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辦發佈了一則重要的改革文件_風聞

昨天，一份名為《關於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的重磅文件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

牽頭起草的人社部稱之為“首次構建了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的政策體系框架”。

而《意見》提出的“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户條件”也激起了輿論千層浪。

這則新聞一出，很多媒體普遍紛紛看好房地產的復甦，尤其是有利於提振三四線城市的房價。

不過在政事堂看來，結論搞不好是恰恰相反，該政策的推進，反而會進一步分化國內的一二線與三四線的市場。

記得2018年，政事堂下過一個結論，那就是嚴控人口的京滬，未來平均房價很難漲，但是會中心化和兩極分化；同樣，隨着中國人口紅利的到頂，未來全國平均房價也很難漲，但是房價的組成結構會“京滬化”。

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根據目前改革的總思路，是市場學派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取消勞動力和人才的流動性限制，只會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繼續推動勞動力和資本產生聚集效應。

舉一個很現實的例子，隨着外來人口向三四線城市的湧入，很多人以為房價會漲，但他們沒有考慮的是，外來人口的入城也會導致三四線有財力的居民為了教育等資源，舉家向一二線城市遷移。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全國“市場化”做的最好的上海，就會明白，外來務工人員集中的菜場小學反而會拉低當地的房價，驅使富裕階層的搬離，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會不自覺的推動資本向中心城區和產業城區匯聚。

這也是為啥從去年開始，政事堂討論房地產的時候，就不斷的説“地段、地段、還是地段”，因為在中國學術界市場學派已經壓過了股份學派，這使得未來中國的房地產，也會從十多年來搞產權交換的老思路，變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新思路。

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了年初跟温鐵軍老師關於農村城鎮化和農民進城的一次討論，我倆的分歧點，在於農村派的温老師認為“應該”怎麼樣，而城市派的我則在説“會”怎麼樣。

由於温老師的水平碾壓我幾十個來回，因此聊到後來，我就是處於一邊聆聽一邊用腦子瘋狂速記的狀態…….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理論都正在指導實踐，，自2018年開始，中國的城鄉改革思路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不僅從“股份化”轉向了“市場化”，也從各自為政的“城鎮化”轉向了全國一盤棋的“城市化”。

在城市化和財政去槓桿的推動下，未來拿着廉價信貸的二線城市將有餘力進一步開啓人才、產業與資本的市場化競爭，不斷加強人才引進力度和補貼，放寬落户限制，推動以二線中心城市為主的城市羣形成。

説白了，無論是從高質量發展的角度考慮，還是從供給側去落後產能的角度，隨着人口流動的加速，中國未來的那幾個大城市羣，都會獲取更多的勞動力與資本，利用集中效應迸發出更高的生產效率，以此參與到全球的競爭當中。

而這個改革的思路總結一下，就是“發展的不平衡要靠發展來解決”，隨着中國GDP高速全面增長的時代過去，在資本與人才的集中下，點爆式的增長與巨頭的崛起，將是下一個時代的主流。

而把握住命運的方式，就是要跟着國家去趕上歷史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