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醫患糾紛，是故意殺人！_風聞

女醫生之死

事實上，早在1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就發出了通報，稱55歲的男子孫某持刀扎傷民航總醫院一女醫生，但此時並未引起關注。

直到3天后的12月27日下午，當監控畫面流出，所謂“扎傷”的一幕，令所有人不寒而慄。視頻裏，孫文斌，亦即病患家屬，站在女醫生楊文的身後，楊文側過頭來，簡單應答之後，轉頭繼續工作。孫文斌當即拿出了刀，刺向楊文的頸部。現場女護士倉皇逃離，趕來的男醫生，卻未能成功勸阻。

視頻截圖

根據“醫學界”報道，楊文頸部有多處刀傷，其中一刀砍斷了右側頸全部肌肉，砍斷了食管、氣管、頸內靜脈、頸總動脈，和通往身體的神經。搶救小組立即投入搶救中，但經過長達13小時的搶救，楊文醫生還是沒有生命體徵，於25日0時50分，被宣佈不幸死亡。

與此同時，1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經依法審查，對孫文斌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准逮捕。

經多方證實為楊文同事的醫生也在27日下午發文章，交代了這起殺醫事件的“背景”：楊文接診的患者為95歲老年女性，腦梗塞後遺症，但近20天的治療下來，病情並未好轉，醫生建議轉院。但家屬並不同意，且不接受死亡的可能性，疑似發生“吵鬧、辱罵和威脅”等醫鬧行為，楊文同事陳述到：“小兒子（孫文斌）尤其極端和情緒化，總説老太太死了，我們誰都別想活。半個多月，我們上班都是忍氣吞聲、膽戰心驚。”

最終，殘忍殺醫的一幕，還是發生了。

案件的詳情，還需要司法機關進一步的偵辦和審理。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已經不再是一起簡單的醫患糾紛，而是一起涉嫌故意殺人的刑事案件。

國家衞健委回應北京民航總醫院傷醫事件

事實上，除了民航總醫院殺醫事件，最近的類似事件還在頻繁發生。

同樣在12月，湖南省衡山縣一位女村醫周醫生被村民汪某某殺害。據衡山公安披露，起因是周醫生提醒其汪某某檢查，汪某某則認為拍照檢查讓身體更差，遂用椅子和磚頭砸向周醫生的頭部，將其殺害後藏屍逃竄，於兩日後抓獲歸案。

更早前，10月22日上午，甘肅蘭州也發生一起殺醫命案。女醫生馮麗莉給病人做檢查時，一名男子闖入，將她殺害。據蘭州警方通報，這名犯罪嫌疑人為楊某某，患直腸癌，曾是馮麗莉的病人，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檢方批捕，案件還在審理當中。

一系列事件，讓醫患矛盾重回公眾視野和輿論中心，而過去十多年來，這個矛盾，一度是中國人心頭的烏雲，也是最敏感和最緊張的社會矛盾之一。

12月27日下午，民航總醫院舉行了楊文醫師追思會

中國的醫患關係變好了嗎？

中國的醫患關係在變好嗎？這個問題的確需要重新審視。

中國醫患矛盾的根源，學界大多沿着醫療體制和醫療資源等問題，一路追溯到改革開放。1979年，當時的衞生部喊出“ 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衞生事業”的口號，於是，體制變革把醫院推進事業單位和商業機構的夾縫中，一場觸及利益分配的複雜機制，由此撕裂了醫患共同體的緊密關係。

2000年後，互不信任的緊張關係，劇烈擴大起來。據統計，2002 年，由於醫療糾紛而發生的衝擊醫院、干擾醫療秩序的惡性事件有 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 2006年則超過了1 萬起。

高峯期在2013年前後到來，長沙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的研究顯示， 2013 年我國醫療機構醫患糾紛事件7萬起；2014 年陡增至 11.5 萬起，年均增幅在 64.3% 以上。這一時期，惡性傷醫、殺醫事件，頻繁引爆輿論。根據中國醫師協會的不完全統計，2013年全國影響較大的惡性傷醫案件共有16起。

其中，就有中國醫患史上標誌性的温嶺襲醫案。

2012年，一個名叫連恩青的33歲男子，在温嶺市第一人民醫院做了鼻內鏡下鼻腔微創手術，但仍感到鼻子不通暢，他投訴後，醫院兩次會診結果均為：手術良好，不需再做。多家醫院同樣的複診結果，卻讓他感到所有人串通一氣，合夥騙他。2013年10月25日，他持刀衝進温嶺第一人民醫院，將耳鼻咽喉科主任醫師王雲傑殺害。

