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了污染企業財路，她讓受害者不再跪着哭泣_風聞

編者按

如果要為即將過去的2019年選幾個關鍵詞，“環境”一定是最大熱門之一。過去二十年，“環境污染”在人們心目中從“發展的必然代價”逐漸轉變為“必須考慮並規避的嚴重風險”，觀念轉變的背後，既有時代與生活水平發展帶來的認知變化，也有諸多環保工作者多年來持之以恆的不懈努力。

《社會創新人物系列》第八個故事，我們關注的就是這樣一位環境保護領域的先行者與開創者。投入環保事業十二年來，璇芷的目標從培養懂環境、能發聲的本土“家鄉守護者”，逐漸轉向與金融機構合作，從源頭截斷污染企業的融資渠道。而在這一切的背後，始終不變的是初心：讓保護家鄉、保護環境的人可以站起來。

前幾年，在網上發如何幫助企業做環境整改的信息總會引來攻擊和辱罵——比起“改進”，人們更願意相信這是在幫助污染企業弄虛作假。

現在，這種情況越來越少，“過去人們一提環境污染就很激進，現在好多了，我們不想把企業一棒子打死，而是幫助他們整改。”福建省綠行者環境保護公益中心總幹事璇芷總結。

投入環保領域12年後，這位曾經極度在乎形象的前電視台記者，已經習慣於T恤衫牛仔褲的“混搭”，只有那份幹練敏鋭的氣質始終不改，在我面前的，仍是那個21歲就開始構思自己墓誌銘內容的女孩。

你這個騙子！

1986年，中國第一首公益流行歌曲《讓世界充滿愛》一夜間紅遍大江南北，街頭巷尾，男女老少張口都會唱：但願會有那麼一天，大海把沙漠染藍，和平的福音傳遍，以微笑面對祖先。

這一年，璇芷出生在福建省寧德市，她的命運，也應了那句歌詞，與公益有了宿命般的關聯。

2003年，還在福州大學物理信息工程讀大二的璇芷進入福建省電視台，成為新聞頻道一名實習記者。幾乎每天，她扛着攝像機走街串巷、上山下鄉，哪裏有線索就奔向哪裏。

● 剛畢業時在福建電視台做記者的璇芷 / 受訪者提供

在鄉下，只要採訪車一停下來，遠近的村民就不斷湧來，牽着牛、抬着糞，反映各種問題。有些問題容易解決，無非是張家的雞去李家下了蛋，這個蛋歸誰；兩家的牛不小心‘合作’生了個小牛，小牛歸誰。這些新聞有趣有意思，也好解決，但另一部分，就讓人頭痛了。

21世紀初，各類工業企業大批在沿海出現，水量充沛、生產成本低廉的福建農村成為眾多企業瞄準的建廠地，同時，地方政府需要經濟發展、整個社會環境意識不強等原因，也都為這些企業提供了野蠻生長的空間。

而後知後覺的村民們，往往只能在深受污染之害以後才開始“告狀”。璇芷經常接到村民投訴：我們地裏的莊稼長不出來了，我們魚塘裏的魚苗都死了，我們的水臭了，空氣太臭家裏已經開不了窗子了……

● 福建一處污染工廠旁，空氣瀰漫腐敗臭氣，當地居民12個月裏8個月不開窗户 / 受訪者提供

2006年的一個秋天，璇芷接到“線人”電話：有村民要提供水污染事件線索。在電視台一個經常跟“線人”見面的鐵柵欄邊，璇芷見到二十幾個面容蒼老的農民，見到璇芷，一隻隻手伸過柵欄，拿着各種材料。

“我們不識字，聽説要材料，花錢讓商鋪裏的人按我們説的打的字。”璇芷接過一個村民的材料，在一段表意不清的文字下面，看到一片歪歪扭扭的簽名，有的簽名上有紅手印。

“為什麼有的名字沒按手印？”璇芷隨口問。

對面的人要回那張紙，另一些人幾乎同時把手指放在嘴裏咬破，紙在眾人手中一一傳過，一個個新手印按上，血跡殷紅。

璇芷震撼，答：“好！我幫你們！”

聽到這話，對面一個村民突然跪了下來，然後，兩個，三個，四個，所有人都跪了下來，因為隔着柵欄，璇芷沒辦法扶起他們，嚇得只能揮手跳開。

● 2006年，污染案件曝光後璇芷陸陸續續接到更多求助，鄉親們跪在了她面前 / 受訪者提供

由於村民提供的信息混亂無序，回到台裏，璇芷自己展開調查，她每天都會接到村民很多個電話，唯一的問題就是事件到底能不能上電視。調查不斷深入，璇芷還是沒能給出確定的消息，村民的耐心在慢慢消失。

