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考古學70年發展與成就_風聞

來源：《歷史研究》2019年第４期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黨和國家的關心支持下，中國考古人篳路藍縷、砥礪奮進，取得了豐碩成果。學科建設方面，考古學專業隊伍不斷壯大，研究方法和手段不斷豐富，學科體系日趨完善，考古工作規模擴大，重要發現層出不窮；國際交流方面，在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理論方法的同時，立足中國傳統和現實，走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發展道路，國際學術話語權不斷增強；科研成果方面，中國考古人積極回應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考古學問題，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向世界展現中華古代文明的偉大成就和中外文明交流的考古學圖景。可以説，中國考古學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發展速度和進步幅度上最為顯著的人文科學之一。

一、學科建設取得全方位進步

      1.專業隊伍不斷壯大，人才培養體系不斷完善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專業機構僅有1950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幾個機構。截至2019年，我國各省市自治區都建立了考古文物研究所（院），數十個地級市建立了考古文博機構。21世紀以前，這些地方的考古機構主要承擔配合本地區基本建設開展的相關考古工作以及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等；21世紀以後，地方的考古機構也越來越多地承擔主動考古發掘工作。目前，我國具有考古發掘領隊資質的單位達70多個。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的考古和文物保護從業人員僅僅數十人。經過70年的發展，目前全國的專業考古勘探人員、考古技師、從事文物保護和修復的研究人員、文保技師、實驗員等已經達上萬人。

      專業隊伍規模的壯大，離不開人才培養工作的不斷進步。新中國成立後，迫切需要培養考古專業人員。1952年，在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國內高等院校中第一個成立了考古學專業，開始招收考古學專業本科生。此後，四川大學和西北大學等高校也相繼成立考古專業。70年代初，全國約有十所大學在歷史系設置考古專業。1977年冬恢復高考後，各高校培養的77、78和79級考古專業的數百名大學畢業生，為處於青黃不接的各考古和文博單位補充了急需的專門人才，成為推動我國考古和文博事業發展的生力軍，很多人成為各領域的領軍人物。近30年來，一批又一批高等院校加入培養考古與文博人才的隊伍之中。到2018年底，全國高校設立考古、文博、文化遺產和文物保護的本科和碩士、博士專業點近百個，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百倍、改革開放前的近十倍。80年代初開始恢復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培養也有很大發展，已達數千人之多。特別是近幾年開展的考古和文博專業碩士的培養，全國每年畢業的考古和文博專業的碩士有千人之多，博士也有近百人，為中國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不斷輸送新生力量。

       除高等院校以外，國家文物局根據事業發展的需要，組織開展了各種田野考古領隊培訓班。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滿足各地對考古專業人才的需求，50年代前期，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四期考古培訓班，為全國各地培養了急需的考古專業人員。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文物局先後舉辦了博物館館長培訓班、考古領隊培訓班、領隊提高班等各類培訓班。這些面向不同層次考古和文博專業人員的培訓班，對於提高考古和文物保護人才的專業水平、促進我國考古和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2.工作規模日漸擴大，重大科研項目攻關能力得到鍛鍊提升

       20世紀50年代初，考古發掘僅有北京周口店、河南安陽殷墟、河南輝縣等區區幾項。50年代後期，數量有所增加。改革開放以後，隨着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考古調查與發掘項目數量日益增加。80年代前期，每年的考古發掘約100項左右。21世紀以後呈現井噴式增長的態勢，近年來，每年開展的考古項目都有近1000項之多。**20世紀80、90年代配合三峽工程的大規模考古工作和世紀之交配合南水北調工程開展的考古工作，動員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地市級考古機構、部分大學和博物館的專業人員，以及數千名考古技師、數萬名民工，堪稱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最大規模的基本建設考古工作。**這兩次發掘獲得的豐富遺蹟和遺物，在中國考古學發展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參加發掘的各考古機構，在工作中交流了田野發掘經驗，鍛鍊了隊伍，獲得了一大批考古成果。

      我國於1955—1956年、1981—1989年和2007—2011年，先後實施了三次不可移動文物普查。第二次普查共登記遺址40餘萬處，並先後公佈了2351處國家級、8000餘處省級和60000餘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為90年代以來的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奠定了基礎。第三次普查，參加單位和人力投入比第二次增加很多，共有約5萬人參加，登記不可移動文物766722處，其中，新發現536001處，接近登記總量的70%。2012—2016年，國家組織了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共調查102萬家國有單位，登記可移動文物10815萬件。這幾次文物普查對於瞭解全國文物分佈情況、摸清各單位保存的出土文物數量和保存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限於客觀條件，幾乎談不上開展課題研究。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國家綜合實力的日漸增強及發展戰略需要，一批重大學術研究項目應運而生，中國考古學也“與有榮焉”：**1996—2000年實施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2001—2016年實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是我國第一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解決人文科學重大課題的大型研究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及其背景、原因、機制和特點為研究目標，以考古學為基礎，歷史學、農學、環境科學、生物學、地質學、天文學、醫學、遺傳學、物理學、化學、遙感和空間技術、計算機科學、冶金學、文物保護技術以及人類學等近20個學科參與其中，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較此前顯著增強。 

