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沉默與沉默的經濟學_風聞

“經濟學”近年來經常被當作形容詞放在“帝國主義”之前。這略帶不忿的諷刺，是經濟學的路徑和思維方式愈發在社科領域滲透進取的明證。但自托馬斯·卡萊爾著名的感慨之後百餘年，經濟學也從沒擺脱“陰暗的科學”的外號。儘管經濟學（尤其是主流微觀經濟學）中“流派”的門户之見隨着學科發展已經大致消弭，但經濟學家在面對重大問題時所表現出的嚴重分歧，仍然不符合一門嚴肅科學在公眾中的形象。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獎項選擇，也多少暗示了這樣的現狀：1974年的諾貝爾獎由哈耶克和繆爾達爾分享。兩人都在經濟週期和貨幣政策的研究上做出過先驅性貢獻，可立場卻截然相反。2013年獲獎者尤金·法瑪和羅伯特·希勒，則分別是有效市場理論和非理性繁榮論的代表人物。

給定這個背景，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阿比吉特·班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就有更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根據達龍·阿西莫格魯在他主編的《經濟學》教材中的總結，現代經濟學的三個基石是：均衡、最優化以及經驗研究。均衡是經濟分析方法總框架，最優化是經濟學對經濟主體行動的先驗假設，經驗研究則是經濟學與“自然科學”最為靠攏、也是當代學術成果最為豐碩的領域。這同樣也體現在了本屆諾獎的選擇上。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的頒獎詞總結，獲獎人的貢獻為“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其具體所指，即為將醫藥學研究中常用的控制變量對照實驗法引入發展經濟學研究，對扶貧和政策領域所帶來的突破性變革。

隨機控制實驗法的興起

班納吉和迪弗洛夫婦在十年前的暢銷書《貧窮的本質》中就主張，扶手椅爭論對理解真實世界的問題和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議並無幫助，而應讓位於嚴謹、基於證據的科學研究。RCT無疑是解決很多經久不絕的經濟學爭吵的重要武器，並且能夠對改善數百萬人的生命和福利有着真實可見的影響。該書提到的兩個著名研究案例，最好地體現了RCT方法的獨特優勢。

第一個例子，是在貧窮國家防治瘧疾流行的政策選擇。由於蚊子是瘧疾傳播的主要途徑，通過廣泛使用低成本的殺蟲劑處理過的蚊帳，就可以有效降低瘧疾感染率。然而NGO和國際組織在非洲發放的免費蚊帳，使用率很低。經濟學家伊斯特利（《白人的負擔》一書作者）指出，人們不用免費蚊帳的一個原因，恰恰是因為它們是免費的——人們對於免費的東西，很少能夠正確估價。因此，伊斯特利建議，以補貼過的價格把蚊帳賣給當地人，這會鼓勵他們對來之不易的產品物盡其用。

班納吉通過很多村莊的對照發現，免費發放不是蚊帳使用率低的主要原因，而以市場價/補貼價賣出蚊帳，也不會提高它們的使用率。相反，以一個哪怕很小的獎勵鼓勵人們開始使用蚊帳，讓他們體會到使用蚊帳的具體好處，在獎勵結束後，蚊帳的使用率也不會下降。之後他們甚至會把使用蚊帳的好處告訴自己的鄰居，鼓勵他們也使用。通過推廣在實驗中得出的結論，非洲瘧疾疫區以很低的成本，持久、廣泛的提升了防蟲蚊帳的使用率，大幅降低瘧疾感染。

第二個例子，是窮人分配資源時的消費選擇。人們總是假定，窮人不能理性支配自己的命運和收入，所以最好替他們選擇他們要獲得什麼幫助。這也就是為何相比直接的現金髮放，各類食品和日用品兑換券和價格補貼，更受各國政策制定者的歡迎。實驗對象——窮人在獲得經濟改善後，會消費口味更好但營養更差、價格更昂貴的食品。所以，直接以營養攝入為指標的政府補助，經常會錯失窮人的重要需求。

通過對比發放食品補貼和直接現金，班納吉和迪弗洛更近一步發現，那種關於窮人無法控制好自己資源的刻板印象，是不準確的。接受現金的受試者，花在食物上的消費比例並沒有下降，甚至還有所上升，並沒有拿去買酒、賭博，或花在其它炫耀性消費上。

