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要眼中的晚年毛澤東_風聞
边走边看-2019-12-29 17:06
此文來自12月26日《黨史博採》微信公眾號,截至12月29日,讀者已達200萬,評論3400多條。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在《黨在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一節中指出:
【“在毛澤東制定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逐步衝破西方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孤立、遏制、包圍和威脅,有效地維護了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安全。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於1971年10月得到恢復。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新階段。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3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西方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面開始被突破。這些都為後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後,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着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正因為取得了以上這些巨大的成就,中華民族才得以光榮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國才能以嶄新的姿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毛澤東的晚年是他一生中外事活動最為繁忙的時期。毛澤東的警衞隊隊長陳長江回憶道:
【“從20世紀70年代起,外國首腦大凡踏上中國的土地,就會有個急切的要求:我們要拜會毛澤東主席。”】
蓬皮杜:毛澤東使世界改變了面貌
自1964年中法兩國建交後,總統戴高樂一直希望訪問北京,
【“會一會已成為神話的毛澤東”,“説不定在下個世紀,中國就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但因1970年11月猝然辭世而未能如願。1973年9月,曾讓戴高樂生前期盼的、也讓時任法國總統的蓬皮杜激動不已的時刻終於來臨。應中國政府之邀,蓬皮杜總統對中國展開國事訪問,成為西歐國家中第一位訪華的在任國家元首。
上世紀70年代是新中國外交取得大發展的時期。每次重要的外事活動,周恩來都要向毛澤東請示彙報,有時面談,有時寫信寫報告。以尼克松1972年2月來訪為例。《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6》(以下簡稱《年譜》)有這樣一條註釋:
【“周恩來1972年3月初在一次傳達尼克松訪華及宣傳報道問題的會上説:基辛格在上海吹風會上説,儘管尼克松見毛主席只一次,但是尼克松跟中國總理會談,中國總理每一個步驟都向毛主席報告了,所以等於毛主席親自參與了這個會談。他説的是合乎事實的。”(《年譜》第428頁)】

◆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
1973年,
【9月12日毛澤東圈閲周恩來本日晨六時報送的同法國總統蓬皮杜會談情況的報告和接待蓬皮杜訪華情況簡報。周恩來報告説:蓬皮杜訪華主要是想在國內鞏固他的地位,認為最大的榮譽就是主席見他。(《年譜》第497-498頁)】
9月12日下午五時,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蓬皮杜。毛澤東對蓬皮杜訪華表示熱烈歡迎。蓬皮杜説,他有機會同毛澤東見面感到非常榮幸,因為是毛澤東使世界改變了面貌。他還傳達了戴高樂生前一直希望與毛澤東會見的願望。對毛澤東景仰已久的蓬皮杜不僅對毛澤東講了許多敬慕的話,還將一幅藝術壁毯贈與毛主席。
【當蓬皮杜説你很瞭解中國人民時,毛澤東説:瞭解一些,不完全瞭解。我年紀大了,搞了一些官僚主義。打了二十幾年仗了,把精力也耗費得差不多了。我是小學教員,形勢把我逼去打仗。後頭還跟美國人在朝鮮打了一仗。中國人打游擊戰爭可以。(《年譜》第498頁)】
毛主席還在談話中回顧説,十年前在戴高樂將軍的推動下,法國在西歐國家中第一個同中國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係。他請蓬皮杜總統回國以後向所有他見過的法國朋友問候。

◆毛澤東與蓬皮杜正在交談。
蓬皮杜此時已身患癌症,第二年4月在巴黎去世。1998年3月,蓬皮杜夫人在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説:
【“蓬皮杜訪華時,會見了毛澤東主席,為此,他感到很榮幸,因為當時很少有人能夠會見這位世界偉人。”】
蓬皮杜訪華回到巴黎後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讚揚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把中法之間的關係稱為“友誼的長征”。
蓬皮杜訪華期間,中法雙方決定簽訂海運協定,並加強航空運輸方面的合作。雙方商定的遼陽化工合作項目合同總金額高達12億法郎。這些項目後來都得到順利執行。
惠特拉姆:毛澤東的影響將永世長存
2014年10月21日,被澳大利亞各界尊為“澳中建交之父”的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逝世,享年98歲。在惠特拉姆的眾多政治遺產中,與中國建交無疑影響最為持久深遠。
1972年底,在當選總理數週後,惠特拉姆便宣佈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1973年10月,惠特拉姆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成為首位訪問中國的澳大利亞總理。訪華期間,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分別會見了惠特拉姆。此後他又訪問過中國10次。
但對他印象最深、影響最大的還是1973年11月2日與毛澤東的會見。2002年6月,在紀念中澳建交30週年時,惠特拉姆應邀參加了一次記者會。當有記者提問他對中國的毛澤東主席有何印象時,惠特拉姆説:
【“他是一個博學而且有趣的人”。】
並向記者講述了一段他們交往中的小故事。在那次與毛澤東的會面中不經意談到了達爾文,毛澤東就詢問在澳大利亞是否有個達爾文港,惠特拉姆表示不知道。回國後,經過一番調查後才發現,原來因為達爾文的進化論在世界上聲名赫赫,所以雖然達爾文只是到達了悉尼港及其內陸的一些地方,但仍然有一個港口被命名為達爾文港,以此作為紀念。後來惠特拉姆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來解釋關於港口的問題。這件事使他對毛澤東淵博的知識以及對世界各地政治經濟的瞭解表示欽佩。

◆1973年11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
在1973年11月2日那次會見時,毛澤東已經重病纏身。會見一開始,毛澤東就告訴惠特拉姆等客人:
【“我今年80歲了,腿腳不便,走路有些困難,聽力也不好……”】
聽到一向自信的毛澤東在外國人面前講出這樣的話來,當時在現場的人吃驚不小。
但惠特拉姆看到毛澤東精神狀態不錯,握手也有力,不由得讚賞説:
【“使人感到你不到80歲……”】
毛澤東和周恩來笑了。很快,賓主雙方在歡快的笑聲中切入正題。
毛澤東的敏捷思維、廣聞博識和侃侃而談,給惠特拉姆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這可以從惠特拉姆後來寫的《毛澤東的影響將永世長存》中瞭解到:
【毛具有所有不但掌握世俗權力,而且具有精神力量的領袖人物所特有的氣派。
毛從不感到無話可談,他似乎與我的興致一樣高。
我們的談話涉及歷史、當前問題、亞洲地區、文學和當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況,知道西方發生的事情,樂意對一些人物和問題發表意見。交換意見顯然讓他感到開心。聽取來自不同社會的一個陌生人的意見,他可以得到一種刺激顯然讓他感到開心,不論我的看法多麼錯誤。他的智慧和歷史感深邃而明晰。
毛澤東的存在和人格,似乎已經永遠銘刻在他的人民和精神之中。】
惠特拉姆用這樣一段話歸納了他對毛澤東的看法。
【我本人的看法是:他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將永世長存。他是當代和古往今來最為著名的人物之一,有一切證據表明,他不僅為他的人民所欽佩和追隨,而且真正為他們所愛戴。馬克思主義是他壓倒一切的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指導。毛澤東和列寧一樣,改變了世界的歷史,而且正在創造着歷史,是2O世紀最偉大的人物。】
順便補充一下。這次會見在談到中國的現狀和未來時,毛澤東坦率地告訴惠特拉姆:
【我做的事很小。中國到現在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用美國總統的話講叫作“潛在力量”,發展中的國家。可見我的工作不行啊!(《年譜》第502頁、503頁)】
但這些話並沒有影響惠特拉姆對毛澤東的看法,對中國的看法。由此可見,惠特拉姆不愧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
希思:他總是從世界戰略的角度跟我談話
在英國政要中,希思算得上是新中國發展的見證人。在他1970年至1974年擔任英國首相期間,中國和英國於1972年3月13日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他一直為自己在推進英中兩國關係發展上發揮的作用而感到自豪。