      3.學科體系日趨完善，研究手段不斷更新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領域只有史前考古、商周考古、漢唐考古等。經過70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已在縱向上覆蓋從舊、新石器時代至明清的中國文明史各個時段；橫向上開拓出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分子考古、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石窟寺考古、水下考古、遙感考古、社會考古、認知考古、聚落考古、美術考古、實驗考古、文物保護等學科，學科體系日趨完善。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普遍使用的工具只有探鏟、手鏟以及皮尺、羅盤，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極為貧乏，只有1964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成的碳14測年實驗室以及對少量出土金屬器進行成分分析技術等。90年代以來，世界先進的考古測繪手段、技術及設備不斷引進，如全站儀（Electronic Total Station）、RTK（Real-Time Kinematic）儀器設備等，已經成為常用裝備。自然科技在中國考古研究中所佔比重也有了大幅提升，除碳14測年以外，光釋光（OSL）、地磁法等科學測年手段，能夠精確測定古代遺蹟和遺物的年代；通過分析金屬、陶瓷、玻璃、玉石等遺物的物質結構，判斷其產地及製作工藝技術；通過分析古代人骨中所含碳氮同位素，研究古人生前的主食和動物蛋白質的攝入量；通過分析人體內的鍶同位素，探討人羣的遷徙；通過人骨的形態和DNA分析，研究古代人類的種羣特徵及相互關係；通過出土動植物遺骸，研究當時人們對動植物資源的利用；通過孢粉、植硅石、木炭顆粒等，研究古環境、古代銅、玉石、鹽等稀缺資源的來源和供給。目前，我國考古學應用自然科學技術的能力、設備和手段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我國是原生的文明古國，文化悠久燦爛，遺蹟豐富多樣，這些技術手段的應用，極大地推動了相關工作。

    4.學術期刊和考古論著大量湧現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考古學專業期刊只有《考古學報》《文物》和《考古》，被稱為中國考古學的“三大雜誌”。經過70年的發展，新增《考古與文物》《北方文物》《四川文物》《江漢考古》《東南文化》《華夏考古》《中原文物》《南方文物》《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等10餘種學術期刊，構成了規模可觀的中國考古學期刊方陣。通過以書代刊形式出版的《古代文明研究》《邊疆考古研究》《東方考古》等，刊載了很多高質量論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出版的《中國考古學》（英文版）和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主辦的《亞洲考古》（Asian Archaeology），則是中國考古學面向國際學術界推出的英文期刊，及時介紹中國考古學的重要發現和最新成果，為中外學術交流搭建了橋樑。

       新中國第一批考古論著主要有：《新中國的考古收穫》《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西安半坡》《廟底溝與三里橋》《鄭州二里岡》《輝縣發掘報告》《上村嶺虢國墓地》《洛陽中州路（西工段）》《洛陽燒溝漢墓》《長沙發掘報告》《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羣發掘報告》《唐長安大明宮》《南唐二陵發掘報告》《白沙宋墓》等20世紀50、60年代出版的考古發掘報告。改革開放以後，考古論著逐漸增多。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撰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出版，是對新中國成立30年來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的總結。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是我國首部考古學百科全書。這兩部著作成為80年代中國考古學內容最全面、水平最高的著作和工具書。9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集全所之力編撰系列綜合性學術專著《中國考古學》，並於世紀之交開始陸續出版，是中國考古學史上劃時代的鉅著。2014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大辭典》是中國第一部大型考古學辭典，全書共收錄詞目5000餘條，附有中國考古學大事記、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和立項名錄、各省區考古學會名錄和全國考古發掘單位名錄（不包括港澳台地區）等。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文物局提供的出版經費資助下，作為考古學研究基礎資料的考古發掘報告開始大量出版，至今已達數百部之多，這與50年代僅出版10餘部的情況完全不同。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二、內外交流日益活躍， 國際學術話語權不斷增強

