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似道改革有沒有加速南宋滅亡？與王安石變法相比如何_風聞

文/登州衞僉事

本文是為回答用户提問而撰寫。把賈似道説成一個漫畫式的蟋蟀宰相，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在鄙視給賈似道點過讚的孟珙等名臣良將的智商。但翻案過度，認為賈似道是南宋的救星，惡名都是文人的“惡毒攻擊”，則是更加離譜的幻覺。本文會詳細講述軍政全才賈似道怎樣導致南宋滅亡。

賈似道頗有軍政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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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秦檜、韓侂冑、史彌遠並稱“南宋四大權臣”的賈似道在南宋還未滅亡時就被定性為奸臣，直到今天。相對的，他主持的改革也被視為加速南宋滅亡的惡政。

不過相比其他被定性為“奸佞”的歷史人物，賈似道又有所不同。他首先是一個能臣。**不僅南宋內部文天祥、李庭芝等人對賈似道做出了很高的評價，連對手忽必烈也對他頗為推崇。**這一點是其他三大權臣所不具備的。

作為孟珙臨終前推薦的繼任者，賈似道在京湖戰區還是幹出了一番成績，尤其在屯田方面做的比孟珙還要出色。另外，他在軍事方面也頗有建樹。第二次宋蒙戰爭期間，忽必烈以絕對優勢兵力圍攻鄂州。由於呂文德已經率領京湖軍主力前往四川救援，賈似道只能帶領數萬老弱殘兵苦苦支撐，以陣亡一萬三千人為代價等到了數月之後呂文德、馬光祖等人的回援。此戰過後，他也因功升任宰相。

賈似道曾得稀世名將孟珙的推薦

與之伴隨的是一些“流言”：賈似道私下與忽必烈議和並用歲幣換取蒙古退兵，郝經受命前來討要歲幣卻被賈似道私下扣押，後來蒙軍圍困襄樊，賈似道還對宋度宗隱瞞事實等。《上下五千年》皆予以採信，然而目前皆已證偽，大部分還是元以後的歷史發明。

當然，賈似道本身確是有問題的，他最大的缺點是私心過重。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京湖制置使李曾伯等人收復襄樊，心懷妒忌的兩淮制置使賈似道為否定其功績，對宋理宗炮製了“襄樊無用論”，號稱襄樊“孤壘綿遠，無關屏障”。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京湖戰區形勢危急，宋理宗還記得賈似道的話，想要“棄襄保鄂”，賈似道沒有辦法，只能自己打臉，辯稱“在今則不可棄矣”。

蒙古圍困襄樊的第一年，總兵力不過十萬人左右，當時襄樊有守軍兩萬四千人，鄂州有高達統領的五萬人，完全有能力解圍。賈似道準備派高達前去解圍，呂文煥因厭惡高達而虛報大捷，賈似道為了安撫呂文煥就放棄了此次救援，因此錯過了最佳解圍時機。這是賈似道又一次將私心置於國家大事之上。

至於他主持的改革，雖然一些政策比較兇惡，但本意確是為了給南宋續命，最大的問題還是出在他借改革打擊政敵、滿足私慾。説到底，還是私心作祟，最終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賈似道改革是否加速了南宋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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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從改革措施來看，賈似道的改革不僅沒有加速南宋滅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為南宋續了命。但賈似道作為改革操盤手，其所作所為確實起到了加速南宋滅亡的作用。

雖然南宋晚期政治、軍事方面都存在極其嚴重的問題，但從之前宋金、宋蒙戰爭的進程來看，南宋軍隊戰鬥力雖大不如前，但也足以應付目前的局面。只要內部局面狀況不繼續惡化，抵禦蒙古軍並非完全不可能的事。

本來，賈似道的改革時機是很好的，如果好好做是有希望改善南宋軍政狀況的。蒙哥死後，忽必烈忙於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無力南顧，甚至着力於跟南宋改善關係，南宋因此獲得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和一個難得的時間窗口。

蒙古退兵之後，南宋各戰區甚至沒有能力進行反擊，因為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都已經沒錢沒糧了。為了籌措軍糧，賈似道推出了“公田法”，即搶劫富人的田地充作國有，用以保障軍糧供應，雖然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後果，但確實保證了南宋最後十幾年的軍糧。賈似道搞的公田後來也成被元朝充分的利用，忽必烈犒賞功臣、漕運基本都是用的公田帶來的收入。

“經界法”（收回部分過量發行的紙幣）也是比較成功的。賈似道開始改革之前，為了應對長期戰爭，南宋朝廷與各戰區總領所發行了海量紙幣，一貫會子的實際價值（官價770文）最低時大約只有70文，改革後最高達到257文（鹹淳四年），到南宋滅亡時也保持在200文以上（總體上恢復到跟蒙古開戰前的水平），可以説穩定了物價和基本的經濟秩序。哪怕宋帝趙昺投降以後，文天祥依舊能用2800多萬貫會子招兵買馬，並一度光復了江西和半個湖南。

