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矛盾是世界普遍難題嗎？_風聞

如何為全民提供低價、優質、普惠的醫療服務的確是世界難題。但表現為激烈的醫患矛盾的，恐怕就不多見了。 在處於農業文明階段的欠發達社會，醫生是社會地位僅次於“士”的高級階層。范仲淹講“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像扁鵲、孫思邈這樣的名醫甚至被當作神靈來祭拜。這種情況下，醫患矛盾自然也就沒那麼激烈。但正規醫生稀缺，江湖醫生就乘虛而入，而患者即使被江湖醫生矇騙，人財兩空，也敢怒而不敢言（見魯迅《父親的病》）。更不用説更多連江湖醫生也請不起的家庭，一旦生病就只能自生自滅了。 進入工業社會，有了以科學實驗為基礎的現代醫學，醫生也由師徒相傳過渡到由專門學校批量培養，醫療服務的供給量大幅度提升，全民普惠醫療成為可能。但由於醫生培養週期長、投入高，同時專業水平參差不齊，因此優質的醫療服務仍然是稀缺的，如何分配這些優質的醫療資源也就成了問題。歐美國家的一般做法是醫療產業化，用價格來調節分配，用全民醫保來覆蓋中低收入人羣。這樣，高收入者可以在私立醫院享受高價、優質、便捷的醫療服務；中低收入者則只能排隊分配不那麼優質不那麼便捷的公立醫療資源。由於歐美民眾經過長期教育宣傳已經能夠接受這種不平等，再加上宗教的麻痹作用，醫患矛盾也不突出。 我國的情況則比較特殊。出於國家性質，我們的很多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以人人平等為準則，向社會中下層傾斜的。具體到醫療政策上就是要“少花錢，多治病”，“讓全國的老百姓能夠病有所依”，要把健康領域“作為一個公益性的事業去對待”。應該説這個初衷是好的，但問題在於，政策制定了，任務壓下去了，配套的資源在哪裏？如果沒有配套資源，再好的政策也是空談。2018年國家財政在醫療衞生上投入15700億元，僅佔GDP的1.74%，地方財政投入就更少了。因此，地方政府大力鼓吹醫療產業化，讓醫院自己“創收”，有些醫院甚至被承包給“莆田系”，成為坑害患者的工具。政策與執行上的巨大落差，產生的矛盾被層層向下轉嫁，最終被轉嫁到醫生與患者之間，以所謂“醫患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結果就是，遇到莆田系醫院，遵紀守法的患者被坑害到人財兩空，無處申訴。而真的遇到兇惡的“醫鬧”，醫院又會息事寧人，把遵紀守法的醫生推出來擋刀（一方面是“維穩”壓力，另一方面有些醫院的創收方式是經不起查的）。無論哪一種情況，受傷最嚴重的都是基層醫患雙方中的遵紀守法者。 一個健康穩定的社會軼序，需要社會各利益羣體之間對同一個客觀事物有相同的認知，能達成基本的共識。即使在具體操作層面有糾紛，也能找到可靠、便捷的渠道由權威、專業的第三方裁決機構處理解決。而就我國的情況來説，政策制定者、政策執行者、醫院、醫生、患者對醫療服務的理解、定位各不相同，根本沒有共識；對於具體糾紛，也缺乏便捷、可靠、專業的處理平台和渠道——這才是中國所謂“醫患矛盾”如此激烈的根本原因。 更進一步講，不僅是“醫患矛盾”，當今中國社會的很多矛盾的根源都是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的落差引發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往往被層層轉嫁到最基層，基層消化不了掩蓋不住的，就成為各種社會問題。不客氣地説，把矛盾向基層轉嫁的惡習，是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的殘餘，必須徹底清除。所以歸根結底，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和關鍵。 當然，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絕對不是全盤學歐美搞私有化企業化，否則不但趕不走官僚老爺，還會被資本家老爺乘虛而入。因此在這個現代化的過程中，社會的中下層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