       新中國成立之後到改革開放前，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相對較少。20世紀60年代，中朝兩國在大連崗上、樓上墓地等青銅時代遺址的聯合發掘，以及在黑龍江省東南部渤海國遺址的聯合考古發掘，是這一階段唯一開展的國際合作發掘。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國考古學界的國際交流以“請進來”為主要模式。國內考古機構與歐美和日本的研究機構合作，開展了數十項聯合考古調查與發掘項目。較早開展的國際合作始於90年代初，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美國哈佛大學在豫東實施的合作調查與發掘。此後，幾個國內考古機構與歐美考古機構合作，在魯東南、安陽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河南洛陽地區的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等多個地區，實施區域調查和對古代都城的合作發掘。通過對外交流與合作，一批“50後”和“60後”考古工作者赴海外留學研修，開闊眼界，得以更加全面地瞭解國外同行的理論、理念、方法。這一時期，一批學者致力於翻譯國外有代表性的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論著，使各種考古學理論被介紹到國內。通過上述途徑，歐美和日本的考古學對中國考古學產生了較大影響。圍繞着如何對待這些國外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中國考古學界內部曾發生過激烈爭論。通過討論，大家逐漸形成共識：中國考古學不應照搬國外的理論與方法，而應當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吸收和借鑑國外的理論和方法。

      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是中國考古學“請進來”和“走出去”並行的10年。中外合作項目繼續開展，內蒙古自治區、四川、山西的考古機構開始走出國門，赴鄰國蒙古和越南開展考古工作。2010年以後，在繼續與國外考古機構合作的同時，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考古隊走出國門，到俄羅斯、蒙古、烏茲別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柬埔寨等國進行合作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機構還把合作發掘的區域擴展到其他古代文明發祥地，如埃及、肯尼亞、洪都拉斯等，積極參與世界範圍內人類文明的研究。這些境外的合作發掘和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聲譽。

      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是促進國際交流的重要途徑。1983年，由中國考古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舉辦的亞洲地區（中國）考古討論會在北京和西安召開，來自10個亞洲國家的12名代表和英美等國的6位觀察員參加了會議。這是我國第一次召開考古學國際學術會議。此後，我國召開了數十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還承辦了東亞考古學會等國際學術組織的學術會議，促進了我國和國際考古學界的相互交流。

       2013年我國發起創辦的“世界考古·上海論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組織國際優秀考古學家，對世界範圍內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進行評選的學術平台。論壇宗旨為“以我為主、學術高端、面向世界、促進交流”，每兩年舉辦一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上海市文物局等單位聯合承辦。論壇參評項目由來自近50個國家和地區的200位著名學者構成的諮詢委員會推薦，由1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40位國際權威學者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投票產生。每屆論壇還組織學者就會議主題開展研討：從2013年至今，論壇已分別就“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首屆）、

“文化交流與文化多樣性的考古學探索”（第2屆）、“水與古代文明”（第3屆）展開討論，第四屆論壇於2019年12月舉行，主題是“城市化與全球化的考古學視野——人類共同的未來”。值得一提的是，每屆論壇會邀請並全額資助數十個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參加會議，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兼容幷蓄、博採眾長的文化自信，凸顯了我國尊重文化多樣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博大胸懷。經過多年的努力，“世界考古·上海論壇”已經成為世界上規格最高、學術性最強、影響力最大的考古學學術交流平台之一，使長期遊離於國際考古學術圈邊緣的中國考古學成功進入世界考古學的核心。

       經過70年的發展與努力，新中國考古學的國際交流日趨深化。在合作中，我們注意體現不同文明平等相待、促進文明之間交流互鑑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獲得了各國學者的高度讚許，大大增強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話語權，使國際學術界更加深刻地瞭解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豐富內涵，也為加強與國際考古學界的交流、推動世界範圍內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追索中華文明的起源、 發展歷程及世界貢獻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考古人在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及發展過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中華文明的世界貢獻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1.證實中華史前文明的本土起源和5000年文明史

      20世紀80年代，國際遺傳學界出現了一種觀點，即根據世界各地的現代人體內都存在一種共同的DNA，認為世界各地的現代人都是大約20萬年前從非洲走出的“老祖母”的後代。從非洲走出來的現代人祖先擴散到世界各地，取代了世界各地的原生古人類。這就是著名的“夏娃理論”。對此，中國考古學和古人類學提出，中國的古人類和舊石器時代文化呈現連續進化的形態，不見傳統斷裂和被外來文化取代的現象。針對國際學術界“夏娃理論”的支持者所謂“中國缺乏距今10萬到3萬年之間古人類活動遺址的考古發現，所以，不能構成否認東亞地區現代人的祖先來自東非證據”的觀點，從事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學者組織力量，在我國中原地區和華南地區等地對距今10萬—4萬年的多個遺址開展考古發掘，獲得了豐富的人類活動遺蹟和遺物。發掘結果顯示，這一年代段，中國北方和南方地區古人類在石器製作技術等方面仍然沿襲了本土的文化傳統，沒有出現原有文化傳統被新的外來文化取代的現象，只是在新疆和山西等地區的少數遺址發現外來工藝製作的石器，表明外來人羣可能少量進入到了中國西北地區，但並未出現對原有人羣及其文化傳統的取代。這表明，中華大地的古人類及其文化是連續進化、一脈相承的，以北京猿人為代表的古人類，確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