由於事件客觀證據不充分，璇芷在一週多的調研後最終判斷這個線索無法報道，在電話中告知結果後，璇芷聽到電話那邊村民的怒吼：

你這個騙子！

事情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璇芷問自己。

“想找一條讓自己義無反顧的路”

從2003年實習到2006年正式成為福建省電視台記者，璇芷手上接到無數起環境污染線索，其中，能搞清原委得到解決的，不足十之一二。

精力充沛的璇芷在qq上建了一個羣，羣友是媒體同行或者工作中認識的各類有社會資源的人士，幫助病童、助學、助殘，每次工作中遇到需要幫助又沒辦法報道的線索，都被璇芷扔到羣裏，剛開始，大家特別熱情，每扔一個線索，大家就幾百幾千地捐。

一次，璇芷和朋友拿着捐款去看一個白血病病童，進入病房，讓璇芷震驚的是，四周到處都是小小的病牀，每一張牀上都躺着一個白血病孩子。為什麼這麼多孩子得白血病？跟環境污染有沒有關係？璇芷問孩子們的家人，只得到一些模糊的答案。

同時，隨着求助信息越來越多，羣裏的回應也緩了下來，“從捐幾千到幾百，到幾十，再後來，消息扔那裏，幾乎沒人回應了。”

從實習時起，因為接到的環境投訴多，璇芷一直在福建省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以下簡稱綠家園）當志願者。幾年下來，不僅結識了大批專家學者，也逐漸理解了環境領域的各種知識和術語。

● 去到受污染村莊中採訪的璇芷 / 受訪者提供

她發現，對於專業內容，“從零開始”並沒有想象中難，有時她也會想：如果村民能懂環境知識，事情就不會發展到無法逆轉，甚至彼此對抗的狀態。

當傳統醫療救助渠道越來越力不從心，焦慮的璇芷似乎發現了一條新路：“我恐怕不能救治病人，但環境問題，我應該可以做些事。” 

適逢電視台那幾年正進行集團改制，很多電視人辭職成立工作室。

“那時我經常想：活着的價值是什麼，人這一輩子很短暫，我活到七、八十歲總要死的，我死後墓誌銘要怎麼寫呢？” 

2007年中，儘管沒明確最後的職業選擇，璇芷還是辭職了。“我想找一條能讓自己義無反顧的、有價值的道路。”

從受害人到守護者，讓跪着的人站起來

辭職後，璇芷跟朋友合夥成立了一個傳播公司，靠工作幾年積累的人脈和專業能力，公司業務開展得很順利，但對於璇芷來説，它只是一個謀生工具。

儘管還沒想好職業規劃，但辭職後的她，直接以志願者身份一頭扎進了綠家園，終於有機會去探索當初思考過的新路徑，“家鄉守護者計劃”由此而生：在村裏建環境自救站，培訓村民掌握環境知識，教會他們如何進行環境監測和監督，以及如何跟各方溝通，最終，讓村民自己成為家鄉的守護者。

2008年10月，綠家園的第一個環境自救站在福州市馬尾區長安村成立。

● 長安村的環境自救站在2018年迎來開設十週年 / “綠家園”官方微博

長安村位於閩江入海口附近，村子附近幾家工廠每天會排放帶着惡臭味的氣體，村民家一年有八個月時間不能開窗，生活苦不堪言。

璇芷每週帶着環保專家和業內人士來給村民做培訓，村民知道培訓內容跟自身利益相關，參與熱情很高，而附近的污染企業，每次聽説綠家園要來培訓都會停產。

一年後，在“成長起來的村民們”的監督舉報中，村裏的污染企業陸續停產、搬遷。三年後，長安村環境自救站開始自我運營，村民不但自己組織開展環保活動、建立環境監督小分隊，還到附近村子去宣傳，附近村看到長安村污染事件的解決，也紛紛效仿。

2017年，璇芷入選培養公益領域領導型人才的“銀杏夥伴計劃”，銀杏基金會一位顧問評價璇芷：她讓跪着的人站了起來。

不再“被代表”的村民

林嵐是2010年培養起來的家鄉守護者，由於家鄉村莊附近幾個工廠的發展，林嵐口中“像電影畫面那麼美”的家鄉環境被嚴重破壞：土地被廢渣覆蓋、黑而臭的污水直接排進池塘，幾根煙囱冒着時而黑、時而黃、時而粉色的濃煙。“我媽説，每天窗台上都會有一層粉色的土。”

