仍是當時的“六國人”認可的“正統”所在，一個顯例就是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其中《五星佔》五星行度和另一種古佚書的干支表，跨越秦、漢紀年，夾處其間的是“張楚”紀年，而無“秦二世”年號。

《五星佔》的擱筆下限為漢文帝時代，足以説明，在西漢初年的貴族、平民的普遍認知中，“張楚”是一個代表時代的“正統王朝”。

要理解田餘慶先生的結論，需要普及一點歷史常識，那就是“奉正統”的標誌之一，就“奉正朔”，“正”即正月，“朔”即元日，代指的就是“紀年曆法”，所以，在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即令天下以“十月”為歲首，用“顓頊歷”，後世漢武帝更制之後，則以“正月”為歲首，頒行“太初曆”。

所以，“紀年”、“正朔”，就是最重要的政治標誌，而在民間傳播的書中，以“張楚”紀年，無疑説明當時的大眾觀念中，秦始皇駕崩前的秦朝仍是“天下正統”，而秦始皇駕崩之後，已經進入“張楚”為天下正統的新時代，“秦二世”雖名為皇帝，不過是與“張楚”對峙的一國罷了。

田餘慶先生在《説張楚》中還提及：

《史記》立月表記秦末事，不名曰“秦漢之際月表”，而名曰“秦楚之際月表”，説明司馬遷明確地意識到楚在秦末歷史中具有獨特地位。

《史記》中的月表系年未用張楚而用楚義帝，是以義帝代表楚；《史記》中的本紀不立陳勝而立項羽，是以項羽代表楚。與帛書比較，《史記》尊楚雖舊，但張楚陳勝的地位卻被義帝、項羽取代了。《史記》以陳勝入世家，比帛書書法降了一等。

歷代史家對《史記》立《陳涉世家》事，議論甚多，但都難於説透其中的道理。因為，若是如司馬遷所説尊重亡秦首事，則張楚之功不在項羽之下，雖立《陳王本紀》亦無不可；若從陳勝不繼世而亡言之，比諸侯立為世家也不合適，入列傳就可以了，又何必立世家呢？

田餘慶先生認為這是《史記》的瑕疵，“書法於此確有缺陷，不愜人意而已”。

不過，辛德勇教授對此卻有不同意見，他在《馬王堆帛書“張楚”注記與《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之尊漢、尊楚問題》（《出土文獻》第六輯，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李學勤編，中西書局，2015年4月出版）一文中指出，《五星佔》等帛書干支表中的“張楚”字樣，實為當時的作者添加的“註記”，也就是這一年出現重要事件的“註釋”，沒有秦二世紀年而由秦始皇紀年代之，也是作者為了便於編年，而非政治立場，不存在什麼“尊楚”、“尊漢”的初衷，至於司馬遷在《史記》中的“矛盾”則不能稱其為矛盾。

尤其是指出《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的“太史公曰”另有深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翻譯過來就是，太史公個人意見：發難於陳勝；滅秦依賴於項氏，不只是項羽，還包括之前的項梁；最後是“漢家”平定海內。五年之間，號令三嬗，也就是三次“轉移”，自古以來，沒有受命立朝如此迅速的。

另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與“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也是辛德勇教授着重討論的問題，他指出：

“三嬗”實為“變化三次”，也就由秦至義帝之楚，義帝之楚至項氏之楚，項氏之楚再至劉氏之漢，四家更替三次，是為“三嬗”。

這個解釋，如果僅就《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的紀年來看，完全正確，也應該符合太史公的初衷，屬於其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對紀年的“嚴謹”編排。