       20世紀50年代，圍繞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史前文化究竟是本土起源還是從外部傳入，曾經發生過爭論。中國考古學家經過幾十年的發掘和研究，以大量實物資料和研究成果證明，雖然中國史前文化與同時期外部文化發生過交流，但中國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的史前文化是在自身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土生土長的，有力駁斥了中國史前文化西來説。經過70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中國各地史前時期的重要考古發現説明，距今5000年左右，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各地的社會分化加劇，出現了集軍事權力與祭祀權力於一身的王權，形成了禮制，出現了早期國家，相繼進入了古國文明社會。中華5000年文明絕非虛言，而是歷史真實。

        2.探索各地區的文明化進程及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早期進程

       通過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我們對中華大地各地區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過程以及導致這一過程的背景、原因、機制有了輪廓性認識。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各個地區由於不同的自然環境和生業基礎，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習俗，其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具有自身的特點。各個區域文明之間相互交流、借鑑、融合，形成了中華文化共同體。在黃帝和炎帝時期，中原地區的文明一度向周圍施加強烈影響。堯舜禹時期，積極吸收周圍區域文明的先進因素，各區域文明的先進因素向中原地區匯聚。夏王朝建立後，中原王朝創造的一整套禮儀制度及其禮器向周圍輻射，影響所及，東達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西至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北抵黃河中游的河套地區，南到華南地區甚至越南北部，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影響圈。商王朝時期，與周圍廣大地區的方國保持時遠時近的關係，商王朝掌握的冶金術向周圍地區傳播，產生了廣漢三星堆、江西新幹等區域性青銅文明。西周王朝實行封邦建國，統治比商王朝更加鞏固。

      3.展現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和世界貢獻

       70年來，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墓葬的考古發掘，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悠久燦爛和中華先民的勤勞智慧。在浙江跨湖橋遺址，發現了距今8000年的獨木舟。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世界最早（距今8000多年）的七孔骨笛。經過測音發現，骨笛的音很準，可以演奏樂曲。同一遺址出土龜甲上發現的刻畫符號，與殷墟甲骨文不乏相似之處，為研究甲骨文的起源提供了線索。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的距今6000年的墓葬，墓主人屍骨東西兩側，有貝殼堆塑的龍和虎的形象，與戰國到漢代的東青龍西白虎的四神觀念十分吻合。在距今5500—5000年的喀左牛河梁遺址祭祀遺址羣，發現了呈三重圓形的祭壇，與中國古代祭天的圜丘有結構上的相似性。該遺址的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玉龍表明，龍的觀念此時已經產生。在大約同時代的河南鞏義雙槐樹和鄭州青台遺址，發現了呈北斗星狀分佈的七件陶罐，表明當時人們已經對北斗星有了認識。在浙江北部餘杭良渚遺址巨型古城北部發現的總長達10餘公里的大型水壩，修建於距今5100年左右，是世界上同時期規模最大的水利設施。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巨型城址內發現了以太陽投影判斷農事節氣的觀象台，從而證明早在4200年前，黃河中游地區的人們就已經掌握了農事節氣，印證了《尚書》中堯“觀象授時”的記載。在陶寺城址宮城內的宮殿基址，出土了距今4200年前後的陶瓦，從而將人類使用瓦的歷史提早了1200年。

       在農業生產、玉器加工、陶瓷製作、金屬冶煉、養蠶繅絲等方面，古代中國也作出了卓越貢獻。考古發現證明，距今1萬年前，中國北方地區已經開始栽培粟和黍。與此同時，長江下游地區開始栽培稻。在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出土了距今9000年的玉環等裝飾品。內蒙古赤峯興隆窪遺址，出土了距今8000年、製作更為精緻的玉耳環和吊墜。在華北、江南和華南地區，都發現了距今16000—12000年的陶器，表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製作陶器的地區之一。約4000年前，中華先民已能夠燒製原始瓷器；到了3—4世紀，我們已經能夠製作真正的瓷器。考古學家在長江下游地區發現了多件距今7000年的漆器。中華先民掌握養蠶和繅絲技術不晚於7000年前。山西陶寺遺址出土了距今4200年左右的銅容器。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容器的製作技術達到了高峯。冶鐵術出現於西周時期，此後與青銅鑄造技術相結合，發展為鑄鐵技術，至春秋戰國時期，以越王勾踐劍為代表，青銅器製作工藝技術達到了高峯。漢代以後出現的炒鋼、灌鋼等工藝技術，在當時居世界領先地位。 

     

中國考古學取得的發展成就，是新中國70年建設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70年來，中國考古學學科建設全面進步，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在70年考古事業中，中國考古人為復原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及發展過程，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考古資料，讓民眾瞭解“我們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瞭解我們的民族、國家、文明是如何從歷史走到今天，為當下和今後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鑑和啓示，為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了積極貢獻。

〔作者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