但是，“打算法”則是徹頭徹尾的災難，糞裏面找金子也找不出一點亮點來。

在古代，軍隊將領貪污腐敗是一個難以根治的問題，無數立下汗馬功勞的名將最終都倒在了貪腐上。

南宋晚期情況尤為嚴重。李曾伯前往廣西整飭軍備之前，廣西兵額三萬而在編不足一萬，有的軍隊甚至一千人只有三十人能披掛；差不多同時期，兵額五萬、馬五千匹的建康府駐紮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實際人數竟然只有一萬一千餘人，馬不過兩千匹（沒想到吧，這樣的南宋竟然能抵抗全盛時期的蒙古）。只不過之前長期戰爭帶來的軍事壓力，讓朝廷對地方將領貪污、虛報支出等行為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景定二年（公元1260年），南宋前線軍事壓力大為減輕，賈似道為解決國家財政問題開始在軍隊中實行“打算法”。就審計結果來看，幾乎所有將領或多或少地都存在問題，如果能合理、公正地處理也不至於有多大問題，然而賈似道選擇了差異化處理。

比如，跟賈似道不和的曹世雄、向士璧、印應飛、李曾伯、高達、王堅（釣魚城守將）等人被處理就很重，有的甚至因此丟了性命；而像馬光祖、呂文德、范文虎這些跟賈似道走得近的，就沒受到什麼處理。甚至，連跟馬光祖關係不好的趙葵都因為“張燈宴錢”的罪名被處理了，而實際上這項支出根本不在此次“打算”的範圍之內。

另外，四川制置使俞興也想利用“打算法”整死與其不和的知瀘州、潼川路安撫副使劉整，劉整多次求饒無果後知道必死無疑，於是帶着潼川路十五州、軍投降了蒙古。鹹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劉整向忽必烈提出了圍困襄樊的戰略，可謂是打中了南宋的死穴，拉開了南宋走向滅亡的序幕。

劉整是元滅宋的關鍵人物

被逼反後為蒙古獻計訓練水軍、攻打襄樊

賈似道本來已經通改革為南宋提供了延續的條件，卻又借改革打擊政敵、清初異己，雖然滿足了私心、穩固了權位，卻是自毀長城。加上戰爭期間因私心多次錯失解圍良機，賈似道確實起到了加速南宋滅亡的作用。

總的來説，賈似道通過改革給南宋帶來了生的希望，卻又親手毀掉了它。

賈似道改革與王安石變法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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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似道改革與王安石變法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出發點就完全不同。

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富國強兵，是在北宋內外部均無重大危機的情況下追求更進一步；賈似道的改革則是在南宋生死存亡的時刻，目的僅僅是為了讓南宋繼續苟活下去。

王安石變法之前，國家財政確實有一定程度的虧空，比如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歲入11613萬餘，支出12034萬餘，因為單位問題無法準確計算赤字率，但大致不過是5%左右的水平，哪怕加上1100多萬的“非常出”也不是太嚴重，考慮到地方財政狀況良好，整體財政狀況不能説差；而賈似道改革之前，持續數十年的戰爭已經對南宋經濟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國家財政難以為繼，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赤字率甚至接近五成（“聞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轉論對奏札》卷一），基本到了崩潰的邊緣。

從軍事方面來看，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至少是兵精糧足，無非是不能平遼滅夏讓部分人不滿罷了；而賈似道改革之前，南宋各地兵力嚴重不足，缺額嚴重，甚至出現了“兵為將有”的趨勢。

其次，變法手段也不相同，這主要體現在財政方面。王安石變法主要依靠“開源”，主要體現在青苗法（給農民貸款）；賈似道改革則是“開源節流”雙管齊下，“開源”主要體現在公田法（搶劫富人田地），“節流”主要體現在打算法（嚴格審計財政支出）和嚴復試（減少新增官員數量）。

另外，王朝中後期士大夫階層把控鄉村導致帝國對基層掌控力減弱，汲取能力削弱，也是王安石和賈似道都想打破的局面。兩人應對方式也各有不同：王安石是通過“保甲法”繞過士大夫階層，加強對民間的管控，從而加強壓榨；賈似道則是通過“公田法”沒收私人的土地將之國有化，靠直接搶劫來保證軍糧供應。

在最終結果上，兩者倒是有些異曲同工：主要目標都達成了，但都因為變法過程中的急功近利而對政局造成了極其不好的影響，對政權的覆滅都起了很大作用。

賈似道在木綿庵的遭遇並不冤枉

不過，兩人的結局卻是大相徑庭：王安石雖然在南宋、明朝名聲不好，但從未被列入奸臣行列，幾十年前更是被拔高成為偉大的改革家；賈似道則是身死國滅，當了七百多年奸臣，可謂是千人踩萬人踏永不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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