村民由不安到採取行動，推動當地環保機構召開環評聽證會。得知此事的時候，離聽證會只剩一週的時間，林嵐急了：“我們誰都不知道環境聽證會是什麼，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經人介紹，林嵐來到綠家園找到璇芷。

● 成為“家鄉守護者”的林嵐 / 受訪者提供

經過璇芷一對一的培訓，一週後，林嵐作為唯一的女性和幾位村幹部一起成為環評聽證會上的村民代表。

“開始很緊張，但等説到具體的環境問題時，因為我做了功課，就越來越冷靜了。”在第二次聽證會上，林嵐甚至當面挑戰一位參與撰寫環評報告的知名環境專家，氣得對方指責林嵐提問太“弱智”。**“我們村民的確不懂這些，如果都懂了，我們也可以像您一樣寫環評報告了。”**手舉環評報告，林嵐從容説。

經過林嵐和村民們的調查瞭解，工廠在建廠之前提供的環評報告，是一份偽造村民意見的假報告。白巖松以《被代表的村民》為名，對這起污染事件進行了報導。

● CCTV-13“新聞週刊”節目報道福建“被代表的村民” / 央視網報道截圖

截至2019年底，“家鄉守護者”總人數已超過2000人。綠家園從過去由學者、專家、政府官員自上而下的環保行動機構，逐漸變成紮根大地，由鄉村家鄉守護者們自下而上形成的環境防護網。

“很多守護者比我還專業，五六十歲的農村大爺，給他一本環評報告，人家翻開就能給你講，還能給你劃重點。”璇芷很驕傲。

環保“玩法”升級

“合夥人説一年都見不到我兩次，我自己也覺得有虧欠，生意找上門了我都沒時間去談，沒精力也沒興趣管公司了。”2010年，璇芷從效益依舊不錯的公司退出，全職在綠家園做項目主管。

“像我們這種普通人都會有這樣那樣的愛好，她的愛好就是工作。”璇芷的丈夫這樣評價她。 

工作對於璇芷來説確如愛好，熱衷於解決問題的她，如同玩遊戲遇到升級挑戰，只有不斷打贏下一環，才能獲得成就感。

● “家鄉守護者”在福建南平對一處排污口進行檢測 / “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公號

“家鄉守護者”項目啓動後，迅速在福建全省建立起專業的村民志願者隊伍，深受村民歡迎，也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村民監督企業”仍然屬於在環境污染鏈下游解決問題，如何從源頭做起，讓企業更好地承擔環境保護責任，落實環境風險控制，確保生產經營活動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璇芷動起了腦筋。

2008年的一次會議中，璇芷第一次聽説了“赤道原則”的概念。採用“赤道原則”的銀行，會在其貸款、投資項目評估時，更明確地將項目的社會、環境影響和風險納入考核範圍。

璇芷發現，其時，中國的金融機構在提供貸款時，更多的還是考察企業本身的業務是否有發展能力，防止出現無法還貸的風險，而並沒有考慮到環境影響因素，這就造成很多污染企業可以僅憑市場業績表現獲得持續發展或擴張的資金支持，造成更多更大規模的環境問題，如何推動資本向綠？這是她想做的事。

2012年，璇芷被理事會任命為機構總幹事，也在這一年，她開始嘗試在中國推進“綠色信貸”項目：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合作，拒絕給有重大污染問題的企業提供貸款，迫使有環境風險企業進行整改。

説服團隊和合作夥伴共同改變工作組織方式，全力投入新的方向，這一過程並不容易，但璇芷終究做到了。項目團隊從“國家重點監控企業名單”和各省市區的“重點監控企業名單”下手，對這些企業逐一進行信息收集、整理、清洗、分析，然後整理出福建省內的污染企業名單。

企業名單只是第一步，最關鍵的還是説服金融機構接受新的風險標準。

“有些回郵件表示知道這個事情了，但我們做不了，有些説我會轉達，但你再問轉達到哪個部門，對方就會告訴你這是商業機密。然後就沒有下文了，更多的是沒有任何回覆。”璇芷説。

最終，通過上門溝通，總部在福州的興業銀行接過了綠家園拋來的橄欖枝。2012年底，雙方啓動“綠色信貸”合作，由綠家園向興業銀行提供企業信用名單，銀行參考名單上的環境風險級別來決定哪些企業可以獲得貸款、哪些不能。

