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醫患糾紛,是故意殺人!_風聞
已注销用户-中国政经第一刊2019-12-28 22:32
女醫生之死
事實上,早在1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就發出了通報,稱55歲的男子孫某持刀扎傷民航總醫院一女醫生,但此時並未引起關注。
直到3天后的12月27日下午,當監控畫面流出,所謂“扎傷”的一幕,令所有人不寒而慄。視頻裏,孫文斌,亦即病患家屬,站在女醫生楊文的身後,楊文側過頭來,簡單應答之後,轉頭繼續工作。孫文斌當即拿出了刀,刺向楊文的頸部。現場女護士倉皇逃離,趕來的男醫生,卻未能成功勸阻。
視頻截圖
根據“醫學界”報道,楊文頸部有多處刀傷,其中一刀砍斷了右側頸全部肌肉,砍斷了食管、氣管、頸內靜脈、頸總動脈,和通往身體的神經。搶救小組立即投入搶救中,但經過長達13小時的搶救,楊文醫生還是沒有生命體徵,於25日0時50分,被宣佈不幸死亡。
與此同時,1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經依法審查,對孫文斌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准逮捕。
經多方證實為楊文同事的醫生也在27日下午發文章,交代了這起殺醫事件的“背景”:楊文接診的患者為95歲老年女性,腦梗塞後遺症,但近20天的治療下來,病情並未好轉,醫生建議轉院。但家屬並不同意,且不接受死亡的可能性,疑似發生“吵鬧、辱罵和威脅”等醫鬧行為,楊文同事陳述到:“小兒子(孫文斌)尤其極端和情緒化,總説老太太死了,我們誰都別想活。半個多月,我們上班都是忍氣吞聲、膽戰心驚。”
最終,殘忍殺醫的一幕,還是發生了。
案件的詳情,還需要司法機關進一步的偵辦和審理。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已經不再是一起簡單的醫患糾紛,而是一起涉嫌故意殺人的刑事案件。
國家衞健委回應北京民航總醫院傷醫事件
事實上,除了民航總醫院殺醫事件,最近的類似事件還在頻繁發生。
同樣在12月,湖南省衡山縣一位女村醫周醫生被村民汪某某殺害。據衡山公安披露,起因是周醫生提醒其汪某某檢查,汪某某則認為拍照檢查讓身體更差,遂用椅子和磚頭砸向周醫生的頭部,將其殺害後藏屍逃竄,於兩日後抓獲歸案。
更早前,10月22日上午,甘肅蘭州也發生一起殺醫命案。女醫生馮麗莉給病人做檢查時,一名男子闖入,將她殺害。據蘭州警方通報,這名犯罪嫌疑人為楊某某,患直腸癌,曾是馮麗莉的病人,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檢方批捕,案件還在審理當中。
一系列事件,讓醫患矛盾重回公眾視野和輿論中心,而過去十多年來,這個矛盾,一度是中國人心頭的烏雲,也是最敏感和最緊張的社會矛盾之一。
12月27日下午,民航總醫院舉行了楊文醫師追思會
中國的醫患關係變好了嗎?
中國的醫患關係在變好嗎?這個問題的確需要重新審視。
中國醫患矛盾的根源,學界大多沿着醫療體制和醫療資源等問題,一路追溯到改革開放。1979年,當時的衞生部喊出“ 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衞生事業”的口號,於是,體制變革把醫院推進事業單位和商業機構的夾縫中,一場觸及利益分配的複雜機制,由此撕裂了醫患共同體的緊密關係。
2000年後,互不信任的緊張關係,劇烈擴大起來。據統計,2002 年,由於醫療糾紛而發生的衝擊醫院、干擾醫療秩序的惡性事件有 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 2006年則超過了1 萬起。
高峯期在2013年前後到來,長沙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的研究顯示, 2013 年我國醫療機構醫患糾紛事件7萬起;2014 年陡增至 11.5 萬起,年均增幅在 64.3% 以上。這一時期,惡性傷醫、殺醫事件,頻繁引爆輿論。根據中國醫師協會的不完全統計,2013年全國影響較大的惡性傷醫案件共有16起。
其中,就有中國醫患史上標誌性的温嶺襲醫案。
2012年,一個名叫連恩青的33歲男子,在温嶺市第一人民醫院做了鼻內鏡下鼻腔微創手術,但仍感到鼻子不通暢,他投訴後,醫院兩次會診結果均為:手術良好,不需再做。多家醫院同樣的複診結果,卻讓他感到所有人串通一氣,合夥騙他。2013年10月25日,他持刀衝進温嶺第一人民醫院,將耳鼻咽喉科主任醫師王雲傑殺害。
此事把原本緊張的醫患矛盾推向了臨界點,更赤裸地暴露了醫護人員的高危環境,幾乎全行業的醫護人員,都喊出了“拒絕醫療暴力”的口號。官方也加大瞭解決醫患糾紛的力度。
而隨着中國醫療質量變好,一切似乎都在好轉。
根據國家衞健委2018年9月份公佈的數據,