因此，他們得出兩個重要結論：其一，即便是窮人，也會在基本的營養攝入和口味之間權衡，缺乏對窮人偏好的實際瞭解，在扶貧工作中會出現偏差；其二，至少部分窮人對自己有限的資源進行“理性”規劃的能力，比常識所願意設想的更強。這對扶貧政策制定有重大啓示。

從統計學角度來説，班納吉和迪弗洛的RCT方法提高了經濟學理解特定經濟現象時的內部效度：粗略地講，RCT可以相對精確地測定特定的因素（蚊帳是否免費、補助是否是現金），和特定的現象（蚊帳使用率高低、在食物上的花費是否變少）之間的因果聯繫。這對檢驗特定扶貧項目的具體效果和設計新的社會政策，格外有用。在《貧窮的本質中》他們寫到，同樣是通過受控隨機田野實驗，研究者發現，曾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且被很多國家和地區試圖效仿的尤努斯小微金融，在改善窮人、婦女的金融狀況方面，實際效果非常有限。

隨機實驗的限度

但RCT也有其侷限性和短板，限制了它的應用範圍。

比如，隨機實驗儘管對外部效度的貢獻就相對較小。外部效度指的是，這個實驗的結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廣。“推廣”意味着，從特定實驗設置得出的結果，對更廣泛和一般的現象獲得認識。這要求經濟學家對隨機試驗中所表現出的要素之間的相關性，有更本質的理論把握。但靠隨機試驗本身，無法提供這種理解。另一方面，由於成本等原因，經濟學（包括社會心理學）實驗所採取的樣本數也相對較少，而較小的樣本數，實驗結果就更可能出現偏差。

更重要的是，許多重大的經濟學問題，原則上就無法用對照試驗的方法加以研究。對於中國、印度、美國這些體量巨大，歷史獨特的經濟體，其總體發展是無法隨機設計對照研究的。即便下降到區域和行業級別，能做的也無非是通過觀察的方式，從能夠獲取的真實數據中，結合具體模型和假設，設計理論和檢驗。而這正是傳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班納吉和迪弗洛獲得諾貝爾獎後剛剛出版的新書《壞年頭的好經濟學》，是一本出於經濟學家的公民責任而呼籲行動的、關注大問題的經濟學普及讀物。面對移民、自動化、貿易、福利改革、扶貧、氣候變化這些重大發展問題，班納吉和迪弗洛認為，自己有義務代表經濟學家團體，進行澄清和呼籲。

由於他們在本書中處理的主題遠遠超過小規模隨機控制實驗的範疇，所以他們大量借鑑了同行中最新、最優秀的成果。在“移民”和“貿易”等相關章節，班納吉和迪弗洛以簡潔、精確的語言向讀者普及了最近幾十年經濟學家發展出的常用研究工具和統計概念：自然實驗，雙重差分，跨國迴歸，識別問題等等；以及重要的經濟學概念：勞動力和資本流動的黏性；交叉價格彈性等等。

在觀察和行動之間，在描述和盼望之間

對於RCT的方法在研究“大問題”上的無力，班納吉從不諱言。他似乎把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能説清楚的就説清楚，不能説清楚的就保持沉默”奉為圭臬。正如他在新書中嫺熟卻毫不留情地總結髮展經濟學的可悲現狀時所重複的，經濟學應研究具體的、可以處理的問題，而較少投入精力到那些更像是哲學思辨和信念比拼的智力投資中。前者是真正能造福人們的“好經濟學”，後者則要麼無用，要麼有害的“壞經濟學”。

《壞年頭的好經濟學》用豐富的方法和理論呈現，向我們揭示了“好的經濟學”絕不僅僅是用最靠近自然科學的RCT去研究“小問題”——在大問題上缺乏好的回答，是因為這些是很難的問題。承認我們目前的成果充滿矛盾和不確定性，既是知識誠實，也是對知識進步的號召，而不是逃避問題的藉口。實驗和統計可以揭示相關性，但理論才提供理解。我們不僅僅滿足於看到，從中國進口確實對美國特定地區（雖然不是整體）的製造業就業造成重大打擊，我們還需要“黏性”這個概念來更一般的把握問題的實質——和李嘉圖的完美假設不同，具體的勞動力很難在地區、行業之間無摩擦無成本的流動。這導致他們常常困守衰落地區，承受貿易的直接代價——而這有助於我們去更好的探索，貿易在世界其他地區是如何影響當地就業的。