此事把原本緊張的醫患矛盾推向了臨界點，更赤裸地暴露了醫護人員的高危環境，幾乎全行業的醫護人員，都喊出了“拒絕醫療暴力”的口號。官方也加大瞭解決醫患糾紛的力度。

而隨着中國醫療質量變好，一切似乎都在好轉。

根據國家衞健委2018年9月份公佈的數據，

2013年以來，全國醫療糾紛總量累計下降20.1%，涉醫案件累計下降41.1%，2018年1月~8月仍保持持續下降的趨勢。近5年來，在我國診療服務量持續增長的情況下，醫療糾紛數量和涉醫違法犯罪案件數量連續5年“雙下降”。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醫患關係正在變好，是毫無疑問的。不過，醫患關係變得明朗的同時，醫生的權益、執業環境似乎仍是暗影重重。中國醫師協會2018年發佈的白皮書中提到，仍有66%的醫師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醫患衝突，同時，62%的醫師認為執業環境沒有改善。醫療平台丁香園近期做過一份調查結果，85.2% 的受訪醫生表示，自己所在的醫院或科室發生過患者暴力事件，而只有 29.3% 的醫生表示，自己所在的醫院後續採取了相關保護措施。

超負荷工作和醫患關係的緊張，仍影響着人們從事醫師的信心，造成了較大的職業倦怠。上一時刻，“醫生被打上頭條，下一秒，便是醫生緊缺被寫進新聞。上述白皮書提到，45％的醫師不希望子女從醫。

從媒體報道來看，2018年以來，傷醫事件似乎有所反彈，輿論聲浪重新高漲起來。當然，無法否認醫患關係的主流走勢，但關乎醫護人員的生命安全、權益，這種實實在在的問題，卻不能再被忽視了。

“學會做個病人吧！****” 

縱觀各種傷醫事件，無非是對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和治療結果不滿，或者“醫生態度不好”、“病沒給我治好”、“醫生的專業水平不行”等等，也是患者或家屬訴諸暴力的常見理由。

回頭來看，不難發現，這些導火索其實大同小異，有些甚至可以説雞毛蒜皮。但它何至於撕裂原本處在同一戰壕的醫患同盟呢？要知道，醫生和病人原本有着共同的敵人——疾病，他們原本處在同一戰壕，而不是互相戕害。

比起把問題單一地歸結於不成熟的醫藥政策，不健全的醫療體制，更應該看到的是，醫患關係是個極其複雜的、多維度的綜合問題，既有具有契約性質、又有經濟消費傾向，同時還包含了倫理和法律等因素。

當然，政府是責無旁貸的，它需要更主動地完善相關制度、政策，尋找有效調節和平衡醫患雙方利益的路徑。我們有理由相信，隨着未來醫療的進步，醫患關係會呈現一個良好的走勢。

但不容忽視的是，醫患關係並非主動、被動的二元對立、也不是醫生指導、患者配合的單線關係。換個角度，我們還需再問，社會公眾、作為大多數的患者，應該承擔怎樣的角色？

從眾多醫鬧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病患及家屬之所以出現過激情緒，也許可以用胡適的“不配做病人”來形容了。

1936年，胡適在為亨利·E·西格里斯特博士撰寫的《人與醫學》中譯本作序時寫道：“到了危急的時候，我們也許勉強去進一個新式醫院；然而，我們的愚昧往往使我們不瞭解醫院，不瞭解看護，不瞭解醫院的規矩。老實説，多數的中國人至今還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險了！”

幾十年過去，這番論調如今再看也並未過時。“不會做病人”，這一觀點也有一種新的詮釋。

患者對醫學、疾病的錯誤認知，跟醫生往往形成巨大的差異，由此留下了矛盾的根源。正如楊文同事爆料中所言，孫文斌行兇前，曾揚言“老太太死了，我們誰都別想活”。要知道，所謂老太太已經95歲，據稱全身重症感染（胃腸道、泌尿系、肺部）並伴有心衰、心肌損傷。如此高齡，又眾多基礎病、免疫功能基本到了潰散的邊緣。

現代醫學何以有起死回生的功能？但這種“巨嬰式”的認知，在眾多醫鬧案例中，並不少見。比如湖南衡山傷害村醫的汪某某，竟愚昧地認為，拍照檢查讓他身體惡化，從而動其了殺念。

犯罪心理機制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也許有的像温嶺襲醫案那樣，存在一定的人格障礙，但否認不了的是，大量醫鬧事件裏，這種認知偏差是普遍存在的。

而醫患關係本身是一種博弈和策略互動。高度專業化的醫生，與較為無知的患者，處在信息不對稱的竹槓兩端，難免出現的局面是，失衡、跌倒、錯亂、以及扭曲。簡單的總結是，他們是無知於疾病的複雜性，而苛責於醫學的有限性。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們並未學會如何跟疾病、死亡相處。

要知道，治癒是小概率的事情，90%的疾病，是我們必須終生與之為伴的，醫學能做的，無非是控制和延緩進程、緩解疼痛，改善生活質量。

面對現代醫學意義上的疾病、死亡與生命，我們需要構建的是一套現代化的倫理秩序，它超越制度，超越政策和法律，且註定是一個漫長的社會孕育過程。

人類終將被疾病、衰老、死亡所擊敗，但在此之前，請停止互相戕害，讓醫生成為合格的醫生，也讓患者成為合格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