晚年的時候,他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談起了他親身經歷的中英關係發展的過程。與中國升格外交關係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決定。英國雖然是西方國家中最早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但從1954年6月17日建交到1972年3月13日之前,一直是低水平的代辦級外交關係。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在考慮一個問題: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能總是採取遏制和圍堵的辦法,而應當與中國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交往,鼓勵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在當時冷戰陰影下,這樣的想法還不能貿然提出。擔任保守黨領袖以後,便開始與政界要人、與歐共體夥伴進行磋商。1970年,保守黨獲得大選勝利,希思入主唐寧街擔任英國首相,與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事情排上了英國政府的議事日程。希思對他的內閣成員們説:
【英國沒有理由不與中國全面建交。】
令希思先生感到欣慰的是:
【“當時的政府在這一點上意見高度一致。我們決定推動英中關係全面發展。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毛主席,毛主席表示贊同。”】
希思的想法也與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不謀而合。在英國與中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之後,日本和德國也相繼與中國建交。
自1974年5月首次訪華直到他2015年7月去世,希思一共訪問了中國26次。對他印象最深的還是他與毛澤東的兩次會面。在希思眼裏,毛澤東作為中國的開國領袖,統一了一個擁有好幾億人口的中國,並帶領中國人民搞經濟建設,功不可沒。希思曾用外交界很少見的詞“激動”來形容他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他説:
【“當我1974年5月在北京第一次會見毛澤東的時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他本人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他的熱情歡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僅瞭解我愛好航海和音樂,而且還了解我向他介紹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個成員”。“在其後的會談中,雙方都開了許多玩笑。總之,同他談話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興奮。”】

◆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會見了英國前首相希思與隨行人員。
希思原計劃是他以首相的身份於1974年1月訪華,這樣就會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訪華的英國首相。但同年2月的英國大選使他推遲了行程,而大選的失利又使他成為了前首相。在這種情況下,中方並未改變對他的邀請。於是,希思在下野兩個多月後開始了他的訪華之行。
1974年,
【5月24日毛澤東圈閲周恩來5月20日夜報送的關於英國保守黨領袖、前首相希思訪問中國的報告。周恩來説:希思今晚抵京,在京留三天,已多次提出請主席接見。(《年譜》第533頁)】
希思在這次會見時感到“激動”,可以從見面時開始的對話中看出來。
1974年5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希思。一見面相互問好後,希思對毛澤東説:
【“見到你非常高興,非常榮幸。”】
然後又説:
【“機場的歡迎十分動人,色彩鮮豔,情緒活躍。”】
想不到接下來毛澤東問周恩來這樣一個問題:
【“為什麼沒有儀仗隊?”】
周恩來答道:
【“因為照顧他不是現任首相,怕引起誤會,使現任首相不高興。”】
毛澤東説:
【“我看還是要有。”】
周恩來立刻回答:
【“走的時候加。”】
擔任記錄的王海容説:
【“不怕得罪威爾遜(即時任首相---引者注)啊?”】
毛澤東説:
【“不怕!”】
然後面向希思:
【“我是投你的票的!”】
一位前首相能夠得到同在任首相一樣的待遇,能不感到激動嗎?希思聽到後高興地笑起來,並不住地點頭,會談從一開始就洋溢着十分友好的氣氛。

◆毛澤東與希思相談甚歡。
這個細節除了説明毛澤東對那些有功於兩國友好的國際上的“老朋友”的重視外,還顯露了毛澤東的一個戰略期待:
【希望歐洲能夠早日團結起來,成為世界格局中有分量的一極。這將有助於中國國家安全形勢的改善。】