經濟學家是人，不是經濟學的載體。他們自然也有別的身份，有超出純粹知識興趣之外的目標。當活動家、領袖、公共知識人呼籲行動，她們是在提供願景。動員人們行動起來的，是對“好世界”的期盼和對“壞世界”的厭惡。願景必然包括信念的簡單化和口號化。然而最好的基於證據和推理的經濟學，往往提供的是懷疑主義——也許，在特定發達國家的特定區域的特定時期，低技能移民不會擠佔本地低技能勞動力的工作崗位。這説明，當地勞動力市場有着充分的需求彈性。但這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經驗上，都不是必然的。也許，對最富裕羣體的減税不會影響他們工作的熱情（畢竟他們已經非常有錢），但無論是理論還是經驗證據都指出，大部分人確實會對税收水平作出反應：當税收上升，人們更少創造。

班納吉和迪弗洛在《貧窮的本質》和《壞年頭的好經濟學》中都着力強調，社會對部分羣體的刻板印象，會對他們的自我認知和實際表現，造成重大影響。然而在持續至今的社會心理學“複製危機”中，各式各樣關於刻板印象威脅的實驗成為重災區——我們應該遵從最新的嚴格科學標準所提示的懷疑主義？還是繼續大規模的投資於各種改善“刻板印象威脅”的項目？這取決於你的信念和願景。

經濟學中無處不在、而在本書中卻鮮見的一個詞，就是權衡——為了獲得一些東西，可能會失去另一些東西。對權衡的選擇，是願景之間的對抗，是對何謂更好世界之看法的分歧。經濟學或社會科學（無論好的壞的）本身，無法提供確切答案。經濟學家可以選擇自己支持的願景，並用自己專業知識加以修繕改進，但這並不是經濟學家作為經濟學家必然的本分。

最後一個問題涉及到更深的層次。當班納吉和迪弗洛充滿激情地描述經濟學家對現實問題的診斷，並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議時，他們預設了自己聽眾極大的善意和行動自由：衞生組織最想要讓疾病造成的損失最小化，地方官員最想要讓居民扶貧脱困，他們需要的是正確的知識和方法。但現實告訴我們，這很少是事實。

當我們不再把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侷限於政策制定者們所處理的對象，而把決策者本身也包括進去，把他們也當成有着自己複雜動機、會對激勵作出反應的行動主體，我們就進入了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我們會研究，為什麼出於決策者的理性選擇——而非經濟學知識的缺乏——好的經濟政策在政治上很可能不可行。（“如果人均基本收入讓我喪失自己對選民的控制，我為什麼要追求它？”）我們還將考慮一個政策在經濟層面上會造成什麼影響，以及它對政治均衡造成了怎樣的衝擊。

班納吉和迪弗洛提出，可以由政府對衰落地區的製造業崗位提供補貼，緩解產業轉移必不可少的痛苦，同時通過大規模服務業公共支出創造就業，以應對自動化的威脅。但從政治經濟學來看，過於慷慨和發達的指向性公共支出，就是在邀請恩庇主義和政治操弄，這是拉丁美洲政治和經濟陷入死局的典型症狀之一。

他們強調GDP核算對於衡量人類福利的不完整性，主張將更加無形的痛苦和歡樂包括在內。但從政治經濟學來看，在官僚機構缺乏制衡的地方，主觀指標為官員考核的造假和扭曲大開方便之門，這將對本就脆弱的官員可問責性造成潛在的災難性削弱。

班納吉和迪弗洛反對經濟學家通過個例和見聞來支持他們的理論，但在《壞年頭的好經濟學》最後幾頁，他們和幾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NGO成員的接觸，引發了他對人類尊嚴和自由的熱情嚮往與辯護。他的好經濟學基於嚴格的證據和小心的推測，但他以“行動”和“想象”作為本書結尾，因為運用經濟學的人本身，不能被經濟學所限制。

反過來，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更遠離激情和理想，更接近權力的無情運作。在政治經濟學家看來，那些被迫切呼喚着行動起來的決策者和選民們，遠非完美無缺的天使。而這就要求我們所有人，再多一分謙卑，少一分自負。

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