問題是，司馬遷在漢武帝時代的“嚴謹解釋”不等於在西漢初年的“解釋”，文本的自圓其説，並不代表事實的“真實”。

甚至可以説，恰恰相反，因為西漢初年由於政權草創，利益牽扯極多，對諸多王朝“合法性議題”的定論，往往陷於自相矛盾的境地。

比如漢初的“水德”推定，乃至於漢為“水德”服色卻定為“外黑內赤”，而旗幟仍舊如舊的“尚赤”，到了漢文帝時代又爭論漢實為“土德”，直到漢武帝時代才正式改服色、正朔，算是塵埃落定，至於漢景帝時代轅固生與黃生對於漢高祖是“湯武革命”還是“篡逆”的爭論，更是直接被皇帝親自叫停。

恰恰是歷史遺留問題太多，才給後人提供了那麼多“自圓其説”的機會。

二

至於“自圓其説”的《史記》，與帛書《五星佔》中將“張楚”視為特殊時間點的類似説法，在《史記·天官書》也有：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並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

此處，秦始皇之後即接“張楚並起”，進而為項羽合縱諸侯滅秦，然後是漢之興，也可以説是“三嬗”。

結合上文中為先代帝王設守陵户的記載可知，這種認知矛盾，可能自劉邦開始就已經埋下了，司馬遷只是面對矛盾百出的官方記錄進行了挑戰和記錄罷了。

讀史至此，必須注意視角的區別，總計有五個：

（1）《史記·高祖本紀》紀年，這是漢初視角，正統為秦始皇帝——二世皇帝——劉邦，但是承認陳勝為“楚隱王”，不提“義帝”、“項梁”、“項羽”紀年；

（2）《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紀年，正統為秦二世——義帝，陳勝為“義帝”之楚的前身；

（3）《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敍述的三家為陳勝——項氏——劉邦；

（4）《史記·太史公自序》，敍述的三家為楚人——項氏——漢；

（5）《史記·天官書》，敍述的三家為張楚——項羽——漢。

五者對照後可知，就是兩個大類：

（1）秦——楚（張楚、陳勝、義帝）——項氏——漢（包含上述2、3、4、5）；

（2）秦始皇帝——二世皇帝——陳勝——劉邦（包含上述1）。

區別其實一目瞭然，就是對****“項氏”的地位認知的區別。

​

漢初劉邦的認知中，“義帝”和項氏，屬於被遮蔽的部分，並不希望將其視為“正統”，但這就存在一個邏輯漏洞，那就是，“時間溜走了”，陳勝的“張楚”只有1年，到“漢元年”還有1年多的空檔**，對於西漢的官方敍事而言，這種“小問題”無所謂，但是到了“修史”的時候，“時間**”就成了大問題。

所以，司馬遷必須明確“三嬗”，才能補上這中間的時間空缺，而**《史記》有《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卻無“秦二世本紀”、“陳涉本紀”和“義帝本紀”**，已經表明了基本態度。

“秦二世”事蹟附麗於《秦始皇本紀》之後，“陳涉”事蹟單列於《陳涉世家》，就是將陳勝起義建立“張楚”秩序之後與“秦國”的對峙，視為“有土諸侯”與“非正統皇帝”的對峙，即無“秦朝”、無“楚朝”，而是“秦楚之際”。

“義帝”無本紀而項羽有本紀的原因，則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明言：

西楚主伯，項籍始為天下主命，主十八王。

也就是説，西楚為“主伯”，也就是諸侯中的“家長”、“長子”，且項羽自此開始為“天下主命”，也就是主宰，為十八位諸侯王之主。

三

那麼，項羽與“義帝”的關係是什麼？見《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鋭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

項羽的解釋非常直白，為了反秦的大目標，所以才“假立諸侯後”，“假”就是“權宜”、“代理”的意思。

不過下面“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以王之”這句話就有不同解釋了：

可以解釋為，義帝沒有功勞，所以，諸有功將相，應該分裂其名義所有的天下土地而為王。

也可以解釋為，儘管**“義帝”沒有功勞，但仍舊應該分給他土地，立他為王。**

依照《史記》的表述，項羽率領入關滅秦的諸將，立楚懷王為“義帝”，然後宰割天下，實質上已經廢止了諸將出身的各諸侯國的王權，這是以“楚”之君奪“五國”之君的土地，也就是最後一次利用“義帝”的牌位，“先奪”。