2013年以來,全國醫療糾紛總量累計下降20.1%,涉醫案件累計下降41.1%,2018年1月~8月仍保持持續下降的趨勢。近5年來,在我國診療服務量持續增長的情況下,醫療糾紛數量和涉醫違法犯罪案件數量連續5年“雙下降”。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醫患關係正在變好,是毫無疑問的。不過,醫患關係變得明朗的同時,醫生的權益、執業環境似乎仍是暗影重重。中國醫師協會2018年發佈的白皮書中提到,仍有66%的醫師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醫患衝突,同時,62%的醫師認為執業環境沒有改善。醫療平台丁香園近期做過一份調查結果,85.2% 的受訪醫生表示,自己所在的醫院或科室發生過患者暴力事件,而只有 29.3% 的醫生表示,自己所在的醫院後續採取了相關保護措施。
超負荷工作和醫患關係的緊張,仍影響着人們從事醫師的信心,造成了較大的職業倦怠。上一時刻,“醫生被打上頭條,下一秒,便是醫生緊缺被寫進新聞。上述白皮書提到,45%的醫師不希望子女從醫。
從媒體報道來看,2018年以來,傷醫事件似乎有所反彈,輿論聲浪重新高漲起來。當然,無法否認醫患關係的主流走勢,但關乎醫護人員的生命安全、權益,這種實實在在的問題,卻不能再被忽視了。
“學會做個病人吧!****”
縱觀各種傷醫事件,無非是對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和治療結果不滿,或者“醫生態度不好”、“病沒給我治好”、“醫生的專業水平不行”等等,也是患者或家屬訴諸暴力的常見理由。
回頭來看,不難發現,這些導火索其實大同小異,有些甚至可以説雞毛蒜皮。但它何至於撕裂原本處在同一戰壕的醫患同盟呢?要知道,醫生和病人原本有着共同的敵人——疾病,他們原本處在同一戰壕,而不是互相戕害。
比起把問題單一地歸結於不成熟的醫藥政策,不健全的醫療體制,更應該看到的是,醫患關係是個極其複雜的、多維度的綜合問題,既有具有契約性質、又有經濟消費傾向,同時還包含了倫理和法律等因素。
當然,政府是責無旁貸的,它需要更主動地完善相關制度、政策,尋找有效調節和平衡醫患雙方利益的路徑。我們有理由相信,隨着未來醫療的進步,醫患關係會呈現一個良好的走勢。
但不容忽視的是,醫患關係並非主動、被動的二元對立、也不是醫生指導、患者配合的單線關係。換個角度,我們還需再問,社會公眾、作為大多數的患者,應該承擔怎樣的角色?
從眾多醫鬧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病患及家屬之所以出現過激情緒,也許可以用胡適的“不配做病人”來形容了。
1936年,胡適在為亨利·E·西格里斯特博士撰寫的《人與醫學》中譯本作序時寫道:“到了危急的時候,我們也許勉強去進一個新式醫院;然而,我們的愚昧往往使我們不瞭解醫院,不瞭解看護,不瞭解醫院的規矩。老實説,多數的中國人至今還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險了!”
幾十年過去,這番論調如今再看也並未過時。“不會做病人”,這一觀點也有一種新的詮釋。
患者對醫學、疾病的錯誤認知,跟醫生往往形成巨大的差異,由此留下了矛盾的根源。正如楊文同事爆料中所言,孫文斌行兇前,曾揚言“老太太死了,我們誰都別想活”。要知道,所謂老太太已經95歲,據稱全身重症感染(胃腸道、泌尿系、肺部)並伴有心衰、心肌損傷。如此高齡,又眾多基礎病、免疫功能基本到了潰散的邊緣。
現代醫學何以有起死回生的功能?但這種“巨嬰式”的認知,在眾多醫鬧案例中,並不少見。比如湖南衡山傷害村醫的汪某某,竟愚昧地認為,拍照檢查讓他身體惡化,從而動其了殺念。
犯罪心理機制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也許有的像温嶺襲醫案那樣,存在一定的人格障礙,但否認不了的是,大量醫鬧事件裏,這種認知偏差是普遍存在的。
而醫患關係本身是一種博弈和策略互動。高度專業化的醫生,與較為無知的患者,處在信息不對稱的竹槓兩端,難免出現的局面是,失衡、跌倒、錯亂、以及扭曲。簡單的總結是,他們是無知於疾病的複雜性,而苛責於醫學的有限性。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們並未學會如何跟疾病、死亡相處。
要知道,治癒是小概率的事情,90%的疾病,是我們必須終生與之為伴的,醫學能做的,無非是控制和延緩進程、緩解疼痛,改善生活質量。
面對現代醫學意義上的疾病、死亡與生命,我們需要構建的是一套現代化的倫理秩序,它超越制度,超越政策和法律,且註定是一個漫長的社會孕育過程。
人類終將被疾病、衰老、死亡所擊敗,但在此之前,請停止互相戕害,讓醫生成為合格的醫生,也讓患者成為合格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