希思在執政期間推動英國於1973年加入歐洲共同體,這不但被英國朝野認為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也符合毛澤東的戰略構想。因此,在這次會見中,毛澤東對希思説:
【“你們歐洲強大起來,我們高興啊!”】
在1975年8月的第二次訪華中,希思先到了西部,然後到了南方,最後是東海岸。8月21日,毛澤東再次會見了希思。希思同毛澤東談及兩次訪華期間中國經濟形勢的改善、社會狀況的進步。毛澤東感慨地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只是時間太少。毛澤東還説:
【“可是你沒有去看看東北的工業區,下次來你一定要去那裏看看。你一定不要全相信人家告訴你的事情……我們有了進步,但是事實是,中國現在還很窮,中國取得良好的進展需要三十、四十、五十年,這種進步太慢了,我們總得想辦法讓這種進步更快一些。”(參見《年譜》第609頁)】
在希思的回憶錄中,有大量的內容記錄了他與毛澤東會見,展現了毛澤東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從我同他進行的兩次長談中,我感到他對中國的內部問題和世界局勢是持現實態度。和與我進行討論或談判的許多世界性人物不同,他的看法極為明確,表達看法也直截了當。
他從不生硬地頂回我提出的問題,也不迴避任何問題。如果我問他一個不想談及的問題,他就很客氣地告訴我,他不想談。當我們在某個問題上發生分歧時,他就説,現在這個問題需要重新考慮進去。關於我們討論的每一個問題---我們討論了世界事物的各個方面以及同我們兩國中的一國有關的問題---我覺得他都表達了一種經過深思熟慮和與同事們磋商之後產生的看法。我感到,他們是成夜成夜地坐在桌邊,把每個問題的正反兩方面的意見辯論清楚。
不僅如此,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那種領導人同外賓會談記錄拿來傳閲的制度,是我在各地遇到過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每個人都充分了解到最新情況。對於中國國內問題,毛澤東關心的是確保8億人---到20世紀末很可能達到10億---能有飯吃,不擔心捱餓,並使他們住房、醫療和受教育的條件得以改善。
他總是從世界戰略的角度跟我談話。任何問題都不能只從本身的角度去考慮;每個問題都必須通盤考慮。】
希思在2005年7月17日逝世後,贏得眾多英國政要的高度讚揚,連他的頭號政敵撒切爾夫人都説:他是真正的“政治巨人”。
施密特:毛澤東是一位超凡智慧的傑出政治家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是廣受國際社會尊重的政治家和戰略家,也是中德關係的開拓者和推動者,曾十幾次訪問中國。他是首位來華訪問的聯邦德國(即西德)總理,也是唯一一位與毛澤東見過面的聯邦德國總理。
1969年10月,施密特出任聯邦德國國防部長。1971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秘密訪華,中美關係開始破冰,在西德政壇引發震動。此時正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霸的兩極格局,由於中美的走近而面臨歷史性改變,同樣感受到蘇聯威脅的包括西德在內的西歐,積極尋求與中國合作。在這種情況下,施密特力促時任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與中國建交。1972年10月,中國與西德建交。施密特後來在談到他對中國的關注時説道:
【“毛澤東使歷經戰亂從而備受削弱的中國,重新成為一個自信的國家並且扮演起地緣政治的角色。”】
1975年10月,接替勃蘭特出任總理一年多的施密特訪華。這位後來被“比中國人還愛中國”的德國人,對當時北京的印象是:
【“大街上有無法想象的巨大人流,他們近乎完全相同的穿着,上下班高峯時成千上萬輛自行車,還有街旁一行行的白楊和梧桐,居民樓陽台上數不清的花盆,所有這一切都給人一幅生氣勃勃和親切舒適的景象。”】

◆1975年10月30日,毛澤東會見了施密特。
【10月30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施密特,鄧小平、王殊在座。施密特説:西歐和北美的共同防務努力,足以使任何想對我們發動進攻、施加壓力或施行侵略政策的人都感到那樣做太冒險了。毛澤東説:好,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後,會發生變化。如果你們十年不聯合,不在軍事、政治、經濟上聯合成一個共同體,會要吃虧。要靠歐洲自己為主。(《年譜》第618頁)】
施密特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他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是“一副衰老的面孔”,因此感到,
【“這次會見開始似乎純粹是一次禮貌的姿態,毛澤東看起來根本不可能進行一次談話。”“然而,這個失望的印象卻是錯誤的。當我們坐下來了以後---毛澤東坐下時需要人扶着---馬上就開始了一次活躍的辯論。就體質而言,他無疑已成為一個殘軀。但他精神集中,思想活躍。”】