“綠色信貸”如一記重拳，讓有環境問題的企業難以發展和擴張。甚至有企業曾因為貸不到款，法人帶着辦公室主任闖進綠家園，坐下不走並揚言要跳樓。

“我們可以叫樓下保安把他弄走，但我們想教育改變他，就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我就一直在講你為什麼污染，你是怎麼污染的，結果對方一直説我們胡説。”璇芷説。

“後來只能我們工作，他們在那坐着，下班時，我們説，我們走了啊，你要不要走？他説我明天再來，第二天也沒來。”璇芷笑。

推動資本“向綠”

為集中精力投入“綠色信貸”實踐，2014年10月，璇芷從相對較成熟的環境守護者培養項目中離開，往環境保護的上游環節繼續探索，希望撬動更多的金融機構和企業踐行社會和環境責任。離開綠家園的她，創建了一家全新的機構——福建省綠行者環境保護公益中心（下稱綠行者）。

如何進行田野調查、與企業和老百姓對話？帶着這些多年一線調研培養出來的能力，璇芷為綠行者定下了一個更具野心的方向：除在線上進行公開環境信息的收集外，綠行者還繼承“守護者”一線調研的“基因”，從福建奔赴全國，與當地機構合作調研、收集數據，再對線上線下、官方與民間的所有信息與反饋，進行聚合和深度分析，最終產出金融機構能快速應用的公共產品。

截至2019年，從政府公開的信息及環保局反饋等官方渠道，綠行者的平台已聚合整理全國超過40萬家企業的環境表現，並結合5萬家企業環境信息與超過1500次線下調研結果，將其分類評為綠、白、黃、紅、黑五級，最終形成《企業環境風險預警名單》。

● “綠行者”的企業環境和社會風險評級結果推薦使用原則 / 受訪者提供

利用這些名單，環保機構可以有針對性的定位到需要關注的企業，政府可以參考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名單，公眾可以瞭解企業環境表現情況並加強監督，金融機構可以作為風險參考，企業則可提高有針對性的管控工作。

在璇芷看來，如果説綠家園核心是“育人”和賦能於普通民眾，綠行者則更像一個民眾與金融機構的“接口”，以金融機構所熟悉的“數據”、“風險評估”為對話語言，不斷向金融機構播放來自環境與社會的聲音，推動資本向綠，推動企業更好地承擔環境責任。

墓誌銘上到底寫什麼？

綠行者的夥伴評價璇芷：她真的太強大了，從不允許自己停下來。

得知自己懷第一個孩子時，璇芷剛結束了一個48小時沒休息的鄉下調研，一個人回到辦公室，突然而來的劇烈的腹痛讓她倒在了地上，掙扎着給丈夫打電話求救。送進醫院，檢查結果是：懷孕了。

回家休息的第二天，璇芷開始出血，連續出血一週後住進醫院，一住一個月。

 “我當然害怕，很怕孩子保不住，住院時我平躺在牀上一動不敢動，非要下地時，我就扶着牆一寸寸的挪。”

● 璇芷如今是兩位孩子的媽媽 / 受訪者提供

即使這樣，璇芷一天沒耽誤工作，她把同事們叫到醫院坐在她牀邊一起辦公。

 “直到保胎成功又上班，我才告訴同事我是因為懷孕住的院，我不想讓他們有壓力。”

生完老大剛被推出產房，手機響，璇芷衝丈夫説：“拿來！接！”

生老二時，璇芷乾脆提前按照最早可生產日期預定了剖腹產，生產前一週還在出差。生完孩子一個多月，又出現在辦公室。

還好，努力有了回報。璇芷覺得，跟剛開始做環保相比，整個社會對於“環境保護”的認知和“玩法”都在不斷升級。過去一提到環境污染和保護，大家不免激進，而現在，隨着支持政策的出台、污染信息公開的加強，她進行了12年的事業，正往更理性、系統的層面進化。

● 璇芷 / 受訪者提供

現在，璇芷不時還會遭遇一些企業的敵視、一些金融機構的冷眼，這些機構更多是遭遇實際風險後，才開始重視來自環境與社會的聲音。但手握更多“武器”的她，比當初那個扛着攝像機、一心想着如何曝光污染企業的女孩，多了一份篤定。“我們做的一切都不是為了一棒子打死企業，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清問題，一起坐下來研究如何整改，如何安全規範地發展。”

“做事業這個過程很孤獨，就像攀爬一座又一座的險峯，你旁側無路，後是懸崖，你沒得選，唯有繼續往前。”

面對我“墓誌銘打算寫什麼”的問題，璇芷説，“墓誌銘怎麼寫，我現在也沒想好，活着我想轟轟烈烈的做事，死後，就輕於鴻毛吧。”