“奪地”之後，再換一個標準來“分”，就是“功勞”，並明確點出“義帝雖無功”，“雖”如果不是衍字，則代表着項羽的本心，仍是要給“義帝”留一國諸侯的血脈的。

也就是説，項羽以“滅秦功勞”分封十八路諸侯之後，已經成為新的“天下主命”，而非取自“義帝”，“義帝”已經成了“戰國秩序”下的“周天子”，而非“西周秩序”下的周天子，原則上，項羽自此已經開創了新朝，劉邦是十八王之一，自然在他的“主”下，所以，司馬遷將項羽列入本紀。

正因為如此，“義帝”不但沒有帝王“本紀”，連諸侯“世家”和名人“列傳”都沒能進入，而之所以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以“義帝”紀年，並非“尊義帝”，是為了與“先入關中者為王”的正統故事配合，含糊解釋漢王劉邦的“以下犯上”的悖逆行為，正如劉邦在當時採取“為義帝發喪”的政治號召一樣，所為是“定暴止亂”，也即“以臣伐臣”，“義帝”之下，楚漢平等。

這種口徑可見《史記·項羽本紀》的太史公曰：

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

背關懷楚，即背棄“先入關中者為王”的約定，又放逐義帝自立，總結即為“暴”字，再看上文中提及項氏，“虐戾滅秦”、“項氏遂亂”，而漢室則是“撥亂誅暴”，這也是漢武帝時代司馬遷統合全書的“楚漢之爭”的歷史解釋。

所以，所謂“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和“八年之間，天下三嬗”的主體，根本就不包括“義帝”，而是秦——陳勝——項氏——漢，這也和前後文呼應，因為：

“號令三嬗”配套的是陳勝、項氏、漢家，“天下三嬗”配套的是**“秦”、“楚人”、項氏、漢**，而之所以前人學者困於“義帝”，歸根結底則在於“秦亡”與否，秦未亡則正統無從嬗代，其實太史公用字已經區分開來：

“號令”，實為天下人認可，而非“正統”接續，説的是“秦”與“反秦”的“陣營”權力交接，由秦一統至陳勝起兵，陳勝身死由項氏滅秦，漢家滅項氏止暴。

“天下”，則為正統變革，説的是“天下”的執掌，“秦朝”至“張楚、景駒之楚、義帝之楚，都是一貫的楚”，再到“項氏之西楚”，最後到“漢家”。

可以説，太史公的説法毫無矛盾，正好解釋圓融，原因就在於他從歷史的角落裏尋訪回了真實歷史上舉足輕重的“項氏”，補上了這塊歷史空白。

反觀劉邦時代的官方口徑則是忽略“義帝”、“項氏”，直接接續秦末、陳勝，正如漢初“占星家”們的“無政治責任”寫法，秦始皇直至漢高祖，紀年一杆子到底，才是漢初的“政治正確”，隨手加個“張楚”的備註也不算錯誤，這種表述，在《史記·天官書》中類似。

可你要是補上“西楚”、“項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只不過作為立國80年後的“史官”，司馬遷就不能像“占星家”這樣大而化之，統緒必須分明，他要補上這一年之缺，就得重提項羽，要重提項羽就不得不提“義帝”以分“高祖”之謗，這是一環套一環的解釋，而且他筆下的項羽之亡也完全是“貪暴”所致，也就是説，****《史記》相關編撰非但不是“錯謬”，而恰是司馬遷在所處歷史環境下“鈎沉遺事”的“秉筆直書”。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劉邦對陳勝如此推崇？

難道只是對這個素未謀面的“首事者”致敬？在天下異姓諸侯紛紛平定的時刻，難道他不應該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更加警惕嗎？

答案，將在下文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