施密特在他去世前的一年,2014年,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到了毛澤東,説:
【“他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人。他魅力四射,才華橫溢,但是堅定而執拗。他沒有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但有敏鋭的直覺:他把我引入了關於克勞塞維茨和馬克思的討論。對於這兩個人,他説的都是內行話。”“直到最後,他精神都很飽滿,輕鬆、活躍、幽默。但是口齒不清,大概曾經得過中風。他毫不在乎地説,講話困難,腿腳也不靈了。他還能自己站着和坐着,但是單靠自己已經站不起來,坐不下去了。三位當翻譯的年輕女士,首先要自己弄明白他説了些什麼,聽懂他的話,她們有困難。有好幾次,為了弄清楚理解得對不對,她們在紙上寫些字交給毛看。然後他就嘗試着重講一遍或者拿過紙來,把他要説的話迅速清楚地寫在上面。這一切都做得坦然自若,沒有人低聲下氣,中間還常常被笑聲打斷。”】
施密特精通英語,因此這次會見是通過英語和漢語進行的。施密特注意到一個細節:
【“因為是譯成英語,毛也能夠糾正她們。當時我還不知道,毛曾經不間斷地學了多年的英語。”】
施密特向記者介紹道: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接近三個小時。他在開頭表示歡迎時説:
【“德國人好。”】
略一停頓,又客氣地糾正説:
【“西德人好。”】
我同樣客氣地回答,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大家非常敬佩中國人民25年來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的成就。我為了準備這次談話還讀了他的詩詞。毛澤東謙虛地説:
【“我們的成就很小,我也根本不會寫詩。不過我懂得怎樣打仗,打勝仗。”】
我説:
【“您兩者都會。”】
並且補充一句:
【“您是人民的領袖。”】
施密特始終認為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是一個不好戰的國家。在毛澤東去世30週年的時候,德國之聲記者到漢堡採訪了施密特。

◆晚年施密特。
記者問道:
【“毛澤東去世已30年,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以今天的眼光,您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如何看待他對中國及西方甚至世界的影響?”】
施密特回答:
【“在驅除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方面,他的確功不可沒。説到他當年的對外關係,有一點值得稱讚,那就是他沒有發動戰爭。毛澤東曾認為,蘇聯和中國之間會爆發戰爭。但他沒有挑起這場戰爭,戰爭也沒爆發。在朝鮮戰爭期間,他的態度一直比較審慎,直到美軍北上直逼中國邊境,他才決定出手。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立場令人驚訝的非常剋制和温和,包括對台灣。”】
施密特沒有想到他和毛澤東的談話的話題會涉及到那麼寬的範圍。從當時國際的整個戰略勢態到德國的哲學,從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到中蘇關係,從歐洲的安全問題到亞洲事務……。在談話結束時,施密特向毛澤東表示感謝,他説:
【“你的話對我觀察國際形勢很重要。在我之前,已有很多西方國家政治家拜見過你,以後將有更多的人來,詢問你對世界形勢的估計,這使你承擔了責任。你的話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次會見給施密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回憶錄中説道:
【雖然年邁,但仍然有着非同尋常的權力,他決定着中國的外交走向。毛澤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我坐在他對面時,我不由得想起,他作為革命領袖,對於中國的前途,如同列寧對於蘇聯所具有的類似歷史意義。但列寧周圍的領導層面窄,也許在中國形成的領導層按比例説也不算廣,但由於國土廣袤人口眾多,其領導層就人數來説要多得多。】
從施密特回憶錄中足以見到毛澤東的政治智慧、外交才能。不管施密特是否願意和是否意識到談話內容的變化,會談一直是圍繞毛澤東提出的話題進行的,進程也是由毛澤東控制的,施密特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是一位超凡智慧的傑出政治家。
2006年,施密特出版了與德國駐北京記者弗朗克·西倫的訪談錄,2014年,該書中文版面世。弗朗克·西倫在採訪完施密特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後,説道:
【“時隔30年回頭看這次談話,令人驚奇的是,毛澤東當時已經準確地看到了日本、歐洲和美國存在的長期的根本弱點,包括美國的過度擴張、歐洲人的不團結和日本沒有能力起碼在亞洲成為領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